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工组织起来 比起限制更为明智

张硕御月

　　广东省人大代表、有“打工诗人”之称的郑小琼接受本报专访，称她进行一次“女性生殖健康和人流”调查时，发现女性农民工在这方面的健康状况触目惊心，由此她深受感触，提出一个建议：以社区与工业区为体系，完善有关农民工的基层组织，或者成立在政府相关机构引导下“自助型”的农民工协会。这是一个非常理性而妥当的建议。如果有关部门能够接受这一建议，允许农民工组织起来，可以收到诸多好处。

　　首先，这些自愿性组织可以为农民工提供一种精神归属感。每个人都有生活在某个比较紧密的组织内的情感需要，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借助这类组织来解决。农民工离开故乡比较熟悉的组织来到异地，寻求归属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如果不许农民工组织正规而公开的组织，自然就会有很多非正规组织起而代之。比如，老乡组织就会趋向紧密；在第二代农民工中间，甚至可能因为对归属感、安全感的饥渴而组织带有帮会色彩的团体。

　　如果允许农民工成立公开的自助性组织，就可以部分地抑制这类灰色的非正规组织的滋生、发育。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在工厂内集体宿舍生活而分散居住的大趋势，这种互助性组织的必要性就日益明显。这些自助性组织可以让农民工有一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这可以提高个体精神的稳定性，减少农民工出现极端性情绪反应的可能，而这种负面情绪反应对社会是有害的。

　　这些农民工组织也可以让农民工在生活与社会保障方面进行一些互助。农民工必然面临疾病、工伤、孩子上学等问题，并可能陷入无助状态。农民工的互助性组织可以向农民工提供某些服务。这些组织如果规模足够大，还可以建立简易的互助保险。相比于政府的保险，这种保险有可能获得农民工的更大信赖。

　　同时，通过这些组织，农民工可以更为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郑小琼进行过一项调查，当问及“面对劳动纠纷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的问题时，绝大部分接受调查的农民工选择了放弃。农民工的这一选择，部分是由于对自身权利的无知，但主要还是由于个体面对资本、官府的恐惧，以及个体维权成本过高。降低个体维权成本的唯一办法是让农民工组织起来，借助组织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里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农民工有效维权对整体社会秩序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些官员未必乐意看到农民工更有效地维护自己权益，因为农民工维权，就意味着投资者或政府付出成本。但略加考虑就会发现，农民工有效维护自己权益，其实有利于本地长远利益，比如，它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工厂更为人性化的管理有助于留住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而农民工收入增加也会拉动本地消费，从而推动本地服务产业发育。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通过自助性组织来维权，其实可以推进农民工维权活动的有序化。年轻一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如果他们要进行维权活动，那通过组织进行，对社会的冲击会比较小一些。事实上，政府如果与这些组织保持密切沟通，也可以及时了解农民工的权益诉求，提早化解风险。

　　农民工组织起来，有利于政府对农民工进行各种必要的管理。目前的政府管理主要覆盖户籍人口，基层政府与农民工之间没有连接的管道，因而很多政策、法规，农民工无从知晓。如果农民工建立了各种组织，这些组织就可以充当政府与分散的大量农民工之间沟通的中介。政府可以通过它们管理农民工，农民工可以通过它们与政府有组织地打交道。这样，农民工比较集中地区基层政府最头疼的治安、消防、计生、环保、信访等问题，就可以有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

　　至于农民工如何组织，可以交给农民工自己去尝试、创造，政府对其予以监管。农民工是有自我组织的冲动的，在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已经自发地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组织，包括维权组织、信息中介组织、法律服务组织等等。政府只需要放松对这些组织的限制，给它们活动空间，它们就可以成为农民工自我组织的凝聚核。

　　现在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政府打消顾虑，放下对农民工进行组织的恐惧。很多政府官员以为，农民工处于完全个体分散状态时是最好管理的。这可能部分的是事实，秦以来历代政府也一直奉行这种治理策略。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形成权利意识，且越来越多农民工已决心不回家乡，则让农民工在阳光下组织起来，比起限制他们的做法，就更为明智一些。农民工组织起来不仅是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也有利于他们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有助于在政府与农民工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理性的正常沟通管道，这是有效的社会治理的前提。
来源：和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