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多元共治 共享碧水蓝天

蓝鹰

来源：人民网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钱易、刘德天、文一波、戴威威、李德生。

　　版式设计及制图：蔡华伟

　　编者按：明天是“6·5”世界环境日。44年前，联合国大会将这个日子定为世界环境日，表达的是人类对共同生活环境的关注、对美好家园的向往。我国新环保法规定，每年6月5日为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是“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以绿色发展带动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是我们将长期面对的问题。

　　在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北京等地污染治理取得的初步成效引发广泛关注。向污染宣战、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亿万公众的共同努力。本报记者采访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孜孜耕耘的五位人士，他们中既有专家学者、环保民间组织负责人，也包括企业家和基层环保工作人员。我们向以他们为代表的关心、参与环保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人们点赞、致敬，也期待在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每个人都积极作出自己的贡献。环保多元共治，共享美好环境。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

　　愿为环保吐尽丝

　　本报记者 孙秀艳

　　“6·5”世界环境日前夕，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几位教师忙得不亦乐乎。筹备多时的“钱易环境教育基金”以及《钱易学术文集》，要在6月5日对外发布，工作量不小。但大家都满心喜悦，因为这是给恩师钱易教授的一个惊喜。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女儿、中国环境工程学科奠基人陶葆楷的研究生，看履历，很多人可能认为钱易属于“自带光环”的人物。然而，在跟她共过事、做过她学生的人眼中，她是一位穿着朴素，总是温柔地讲述、微笑着聆听的学者和老师。在他们心中，钱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忘我的工作精神、对待学生慈母般的情怀，让每一个人感佩。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水污染防治对策》《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回头看看钱易的每部专著，都带有明显的前瞻性与独家视角。任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和副主任多年，《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法》等不少重要法律的制定，钱易都有参与。

　　记者至今清楚地记得，两年前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第一阶段主题评估会议上，在专家们对成果的一片赞扬声中，钱易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让与会者感慨：她的严谨与刚直丝毫未变。

　　钱易教授迄今已执教57个年头。虽然承担繁重的科研任务以及社会工作，但她从未离开教学一线。《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她将环保的种子播撒在学生心中。除了面向清华所有本科生的公共选修课外，她还承担新生研讨课《环境与发展》，持之以恒为环保教育发声。各种学生主办的系列讲座、系列报告中，常能见到她的身影。钱易两度获得清华最受学生欢迎教师奖，去年还入选了中央电视台与光明日报联合主办的“寻找最美教师”活动。

　　今年，钱易将年满80岁，在清华的课堂和很多学术研讨会上，白发的钱易依然忙碌着。不久前，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成立，她出任中心主任。

　　年事已高，干嘛自己找事？但学生们最了解她——近年来，钱老师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投入大量精力。只要能为生态文明建设做些贡献，她都认为自己责无旁贷。“钱老师像一只春蚕，愿为环保事业吐尽丝。”她的学生这样说。

