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小说创作的实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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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小说创作的实与虚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729aa00102x2uf.html
   
按:11月15日上午，被誉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著名作家刘庆邦在鲁迅文学院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公安作家班）学员们深情讲述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技巧，就如何去把握文字中的实与虚相互变幻等问题进行了层层地剖析，深入地挖掘出小说创作的灵魂。

刘庆邦，: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代表著作有《断层》、《远方诗意》、《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等。

■　我所说的虚，不是虚无，不是虚假，不是虚幻，虚是空灵、飘逸、诗意，是笼罩在小说世界里的精神性、灵魂性和神性。
　　■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把虚构的东西作实呢？很简单，就是写我们所熟悉的生活。
　　■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题材，结构什么样的故事，包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一经落笔，对生活的看法就隐含在作品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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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
我为什么选择讲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作家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带有根本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者说，你只要有志于小说创作，只要跨进小说创作的门槛，很可能一辈子都会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一辈子都像解谜一样在解决这个问题。常听一些文学刊物的主编说起，他们不缺稿子，只是缺好稿子，往往为挑不出可以打头的稿子犯愁。挑不出好稿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小说普遍写得太实了，想象能力不强，抽象能力缺乏，没有实现从实到虚的转化和升华。他们举例，昨天有人在酒桌上讲了一个段子，今天就有人把段子写到小说里去了。报纸上刚报道了一些新奇的事，这些事像长了兔子腿，很快就跑到小说里去了。更有甚者，某地发生了一桩案子，不少作者竟一哄而上，都以这桩案子为素材，改头换面，把案子写进了小说。这些现发现卖的同质化的小说，没有和现实拉开距离，甚至没有和新闻拉开距离，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翻版或照相，已失去了小说应有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不想承认也不行，在初开始写小说时，我的小说写得也很实。在出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时，没有请人为集子作序，是我自己为小说集《走窑汉》写了一个序，序言的题目就叫《老老实实地写》。我那时有些犯拧，也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你们不是说我写得太实吗，我就是要往实里写，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随着写作的年头不断增长，随着对写作的学习不断深入，加上对自己的写作不断提出质疑，我越来越认识到，写小说的确存在着一个如何处理实与虚的关系问题，写小说的过程，就是处理实与虚关系的过程。只有认识到虚写的重要，并牢固树立自觉的虚写意识，自己的创作才可能有所突破，并登上新的台阶。
　　从我国的哲学传统来看，应该说老庄的哲学还比较崇尚务虚，有着一定务虚的性质。老子讲究无为，讲究道法自然，信言不美；庄子主张人生是一场逍遥游，他和惠子关于“子非鱼”和“子非我”的一系列争论，都很有意思，表现出对务虚的乐趣。到了孔孟的哲学，其主要内容围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展开，就成了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被推到“独尊”的位置，久而久之，必然影响到我们的创作。第二个原因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所沿袭的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子，现实主义写作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流。其间虽然有一些类似现代、荒诞、魔幻、意识流的作品穿插进来，但总是没有形成气候。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也被大张旗鼓地提倡了一阵子。我理解，这种结合就是“实与虚”的结合之一种，如果结合得好，有望生长出不错的作品。然而一旦进入创作实践，强大的“现实”老是压弱小的“浪漫”一头，“浪漫”怎么也“浪漫”不起来。第三个原因，是我们不尚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争论就是一种务虚的方式。有些事情通过争论，才能产生思想的碰撞，并激起思想的火花。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比较热衷的一件事情就是争论。他们把争论叫做清谈。后来把清谈上升到清谈误国的高度，就不许再争论了。原因之四，是我们的文字不同于西方的文字。我们的文字是形象化的，是具象的，可以说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实体。我们的文字当然是优秀的文字，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伟大载体。许多辉煌的典籍都是由汉字著成的。可是，我们的汉字在某种程度上也局限了我们的思维，使我们长于形象思维，而抽象思维的能力相对就弱一些。而西方的拼音字母是简单的，字母本身似乎就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他们借助那些抽象的符号进行思维，时间长了，在不知不觉间就养成了抽象思维的习惯和能力。而抽象思维，体现的正是务虚的思维。
