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因为《等着我》而不时被诟病

中天合创陈宝红

    倪萍因为《等着我》而不时被诟病的原因就在这里——对这些没有标准答案的艰难命题，她却在台上直接表明了态度,“你心里有杆秤，你秤着说”，她对记者说。

对一个有着57年人生阅历的长者，舆论对她的影响远没有内心过秤重要。这些年她也常因为言辞不慎而成为热搜词，但多数时候并不解释。唯有今年2月，她在温哥华开画展时，说到很喜欢每天下雨的天气，“将来把家搬到这儿来”。网友由此声讨她的“移民倾向”。倪萍马上在微博上道了歉，又发了一张护照照片，手书“我和我的祖国”。

但倪萍没有为自己在《等着我》中的言论道歉。面对复杂现实，她的秤砣一方面来自个人经验，毕竟她自己便是一个经历过失败婚姻人生远非一帆风顺的中国女性；另一方面基于她对乡土中国的了解：她有农村经历，见多识广，对底层的处境、规则的了解并不似城市人般抽象；更重要的，也是倪萍之所以成为倪萍的一点是“正能量”：“正能量是生活态度，并不一定说你现在生活多么美，但你希望它美，这就是正能量。”

三个维度叠加，维系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成了最高标准。上节目的往往是比较底层的人群，“从没听说大学教授把孩子丢了的。”倪萍说。让他们理直气壮地活出自我太难操作，她的建议多实用主义，不女权，不独立，也被质疑“不正确”，她时常劝人看在孩子的份上委曲求全接受现状——这恐怕会令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都会女性出现本能的情感抵触。

“就算小偷偷了你的东西，在另一个角度，谁愿意上街偷东西，抓着就被剁手，他一定也是有他的难处。‘那你是提倡这个吗？’——哪能那么简单的理解生活，生活没那么简单。只有用人性的角度去理解，才能理解跟你不一样的人。”倪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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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中，她的意见也被衍误、被简单化，比如，说她劝“被拐卖妇女回归家庭”。事实上，那个故事里，18岁的孩子来找离家16年的母亲，母亲没有出现，因为她当年是被拐卖才生下这个孩子，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并不想重新召唤那些伤痛经验。

回看当时的节目，当事人显然是倪萍会喜欢的那类“好孩子”：13岁父亲去世，他靠乞讨给父亲下葬，“觉得很对不起我老爸”。之后出外打工兼寻找母亲，“就想知道妈妈为什么离开”。节目组给他带来了母亲近照，他低着头说，“我已经很高兴了”。

而与舆情传播不同的是，在这个事件中，倪萍虽然为孩子的遭遇掉了好几次眼泪，但她并没有评价那位母亲。在寻人组告知母亲在被拐卖之前就有家庭孩子，而那个家庭目前仍不希望面对这个孩子——以及他所代表的那段拐卖经历——后，倪萍搭着孩子的肩膀：“不知道18岁的孩子能不能听懂。”——她懂。

她继续搭着肩膀，“倪萍阿姨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世俗”的建议：学好技能，成为有用的人，让妈妈为你骄傲。为此，节目组将给他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至于她个人，“有什么困难你都可以来找倪萍阿姨。”

她心里的那杆秤，准星还是在“情”上。而在流行问责的大环境下，她用后退一步的方法来面对现实中的苦难。相比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社会，她的方式可能更直接，更倾向于使每个承受苦难的个体，得到一点及时即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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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这样的温暖曾经慰藉了一代电视观众。然而强调自由与抗争的年轻一代早已崛起主导舆论，情感内核包含的那一套“忍受”式的价值观，岂止被视为过时，简直被视为余毒。

但在张春蔚看来，无论外界如何评论，倪萍的方式对节目中的求助者非常重要，能起到实际的作用：“倪萍本身的经历使她对别人的痛苦非常敏感。就像有人卡在山腰怎么也上不去，没经历过的人会认为，怎么可能走不过去呢，但她会知道你是卡在哪里，什么困难，怎么能过去，因为她已经经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