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宣：狱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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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只蚊虫

我被押进一幢新建的秘密监狱，两个凶神恶煞的家伙，将我推进一间极小的单人牢房后，砰地一声就将门锁上了。从此我就失去了自由，成了囚犯。由于关门，小牢房中空气受到震荡，原来有四只大蚊虫叮在天花板上，打算偷偷地度过一个宁静的冬天，被这突然袭击的气浪骇得惊慌失措，在四壁上撞来撞去。
这时我环顾了一下我的新居，真是四壁萧然。除了地上一张草垫外，一无所有。我就坐在草垫上，回想刚才这批家伙对我的突然袭击，用绑票的手段，将我投进这所秘密监狱的经过。但这四只蚊，就不停地在眼前飞来飞去，干扰了我的思路。
可能这间阴冷的小牢房，长期没有住过人，也可能由于我身体散发出的热量的原故，使这四只蚊虫，不断在我身边盘旋，甚至还有想对我进行突然袭击的样子。一切生命都有保护自己抵抗外来侵掠的本能。当时我想，现在我处在这监狱中，必须要加倍地珍惜我的健康和生命，我要准备进行韧性的战斗。这四只蚊虫，居然想趁人之危，实属可恶。必须消灭他们。于是我起身来追逐这四只蚊虫。由于天冷，它们飞翔的能力很弱。很快地我就得到了全歼的战果。当我又坐回在草席上的时候，我却没有得到胜利者的愉快，相反地我却感到怅然若失。
现在这间与世隔绝的小囚室中，除了我之外，就没有第二个生命了。我感到深沉的孤寂，我后悔刚才的孟浪，如果四只蚊虫还在的话，这室内多少还有些生机啊！

一只红蜘蛛

天气渐渐暖和了，单身囚徒的生活，也逐渐习惯了。自从蚊虫被我消灭后，我一直想在这室内再寻出其他的生命。经过长期多方努力，有一天，我居然发现了奇迹。在水泥墙地脚的裂缝中，看到一只像红宝石一样晶莹的小蜘蛛，它只有绿豆那么大小。当时喜悦的心情，是很难形容的，我高兴得几乎要大叫起来。因为敌人是要我孤独，将我投入在这间密封得像罐头一样的小囚室中，使我与世隔绝。现在，除我之外，又有生命，我已经不孤独了。在我的生活中，霎时间添上了无限生机。
这以后我就以观察小蜘蛛来排遣我的岁月。开春天气虽然开始回暖，但还是乍暖还寒的时节。小蜘蛛极少出来活动，有时偶然出来侦察一下外界环境，也限于在裂缝旁边，只要有一点使它感到异样时，它就立即缩回到裂缝中。裂缝是它的家，它回到裂缝中，缩着不动，表现出一种安全感。有时，我被提审，一回到囚室中，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小蜘蛛，一看到它安然无恙，我就感到莫大慰藉。
后来，天气渐渐暖和了，小蜘蛛的活动也就频繁了。不像过去随时可以在裂缝中找到它了。但我还是能找到它的，因为它的活动，基本上是有规律的。天热了，小蜘蛛完全不像过去那样温顺，它的矫健、敏捷和勇猛，使我为之失色。有一次，我忽然看到它，极其迅速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我顺着方向看过去，一只大蚊虫正停在它的正前方。还没有等我看清楚时，它以料想不到的敏捷跳在蚊虫旁边，立刻我看不到小蜘蛛了，只看到一根红线在蚊虫身边飞转。一会儿，红线不见了。却看到小蜘蛛咬着蚊虫，蚊虫的脚上，缠满了蛛丝。这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场袭击啊！

