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务员自述：每天擦桌子才觉得自己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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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用坐班，几点都行。”约见面时间时，邱闻在电话里说。


　　11月初，一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多，他便提前等候在咖啡馆里。他说“不用坐班”有两层意思：一是平日下午三点多钟，就可以回家，工作时间自由；二是在办公室，自己经常站着——— 总坐着实在腻味了，屁股痛。


　　采访时，这位当了两年多基层公务员的人民大学高材生，好几次语速飞快地插话打岔。他解释，成天和四五十岁的人坐在一起，特别想找一个年轻人说说话。


　　说到这儿，他搓了搓脑门，目光呆滞看向窗外，蹦出一句无厘头的话：“此情此景，我好像之前就亲眼见过，像大话西游里重返过去的片段。”两个多月来，他时常做这种电影闪回般的“白日梦”，推测可能是“每天重复单调的工作”造成的精神恍惚。他试图与一种无形的力量抗争，让自己的公务员生涯“过得更有意义”。然而，他觉得快被打败了。


　　“不想累得跟孙子似的”


　　如果真的有月光宝盒，邱闻依然会坚持当初的选择。


　　从小到大，他一直努力成为“拔尖儿的那种人。”他的家乡在北京市一郊区县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高中成绩稳定在区重点的前三，顺利考上了人大。他的高考成绩，去清华北大绰绰有余，填报志愿时却并没考虑。“万一差几分呢？我可不想复读。”他说。他认为自己是求稳的人，做最有把握的事儿，尽量规避风险。他承认，这多少在潜意识里影响了的求职选择。


　　大学四年过得很迷茫，一直“没想明白未来的路”。毕业季，班里的同学基本选择出国、读研深造，或者去外企、银行。家里并不富裕，他不打算考研。而外企工作压力大，他英语又差，也放弃了。


　　他随了大溜儿，拿到两个银行的0ffor，最终和建设银行签了合同。他并没有太大热情，“归根结底是个服务行业，每天的重复性劳动多，创造性工作少。”


　　在人大的图书馆，抱着公务员复习资料埋头苦读的人也不在少数。班上近大半同学都参加过国考，也有人成功进入了财政部、发改委等单位。他的老家，没有几个大企业，公务员被视为一个稳定而体面的工作。邱闻既想试试，又有点抵触，“也许是负面性的报道看多了。”


　　2011年2月初坐车回家，邻座一位大哥随口开导他：“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实情。”邱闻琢磨—反正工作已经定了，那就试试呗。


　　两周后，他草草复习便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目标是一个镇政府的岗位。因为是郊区，竞争没有中心城区那么激烈，一共60多人报考。他以笔试第一，高出第二名10多分的成绩进入面试。本应是三取一，可排他后面的两个人没来面试，弃权了。接到录取通知后，他把一系列巧合归结为“命运的安排”。


　　他交了违约金，和银行解除合同，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他并不觉得可惜。工作所在地离家不远，父母岁数大了，身体都不太好。姐姐妹妹都在城里，他可以每天回家照看、陪伴爸妈，“这比赚很多钱更重要。”


　发布者：濮阳百姓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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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杆子是如何炼成的


　　邱闻是几年来镇上唯一新入职的公务员。他的部门是宣传信息科，负责信息发布管理和公文起草，一共三个人。


　　原来的科长调入区里任职，空出了个岗位。科长的职位，却暂时没人顶替。两位同事，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士负责网站，是事业编，目前行使“代理科长”的权力；另一个女孩没编制，协助帮忙。


　　自己的第一篇消息稿，写镇秋季运动会。他按照网站上的范文，一句一句模仿。


　　交给“代理科长”过目，换来痛批。一共两百多字，重写。他没吭声，照办了。可总觉得，那态度不像提意见，更像“杀威棒”。


　　除了本职工作，他还有兼职。比如，顶替一个副镇长的儿子参加高中会考。他心里不情愿，却不敢说出来。最后考了高分，副镇长一下记住了他。


　　邱闻越来越受重视。一有镇政府内部的饭局，就有几个部门主任招呼他坐在自己旁边。他一般会婉言谢绝，而选择和年轻同事坐一块。他想保持点独立性。


　　一场硬仗，把邱闻磨成了全镇第一笔杆子。他工作所在的镇，是新兴产业区的核心地带，享受到诸多政策资金支持，算是个明星镇，经常有领导来视察。


　　一次，一名中央领导要来镇里视察。这几乎是镇里接待的级别最高的领导，邱闻被指定写汇报材料。


　　邱闻被逼着仓促上马。他必须得写好这份材料，因为“代理科长”和他，被要求各以一个重点村为对象写份材料，两份材料，择优录取。最终，确定采用他写的那份。


　　在领导指示下，材料先后经过八、九次修改。几天后，市里派人来开会，又提了一箩筐意见。第二天，大领导的秘书前来主持会议，场面很大，市、区和镇负责领导一个个正襟危坐，邱闻也参加了。秘书提出，材料里提到的“四个化”，没有亮点，得找出能在全国推广的经验。


