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耘：丁香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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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暮春和初夏，我是在北京度过的。除了刮风天和阴雨天，我吃过晚饭后就溜达到中山公园去，在紫丁香花丛中消磨掉整个黄昏。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让那浓郁的花香弥漫在包围着我的气氛里，沉思着四十多年来像云烟一般的前尘往事。对于一个性情孤僻而心境寂寞的老年人来说，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享受了。

一个熟悉而亲切的面孔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的老编辑：“怎么，老王，又是在这儿碰到你，你好像对紫丁香花有点特殊的感情似的。”

“唔，也许，紫丁香花这种淡雅而又有点忧郁的情调适合我的气质。”

“这恐怕不见得是惟一的原因吧！”他狡黠地眨着眼睛，“在你的一生中，说不定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和紫丁香花有点什么关系。比方说，在年轻时候，你是不是认识过一个像紫丁香花一般忧郁的姑娘？”

像我这么一大把年纪，距离“灰飞烟灭”的日子已经不很远，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保密”了。而且，像这样美好而纯洁的回忆，多让一个朋友知道也未尝不是好事。我们并肩坐在长椅子上。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就开了腔，那位老先生居然全神贯注地在倾听着。

“说起来，这是44年前的事了。和我同时代的人也许还会记得，1936年3月31日，北平的大、中学生在沙滩北大三院开过一个追悼在狱中受刑病死的战友郭清的大会，会后举行抬棺游行。我和六七百个同志参加了这次游行。我们的队伍从北池子走到南池子，就跟上千名反动军警碰上了，他们挥舞着警棍、皮鞭和大刀向游行队伍冲击；而我们却赤手空拳，只能用几根竹竿招架着。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我们终于被冲散了。当场逮捕了五十多个同志之后，反动军警还穷追着我们，几乎是两三个撵一个。我在前面跑，两个警察在后面追，我后脑勺挨了一个警棍，鲜血渗出了便帽，滴在天蓝色的大褂儿上，前后都有斑斑点点的血迹。幸亏我在大学里是个运动员，终归跑得比他们快些，一眨眼就把他们拉下了一百多米。我窜过几条七枝八叉的胡同，跑进北池子南口的一条小巷里，眼看着有一户人家虚掩着门，我推开门一闪身躲了进去，反手就关上了门。当时我浑身都是污泥和血迹，脸上也是红一块花一块的，不像个人样。院子里收拾得挺干净，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过了半晌，门帘子一掀开，走出来一个很文静的姑娘，小个子，大眼睛，年纪看来还比我小一两岁，大概是个高中学生吧。她看到我这个模样，吓了一跳，但还是很镇定地问我：‘您怎么啦？哪儿受的伤？’

“‘我是个学生，刚才去参加游行，被警察打伤了。他们要抓我。借您这儿躲一躲，行不行？假如您不同意，我马上就出去。’

“‘您不能出去。这个样子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来！让我先给您包扎一下。’接着，她把我领进屋里，拿出绷带和药棉，上了药，迅速地用熟练而轻快的手指给我包扎好伤口，用酒精擦干净我的脸孔，关切地问道：‘弄痛了您没有？不难受吗？’

“我整理整理衣服，站起来：‘不怎么痛啦！我可以走了。’

“她拦住我：‘不行，您身上有血迹，警察会认出来的，得换上衣服，戴上呢帽！’她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蓝布大褂儿和一顶旧呢帽，‘是我大哥的，您穿戴上大概还合适，他个子和您差不多。’

“我一再推辞，她有点生气了：‘唉，您这个人呀，真是个书呆子！生死关头，逃命要紧嘛，还顾得上那么多礼数？’

“我走出这户人家，回头望一眼门牌号码。靠着蓝布大褂和呢帽的掩护，谁也看不出我是个被打伤的‘逃犯’，拐了个弯，到了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坐上直开清华园的校车，我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脱险了。

“我养好伤以后，总想着要把蓝布大褂和呢帽还给人家。直接送到她家里去吗？万一出来应门的不是她而是别人，那我该怎么说才好呢？我只好写了一封短信，请她在下一个星期六的傍晚亲自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旁边的紫丁香花丛附近，取回我借去的大褂和呢帽。收信人的姓名只写着‘大小姐’收，落款我没有写，因为那天在匆忙中我们谁都没有请教过彼此的尊姓大名。