两只小鸟

我的小囚室，面向西北方。下午可以挂上点偏西的太阳。有扇较高的小窗户。从那里我可以看到一块很小的天空。这是十分难得的，我不仅可以从那儿看阴晴雨雪，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角苍空，使我和外界联系起来了。我可以看到监狱四堵墙外的一块自由天地了。我的思想就可以通过这一小块蓝天，自由地飞翔了。如果没有它，我想我在狱中的生活，就会更加郁闷了。
更重要的，还不止这个。窗外远处还有一根电线，电线柱子看不见。只能看到凌空的一段线，而且只有晴天才看得清楚，阴天就看不见了。
大约每天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就有一对小鸟停在那电线上。除了暴风雨或暴风雪外，每天这个时候，它们就来了。而且一来，必定是一对。从前听说，鸟有鸟道。这话的确是有道理的。据此，我认为这可能是它们归途的一个休息站，因为它们只在下午两三点钟才来这儿。我这座监狱四周都是水稻田，它在这一带是很突出的。这对鸟儿，可能就是用它来作为认路的标志。
这是一对幸福的小鸟。它们凌空展翅，比翼双飞。它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总是不停地相互用嘴为对方梳羽毛。有时还歪着脖子，彼此看着。也有时，像打情卖俏似地，啄一口对方后，立即扑着双翅逃走，对方就跟着去追逐它，然后彼此在电线附近，上下翻飞……。
我十分喜爱这对小鸟。每天一到下午我就等待它们。看到它们来了，我心里就高兴，好像看见自己的亲人战友一样。
我十分喜爱这对小鸟。一看到它们，我就忘记了当时我的处境。我完全沉醉在它们幸福和谐的生活中了。我感谢它们，因为它们带给了我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要求过着美好和谐的生活，这是正常的。这个愿望应该得到保障。我们认为人压迫人、剥削人，这是罪恶。我们就反对它，打倒它。目的也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美好和谐的生活。

“四人帮”被打倒后，有的读者要求我写点受“四人帮”迫害的作品。“四人帮”是人世间最丑恶的东西。我希望读者从文学作品中，多得到点美的享受，所以我不愿写它。
但“四人帮”的罪恶绝不能遗忘，遗忘就意味着背叛。因此我就写了这篇短文。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即时制止“四人帮”，我们的确有愧；但我们这一代人，毕竟亲手粉碎了“四人帮”，我更引为自豪。

1980年3月27日

选自《榕树文学丛刊》，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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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杜宣诞辰100周年特稿
2014-5-10
作者:桂未明
http://www.labour-daily.cn/ldb/n ... l?bsh_bid=632863232【原文地址】

杜宣，著名剧作家、散文家、诗人、国际文学活动家，生前在上海文联、作协、剧协、对外友协担任领导工作，同时笔耕不辍，创作了一大批剧本、散文、诗歌，在中外文学界、戏剧界等领域均享有很高声誉。为世人少知的是，文学家杜宣还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上的一员骁将。少年时即掩护地下党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年代里，他辗转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上海解放后，他又活跃在对敌特斗争的第一线，战功赫赫。今年是杜宣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的日子，杜宣之女桂未明特为本刊供稿，回忆并亲述他的父亲杜宣及母亲叶露茜诸多鲜为人知的点滴往事。

从小立誓“挥剑斩长鲸”