　　认识到了我们务虚的弱势和局限，并不是说算了，我们放弃务虚吧，恰恰相反，这更能激发起我们务虚的热情，促使我们从务虚方面更加不懈努力。因为对小说创作而言，小说的本质就是虚构，就是务虚。或者说，写小说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实写虚，以虚写实；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在实的基础上写虚，在虚的框架内写实。汪曾祺在评价林斤澜的小说时，说林斤澜的小说“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有话则短，无话则长”，正是对小说创作之道的高度概括。前面提到，老子说过信言不美。按一般理解，是说花言巧语不可信，不好听的话才可信。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理解，我觉得老子这句话大有深意，他的意思是说，凡是真实的东西都不美，只有虚的不真实的东西才是美的。英国的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说法，印证了我对老子这句话的理解。王尔德说:叙述美而不真之事物，乃艺术之正务。我国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有一句名言，叫“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大师一语所道破的，正是所有艺术创作实与虚的辩证关系。举例来说，一个演员在台上演悲戏，该悲不悲，该戚不戚，就入不了戏。如果在台上哭得泪流满面，一塌糊涂，那就大煞风景，不是艺术了。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推崇的一些事物，都是想象和虚构出来的，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比如龙，我们见过蛇，见过其他身披鳞片的动物，可谁见过龙呢！龙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我们都被说成是龙的传人。比如凤凰，我们见过喜鹊，见过孔雀，可谁见过凤凰长什么样儿呢？正是谁都没见过，人们才可以尽自己的想象，把它往美里塑造。
　　进入小说的操作阶段，在实与虚的步骤上，写作过程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从实到虚；第二个层面是从虚到实；第三个层面是从实又到虚。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儿绕口，但这的确是我从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逐步升级，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难。从实到虚，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二个层面，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到了第三个层面呢，山隔一层雾，水罩一片云。从实到虚，是从入世到出世；从虚到实，是从出世再入世；从实再到虚呢，就是超世了。
　　说到这里，我必须赶紧强调一下，或者说必须给虚下一个定义。我所说的虚，不是虚无，不是虚假，不是虚幻，虚是空灵、飘逸、诗意，是笼罩在小说世界里的精神性、灵魂性和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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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虚之间的创作
　　我先讲第一个层面，从实到虚。实是什么？实是现实，是存在，是生活，也是一个人的阅历、经历和人生经验的积累。实对创作来说，是源，是本，一切文学创作都是从实出发，都是从实得来的。如果离开了实，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无从谈起。换句话说，一切虚构都是从实处得来，没有实便没有虚。我打个比方，飞机起飞，先要在跑道上跑一段，并逐渐加速，才能起飞。这个跑道就是实的东西。鹰的翱翔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不会凭空起飞，起飞前需要有一个依托，双脚在山崖上或枯树上一蹬，翅膀才能展开。树和山崖就是起飞的基础。人的生命和做梦的关系，也是一组实与虚的关系。每个人做梦，都是对生命个体的一种虚构。梦的边界是无限的，可以做得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但梦有一个前提，梦者必须有生命的存在，如果没生命了，就再也不会做梦了。树和树的影子，必须是先有树，再有树的影子。在不同时段，树的影子有时长，有时短；有时粗，有时细，变化很多。但它万变不离其树，树的存在才是树影赖以变化的根本。我这里反反复复说明实的重要，是想提醒从事写作的朋友们，还是要劳其筋骨，饿其皮肤，在生活积累上下够功夫。老子说过，实为所利，虚为所用。我们利用砖瓦、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建设了一座房子，房子里面的空间，是为我们所用的。而我们要想得到空间，得到虚的东西，建筑材料作为实的东西，还是第一性的。
　　有了虚拟的线索，或虚构的框架，不等于我们已经拥有了小说。要把小说落实，创作就进入了第二个层面，从虚到实。如果说第一个层面是想象、构思和规划，第二个层面就是实战、实证和具体操作。与任何建设项目一样，我们有了蓝图还不够，还要把它变成写在大地上的宏图。往小了说，我们仅仅做成了一副鞋底的样子还不够，这个鞋底还是虚泡的，还是样子货，我们必须拿起针线，通过一针一线、千针万线，把鞋底纳得结结实实，鞋底上才能上鞋帮子。
