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农民工律师

马兵

      采访对象：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佟丽华主任
   
    农民工 郭增光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时福茂律师
   
    农民工温振其妻子
   
    农民工温振其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张秀夫会长
   
    四川大凡律师事务所 李铁主任
   
    农民工 赵甫金（陈发清）
   
    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刘红律师
   
    农民工 刘仲炳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王永峰律师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陈星律师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王孝顺律师
   
    中国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新时代的气息。
   
   
   
    这些改变离不开两亿农民工的辛勤工作。可是他们的权益有谁来维护？谁能给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农民群体，农民工。他们农忙的时候在乡为农，农闲时进城打工，成为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农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国产业工人当中人数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样一个特殊的、边缘的群体，他们权益的保护一直被看作是维权的难点甚至是曾经的盲点。但是，正像刚刚闭幕的中共第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在农村的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同样重要的还有保障农民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农民权益维护的怎么样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农民工的权益该如何维护呢？如果发生拖欠工资或工伤事故当然需要农民工自身去提高法律意识、去主动维权，但是他们绝对需要帮助，需要专业的法律援助。今天的《新闻调查》为您介绍的是一群专为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
   
    农民工：1400元吧。
   
    时福茂（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律师）：1400元，你的欠条、身份证。1400元，剩下的88元，我一会儿给零钱找兑一下行吧。因为咱们都是统一的，所以说都发的前几位，后面两位都没发。
   
    这里是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2008年4月18日，17名来自四川和吉林的农民工来这里领取他们被拖欠的工资。
   
    记者：老乡，我们打搅你一下，今天领了多少钱？
   
    农民工：今天领了5000元
   
    记者：5000多元钱，这是多少人的工资啊？
   
    农民工：这是我一个人的工资。
   
    记者：你一个人的？你这个工资被欠了多长时间？
   
    农民工：欠了是好几年吧 ，可以这么说，2005年。
   
    记者：两年多时间。当初怎么找到法律援助站的呢？
   
    农民工：这也是通过别人介绍的，到这儿来的。
   
    农民工：打热线电话咨询过来的。感谢王律师，去年为我们跑了一年，总算把这个拖欠几年的工资给要回来了。如果没有王律师，还有一个张律师，我们这笔钱不可能要回来。
   
    现在我对它，这块不行就根本没有信心了，不要了。
   
    记者：没有信心了，就想放弃了？
   
    农民工：放弃了，为啥放弃呢？ 因为上班不能老耽误时间要这个工资，要了几次也不见成效。
   
    记者：赔不起时间了？
   
    农民工：赔不起时间了，老跑这事把别的都耽误了。
   
    佟丽华，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 2005年9月，他发起建立了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记者：佟律师，我知道您是做了13年的律师，其中将近10年做的是青少年维权的法律援助活动。但是三年前开始也做农民工的法律援助。这种转化是怎么实现的 ？
   
    佟丽华（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主任）：当时为什么做农民工这项工作，简单地说两个理由 ：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温总理给农民工讨薪。温家宝总理给农民工讨薪这个事情，当时在社会上应该说引起了非常巨大的反响。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士，作为我的评估来说，对总理讨薪准确地理解，只能表明党和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真正要帮助农民工讨薪还是应该引导帮助农民工依法来讨薪。这就是使得我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在思考 ，国家这么重视，我们是不是应当做一点工作。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恰好那个时候我两个小时候的伙伴 ——我在农村长大——两个小时候的伙伴，在天津（被）欠了8000多元钱，要了一年多要不回来。我就给我们的律师说，我们要介入这个案子。从那个案子开始，我们真正开始了对农民工讨薪的工作。
   
    目前我国有农民工2亿以上，每年还以600万到800万的速度递增，预计在未来20年内中国再增加1.2亿到1.5亿的农民工，农民工的维权问题不可忽视。
   
    佟丽华：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大量的农民工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能有法律专业人士，给他提供便捷的免费的法律帮助，这就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 ？中国大概有13万多律师，谁是农民工律师，谁是专业的农民工律师。
   
    记者：你觉得需要一种律师是专门为农民工打官司吗 ，为农民工服务 ？
   
    佟丽华：当然是这样。中国有两个亿的农民工，两个亿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背后涉及至少五个亿的农村人口的生活。所以我说应当有一批专门的律师来维护他们的权利。
   
    2001年10月河北农民郭增光领着67个老乡来北京打工，被老板拖欠工资三万三千多元，此后郭增光作为农民工的代表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两年时间里他往返于河北老家和北京30多次，但讨薪并没有结果，无可奈何之下郭增光和农民工们想到了一个极端的手段。
   
    郭增光（农民工）：当时我就一直上访，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回家我们的老乡 、工友一起商量，不行咱们就这样 ：大伙在我家喝酒，宰了一只鸡，鸡血酒；每人一把刀，说来了以后把那老板一刀给他砍死，采取暴力极端手段。
   
    记者：极端手段?
   