我的父亲杜宣,原名桂苍凌,1914年四月初四出生在江西清江县，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我的祖父桂秋华,晚清时就在江西省各地创办邮政局,全家经常随着他的工作迁移。祖母郑淑仪和祖父同年，8岁到桂家做童养媳，帮着太婆一起卖开水，和我祖父一起长大。
太婆是太平天国时期人，文盲，至今问不到她的姓名。她3岁被卖到九江桂家陇做童养媳，伺候丈夫和他的4个儿子，受尽虐待和折磨。祖父会走路时，为保全其母子性命，在邻居的帮助下，太婆一头挑着棉絮，一头挑着祖父逃生，在九江市能仁寺旁的开水铺找到她的姐姐，以后太婆就靠卖开水养育祖父。
鸦片战争之后，大批传教士和商人涌入中国，开办学校和商埠，历来是五口通商口岸的九江也不例外,中西兼容。按照传统，读书要长衫、长袜、鞋子配整齐，太婆白天卖水，晚上又帮人洗衣服挣钱，以此保证能供祖父上学。祖父在小学读完四书五经后，就去美国人于1867年创办的第一批教会学校同文中学（现九江市二中）就学，科目全是英文原版。祖父不仅英语学得好，数学也是名列前茅。毕业后找工作，他一下就考进了邮政局，但他不愿去，便偷偷坐船到湖北武汉武备学堂学习，那是光绪二十二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建的军官学校。太婆知道后大怒，要死要活也要他回来。百事孝为先，祖父只得回到九江。再考，又被邮局招去，成为江西省创办邮局的第一代人。
那时，他的薪俸有36块现大洋，存够了，就用它买下了九江郊区面对庐山老马渡的一处旧宅，取名“寿萱别墅”，宅子中堂挂着“岁月三寒图”，以后也就成了我家的老屋。饱读诗书、中西贯通的祖父和长于女红的祖母，非常重视对我的父亲的教育。
父亲3岁时随父母搬到安福县，祖父就开始教他念诗，从“木兰辞”起，要求他能解能背，同时教他对对子。在他识字前，就已经能背许多唐宋名家的著名诗篇,还能对7个字的对联。6岁时父亲进了带有私塾性质的安福县城北国民小学识字启蒙，诵读三字经，唱戒赌歌、戒嫖歌，入学起就开始练字，从描红到临帖，按规定交作业，大字、小字都写。祖父说，小字是门面，作文、写信都用小字，实用价值高。但我父亲喜欢写大字，小字容易写出格，得不到表扬。寒暑假中，父亲常常在家一练就是10多张大字，然后才出去玩（这个底子，使他少年时就在家乡给商铺写招牌写对联）。7岁时父亲又随当地唯一能用古音教书的六旬先生刘醉金读四书五经。他不会作诗，但对联做得好，父亲受益不浅。9岁时祖父母奉调四面环山的永丰县，父亲最后转入了县立高等小学。此时，祖父还特地请了一名英文老师上门教他英语。10岁时，祖父给他订了两份周刊，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另一本则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打开了生活在闭塞山区的孩子的眼界。我父亲第一次从书本上认识了汽车、火车、电车、马车、电灯、电话，还有香蕉、苹果等那么多东西，知道了外面世界的新奇。他把书装订了起来，不时翻阅，从此萌发探索未知世界的心愿。也从这时开始，父亲开始阅读《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榜》、《东周列国志》等长篇小说，拿他的话来说，“看得如醉如痴，连吃饭也舍不得放下。这些小说大大地扩大了我的知识面，使我知道上下古今许多有趣的事。”
这时正是第一次大革命前后,各种书报带着新思想涌进了这座山城。在学校父亲接触到了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教师，他愿意跟着他们到处奔走，参加各种活动，下意识里知道他们在做一些秘密的大事。在那里父亲第一次见到了《马克思主义的ABC》这本书。他虽然不懂，但记住了白色封面上印着的，蓝色长头发大胡子的人的肖像，还知道他叫马克思。学校成立了儿童团，父亲当了团长。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又亲眼目睹恩师被抓，县城一片血海，便立下“他年成长后，挥剑斩长鲸”的誓言。
1928年，父亲14岁时，因太婆年迈，祖父请调回祖籍九江，父亲真正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祖父又送他去庐山南麓东林寺，师从考据学家、国文大师古层冰先生，得其读书治学方法之真传，而渐渐沉入学问之中。半年多后，古先生要去中山大学任教，父亲只能怏怏告别。秋季，父亲考入了光华中学（前身为圣约翰中学）初中二年级，除国文、历史，其他科目全版英文，包括中国地理。学校没有革命气氛，受过大革命洗礼的父亲很失望，于是开始阅读郭沫若、郁达夫、胡也频、丁玲、蒋光慈等人的诗歌、小说等作品。凡是书店有的新文艺的作品他都买了回来，父亲说：“从这些书本中，我似乎找回了已经失去了的那些革命的光彩。”后来，他干脆退学，每日读书，休息时就苦练泰山金刚金碑。
1931年夏天，17岁的父亲告别九江，到上海考入吴淞中国公学附中，开始独立人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于革命洪流，他艺术创作与革命斗争并驾齐驱，富有戏剧性的传奇人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痕。