　　“生态文明建设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必不可少。”谈起中心的课题，钱易神采奕奕，“跨学科交叉研究是研究中心的一大优势，我们将利用好这一优势，实现工科、理科、文科和艺术学科等不同领域之间的有机整合，建构完整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探讨生态文明的建设途径，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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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嘴鸥保护协会创始人刘德天——
　　要呼吁更要行动
　　本报记者 赵贝佳
　　一位环保民间组织工作者，最近被环保部长“点赞”——在“展望十三五”系列报告会上，环保部长陈吉宁讲述了刘德天的故事。
　　刘德天何许人也？他是我国较早创办的环保民间组织黑嘴鸥保护协会的创始人。面对环保部长的肯定，刘德天有自己的思考，“这是对广大环保民间组织的肯定。”
　　谈到当年投身环保的初衷，他颇为感慨，“最初作为记者接触到了环保领域。上世纪80年代，我写了很多报道宣传丹顶鹤保护。90年代，我们揭开了黑嘴鸥的繁殖地之谜。那时起，我意识到仅通过宣传去保护环境是不够的。”
　　刘德天认为，环境问题就像一个“落水者”，这时岸上的人呼喊救人是必要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在喊，却谁也不下水救人，落水者就会溺水而亡。
　　为了“既呼吁救人，又下水救人”，刘德天在1991年成立了黑嘴鸥保护协会。协会虽以黑嘴鸥命名，却不局限于这种鸟类，而是坚持“黑嘴鸥—鸟类—湿地”的保护路线。“保护鸟儿不能死守鸟巢，而要放眼整个湿地。如果大环境被破坏了，黑嘴鸥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无法存活。”
　　辽宁盘锦的南小河有2.8万平方公里的湿地，栖息着全世界50%的黑嘴鸥。这里2003年之前未被列入保护范围，偷猎、捡鸟蛋现象严重。如何拯救这片“被遗忘的角落”，成了刘德天的心头大事。
　　为引起公众重视，他设计了“送黑嘴鸥雏返回家园”的活动，将一只曾经被日本专家“判死刑”、后经会员照料康复的黑嘴鸥，带到南小河湿地放飞。协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组织学生朗诵诗歌，现场的油田工人、芦苇场职工和环保工作者，都纷纷表示以后会更加注意保护鸟类。
　　这件事启发了刘德天，他总结出全方位提升公众环保意识的方法——注重环境教育，特别是在环境事件发生现场的教育。刘德天在此基础上提出“飞鸟战略”：“鸟头”即总目标是保护黑嘴鸥，“鸟身”是保护黑嘴鸥赖以生存的栖息地，“鸟的两翼”分别是开展环境教育和打造黑嘴鸥文化。
　　刘德天和伙伴们多年的努力逐渐有了成效，参与环保活动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范围渐渐超出了盘锦本地。25年间，协会会员规模从47人扩展到了3.2万人，黑嘴鸥的数量也从1200只增加到了1.1万只。刘德天很欣慰，“环保公众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尤为重要。这些年我们累计吸纳了16万名学生参与保护活动，他们是将来社会环境共治的骨干力量。”
　　“‘十三五’规划提到，针对环境问题，唯有‘共治’才能‘共享’。我相信，只要开动脑筋，坚持做下去，随着社会公众认识的提高，环保民间组织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刘德天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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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集团董事长、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理事文一波——
　　环保产业要找准痛点
　　本报记者 赵贝佳
　　桑德集团董事长、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理事、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荣誉会长，这些都是文一波的身份，但被人们称为“绿色企业家”的他，更愿意称自己为“环保工作者”。
　　目前，桑德集团致力于固体废弃物处理、水处理和新能源三方面同步发展。其中，电子废弃物处置约占国内市场的25%，环卫保洁、道路清扫等工作吸纳了近3万名员工。桑德集团的“互联网+环卫”是全新模式。中国人口多、地域广，将“拾荒大军”产业化，并不是件容易事。“环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整合环卫资源不好操作，老百姓也常常不满意。但我们还是迎着困难上了。”文一波语气坚定，“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不同于往昔，需要有人打头阵。”
　　专业素养、创新意识、进取精神，是文一波作为企业家的特质。当年，社会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不够，企业运营问题不小，很快合作者就纷纷撤出，但文一波坚持了下来。“一方面要对出资人和同事负责，另一方面，环境问题太多、太突出了。”文一波发现环保产业在技术路线、环境政策、发展方向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我的想法就是通过坚持和努力，不仅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还要尽力去改善大的环境系统。”
　　除了坚持，研究国家政策并顺势而为，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开始，为了闯出市场，文一波专门选择环境危害大、整治难度大的项目作为切入点。几个项目成功之后，企业熬过了困难期，市场规模扩大了。随着国家支持力度加大，如何在把握政策的同时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成为企业家需要思考的问题。“桑德环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找准市场的‘痛点’，发现了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一波分析道，“在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中，政府的付出和企业的盈利能够找到平衡点。我们虽然为环卫设定了较高标准，但却不用花费太大代价。通过废品回收和互联网物流等手段，能将成本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不过，文一波也看到了问题。一些新进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同质化竞争严重。一些财税政策存在偏差，阻碍了环保产业的健康发展。他担忧这种状态不利于产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环境保护。
　　“目前的环保产业，虽然看起来在蓬勃发展，其实一些方面仍处于不健康阶段。企业间恶性竞争、低价竞争依然存在。如果不能沉下心来做技术开发，企业将无法持续发展，社会也无法得到优质环保服务。”文一波感慨，从中长期来看，环保产业有很大发展空间，但它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简单的资金密集型或政策密集型产业，而是要求核心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产业。
　　“做环保企业没有捷径，唯一的秘诀就是要坚持。它很难让人短时间内致富，大家得有恒心和耐心。要共同支持、共同维护产业发展，为社会提供良好环境，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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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如东县环保局副局长戴威威——

　　为污染企业“治病”

　　本报记者 孙秀艳

　　工作前7年，戴威威在三个乡镇的科员、副书记、镇长岗位上工作过，也在共青团系统摸爬滚打了3年时间。直到2014年，环境工程科班出身的他被安排到江苏省如东县环保局工作后，才发现自己突然要直面河道污染、AQI爆表、半夜噪声和无孔不入的固废侵袭等挑战。

　　“基层环保部门更看重的是对环境相关的法律、政策的创造性执行，处理基层实际问题时的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同时还必须了解基层群众的喜怒哀乐，寻求他们的支持。”戴威威这样说。

