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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油画《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
１９５２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
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３７岁的青年画家、中央美院知名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１９１４年６月生于浙江省绍兴县。１９３３年进苏州美专学习。１９３４年进越南河内美专学习。１９４０年在贵州合作委员会任美术编辑。１９４３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４６年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副教授。１９４９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１９５２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１９４９年中国第一次文代会，董希文奉命画主席台上的毛主席像、朱德总司令像。几个月后他又和美院师生们一起画天安门上的第一幅毛主席油画像。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董希文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一个新中国成立的壮丽图景使他产生了创作《开国大典》的强烈愿望。
三年后，这个特殊的重任又恰恰落在他的肩上。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董希文并未急于动笔。
当时美院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他准备了开国大典的电影资料片和一些摄影图片资料。
经过几天的研究，董希文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按自己的理解选择画面构图，而在这些电影和照片资料中只取其的肖像和神态特征。
董希文先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硬纸上画了一张草图，其构图与今天所看到的《开国大典》相差无几。从草图上可以看出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第一个是草图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面则是广场上的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
美术界的同行们对董希文大胆的构图设想感到奇特并表示赞赏，认为第一个突破是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第二个突破是极为大胆地“抽掉”这根柱子，广场显得更为开阔。
为了慎重起见，董希文还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大家对此均表示理解和赞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当时中央美院没有条件为他提供足够大的画室，就在北京西总布胡同找了一间房子。
在创作《开国大典》时，为了适应作品特定的历史内容，董希文力求把西洋绘画的各种表现技法和民族绘画的长处结合起来，使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的特色。董希文用广大中国群众喜闻乐见的装饰风格和鲜艳色彩，把开国大典的盛况表现成一个风和日丽、富丽堂皇、庄严而热烈的场面。董希文这幅画的构图和设色等绘画技巧，创造性地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气派，为中国油画的民族化开创了一条道路。
两个月后，巨型油画《开国大典》即完成。
一些知名画家看了这幅油画之后，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绘画精品。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１９５３年，《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开国大典》印成年画在全国发行，使“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家喻户晓。
同年，中国准备在印度举办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展览会。5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阅一批美术作品，《开国大典》也在其中。
这天，中央美院领导江丰通知董希文，周扬等领导将带领他们去中南海汇报。
到了中南海后，他们一起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董希文站得老远，直到周扬大声叫他的名字才走到前面。毛泽东与他亲切握手，董希文感到无比幸福。
大家在一起审阅了几十件美术作品，江丰、董希文等画家一一解答了领导人的提问。当看到《开国大典》时，几位国家领导人很兴奋。毛泽东点头赞道：“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自豪地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这对董希文无疑是一个莫大的奖赏和鼓励。
几位领导人评说里面的人画得如何像。毛泽东还指着画中露出半个脸的董必武风趣地说：“你们看董老被挤得差不多看不见了。”
董希文对刘少奇说：“很抱歉，资料只有一张您正面的照片，而画里面需要侧面的，所以画出来有些不像。”刘少奇爽快地说：“这好办，这次你给我照。”
根据画面的需要，董希文拍了一些刘少奇的照片。不久对《开国大典》里刘少奇的画像做了修改。
高岗、刘少奇两位政治人物的命运却迫使董希文两次对这幅视若生命的作品进行大改，并永远失去了历史的真实。
“高饶事件”之后，“高饶反党联盟”定性后，上级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他明白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多说。《开国大典》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起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他认为，高岗站在前排最边上。抹去后构图差异不大，整体上的艺术效果损失也不大。
为了慎重起见，以便保证画面质量，使工艺讲究的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几天后，修改完成。
“文革”中，董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１９６９年，他被安排在北京钢厂劳动，非人的折磨，外加翻铁砂的劳累，使他的胃溃疡穿孔，胃被切除了一半。１９７０年董先生被确诊为癌症。
１９７２年，“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强令修改《开国大典》，要求把刘少奇去掉。面对这种情况，董希文疑虑重重：这不是有违历史真实吗？这不是有悖艺术家的良知吗？他感到内心非常痛苦。何况此时他已经到了生命的晚期。
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画像的位置换上董必武的全身像。
１９７２年，董希文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但是他仍然与病痛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刻了“抗癌”、“百折不挠”等印章，时时刻刻地鼓励自己战胜疾病。他对画家和学生们说：“真希望再有２０年的工作时间……”
这一年，中国革命博物馆要复制《开国大典》的画家有两位，一个是当时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靳尚谊，另一个就是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赵域。地点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一个多月后，《开国大典》复制完成，并放入革命博物馆画库。
１９７３年１月８日，一代画家、《开国大典》的作者董希文逝世。临终前，他对没能亲手恢复刘少奇在《开国大典》上的画像而感到抱憾不已……
１９７９年，文化领域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
一幅油画《开国大典》几十年来几经修改，命运坎坷。如今我们已经永远看不到最初的那幅《开国大典》原貌了。一代艺术大师董希文最终未能还原作品，抱憾终生。
来源：《新华澳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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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7 15:1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