“我们终于在紫丁香花下见面了。她很大方地走到我面前，稍微点点头示意。

“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分腼腆的小伙子，我总觉得，随便询问一个不认识的姑娘的姓名或者介绍自己的姓名都是不太庄重的、太唐突的。我只是激动地对她说：‘非常感谢您的帮忙，那一天，要不是换了衣服，我一出门就会被捕的。胡同口有两只穿黑制服的狗在守着呢！’

“‘别客气！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这些旧东西您大可不必还给我。’

“‘我怕您不好向您的大哥交代！’

“‘不要紧。他不是经常穿戴的。再说，他和您一样，也是个大学生。他是爱国的，不过，没有您那么勇敢。’

“她将手上的纸包递给我：‘给，这是您那天换下来的布大褂和便帽，上面的血迹我给洗掉了。多可惜，这是志士的鲜血啊！’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当时有一支流行的爱国歌曲《五月的鲜花》，开头有一句歌词：‘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其实，您也大可不必还给我。这件血衣，留下来作纪念不是很好吗？’

“她稚气地笑着说：‘您叫我搁在哪儿呢？假如家里的人问起来，我又该怎么说才好呢？这件事，除了咱俩，现在还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爹是个好人，在中学里教书，他胆子小得要命！假如让他知道了……’

“她默默地望了我一眼，好像要记住我的容貌似的。但很快就说：‘假如没有什么事，我该走了！’临别时我们轻轻地握了握手，手指尖仅仅接触到对方的手指尖。她走到离开我约莫十多步的地方，迅速地回过头来望了我一眼，好像有点依依惜别的样子。她那轻盈而苗条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和茂密的紫丁香花丛里面了。我猛地想跑上前去跟她多说几句话，至少问清楚她的姓名，但我终于痛苦地克制住自己，我不愿意株连她，因为我还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经过，要说是‘爱情’吧，恐怕算不上；要说是友谊吧，又和普通的、寻常的友谊不太一样，好像多了一点什么东西──革命的情谊，一种患难与共、信守不渝的革命情谊，这是人世间最值得珍贵的东西。不知怎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每当我一看到紫丁香花，一闻到紫丁香花的香味，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这么一件事，这么一个人，仿佛又看到她那消逝在紫丁香花丛中的身影，仿佛又听到她离去时轻轻的脚步声。”

听完了我的故事，那位老先生无限感慨地说：“在我们一生中，生活有时会像河流一样，和另一条河流遇合了，又分开了，带来了某一种情绪的波流，永远萦绕着我们的心灵……淡淡的，却难忘！唉！怪不得你那样喜欢紫丁香花。不过，你真是个古怪的老头儿，在斑白的头发底下还保持着一个二十岁小伙子般强烈的感情，这样的人是不会幸福的。”

