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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立:祭父帖(散文)
1
20年前,父亲出殡的当日,我在父亲病榻前写的一段文字恰在当地报纸刊出,里面有一句“乡里小儿”的俗语,使得当地一些无知的不高兴,如眼里横了根芒刺。当在乡镇工作的堂姐告诉我这事时,身穿重孝的我只有无奈地苦笑,但随即便勃然起怒,我说,让他们找我算账好了!那声音大得怕人,四周的亲戚都转头看我。父亲棺木尚未入土,我要维护父亲最后的尊严——思想的尊严。不要让我的父亲再一次受辱。
今天,特意把20年前的文章找出,毫无增删,把那段所谓引起人嫉恨的文字原本照录:
望着眼前卧床失语的父亲,我就想起当生活逼迫无奈,曾到机井寻死的那人,那时我才出世三天,他向队里干部讨一点谷子,他向乡里小儿跪倒,喊出最屈辱的一个字。父亲不是韩信,他受的屈辱也远甚于胯下,然而他最终选择的是机井。都过去了,几十年后,当儿子到菏泽工作的时候,父亲每次到城里,怀里揣着的是一个用锡打制的酒壶,那壶乡间唤“咂壶”,需倒旋才能打开盖子,把壶放在近身的衣服里,酒也就有了体温。我常想饮酒是天才的最好下场,想不到一生屈辱、不能明白表达自己意志的父亲,一生平庸无愧的父亲,竟和天才们殊途一归——饮酒,是他们共同的出路。
20年了,父亲庐墓已拱,而20年前的文字还在。今我南下岭南,远离血地,就像是做贼一样,我感到一种对父亲和那片黄壤的亏欠。20年,我很少在文字中提到我的父亲,虽然我的许多文字曾引起人的关注,但我还在寻找一种有血痂的文字,那是专门与父亲般配的文字,与苦痛相称的文字,不轻慢不懈怠,如土地滞重敦厚的文字。
我知道,父亲是一个被践踏者被侮辱者,他生得瘦小,说话口齿不清,口里呜呜噜噜,他不会说理,好急躁,有时就奶奶娘的骂人。但父亲是一个从小在集市上做面饭生意挣扎生活的手艺人,他到过周围方圆数十里大大小小的集镇,认识很多人,但知心的,我知道就我什集镇西街的姓周的一个大爷,北街姓马的一个大爷。他们两个都年长于我父亲,一个做烧鸡卖,一个做茶炉子(拿手的绝活是酿醋)卖开水。他们的身上一个是常年的油腥味,一个是煤烟味。
父亲是一个失败者,失败者的地位在乡间也是最低下的,各种力量都可以使唤他消耗他剥夺他,人们就取笑,起各种带有侮辱色彩的绰号。其实包括我母亲、哥哥也都看不起父亲,哥哥常和父亲顶嘴。我看到一个没有尊严的父亲在儿子面前的焦虑,父亲急了,也是呜噜呜噜骂人,然后气得走掉。
这是一个卑微的人,卑微到人们的眼睛里好像没有这个人,只是蝼蚁般的生物存在。即使在他的兄弟、堂兄弟甚至子侄那里,也没有尊严和分量。我有时对父亲的生存感到悲哀甚至悲悯,但我知道,父亲是不可替代的。我同情我的父亲,即使人们践踏他如泥土,但他依然那么良善,无有反抗。
母亲常与父亲吵架。两人争吵了一辈子都没有和解,那种怨恨,使我久思不解。憎怨就如不能同槽的牲口,犯忌,会互相踢咬,验之匹夫匹妇,大打出手,骂骂咧咧,也只是野草蒺藜寻常日子。
我出生的时候,应该说是父亲人生的最低点,他原本作为手艺人被公私合营了,成了一位吃供应的人。到了上世纪三年大饥荒的时候,被裁员下放了,也就是在我出生的时候,他连底层的等而下之也不如,挣扎到吐血,挣扎到绝望,就有人逼得他差点跳机井自杀。