动荡岁月遍尝人世艰辛

和许多孩子一样,当别人问起父母的经历时,脑子常常会一片空白，后悔自己和父母沟通太少。其实我对父母的了解，始于“文化大革命”。
1966年，我还不满21岁，是上戏戏文系三年级学生。我的母亲叶露茜在上戏导演系任党总支副书记和办公室主任。运动初期，她就被打入上戏劳改队，记忆中她最大罪名就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诸如学生生病给学生送巧克力等，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接班人。1967年初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造反派在学校贴出“把修正主义分子叶露茜清除出党”的通告，我不知所措，回家很懊丧地对父亲说，“妈妈被开除出党了。”父亲听后，对我说，“不要怕。符合党员标准的，一定是共产党员；不符合要求的，就不能是共产党员。你慢慢会明白的。”而我一直到文革结束后很久好像才明白。
这年秋天的一日，同学悄悄告诉我说作协一个晚上都贴满了我父亲的大字报，第二天我便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巨鹿路上海市作家协会。走进大厅，从三楼到一楼的楼梯空间挂着巨幅的打倒杜宣的标语，围着楼梯的墙面，都张贴着打着红叉的杜宣的大字报，我一边看，一边摘抄，不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心里很着急，回到家里直奔三楼爸爸的书房，找父亲谈话。本来在摇椅上看书的父亲，看我这么慌张地冲进来，立即起身，放下手中的书本和烟斗，要我坐下。我外表镇定，内心紧张，顾不上爸爸递来的茶水（平时我很爱偷喝）。我把大字报内容逐条读给他听，要他和我说实话，我要心里有数。父亲听我说完后，很认真地回答我，“我对党对子女负责，我的历史没有问题。”又说：“我做的每一件事，调查部都是有结论的，都盖上印章的。”他还做了一个盖章的手势，我想象中那是一个很大的方章。我相信爸爸。
1967年12月8日父亲被作协造反派从家中带走没有回来。元旦后，造反派勒令我们在1月15日前，把向公家借用的家具全部退回。我回家告诉母亲后，她凝视着我，没有言语，即去劳改队里借了一辆大板车回来。第二天，我们就把能搬动的桌椅、床架等公家用品，全部送到巨鹿路。我在前面拉，妈妈在后面推。迄今我也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家这么做的。后来造反派的多次抄家，把一切能用之物全部搜去，包括属于我们孩子的衣物用品，更不要说是文房四宝，图章和书籍、古董，我们全家也从三层居所，压缩到一楼，三代13人，不仅睡双架床，还有桌上、桌下都睡了人。我、老四、老五基本住校，减少回家。在一次造反派对我的审讯中，得知爸爸已被军管会隔离。
这年3月8日，造反派召开全市性的批斗我父亲的大会。我很想见一下已经坐牢的父亲。本来作协通知我参加的，后来又不允许了。上音的未殊和他的一个同学，还有我家的邻居曹恩利参加了大会。这天早上，走出宿舍，上戏整个校园的水泥地上，从前门到后门，刷满了打倒我父母的大标语，每个字2米见方。我每走一步都要踩在上面，真是为父母心疼。据曹恩利告诉我，大会上造反派最厉害的就是喊口号，喊得震耳欲聋。我弟弟坐在那里，面无表情，没说过一句话。我父亲低着头基本上不回答
任何问题。曹恩利是个起重工,我父亲身上穿的长棉袄是他的。那是他们冬天露天作业时专用的，上面还绣有他的名字。父亲被带走时要棉大衣，家中一无所有，二弟未谷就找他借了。他很怕造反派发现他的名字而受到牵连。他的担忧一直持续到父亲被撤销隔离为止。大弟未殊的记忆中，批斗会没什么事实，最清楚的就是，造反派不断追问我父亲二战时和美国人的关系，爸爸的回答就是“翻译”。
批斗大会没使我沮丧，我倒希望哪里再开爸爸的全市批斗大会，押他出来时，我在路上可以见到他。很长时间或骑车或走路时我都期盼着；殊不知父亲每到春暖花开时，也不时会去监狱的后窗口踮脚张望，盼望见到去郊外抓蝌蚪的两个小儿子。父亲和我们的心真是相通啊。但他无法料想那时全家几乎被扫地出门。
我有九个兄弟姐妹。两个姐姐远在外地，受到的牵连相对少一点。我们大学毕业后，1969年1月30日，我背着“和父母划不清界线”的严重警告处分离开学校，和同学一起去吴江2011解放军农场劳动两年。回来时父亲已在奉贤文艺干校劳动了，每月有四天休息。1972年末，我被工宣队分配到长春工作，是当时全学院中单个分配得最远的一个女生。过完春节后，父亲要回干校，我不久也要去长春报到。我送父亲上15路电车作为告别。从家门到车站不过10分钟路，爸爸的话很简单。他说，“去东北没什么了不起。我17岁起，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到了新单位，要少说话，多做事，多读书，特别是学科学，尤其不要讲上海的事。”我除了应声，没有回答。15路来了，爸爸上了车，在车门关闭的瞬间，我仿佛见到爸爸的眼眶红了。父亲给了我信念和勇气，这种内心深层的父爱，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几十年来，我从没忘记他的教导。
粉碎“四人帮”后，母亲得到了平反；在我们的努力下，大弟未殊也回到了家中。1975年6月，我父亲终于获得解放。就我们个人而言，当现实和理想产生矛盾时，只要勇于面对，不断完善自己，我们就成长了。这也是父母的经历所教我的。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尽在不言中

