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又何须怀念 她没有离开主持舞台

中天合创陈宝红

    采访倪萍那天她是这么出现的：散着头发，素着一张脸，宽松的晨练服和面部线条一样懈怠。走路有点僵直，腿先伸出去，腰慢一拍才跟上，年轻时拍戏落下的病根，治疗了一年多，已经算“好多了”。

聊了一会儿之后，化妆师邵京京来了，搬了个椅子到窗前，拉着倪萍坐过去。没有化妆镜，倪萍就这样把自己托付给了她。她和倪萍合作了快30年，麻利地不需要一点语言交流，直接上粉底，打阴影，画眉毛和眼线。刘海高高吹上去，头发从发根一绺一绺梳蓬，再一层一层抿回去，脑后低低挽一个髻。最后检查一遍，确保每一根头发都喷上了定型水，灯光下不会出现一点毛躁。

化完妆，57岁的倪萍回过头。瞬间，那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倪萍老师就回来了——与之相比，之前在这个房间里坐着和我们聊天的那个人，面容陌生到有点让人轻微恍惚。

邵京京说，这30多年来，她给倪萍化的妆容从来没有大变过，哪怕倪萍自己想变变，她也不肯给她做什么改动，“倪萍就得这么画，不这么画中国人民不答应”。

登月之前人类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月球背面，在过去的时代，我们也见不到倪萍的背面。身为国家电视台的台柱，电视人“得势”的90年代里最家喻户晓的女主持，倪萍永远正面迎着观众出现在荧幕里，挽着发髻，穿着旗袍，眉梢眼角都噙一点恰到好处的笑意，满月脸在下巴收成一个俏丽的尖。

从1988年第一次登上央视荧幕到2004年最后一次出现在春晚舞台，她一直以这个形象出现，遥远又亲切地陪着中国人度过一个个节日与周末。那些年里，她的出现就像是全国人民共同举头相望的那轮月。

她因此收获了极高的口碑，观众们不吝于将一切有关女性优秀品质的描述用在她的身上，被父辈们视为梦中情人。相应地，也会遭致一些批评，主要是将她的主持风格定性为煽情。但毕竟隔着快30年的月色像隔着美妙滤镜，在现实映照下，人们更愿意怀念那个有倪萍的春晚、央视以及时代，也算是，一并怀念青春。

但事实是，倪萍又何须怀念。她离开春晚，但没有离开主持舞台，《等着我》在央视一套播了两年多，全国收视率仅次于《奔跑吧兄弟》，并在周日成为全国收视冠军，在媒体的描述中，主要收视群体集中于“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一边看电视一边抹眼泪的大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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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带着过去的印象去对照现实的倪萍，你或许会失望。节目里她有时会感动落泪，但更多的时候，她显示着冷静的控场能力；待人接物仍然亲切，但见到不平，不乏批评与吐槽；音容笑貌也不复从前：嗓音不似以前亮润，样貌也在符合宇宙规律地走样。她不再是人们记忆中的那片明月光——众所周知，月亮自己并不发光，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芒。每个人心目中的那个倪萍，也不单纯是倪萍，是一个时代的巨大投影。

看到化完妆的倪萍，从一个面容疲倦、平淡的中年女性，重新变成中国人熟悉的倪萍老师。记者情不自禁的问她，是喜欢带着标准妆容标准微笑的台上的自己，还是素面朝天寡言少语的台下的自己？

“我还是更喜欢我自己的样子”，她淡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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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倪萍主持的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里，前来寻人的大多是被苦难碾过面容或精神的普通人，他们带来的故事都不尽相同，可能是破碎的家庭寻找失踪的家人，成年的孩子寻找遗弃他的父母，退伍的军人寻找失联的战友，也可能是年轻姑娘寻找火车上一见钟情的陌生人——这样的样本实在太少了。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讲到苦楚，都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

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倪萍大多数时候并没有陪着他们一起哭，尽管她曾是一个以此闻名的主持人。她坐在演播室的沙发上，往往只以一句“有请”开场，然后任寻人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引导提问，但基本不会打断对方说话。播出时每人不过20分钟的片段，但录制时长从来没法控制——在心理学上，倾诉本来就是重要的治疗手段。

“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对人说过的创伤，甚至自己都没意识到是创伤的创伤，对倪老师就很自然地说出来了。”节目评论员张春蔚对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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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我》制片人杨新刚曾表示，这档节目很简单，寻人者说出自己的故事，“就是开门、门后有没有人”。这扇门是节目中的一个重要设置，是失落和狂喜的分界线。开始的几期节目里，和编导对台本时倪萍就会提前知道寻人结果，不需要等到门打开，她后来建议节目组，不要提前向她透露，否则她会忍不住在节目上暗示委托者。“我还是和他们一起‘寻找’。”倪萍告诉记者。

所以当她建议委托人“快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到”时，她其实和他们一样不确定。只是多数人无论是否找到，在看到那扇“希望之门”打开、结果出现的一瞬间，总是被情感压倒，当场痛哭。而倪萍远远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切，表情平静。

这让人想起《教父》里，老柯里昂也那么平静地坐在他的书房里，流水一样来去的人们请求他的帮助，吻他的手，称他教父。倪萍不是教父，只是一年多前她腰伤复发后，录节目时便只能端坐。人们朝向她走去的时候，心态或类似于那些走向教父的求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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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倪萍之前，乐嘉曾试录了几期节目，效果并不理想。张春蔚认为，相比倪萍，乐嘉为人处世的经验可能稍显不足，而沟通方式亦有些强势，“上这个节目的人，伤痛在心里藏了几十年，除了找人其实还需要一个心理纾解的出口。但在让人倾诉上，乐嘉可能并不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