我没有体会过父亲内心的绝望和黑暗,但我知道“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日光”。但毕竟父亲是所谓的公家人而最后被剥夺到还乡种地,父亲这一辈子是怎么样在血水里蹚过的?无论何等的的命运都能全盘接受?我自认我做不到。如果做到,那就如猪一样无疑,但我这个比喻并不是针对我的父亲,我知道猪没有思想,有思想的猪,是绝望的,有思想的猪不会相信所谓的谎言和承诺。父亲有时太相信宣传相信领导,领导说让他还乡,等形势好转再来。但父亲等了下半生,也没有再接到上班的通知。父亲不知道戈多,但父亲对一个虚幻有期待,被别人规划的人生,注定无法摆脱被强权和强势所支配,那下场注定是悲剧无疑了。
也因为这,我从小对逼父亲自杀的人,一直感到恨意。这人读过书,在乡村里属于常使坏、容不下人的人,对比他低下的人踩毫不吝惜,对比他高的人捧毫无顾忌。乡间的欺诈与手段,也是江湖的暗角,汹涌澎湃。在我出生的时候,偏巧,我们生产队里一个在大队当干部的人的父亲死掉了,此人拿着生产队里仓房的玉米、麦子、大豆成麻袋地送去,让他们待客。而我出生,当时我们家,家徒四壁,盛米面的瓮与陶土的缸里无有粒米,于是就想着借队里一点谷子,脱下皮子弄点小米,为我的母亲温补一下身子。但生活的坚硬和冷漠拒绝了父亲,这个年方四十的男人,无力体恤妻子,无力抚养出生的儿子。那是雨天,深秋的雨天,早已没有了雷声,但他喉咙里像是有轰鸣的雷声从肺腑爆出,人们看到了这雷带来的水,他的脸颊汹涌的泪水,他不愿再在这个世道无尊严地活,他像倒净这苦胆一样的生活的汁液。但生活还没折磨够他,他被拒绝了,被人在井口救下了。
2
当我有记忆的时候,父亲到山西讨生活,是货郎一类的。小时,我特别怕人讲山西狼吃人的故事。我们是平原,从来没有狼,但童年的记忆里,很多狼的传说缠绕我的记忆,狼把人吃掉,手指脚趾就是狼的点心。
那时,我总感到父亲在外面是要饭的,总忘不掉父亲那戴着臃肿的棉帽子的沧桑。
就是这张沧桑的脸,在一个冬日归家,母亲站在低矮的门框前。虽然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一直疙瘩,但作为支撑家的男人,她还是盼着他回来。我也牵着母亲的手,站在门框的边上,一个戴着棉帽子的人,推着一个木轮车近了,母亲一边抓住我,一边用手抹眼泪。待到那人走近,母亲说:你爹。然后就哭起来。
哭声,临近年关的哭声,让我跌入了无边的冰寒里,我也成了一个冰碴子,被生活硌出了血。
他们当时才是中年,但漫长的苦痛与苦熬,皱纹里的尘霜,愈发使他们渺小无助。
父亲先是笑着,后来也哭起来,一个男人在自己的屋檐下,望着冬日里的妻子与儿子,他的感触是什么?那时的景象我烙印在血液里,院子里槐树铸铁般的枝干,如刺一样扎向苍茫。
当父亲把铺盖卷扔到屋里的地上,年关的夜幕,就如一床硕大无朋的印花包袱一下子把我们的平原包裹了。