选自《丁香花下》（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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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秋行
　　黄秋耘
　　
　　我虽然不是一个“一全好作名山游”的旅行家，但几十年来走南闯北，也到过不少名山大川。这次趁参加“汉语词典会议”的机会，到“昂霄逼汉、松石奇诡、岩崖峥嵘、气象万千”的黄山一游，而且一鼓作气，从前山一直攀登到海拔一八六O米的绝顶，饱览了“人字瀑”、百丈泉“、石笋峰”、“百步云梯”、“天都峰”、“始信峰”……等奇观美景，可谓生平一大快事。我觉得，黄山兼有泰山的瑰伟、武夷的秀逸、华山的峭峻、匡庐的飞瀑腾空、衡岳的层烟叠翠、雁荡的丛石嶙峋……真可谓集全国名山之大成。要不是它僻外在皖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旧时交通不便，游人罕至，它的名气很可能早就远驾上述诸名山之上了。
　　著名的《徐霞客游记》也曾写到他两次游览黄山的经过。可惜他第一次游黄山的季节正值严冬，山上一片冰山雪地，石磴层层结冰，峻滑不堪着足。加以浓雾迷，漫山遍谷，障碍视线，所见不多。第二次登山的游记（即《游黄山日记（后）》）又比较简略，只记下了游览的过程，对山中景物很少加以描绘。可以说，徐霞客只记下了黄山之“险”，但没有记下了黄山之“奇”和黄山之“美”，未免使人感到美中不足。
　　在古人所写的黄山游记中，我觉得还是以清代散文家刘大槐的《黄山记》比较生动、详尽和翔实。刘大槐在黄山上住了六天，也许由于天气的关系，他只三度看到云海，还未能在清凉台上看到旭日初升的奇观，山中好些著名的胜景，他也没有机会看到。正如他自己所说：“余所记者盖登山之大略如此。若其峰之峻不可登，幽泉异石之翳于深壑而不可见……与夫云烟之开敛,朝夕晦明之异候,雨寒暑春花冬雪之殊观……莫得而言也。”这倒是老实话。至于潘之恒的《莲花峰记》、汪道昆的《欲中记》等，所记的都只不过一鳞半爪，当然，其中颇有些绘声（瀑声、泉声、风声）绘色（山色、树色、云色）、尽态极妍的笔墨，也还是值得一读的。
　　我们现在游黄山，条件当然比古人优越得多。首先，解放后新修建的盘山公路直达海拔六百多米的黄山宾馆，给我们节省了三分之一的旅程。其次，从黄山宾馆（温泉）起达顶峰，路程约三十华里，登山的石磴经过修缮，宽度一般都在一市尺以上，石面也相当平整，再没有象前人所描写的“石砌隘甚，不能受全足，后趾俟前践发乃可发”，必须“膝知蛇伏，始能通过”那样的险境 。并且在“小心坡”、“鳌鱼洞”、“阎王殿”那些特别险峻的地方，还设置有栏杆、铁链等安全设置，供扶手用，只要游人提高警惕，小心谨慎，一般是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的。再说，现在沿山各处每隔约十五华就设有住宿处，供应膳食和棉大衣（山上山下气温相差达二十度左右），登山者无需裹粮携水，背负寒衣，减轻了不少负担。
　　当然，要说“险”，黄山的山径确实相当险峻的。特别是“鲫鱼背”那一段，虽路程不很长，但一边是悬岩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经过这一段山路的时候，必须步步为营，紧扶石壁，千万不要往万丈渊那一边俯瞰，否则不但行者毛骨悚然，旁观者也要捏一把汗。又比如“一线天”，要通过一道狭窄的隘道，道中两壁夹立，高达数十丈，真是“天不容数尺光，道不并两人趾”，抬头一望，颇有点阴森逼侧、头晕目眩之感，要是有心脏病或者神经衰弱的人，恐怕会吃不消。因此，黄山宾馆对要求从前山爬上顶峰的老年游人，一般都要事先作过“体检”，假如“体检”不及格，发现你有高血压或冠心病等毛病，就劝你不如从后山攀登。后山开头的十五里是板平路，十分平坦；后十五里虽然也是石磴，但坡度不象前山那陡急，比较好走一些。当然，黄山的胜景大部分都集中在前山，假如从后山登山，除了顶峰附近的那一部分外，就无法看到散布在各处的奇观美景了。
　　我们一行二十多人中，有好几位已逾半百，有少数人甚至已年逾六旬，要一鼓作作气爬上一千二百多米的陡坡，在某些人看来，未免有点不自量力。特别是过了半山的玉屏楼后，坡度越来越陡，山径越来越崎岖，有几段路简直要手脚并用才能勉强爬得上去。但不管怎样，我们终于胜利地达到顶峰了，而且全体人员都安然无恙，精神焕发。可见毛主席“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这两句词，确实是真理名言，发人深省。
　　这一次，我以两天半时间，从前山登山，从后山下山，除第一天有微雨外，后两天都是晴天，总算看到了黄山大部分主要景色，比徐霞客、刘大魁都幸运得多了。我觉得，黄山之奇，一奇在石，二奇在松，三奇在云海。
　　在黄山，石的奇如松的奇几乎是分不开的。例如“蓬莱三岛”是矗立在天都脚下的三座参差不齐的石峰，峰上容不下一尺深的泥土，却生长出好几棵生意盎然的松树来，随风摇曳，婀娜多姿，枝叶掩映在浮云浓雾中间，真好象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上仙山。又如“梦笔生花”，位在千峰环抱、白云缭绕的北海宾馆附近，它的形状好象一支粗大的画笔，峰顶尖锐，象笔峰，一棵松树从尖端的石罅中盘旋而出，茂密的松针好象笔锋的颖毛架上，真是天生巧合的奇景。
