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绑票案说还是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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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学生绑票案说还是不说？深圳连续发生小学生被绑架案，相关消息以网络和短信传播，有传言称两名学生已被“撕票”。对此，公安机关没有主动公开信息，警方知情人士说，大部分绑架案都成功解救出了儿童，家长不用过于恐慌。

    东方早报发表杨于泽的文章：在一些人看来，民众乃“乌合之众”，把小学生被绑架的真相告诉他们，他们就会产生恐慌，出现非理智行为，导致社会不稳定。他们信奉一个古老的教条：有事就得秘而不宣，千万不要让群众知情。从积极的意义说，警方信奉“只做不说”的原则，安全要加强，但避免大肆声张。事实上，深圳警方已开始加强校园周边安全了，用古语说，这叫“讷于言而敏于行”。但秘而不宣的结果，是内幕影影绰绰，警情甚至有了一种神秘感。警方回避了一个现实，那就是，现在是一个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发生革命的时代，官方可以守口如瓶，但电信网络、互联网传播渠道四通八达。官方秘而不宣徒添神秘感，从而勾起更多人的“求知欲”——面对官方态度，产生更多怀疑、猜测、焦虑和不满。就算群众怀疑、猜测、焦虑、不满了，这也谈不上是什么“恐慌”。深圳的家长们得到有小学生被绑架的信息后，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孩子更加牵挂，对社会治安有了更多疑虑，并且有了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举措，这都是合情合理的反应。既然合情合理，就不是非理智的，也就不是“恐慌”。我们不妨假设，有关部门把真相告诉群众了，结果会怎样？结果不过是，群众强烈要求警方采取措施，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的社会治安环境，而不会是一起“恐慌”起来。不是群众在恐慌，而是有关部门在恐慌，他们在胡思乱想群众知情的后果，而实际上群众的“恐慌”只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他们习惯于自我计划、自由行动，害怕群众给他们施压，“破坏”他们的“工作计划”。

    小蒋随想：什么事该说，什么事不该说，所有的事都要说，还是有选择地说，可说可不说要不要说，其中的分寸并不好掌握。在威权治理的惯性思维下，行政者爱搭不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事已有很多。行政者不说，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事故掩盖子的自我保护，又有源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政思维；一方面怕给更高层领导“找事”，另一方面也不希望百姓给自己“找茬”；更由于，某些行政者与相关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出多门”下，许多部门都对某些问题负有责任、又都在推卸责任，有些事根本说不清，如果说只能是暴露行政内部的纷乱“家丑”。所以，对于问题，某些行政者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这与表功时的口若悬河截然相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是一个表层的东西，它无法解决行政者不说的深层“难言之隐”。有些事是被捅出来了，被网络与短信放大了，因而不得不说，至少得说几句。谁知道还有多少事件没被曝光、被大化小小化了？如果群众不知道，某些事似乎“从未发生过”。说到底，某些官员赌的就是这个。


（责任编辑：贾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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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该说，什么事不该说，所有的事都要说，还是有选择地说，可说可不说要不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