父亲在土地上苦做,还记得父亲遇到的一次凶险。当时是到地里抗旱,生产队里派父亲去推水车,白天黑夜地推着水车长长的木柄。一天父亲实在太疲累,他的手没抓住,水车木柄的反作用使那木柄如横扫的兵器,一下子击中了父亲的太阳穴,父亲被打昏过去,垂死在机井的壁上。生产队里负责查夜的人看到父亲卧在那里,就用脚踹,说:别偷懒,装死。当时井的四周,父亲的血已经渗进泥土,那土成了硬块,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人道的话。父亲浑噩噩地站起来,又扑通一声栽倒。后来,他跌跌撞撞摇晃着站起,又抱着水车的木柄吃力地推起。
所谓的物伤其类,那是建立在同情与悲悯的基础上,但乡间的冷漠与残忍,把最后一丝乡间温暖的伦理也突破践踏殆尽。还记得,父亲让姐姐用劣质的烧酒,用火柴点着,然后为父亲清理太阳穴附近的创面。但是第二天,父亲还是爬起来到地里出工。到了寒冬腊月,那是农民最难熬的时辰,要到黄河去出河工,挖河或者加固大堤。那河里有冰,人跳进去,深的沟把人头都遮蔽,只有铁锨连着的土块被一次次抛出来。有时,铁锨上沾的土块如胶,无论多大的力气就是抛不下,或是土块太重,父亲举到头顶抛不出,就石块一样砸下来。
日日天不明从河工的帐篷里跌撞着爬出,晚上踉跄着回到帐篷,鞋子里是冰,是血,成了铁鞋。即使是风雪天,父亲说那也得出河工。
每年河工上都有死人的事发生。
父亲说,人就像小鸡,扑拉一下翅膀,说完就完了!
在文革后期的日子里,为了一家老小的糊口,父亲偷偷摸摸地弄些小麦面、一些棉籽油蓖麻油,找一个平底锅,在家里炸一种鲁西南平原称为“面泡“的吃食。面泡圆圆的,如陀螺的形状。出锅的面泡焦黄,外焦里嫩,那功夫主要是在和面摔面,这是一个力气活与技术活,小麦面沾水后很黏,要把面从口方三尺的斗盆里扯起,然后咣咣地摔下,重复上百次千次,直到那些面与空气接触完全,有了筋道。然后平底锅里的棉籽油蓖麻油冒起了黑烟,母亲在灶下烧火,父亲就用筷子叨起面续到油锅里,那面团如气泡一样膨胀,在油锅里飘荡。
炸好的面泡有时在夜晚悄悄用秫秸莛子制的筐子端到街上去卖,有时那些饥饿的人会找上门。那些日子,就是靠这些所谓的违禁的小生意来勉强维持家的开销。
但有一次,父亲刚支上锅,锅里刚倒上油,母亲刚生上火,管理集市的被称为杨大篮子的人到了家里,他一脚踢翻了油锅,真佩服他的脚下功夫,竟然毫发无损。父亲被带走了,那一夜,母亲搂着我,在床上坐了一夜。无边的黑夜,四处的荒寒与死寂,我们母子枯坐如木偶,但命运的线牵在哪里?拨弄我们全家,天地不仁,天地不语,生活快要窒息,年少的我,无尽的咳嗽在那黑夜。
第二天父亲被带到离家5里的一个修桥的工地上办学习班,接受劳役改造。
那桥建在满是芦苇的沙河上,我和姐姐就一天三顿为父亲送饭,用瓦罐盛着红薯粥、地瓜窝头、辣椒等,天天如是,周而复始。父亲在那里搬石头,光着脊梁,瘦矮的他愈发渺小。有时蹲在那里用锤子敲石子,一下一下,重复乏味的劳动,作为投机倒把的惩罚。
那是夏天,一天三顿饭,都是姐姐提着瓦罐,我手里提着用土布围巾包着的窝头。姐弟两个走在早晨,走在正午,走在黄昏,好像太阳总是在头顶,照得我眼睛发黑,地下的土烫脚。在小时候的夏季,我曾光脚到八岁,自由生长的脚趾,以致到现在我买鞋子,都很难买到合脚的。
但是,令我铭刻终生的事像崩塌的桥墩一样,把父亲、姐姐、我一下子窒息了。正午的天空白花花的,炽热地燃烧,我的头上、脖颈上的汗像虫子在咬,姐姐在系鞋带,把瓦罐递给我,让我提一会儿。我不知怎地提着提着,觉得瓦罐的绳把我手勒得有点疼,想倒换一下手。谁知,瓦罐跌到地上。