　　其实松石之奇，在别的名山也并不罕见。最为瑰奇伟丽的还是黄山中的云海。我登山的季节正值九月初秋，宿雨初晴，碧空如洗，巨壑深谷，烟云弥漫，浩瀚无涯，宛如波涛起伏的大海。远近峰峦，象岛屿一样，隐现在虚无飘缈的云海之中。白云来去时起时伏，赛似波涛汹涌澎湃，山风起处，松涛轰鸣，又有点象拍岸的潮汐声。我很佩服创造出“云海”这个名称的人，他的想象力真是十分丰富，我们很难想出什么词比“云海”这个名称更能形象地描绘出黄山的实况了。平时的云海已经是忽聚散，变化莫测，气象万千，但最可观的还是旭日初升的时候看云海。九月十二日凌晨四时，我起床后就披上棉大衣，直奔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清凉台，这座台突出在三面临空的危岩上，靠在石栏杆上就可以俯瞰和远眺黄山西海一带的全部景色。我们在黎明的曙色中等待了大约半个钟头，才看到旭日露出小小的一角，辉映着朝霞，赛似刚从高炉里倾泻出来的钢水，光芒四射，令人不敢张开眼睛直视，过了一会儿，红日冉冉上升，光照云海，五彩纷披，灿若锦绣。那时恰好有一股强劲的山风吹来，云烟四散，峰壑松石，在彩色的云海中时隐时现，瞬息万变，犹如织锦上面的装饰图案，每幅都换一个样式。这样的影色霞光，我们就是在彩色图片和彩色电影中也很难看得到的。比之在泰山玉皇顶上看日出，似乎更为多姿多彩一些，至少是别有一番风味。
　　俯瞰着这冉冉上升的旭日在云海中浮动，真是叫人心旷神怡，意气风发，更联想到我们伟大的祖国，自从打倒了“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也越来越繁荣昌盛，赛似五六点钟的朝阳，在地平线上喷薄而出，我们不但再也不会被“开除球籍”，而且在这个地球上占了一席举足轻重的位置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真是无愧于这天翻地覆的时代，无愧于这浩瀚无涯的宇宙。正当浮想联翩之际，在朝晕的映照下，我感到全身都发热起来，仿佛每一个细胞都燃烧起革命热情。
　　黄山地广约一千二百平方公里，山中有名可指的奇景共有七十二峰之多（大峰三十六，小峰三十六）。此外还有温泉、瀑布、寺院、亭台楼阁之类的名胜古迹，不可胜数。我这篇短短的游记所提到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据说黄山后海一带还有不少绝佳的风景，但一来限于时间，二来那一带只有荆棘丛生的山径可通，人迹罕至，毒蛇猛兽出没，我们就不敢冒险问津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黄山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松杉成林，茶竹密布，自不待说。光是我们认得出来的中草药，就不下百数十种之多。至于野生动物，有书上所记载的熊、豹、麋鹿、山羊等在前山一带已经绝迹，但松鼠和猴子则到处都有，在树上跳跃嬉戏，并不畏人。由于黄山是禁猎区和禁采伐区，加以山径崎岖，来往不易，山上并没有村落和人家。除茶叶外，对其他物产似乎还没有加以采集，任其自生自灭，在丛草密林中腐朽，未免有点可惜。其实只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采集，并不会有损于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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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秋耘，现代作家，文艺评论家。1918年生于香港。中学时代曾在受尔兰人办的学校里读书，1935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中文系，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广东，先后在八路军办事处和其他部门做军事工作和地下工作。1941年以后，编辑过几种杂志。解放战争期间，做军事工作。解放后，曾先后任广州军管会文艺处创作出版组组长、《南方日报》编委、《羊城晚报》编委、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代社长。1954年秋，调中国作家协会，任《文艺学习》编委。1959年后，任《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负责中外语文词典的编写出版工作。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文集《浮沉》，报告文学集《控诉》，儿童文学作品《高士其伯伯的故事》，文学评论集《苔花集》、《古今集》。此处，还与人合译过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搏斗》。
　　摘自： 《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

为生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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