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破石峁遗址属性之谜

鸿雁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附近的山梁上，最初发现于1976年。2011年7—9月，考古人员对其进行区域系统调查。2012—2013年，又对外城东门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和清理，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建于龙山中期略晚，毁弃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4300—4000年。石峁遗址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最大城址，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新资料。2013年，该遗址入选“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十项“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史学界对这一重大发现迅速作出反应，对其族属和性质进行了探讨。然而，由于该遗址不见于任何文字记载，因而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石峁是否黄帝部族居邑

　　沈长云率先对石峁遗址的归属进行了探讨，他在《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光明日报》2013年3月25日第15版）一文中认为，“这座古城不是别的，正是传说中黄帝部族所居住的居邑”，“这座古城所蕴含的考古文化分布的范围及其附近地区，应当就是黄帝部族活动的地域。而这座城址的相对年代，则应当是黄帝部族及其后裔活动在历史上的时期。黄帝活动在石峁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带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陈民镇随即发表题为《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也说石峁古城》（《光明日报》2013年4月15日第15版）一文，表示不同意沈长云的看法，“在目前的条件下，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都是危险的”，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 年，“这也是通常人们对黄帝时代的认识”，沈长云认定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有关，“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陈民镇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可以归纳为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土筑传统”和以“面向草原”板块为代表的“石筑传统”。石峁古城所属的文化与长城以南的文化有明显区别，总体来说属于长城以北的文化，即“面向草原”的板块。石峁古城居于微妙的过渡地带，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此碰撞。从文化性质看，石峁遗址很难说与一般认识中的华夏文化存在直接联系。“目前而言，我们尚难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学文化”。

　　沈长云发表回应文章《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回应陈民镇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4月15日第15版）一文。他表示：“所谓不要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这话我也赞成。但这里的关键似乎并不在可否让考古学遗址与古史传说挂钩，而在于这样的挂钩是否准确与合理”；“大多数学者”所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理，黄帝为“五帝”之首而远在尧舜之前这个“一般认识”，并不正确。他认为，陈民镇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此外，陈民镇将石峁古城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归入草原文化范畴，并且将石峁居住的人群视作与南方农耕文明相对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不严密又不科学”。沈长云重申了自己的看法，“石峁古城作为周人祖先黄帝族的居邑，也可称得上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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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长云发表《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2日第16版）一文，再次认为“石峁古城就是活跃在这一地区的黄帝部族的居邑”。除前述文章列举的文献及考古材料外，“石峁出土的大量玉器亦是石峁古城属于黄帝部族居邑的很好证明”，在《山海经》等古书中也可以找到旁证。作为黄帝族直系后裔，周人对玉的崇拜也是石峁遗址属于黄帝族的“有力证明”。

　　尧世幽都还是黄帝都城

　　朱鸿在《石峁遗址的城与玉——中华文明探源视野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13年8月14日第5版）中认为，石峁城由尧世之民营造，是尧世的聚落。尧世的幽都是一个具体的聚落，不过它是一个特殊的聚落。幽都当为筑于一个非凡幽陵之上的都邑，应即石峁城。幽都是尧世在北方的政令重镇，这一带民多杂居，但以北狄为主。尧通过所派大员在此传播德行，指导其民按季农耕牧养，使北狄安妥地生活在他的统治或影响之下。同时，此处也是尧世在北方的观天中心、禘天祀神之处。他表示：“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石峁城是尧帝的陪都。”

　　1987年以来，王红旗一直认为黄帝都城昆仑位于黄河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之上。2011—2013年考古人员对石峁遗址进行发掘后，王红旗发表《神木石峁古城遗址当即黄帝都城昆仑》（《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5期）一文，认为石峁遗址很可能是黄帝部落联盟都城昆仑所在地，或者是黄帝部落联盟重要的城池之一。他还表示，根据石峁遗址的庞大规模及其出土文物，对照《山海经》等古籍关于黄帝活动的记载，可以推知石峁遗址当即黄帝都城昆仑所在地的遗存，并且“这种可能性高达90%”。此外，他还建议学术界根据《山海经》等古籍关于黄帝活动的记载，来解读石峁遗址出土文物所承载的远古信息。

　　上古西夏都邑还是不周山

　　张怀通不赞成沈长云、王红旗的看法，他在《谁的石峁：石峁古城系上古西夏都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18日第A05版）中认为，据《逸周书·史记》载，在从新石器时代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有一个名为西夏的部族在黄土高原一带立国，西夏古国与石峁古城不仅在时间上有交集，而且地理位置相符，用玉文化传统也相似。因此，“石峁古城是上古西夏的都邑”，同时他也坦言：“由于史料极度匮乏，这一看法难免带有推测成分。不过，在长期以来较为单一的黄帝部族居邑的解释之外，这一看法或许可以开阔研究者的思路，以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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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流传着共工怒撞不周山的神话传说，学术界对其地理位置历来言人人殊。胡义成、曾文芳、赵东合著的《陕北神木石峁遗址即“不周山”——对石峁遗址的若干考古文化学探想》（《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年4期）认为，石峁即是神话传说中的不周山，“在当时当地，这个强大部落的都邑只能是共工的不周山。它建在高高的石崖山上，应与当时黄河沿岸滔天大水泛滥相关。在考古界于黄河西岸的陕北再发掘出新的其他大型史前遗址前，结合神话学证据看，对石峁遗址只能有这一种考古文化学解释，别的解释均似不妥”。

　　史学界对石峁遗址族属与性质的快速反应，促使主持石峁遗址发掘的孙周勇“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与之相关的问题”。他与邵晶合著的《石峁是座什么城？》（《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2日第16版）一文认为，考古学注重实物资料的积累与分析，在没有获得充分内证性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一般不倾向于探讨考古学文化或某一遗址背后的族群，或者与上古历史人物对照匹配。虽然“这也是考古学本身为人诟病的‘见物不见人’的短板，但未尝不失为一种审慎的态度”。基于这种立场，孙周勇和邵晶表示，“还是应当立足于对石峁遗址本身进行客观介绍，避免对之做出考古学之外的任何解释”。他们认为，从考古学文化面貌来说，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与陶寺遗址中晚期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不见于其他同期遗址的典型器物或现象，“都暗示着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陶寺遗址早期与中晚期文化面貌迥异，以中晚期为代表的陶寺遗存的分布范围没有超出临汾盆地。因此，他们表示，陶寺都邑的兴衰是否与石峁人群的南下存在联系，值得深思。

　　综上所述，虽然史学界对石峁遗址的族属和性质进行了分析，但由于相关资料极度匮乏，目前尚无公认的结论，有些看法则处于猜想和推测状态。石峁遗址真正的主人是哪些人？他们为何放弃这一大型聚落？要揭开这一谜底，尚需假以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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