我的父亲一生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重大历史时期，丰富的革命阅历，造就了他超群的智慧和过人的胆略，他是卓越的革命者，又是爱国的艺术家，他的人生和作品，浸透了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我们从他那里学会了爱与被爱，但是父亲太多的经历、风险、灾难、痛苦、磨砺，心灵中的惦念和牵挂等等，我们完全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几乎砸散了我们家，过后我们从没在一起议论过它。父亲坐牢3年，他告诉过我，他被关押后，发现在规定的日子规定的时间里才可以洗澡，于是他把椅子搬到门边，从门窗上看出去，下一个经过这里去洗的是什么人，很快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还说，军管看来是一种保护性措施，造反派不可以随意提审他们。他每月拿到工资25元，除了吃饭还可以买烟，逢年过节还可以加菜。最后他挪到两个人的班房去了，屋子里有了人气。他们互不相识，也不能互通案情，但他猜到同屋的人是工业局的局长老夏。老夏对他很照顾。夏的爱人送来茶叶，老夏必分他一半，还教他补衣服，针脚很密……爸爸心存感激。出狱后，爸爸的散文《狱中生态》，描述的是蚊子、蜘蛛和小鸟不息的生命力和对自由的向往,在他笔下，坐牢好像还是一种享受；我们不知道在四壁徒然的7尺牢房中，在睡觉之后可以滴得出水的草垫子上，他是怎样熬过孤独长夜的？他又怎样构思出国际题材的话剧《彼岸》的？他难道没有痛苦吗？
母亲的去世十分意外。那天父亲去参加老年书画会的活动出去了一天，回来时母亲已被送入急诊室。当晚父亲要去看她，被我们劝阻。没料到，因抢救不及时，母亲次日凌晨离我们而去。在医院的告别室里，爸爸面对妈妈的遗体，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他说：“囡囡（我的小名）呀，妈妈不在，我们都成孤儿了呀……”真是痛彻心扉。爸爸突发心脏病很快住院，情绪陷入低谷。
我知道，我们再孝顺也替代不了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和弟弟妹妹商量后，我再陪爸爸东渡日本，去完成妈妈未了的再看樱花的遗愿。在京都，我们在白浜宾馆住的是父母去年来时的同一房间，我们不知道，回忆往事爸爸内心又掀起多大的波澜；我陪他去了茅崎，只知道那是他60年前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驿站，不知道那里曾有他的初恋，不知道在那里他读到了武田泰淳和竹内好给他送来的《雷雨》剧本，使他成为把话剧《雷雨》推向世界舞台的第一人，由此开创了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戏剧活动；我们不知道，1943年，他奉周恩来之命打入国民党特别部任上校宣传科长，在担任《群报》和《评论报》总编时，是怎样顶着风险为党传递情报的？我们不知道，1944年，新婚的他又奉命打入美军陆空辅助总部，担任顾问。为完成同盟国开辟东方战场进行前期联络工作，他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带着两个美国情报人员，以建华东气象站为名，从昆明出发，途径江西、福建，既要避开日军，又要瞒过国民党，穿山越岭，历尽艰险，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最终在浙西天目山完成了与新四军接头的绝密任务；我们不知道，父亲和母亲有多少次这样的别离和相互的牵肠挂肚？我们不知道，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父亲作为中国战区美军总部港粤代表团成员随美军飞往广州、香港，与日军交涉接收战俘事宜，成为第一批和日军谈判的使者，也是中国作家中直接目击二战结束谈判的唯一证人；我们不知道，建国初期,他曾领导公安部门侦破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站在上海的魏克特间谍案,它是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直接同帝国主义交锋,破获的第一要案大案；我们不知道，他受中央社会局李克农委派来上海接管国民党伪国防部保密局的“东方政治经济研究所”，曾策反国民党保密局要员少将邓葆光，并主动请缨，单枪匹马去香港追回被国民党保密局运出的110箱7万册极其珍贵的孤本善本图书资料，并把它安然护送到北京。