　　常有人说，现在环保局很厉害，新环保法实施，对污染企业不是罚款就是停产，现在还能抓人入刑。身处环保第一线的戴威威却有不同的感受。“事实上，我们更多扮演着医生的角色，时常提醒企业从源头上自我整改，‘不治已病治未病’——实施清洁生产。面对发生了环境问题的企业，则需要‘对症下药’——提标改造。有的问题严重一些，便需要‘刮骨疗毒’——搬迁转产。而这些都需要环保人在确保环境质量的同时尽力服务，为产学研融合牵线搭桥。”戴威威和同事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文件送到，企业不可能就自动搬掉。这就需要大量的说服、博弈，堵疏结合，给企业以自救的机会。如东基层环保人为此真是跑断了腿。事实证明：有的企业搬迁到环境基础设施齐备的工业园区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了环保与发展的双赢。绝大多数企业能够通过自我整改达到要求。“当然，对于病入膏肓或者是屡教不改的企业，我们也绝不手软，会坚决关停到位。在这点上，县委县政府和局领导一直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分管监察、执法这些“重活儿”，让戴威威切身感受了基层环保人的不易。

　　中医靠望闻问切，西医靠化验来发现病情，基层环保工作人员靠监测来发现环境问题。戴威威笑称，监测队伍的标志就是“不走寻常路”——哪里有污水，哪里有废气，哪里有脏土，别人避之惟恐不及，环境监测人员却要往哪里冲。

　　现场监察，看似不需要太多高深知识，但不等于没有技术含量，而且更需要责任心和耐心。在厂区内外勤走动，犄角旮旯里仔细看一看，顺着管线细心捋一捋，把企业的物料平衡算一算，把在线监测数据和人工数据对一对，往往就能发现问题。

　　“我们最近查出的一起典型案件发生在清明节的凌晨，大雾弥漫中，一家企业以软管接暗管偷排酸性废水，被当场抓住，从凌晨两点多钟起来一直调查到当天下午，着实很累，但是也有一点成就感。”说到这，戴威威忍不住笑了笑。

　　他说，每当这个时候，感觉自己和同事们更像警察，面对“不按规矩出牌”的对手，要从一个个现场的蛛丝马迹中寻找违法的线索，还原违法行为的全貌，给违法犯罪者以法律的制裁。

　　“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但问题还很突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空前，但还须完善规范；群众环保权利意识高涨，但义务意识还要增强；基层环保工作不断提升，但离政府和公众的要求尚有差距；环保部门自身的职能、机构、队伍也正在改革调整之中。”戴威威这样总结工作中的矛盾，和其他基层环保人一样，他也在继续努力探索化解矛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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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李德生——

　　用“心”饲养大熊猫

　　本报记者 寇江泽

　　“竹子开花罗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呀星星多美丽……”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熊猫专家李德生至今仍然记得《熊猫咪咪》这首老歌的歌词。

　　当年，这首上世纪80年代广为传唱的歌曲，让李德生萌生了帮助大熊猫的想法，他毅然报考了兽医学系，并在1994年如愿来到四川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虽说当时心里有些准备，但困难仍然超出想象。”李德生告诉记者，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之后，困难开始显露，虽说保护区风景很美，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条件很艰苦。“当时父母来探望我，觉得这里的条件比农村家里还要差，担心我找不到对象。”

　　不少同来的年轻人离开了，李德生心里也曾经有一些波动。“大熊猫保护医疗资源不足，专业水平低，需要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人，而这里也能发挥自己的才干。”李德生定下心来，一待就是20多年。

　　当时大熊猫保护主要面临着三大困难：发情难、配种受孕难和育幼成活难，制约着整个圈养种群的发展，人工饲养大熊猫甚至需要不断从野外补充新鲜血缘才能勉强支撑下去。李德生和同事们，通过改善生活环境、完善人工授精技术等方式，吹响攻克“三难”的号角。上世纪90年代初幼崽每年成活一两个，90年代末达到五六个，近年已保持在两位数。

　　“成活率上去了，但相比于野外大熊猫，相对狭小的空间造成圈养大熊猫心理压力大和行为刻板。关心大熊猫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是不是也要关心？”李德生提出了“爱心饲养”的理念。饲养员每天花更多的时间和熊猫一起进行眼神、肢体上的交流，跪着甚至趴着和大熊猫沟通。心理压力释放，大熊猫的受孕率进一步提升，工作人员替熊猫检查身体，包括B超检查、采血等，也不需要采用麻醉这样的手段了。

　　李德生说，为进一步提高圈养大熊猫种群质量，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提出了“优生优育”的理念。通过遗传管理，选择优良的亲缘关系个体，避免“近亲繁殖”；实行隔年繁育，让产仔的大熊猫有足够的休养和恢复期，圈养大熊猫种群质量因此得到很大的提升。

　　圈养和繁殖大熊猫最重要的目的是放归野外，使其融入野生种群，增加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和遗传多样性。“熊猫真正的家还是大自然，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李德生说。

　　“大熊猫保护工作一路走来，真不容易。虽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成为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一面旗帜，但面临的困难依然不少，未来我们团队将继续探索，也希望社会公众进一步支持并投身大熊猫保护事业。”李德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