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国民幸福观存在的问题
一是贫富差距增大带来的幸福标准畸形。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大量散布不利于我国健康发展的恶意信息,很容易影响到缺乏是非观或者政治敏感度不足的民众,劳动正向性引导作用及对幸福的给予能力被弱化。在社会监督和网络监管不足的前提下,其负面影响由线上向线下蔓延,幸福观领域由此遭到污染。据CCTV针对中国经济生活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家庭收入能否主导幸福以年收入20万元人民币为门槛,而美国却是以7.5万美元为门槛。在收入高的家庭中,民众的幸福感同样存在两个极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与多种幸福观念相互碰撞和冲突并行,部分人对物质财富的趋之若鹜,使社会心态偏向拜金主义,也使国人眼花缭乱,甚至陷入错误的幸福观中。与改革开放之前国人对物质淡漠而对精神领域狂热不同,现代社会中国人已经走入另外一个极端,比如不讲天理只顾人欲,不考虑法律和道德约束,使幸福观在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下日渐畸形化。
二是多种心态刺激下幸福观的多元异化。很多人将获取物质和金钱视为通向幸福的唯一正确路径,认为消费层次和消费数量的提升就意味着幸福感的增加。此种虚假的幸福观念不仅在高收入群体中存在,在低收入群体中同样因虚荣和盲目攀比,导致需求和幸福观的异化。除幸福观被异化成物质和消费观念外,以权力为追求目标、一切行为听从权力指挥的幸福观念也正逐渐成为幸福观误区的主流。“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青少年群体中渗透力度不断强化,家长为保障孩子获得荣誉和奖项,不惜造假或耗费重金,此类追求权力的欲望和行为,同样使得精神生活荒芜化,心灵和权力失和,价值观和信仰逐步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