香港，是爸爸放不下的一座城市。抗战胜利之后，爸爸被派遣到那里，以大千出版社社长和南国大酒店董事长的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和三教九流都要打交道（我母亲的身份是港九妇联主席）。我和未殊都生
在那里。那时，内地许多进步文人和民族资本家都聚在香港寻找出路。
我们的家有时就是中转站。此外，爸爸还亲自从水路把胡风等十多名作家送到东北解放区。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84岁高龄的父亲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反映香港157年沧桑变迁的大型史诗剧《沧海还珠》，上海话剧界五代同堂向祖国献演，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奇迹。
我们也不知道，60年代初期，爸爸和韩北屏代表“亚非作家会议”，在50多度的高温下走访西非三国的艰辛。未谷的同学吴军改革开放后去几内亚定居。他回来说，他带着爸爸的《西非日记》去了中国大使馆，那里的人表示，爸爸走过的地方，他们没有去过，那是很偏僻很落后的。可见，当年“亚非作家会议”的统战工作做得多么深入细致……我们不知道的事，实在太多。我曾经要求去看爸爸的档案，被告知子女是不能看父母的档案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只能这么想：能让我们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如果都让我们知道就不称其为秘密了。
2002年秋，父亲因病住院后，再也没有回家住过一个晚上。从他入院起，我们就知道，他的癌症已在全身扩散。整整两年，我们兄弟姐妹和下一代，每天24小时轮流在医院护理，想让亲情伴他走完人生最终的旅程。但我们从没有进行过癌症的对话，大家心照不宣。我们也没告知他的朋友和其他亲人,以免大规模的探访。每天，我们和爸爸一同分享外面的新信息，爸爸和我们聊家庭往事，分析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弱点和他的希望。爸爸说，人生的机遇每个人是等同的，发展在于个人的努力，勤能补拙。爸爸再三叮嘱这个家要和妈妈在世时一样，要团结，有凝聚力。
爸爸向我们展示的永远是美好的光明的一面，他内心的坚定和强大，非凡人可比。爸爸曾经和我们说过国际信使的特质:隐姓埋名，上飞机可以佩枪,自己带水,不吃飞机上任何食物，遇事自己处理(甚至自杀殉职)。我们十分钦佩这样的人，也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爸爸何尝不是这样的呢，他一生低调，为自己的所爱———他的事业信仰、他的家庭孩子，他可以忍辱负重，出生入死，牺牲自己的一切。无私而又无畏。
2001年夏,安全局给了爸爸一套房子,爸爸很高兴。未谷买了一个保险箱送给爸爸。在爸爸落葬之后我们才打开它，里面居然是空的。这是多么崇高的境界啊。2004年8月23日父亲辞世，终年91岁。爸爸去世前,我告诉他,他将安葬在宋园，爸爸对我说，“妈妈也要去，死了也要浪漫主义。”
2006年8月26日在爸爸的塑像揭幕仪式上，我代表全家发言。我说，爸爸是个很特殊的人，他是老革命中的才子，又是作家队伍中的杰出战士。重叠的身份，既带给他无以言说的禁锢和痛苦，也给他提供了洞察世事的机会。他的执著和淡泊，他的机敏和尖锐，他的坦诚和幽默，还有他对事业、对生活、对朋友、对妻子、对孩子的热爱，包括他孩子般的幼稚和调皮、一种传统文人的愚钝，都已通过他的作品和他的人生作了充分的表达。现在，时间和空间对他来说已没有任何意义；有的只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他对我们永驻的爱，和融入我们血液中的他的品格和他的精神，以及我们对他不灭的回忆。
今年4月28日正是爸爸诞辰100周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出版了高质量的《杜宣纪念集》，左联纪念馆拉开了《难忘的岁月-杜宣生平图片展》的序幕；在剧协的组织下,焦晃、曹雷、娄际成、戈治均、刘安古等著名艺术家的《杜宣作品朗读会》，为我们带来了至高的艺术享受；上海音响出版社还刻制了父亲上世纪50年代的影片《兰兰和冬冬》的光碟；东方卫视中心还将制作“杜宣专题片”。这么多人的缅怀和付出，足见父亲的人格魅力和他深远凝重的气场。
我们家上下四代46口人，从4个国家11座城市汇聚在上海，在父亲的百年诞辰之际，和许多朋友一起去宋园向他和母亲献了花。父亲一生信奉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是要传承他的这种不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