瓦罐碎了,满满的面条子如蚯蚓全趴在地上。
姐姐惊呆了,这是母亲这一个月唯一的一次拿出家里的麦子面掺上一点地瓜面为父亲擀的面条。也是家里仅存的、父亲炸面泡剩下的一点白面,全家人都舍不得沾牙。
我还没从惊愕中醒来,姐姐一个巴掌拍到我的头上,然后就蹲在地上,从土里捡面条。
姐姐用衣裳襟兜着面条走向修桥的工地,我在太阳下啜泣。我觉得头顶的太阳很红,如父亲炸面泡的平底油锅。
修桥的工地上,一片片脊背躬凸在燃烧着的赤日之下。矮小的父亲走过来,拿着一顶草帽,他把姐姐衣襟上的面条倒在草帽的深处,走向一片水,用水淘洗面条里的土。
太阳很白,太阳很红,修桥的队长在喊:歇会儿,吃饭了!一夏天都是地瓜窝头,如橡皮一样涩韧的窝头折磨着父亲的胃,还有那些辣椒也在父亲的胃里围剿翻腾。父亲曾捎信给母亲说:这段时间一直烧心。于是母亲才狠心做了一次擀面条。
在回去的路上,姐姐问我还疼么?她用手抚摩着我的头,姐姐哭了,她的泪顺着她的脸颊流到胳膊上,然后从胳膊流到我的头上。
3
如果给父亲一个职业定位,父亲是一个挣扎在小面饭生意人和种地之间的农民。他一生都是匆匆走在糊口的路上,他担当不起这样的称谓:商业和农业。但他却与这些相近:面食手艺和农作物。这像文章的关键词贯穿他一生,再加上一个关键词:扫大街。父亲一生就如吊在悬崖上,随时都有被生活推下去的危险,为了糊口,他只能忍受。
丸子和凉粉代表父亲的面饭手艺,在好多时候,父亲在夏天的集市卖绿豆凉粉,冬季卖绿豆丸子。我家有个架车子,这种车的样式特殊,类似红车子的造型,改造为上面是木制的平面,后下方有个柜子,木独轮在平面下的前部。人在后面双手驾车,躬身前推。夏天冬天父亲把盛凉粉和丸子的簸簏和遮阳的棉布棚、条凳用绳子缚在上面。炒的酱、醋、蒜、芥末、香油、碗筷放在柜子里。
地排车、铁锨是父亲匍匐在大地的锁链,把他的命运紧紧地箍在泥土里,不得动弹。即使在苦难的日子里,他曾到山西还有安徽亳州做货郎,还有两年在河南的驻马店、平顶山一带用毛驴车拉货。但他还是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山东鄄城县一个叫什集的小集市的东街。我们姓石的在这个集市至少生活了500年,父亲曾给我讲从山西老鹳窝移民到这里的经历。父亲对在这个土地上生活过的祖先有一种肃穆的情怀。有一年的旧历年前,父亲请人画了一幅可以悬挂的族谱,上面一个一个格子里,写有名字。父亲告诉我他的爷爷、我的曾祖父叫石松岚,原先只是口头说,这次看到族谱上的这三个字,我大吃一惊,作为一个农民有这样雅致的名字。父亲告诉我,他的曾祖母是识字的,是大户人家从山西逃难到这片地方,嫁给了当时三十多岁还是光棍的高祖。她曾要求后世的子孙要读书向学。
生命确实是很奇特的,家族的密码在神秘地传递,在苦难的年代里,我的爷爷曾上过几年私塾,能在乡间粗略为人记记算算,但为人耿直,好喝酒,不到五十即逝。母亲曾告诉我,爷爷在醉酒时豪气干云,用胳膊当棒槌捶打那些新割下的大豆棵,酒醒后,胳膊鲜血淋漓。
父亲也爱喝酒,晚年唯一温暖他的是酒。
父亲在集头忙得往往没有时间吃饭,往往就是二两酒往嘴里一赶,咕噜一声下肚。
在凉粉摊子上,在丸子摊子上,我有时短暂替父亲照顾摊子。一般的程序是:父亲早早起床,先和镇子北街我称为二哥的马心胜,与父亲年龄仿佛的人到街道上,用扫帚把大街清扫。
