被判死缓的王“大秘”究竟吐出了些啥“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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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王维工,利用其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中多次索取、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93.47138万元，4月17日被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4月19日解放日报 ）

　　受贿将近1300万，众所瞩目，用法院的话说，“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

　　论罪应“杀无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不又不必“斩立决”，何也？法院认为，“鉴于其能够主动坦白办案机关不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表现，且受贿款物已被全部收缴，依法判处其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说文一点，是为“进一步规范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依法从严惩处严重职务犯罪活动。”说白一点，就是顺应民间呼声与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防止贪官被轻判。因为“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轻刑适用率偏高的趋势。”（3月20日新京报）

　　王维工案，是两高发布“意见”后的第一起反贪大案判决，其“从轻”还是“从重”发落与否，事关社会观瞻，对后续同类案件的判决也有一定的判例意味与指导作用，因此，此案对“主动坦白事实”的认定，意义不同一般。

　　相信在这一背景下，长春中院对王维高案的一审判决，应是严格遵循这一指导意见的，在量刑中，对其“自首、立功等情节的认定和运用”应是规范的，其“主动坦白”想必是铁证如山，事实确凿的，也是慎之又慎的，以不负历史使命。

　　此前有报道称，王维工在被捕后，“交代”出30余人的违法犯罪问题。中纪委更要专门为此成立另一专案组，彻查相关涉案人员（2007年9月12日《新快报》）。如果王维工确系因此“立功”——论罪当诛而“逃出鬼门关”，法院判决时何不对王维工“主动坦白办案机关不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痛痛快快说清楚。

　　公众有知情权，法院对贪官的“自首、立功”不应失语。如果一语带过，王维工坦白了哪些事实，如云里雾里，就会让人猜测。这既有损法律的威严与公正，也让群众失望，有损各方对反腐败工作的期待与热情，损害社会对司法的信心，也不利一项判决所产生的杀鸡骇猴效果。

　　事实胜于雄辩，对贪官自有可以“轻判”的理由，就不妨将之拿出来摊到阳光下，供社会检视。如此“摆事实，讲道理”，既可消除议论的杂音，让人心服口服；对其它落网贪官，亦可起到“引导”作用，从中明白交待哪些事方能“从宽”，有利于纪检部门办案时“拔出萝卜带出泥”。

　　这对在岗的官员也是一个警示：看似信得过的人，以为亏心事能瞒天过海，最终还是纸包不住火，难逃被“朋友”出卖的命运，还是做老实官来得踏实，求个平安啊。

　　对一个嫌疑人因何定罪，法院总是不厌其烦，以冗长严谨的文书写的密不透风，无懈可击。同理，对一个人因何得到“轻饶”，也须以同样的态度份量给个说法。

　　于种种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利害计，王维工的“主动坦白”，能否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