    郭增光：对。给钱，不给钱把他砍死。
   
    记者：最后什么事让你们放弃了这个想法 ？
   
    郭增光：正当我们可以说是磨刀霍霍的时候吧，一个媒体的记者打电话到我家，说有一位律师对你们这个案子特别地关注。而且呢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可能会帮助你打这个官司。媒体朋友帮我联系到了佟律师
   
    佟丽华：我们处理的大量的案件如果不是律师的有效的介入都可能走上有可能是违法犯罪的道路，有的甚至可能就是围堵政府机关。
   
    郭增光：佟律师跟我讲，郭增光跟你们老家的人都讲一下，不要用一种暴力激进的方式来解决你们的矛盾。本身你不是文盲，你相信法律，你相信正义，我们一定会帮你打这个官司帮你把这个钱拿回来。
   
    由于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介入，避免了68个农民工采取暴力的手段去讨要工钱，在农民工律师的艰难努力下，2006年11月郭增光等68位农民工最终领到了他们被拖欠的三万元工钱。
   
    佟丽华：这样的案子我们现在处理的五个人以上的，我们给它叫群体性的案件。经我们手处理的就能到140件左右。要涉及多少人呢，涉及3000多人。
   
    由于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介入，避免了68个农民工采取暴力的手段去讨要工钱，在农民工律师的艰难努力下，2006年11月郭增光等68位农民工最终领到了他们被拖欠的三万元工钱。
   
    记者：时律师，咱们工作站成立以后你已经为农民工打了多少官司了？
   
    时福茂（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律师）：有300多个了吧。
   
    记者：几年时间完成的？
   
    时福茂：应该说是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的。
   
    记者：两年多300多个官司，打了这么多官司，你总结一下农民工官司有什么特点？
   
    时福茂：农民工官司一个是证据不充分，另一个程序过于复杂。农民工不懂得如何保存收集证据；另一个因为劳动争议案件它比普通的民事案件更复杂一些，就是有一个仲裁前置程序，先去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才能去人民法院打官司。这种情况下相当于多了一道程序。另一个农民工来回跑等等，他支付的成本比较高，应该说非常艰难。
   
    河北农民温振其三年前在北京一家啤酒屋打工时左手被砍成重伤，温振其用了2年半的时间，经过二次仲裁、一次工伤认定、、三次诉讼后，终于走完了所有的法定程序，打赢了工伤赔偿官司，但由于整个维权时间过长，温振其原来打工的啤酒屋已经注销，他没有及时得到应有的工伤赔偿。
   
    记者：就在这个地下室吗？
   
    温振其（农民工）：对，刚搬过来。
   
    记者：这一个月房租有多少？
   
    温振其：一个月300元钱。
   
    记者：现在的收入是怎么样的，每个月的生活费？
   
    温振其：靠家里面借，亲戚帮忙借。现在都知道，现在欠了五六万。
   
    记者：您好。
   
    温振其妻子：您好。
   
    记者：打扰，打扰。
   
    温振其妻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地方特小。现在也没钱，什么都没有。官司三年了。
   
    记者：当时你伤口在哪儿？
   
    温振其：伤口在这儿。
   
    温振其妻子：两处伤口呢。
   
    记者：这是一处，这是一处。
   
    温振其妻子：因为这儿神经线断了，这儿的神经线也断了。他是因为神经线断得太厉害了，大夫说了再做手术的时候，得从这儿再做一次手术。做这个手术以后再把这个神经线再重接一次。
   
    记者：现在已经做过几次手术了？
   
    温振其妻子：现在已经做过两次了，还得两次手术。因为什么，咱钱拿不到，没有钱一直拖。应该说挨着做手术最好了，但是咱没有钱，做不了。
   
    温振其：现在这手。
   
    温振其妻子：官司打的。
   
    记者：这个手现在能活动吗？本身这个手指头？
   
    温振其：没有感觉。
   
    温振其妻子：没有任何感觉。
   
    温振其：没有任何感觉，他（是）神经线断了。我到别处去，你什么也不能干，摸也不能摸，人家一看我这手就说不行。
   
    记者：你后来又去找工作了？
   
    温振其：我找，没办法。你现在一家子四口人怎么办，怎么生活。有时候晚上捡个垃圾，饮料瓶。
   
    时福茂：温振其要在这儿吃、住、行。他为了打这个官司，他要住、他要吃、要来回跑，至少他要坐公交车。这种情况他也是一种维权成本，这种成本太高了。
   
    官司打了两年多，温振其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一个并不复杂的工伤赔偿官司为什么会拖这么长的时间呢？据了解主要原因是温振其没有和打工的啤酒屋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在维权过程中仅仅确定温振其和啤酒屋之间是否有劳动关系就耗去了半年多的时间。
   
    温振其妻子：他你看没有签劳动合同，光劳动局就这个劳动关系走了多少？走了七八个月才下来这个劳动关系，多难哪。
   
    记者：你觉得他当初在确定劳动关系的时候难点到底在哪儿？
   
    时福茂：因为没有劳动合同，他其它证据也不充分，所以说他自己在劳动争议仲裁的时候输掉了。


      来源：中央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