　　邱闻很无奈——— 实际本就存在不平等。非要说一个，他只想到免费发放计生用品。镇副书记耳语：“人家知道领导在想啥，就按他说的改。”


　　这一回，加进了“流动人口也可免费进入村阅读室”之类的待遇。“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材料层层递交，又小改三次，再没人提意见了。“为这3000字，耗时半个月，前后开了五次大会，一共修改13次。”他总结。


　　随后，镇领导、村主任和村民各自分工，排练报告的内容。开始是看着纸条念，后来脱稿，要求不能磕巴，还得自然。


　　视察那天，邱闻级别不够，没能去现场。后来这件事儿上了电视，他多少有些成就感。此后镇里一有大事，都直接找他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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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型公务员


　　两年之后，邱闻选择离开。


　　他再也不想写材料了。尽管区里传来消息，自己很快会被调入区组织部。


　　他又一次参加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以笔试、面试第一的成绩，被老家所在区的某局录用，随后分配到一个山区镇的下属所。


　　他笑称，自己现在是“非典型公务员”。说是个所，其实就两个人，在镇政府的一个小办公室上班。邱闻的领导，是位40多岁的大姐，性格朴实直爽，平日里很关照他。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把各村、企业月初上报的数据，录入到表格里，月底发给区上级单位里。这份工作，出乎意料的轻松。“熟悉之后，这点活儿我最快一天能完成。”他撇起嘴。因为“不能容忍低效率”，月初几天，他就会提前完成工作。


　　大把的时间该干点儿什么？他用学习和考试来填补。


　　起初，他复习大学时期一直想考的注册会计师，过了一阵忙碌而充实的时光。考下了证，却又进入没事可做的空虚期。


　　这一阵儿，他又买了不少法律专业书籍，准备参加司法考试。本来，他还打算考个金融分析师，一听说报名费小一万，暂时放弃了。他的办公桌成了课桌，可办公室却不像教室。


　　午休过后，大姐会打打电话，上上网，等待三点钟左右的“茶话会”。


　　不过，一听到邱闻看书时有节奏的翻页声，大姐便会略有些尴尬地招呼：“小邱，要不你先回去吧。别影响你学习。”他也早等着这句话，应承一声就离开了。


　　时间久了，每到下午三点多钟，他就会主动张罗：“大姐，时候不早了，你们先忙着，我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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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争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落款写着：邱闻。


　　信纸发黄裂口，字迹也快褪色了。大学的迷茫期，他便把这张纸贴在写字台的窗前。把自己名字写上去，是希望能成为诗句描写的那样。


　　最近心里的那股浮躁，却怎么按都下不去。


　　考注册会计师前最紧张的时候，如备战高考那般辛苦，却很踏实。每天4点起床背概念，7点30分结束学习。8点到单位便开始做题。回到家，继续学习。现在，他却丢了魂儿似的，处于混沌状态。


　　清晨5点30他准时醒，却赖到6点30再起来。6点45穿好衣服，开始发愣，陷入沉思，却“不知道自己在想啥，”一直持续到7点半。扒拉两口早饭，8点钟慢悠悠出门。


　　到单位，他刻意坚持擦桌子这个习惯，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8点45，他打开电脑，点开门户网站，登录QQ和微博，看看新闻和朋友们的动态。


　　过了上午10点半，他甚至有种“这一天该过去了”的想法。他同样会在白纸上写些司法考试的笔记，却总有点松懈。有时候“座谈会”中午就开始了，他不想听，便出去压马路。


　　捱到下午3点多，逃离座位。吃完晚饭，陪母亲看新闻联播。临睡前，他还会翻翻财经报刊。


　　晚上9点钟，为了赶紧结束混沌状态，上床睡觉，睡不着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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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目标感，越来越不明确。


　　高中时，他想未来干一番自己的事业。高考结束，他开了个补习班，给几十个初中生补课，赚了3千多块钱。现在，还时不时蹦出点想法：做山区核桃产业的深加工。一说起这些，他就满脸兴奋。


　　最近，有位成绩不错却没啥关系的同学想考事业编，又怕被黑掉。邱闻打算帮他一把，自己也去报名笔试，自己的成绩八成能进面试，到时候再弃权，没准就能挤掉一个关系户。


　　周末的时候，他常会和朋友骑自行车去爬野山。登上山头，邱闻每次都会发泄般地喊上两句：你过得快乐么？你这一辈子，真就打算这么过下去吗？”


　　空旷的山间响彻着自己的回声，没人回答他。

屈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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