但倪萍一句“有请”，人们便很自然地走了过来，像走向有光的地方，带着所有有关她的记忆：她是国家电视台的、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她陪他们一起过了13个除夕夜，在电视极其强势的年代；她说话平实，待人亲切，动情时会一起抹眼泪。

然后这个原本只在电视里出现的名人，像自家人一样招呼他们：“姐姐来坐我旁边”、“孩子你今天是来找谁的？”——对于来自底层的老百姓，相比多数自带精英光环的主持人，倪萍天然让他们有一种自己人的信任感。有人多年苦撑都没有哭，一见倪萍，便如得到释放般地哭了起来。

更重要的是，倪萍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或者说，中国经验，能捕捉一句话中隐藏了什么现实背景，也能洞察没说出口的地方包含了怎样的创伤。一个姐姐来寻找36年前走失的弟弟，说到别人都认为是她把弟弟弄丢的，倪萍马上问：“妈妈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姐姐哭了：“妈妈没有这么说过，但我觉得她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父母上台。尽管节目组想带出所有心结一朝冰释的走向，但母亲确实一心只念找儿子，向女儿道歉并不走心。

开门之后弟弟出现了。全家激动的时候，倪萍说：“儿子回来了高兴吧？这些年委屈女儿了吧？”

可能并不需要对方的回答，这是她的态度——如果说如今的倪萍，跟那个春晚舞台上永远笑脸相迎的倪萍有所区别，那就是她拥有了一定的表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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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我》里的倪萍冷静、理性，但有时候又有控制不住的温情流露，与她往常留给人们的一上来就热情得不行拉着你的手问东问西的形象大相径庭。经纪人陈倩说，《等着你》里的她更像生活中的她，而之前那种形象，“可能是在当时那种状态下的一种发挥”。

看过《等着我》的现场，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煽情的节目。事实上，煽情往往来自后期的VCR，现场倪萍的发问很多时候接近零度，许多嘉宾痛哭流涕的时候，她仍揪着事实继续问。

“这说明倪萍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张春蔚对记者说，“她既能够体会到人们经受的痛苦，也能够专业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但在另一个角度，这可能更是，她待人处世终于不必永远那么正确，终于可以带入自己的价值判断了，对于不喜的那些人事，她不必掩饰自己的冷淡，甚至面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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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萍的价值判断里，对“不孝”的容忍度相当低。她对着我们，又讲了一遍那个进城之后失联的哥哥的故事，虽然在节目里，她已经最大程度地表达了愤慨：农村家庭借着钱供哥哥上了大学，然而最后问家里要了一笔钱拿毕业证书后，他就此失联已经9年，外公去世都不曾回家。父母与弟弟只怕他出了意外，弟弟对着镜头第一时间就向传销组织请求放过哥哥，然而哥哥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地出现了。倪萍问：“你这衬衫多少钱。”

“三千多块。”

弟弟只说了一句：“爸爸这些年都没有买过新衣服。”

“自己穿得人五人六，父母在家吃糠咽菜，弟弟辍学，老早结婚为了分担家里负担。全家都为你活着，你是长得漂亮还是四个眼睛啊？混蛋！我就敢这么说。”倪萍说起来还是愤愤。

但这家父母丝毫没有怪责的意思，哭着抱着说回来就好，而儿子脸色颇有点难堪地避开。倪萍对父亲建议：“快扇他两巴掌。”父亲尴尬摇头。

“你不扇我可替你扇了啊。”她坚持。

老实巴交的父亲起身鼓了一记掌，算是扇完了。

“我不是没有愤怒，我不是没有态度，但是我允许他们在那种状态下（保持他们的处理方式），因为你不是他。”倪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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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对“好孩子”倪萍有更多的温情流露。我们采访当天，她下午录了三个故事，看得出来，她最偏爱其中一个女儿帮被拐卖的母亲寻找家人的故事。

交流中倪萍发现母亲是聋哑人，在受歧视环境中长大的女儿却心态健康，对母亲不仅照顾周到，更能直接表达爱，整个节目中她都拉着母亲的手。

倪萍看起来非常喜欢那个甜美爱笑的姑娘，问题渐渐从母亲身世，转向母女相处，甚至逗她：“那你亲一下你妈妈。”

真的亲了。她在一旁感慨：“你看她真是个好孩子，满满的爱，妈妈也算是真有福。”

在节目中，这最后体现为一个孝感天地、好人好报的故事：母亲的姐妹们赶来现场，行动不便的老母亲则发来视频，节目组将负责全员回云南探亲的机票，大家一起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包括主持人倪萍。

但如果真要细究，故事的底子，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现实中国，倪萍并非看不到这层面。之前她便问姑娘，母亲从云南来到山东，是被人贩子拐过来的还是自己走失的。知道是被拐后，她接着问：“爸爸有什么问题？”——一个见多了这类型故事的人，才对这种组合模式的存在，有这么直觉的反应。

而事实上，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姑娘已经说过，是全家凑钱给父亲买下了母亲，当时父亲已经40岁——在播出的节目中，这段话不见了。毕竟，收买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

现实是永远都不会有正确答案的难题。在这个案例中，这个母亲受到的伤害无法复原。她可以获得女儿的爱，但她没有得到公道；而她如果要公道，她至少将失去目前的家庭。没有人能够替这样一个处境的人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