这是两个有点乞讨性质的人做的工作。马心胜,人们称为二傻子,有三个女儿外嫁,只有老两口过活。他和父亲就在集头上讨生活,打扫街道,然后人们在集市上摆摊。到中午时分,他们二人挨着摊子讨要卫生费,一般的都是2分或者5分。
父亲先扫完街道,然后开始把自己的凉粉或者丸子摊子支好,开始经营。到了半晌午,就把摊子交给母亲看着,有时是哥哥,有时是姐姐,有时是我。
是酒支撑着父亲?还是生存的压力?我一直想探究这深层的原因。应该说,父亲是终生匍匐在土地上跪着行进的卑微者,除非病在身上,那是承受生理畸变的磨难,当然也是生活磨难的延展。当父亲晚年到我所在的学校,帮助妻子在校园炸面泡维持生计的时候,当时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曾是那片土地上别人眼里很争气的儿子,但在刚刚踏上社会的那几年,我住在一个逼仄狭小的筒子楼的末端,白天必须开楼道里的灯才能找到我的门,一间房子,住着我、妻子、儿子。由于妻子的农村户口,在学校里一直分不到房子。当时一个人的工资,难以维持孩子的奶粉和孩子软骨症必需的药品。
父亲在我工作单位邻近的刘庄找到熟人暂住,和我的妻子在学校炸面泡。当时父亲年近七十,如晚风的秋叶。我无法在父亲的晚年让他过体面的生活,这是我一直感到的亏欠。是我不懂低身俯就,还是耿介的性子?为了自己的一点虚名,我跌跌撞撞地走在拖累父亲的路上。父亲劳碌了一辈子,晚年却因我的穷困,再次拖累父亲,离开那片土地的父亲,依然是躬身劳作。
父亲让我亲近书本,亲近文化,最终却难以过上好的体面的生活,越亲近书本,离老家人期待的越远。一个所谓的知识者,他能改变什么?什么又能被他改变?父亲对此思考过么?夜深的时候,我曾听到过他的叹息,是对我的失望,还是对我读的书的疑惑?
父亲还是在帮我,在他的晚年帮我渡过那些难关。
如此说来,我真是不孝。一个儿子在父亲的晚年,还让他不得安宁,不得安度晚年,这不是给孝蒙尘吗?
我很少与父亲交流,在父亲去世前的夏天,我准备到北京大学读骨干教师班。我回到了老家,在夜间,我起来,坐在了父亲在东屋当门的床上。夏天天热,父亲是敞着门睡的,我只是默默地坐在他的床头,我们父子两个没有共同的话题,也许我走得太远,追求的那些虚幻的东西,是父亲不理解的。记得在童年的时候,在灯下,父亲曾给我用手指折叠出兔子的各种形状,如皮影。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姓彭的老友,在冬夜常到我家来唱小曲。
也许我太专注于自己的所谓的文哲之学,对很多的事漫不经心。回到家,往往就是匆忙来去,这种轻慢,对世事轻慢,也轻慢了父亲母亲。
大多的时候,都是父亲骑着自行车到城里来,然后妻子给父亲简单弄两个菜,拿一瓶酒,让他喝。
如今父亲逝去二十年,一些细节却醒来了,特别是夜深,身体的骨头、浸泡骨头的血液,血液上漂浮的灵魂,这些都醒着。父亲在泥土里睡去了,我的思念彻夜地醒着,书本醒着,电脑醒着,通向家的路也醒着。
全文刊载于2016年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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