　　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写实能力。有的人口才很好，能把故事讲得云里雾里，天花乱坠。你建议他把故事写下来，可一写就不行，不像那么回事。还有一些眼高手低的人，他看别人的小说，好像都不太看得上眼。那么有人就说，你来写一篇试试。他一写，十有八九抓瞎。这些道理都说明，写实是一件扎扎实实的事，来不得半点偷懒儿、虚假和耍花活儿。你尽可以想象，尽可以虚构，但是紧接着，你必须使用写实的逻辑，来证明你的虚构是合情合理的，是真实的，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哪怕你虚构了一匹马的脖子上长了一个人头，这没关系，下一步你得用细节证明这匹人头马确实存在才行。否则，读者不认为你是荒诞，而是荒谬，是瞎编。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把虚构的东西作实呢？很简单，就是写我们所熟悉的生活。这话听起来有些老生常谈，但常谈不衰的话很可能含有真理的性质。有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老是写农村和煤矿的生活呢？我说:因为我对这两个领域的生活比较熟悉呀！我在农村长到十九岁，锄地耙地，挑水拾粪，割麦插秧，放磙扬场，啥样的农活儿我基本上都干过，写起来不会掉底子。我在煤矿干了九年，掘进工、采煤工、运输工，主要工种也都干过，说起煤矿上的事，谁想蒙我不太容易。熟悉什么，只能写什么。你让我写航天，写航海，打死我，我也写不来。
　　我一再说过，写作是一种回忆状态，是激活和调动我们的记忆。人有三种基本能力，体力、智力、意志力。智力当中又分为三种基本能力，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作为一个写作者，记忆力是第一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写作就是为个人保存记忆，也是为我们的民族保存记忆。一个人如果失去记忆，这个人无疑就是一个傻子。一个民族失去记忆更可怕，有可能重蹈灾难的覆辙。关键是，我们记忆的仓库里要有东西，要有取之不尽的东西，写作时才能手到擒来。一个人如果没什么经历和阅历，记忆的仓库里空空如也，你能指望他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呢！
　　我们所调动的记忆，不一定都是什么大事件、大场面、大动作，更多的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常识。曹雪芹在《红楼梦》一开始写到一副对联，上联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下联是: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副对联看似简单，实则大有深意，耐人咀嚼。什么是文章呢，人情练达即是文章。我理解，所谓人情练达，就是你必须懂得人生世故，熟知日常生活中的常识。说白了，你如果没下厨做过饭，就很难写出油盐酱醋的味道。你如果没谈过恋爱，就很难写出恋爱的真正滋味。你如果没结过婚呢，写婚姻生活也会捉襟见肘。当然了，一个人的生命有限，经历有限，我们不可能把人世间的生活都经历一番。但在这里我还是想忠告朋友们一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还是要抱着学习的态度对待写作。比如我曾写过一篇涉及养蚕的小说。我小时候看见过母亲和姐姐养蚕，但自己没养过，对养蚕的整个过程不是很熟悉。就向母亲请教，让老人家详细讲解养蚕的过程和细节。有母亲给我当老师，我写起养蚕心里就踏实多了。再比如曾写过一篇关于童养媳的小说。听说有一个当婆婆的对童养媳很苛刻，要求一个才八九岁的童养媳每天必须纺一个线穗子，纺不成就不许睡觉。白天，小女孩光着膀子在树下纺线。夜晚，小女孩在月亮地里纺线。我吃不准，一个小女孩一天能不能纺一个线穗子。我大姐虽说没当过童养媳，但她也是刚会摇纺车就开始纺线。我给大姐打电话，问一个人一天能不能纺一个线穗子？大姐说可以，在起早贪黑的情况下可以纺一个线穗子。噢，这样心里就有数了，就敢写了。
　　要把虚构的东西写实，写得比真实的生活还要真，比真实的生活还要有感染力，这不仅要求我们写得细节真实，情感真实，符合常识，更重要的是，还要做到心灵真实。写每篇小说，我们都要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真实的内心，并通过抓住自己的心，建立和这个世界的联系，继而抓住整个世界。这一点，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好了歌”里早就说得很明白。“好了歌”里涉及到金钱、权力、妻子、儿女等，也都是物质性的东西。好就是了，什么都没有，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那么，人到世上走一遭，真的什么都抓不到吗，一点儿东西都不能留下吗？我的看法，还是可以抓住一些东西的，这就是抓住自己的内心，再造一个心灵世界。我们之所以热爱写作，不放弃写作，其主要的动力就源于此。曹雪芹通过写《红楼梦》，抓住了自己的内心，也抓住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心，遂使《红楼梦》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老子说过，死而不亡者寿。曹雪芹虽然死了，但他所创作的作品将永葆艺术青春，永远不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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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再回到虚的创作
　　我所说的小说创作的三个层面，是步步登高的三个层面。但三个层面并不是孤立的，截然分开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后通过完成的小说，浑然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从实再到虚，是一个比较高的层面，要达到这个层面是有一定难度的。有的作家点灯熬油，苦苦追求，都很难说达到了这个层面。在我的有限的阅读经历中，能让我记起的达到“太虚”境界的小说不是很多。如果推荐的话，外国作家的小说，我愿意推荐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契诃夫的《草原》。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我愿意推荐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而我国当代作家的小说呢，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刘恒的《虚证》、还有阎连科的《年月日》等、在虚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特别是沈从文的《边城》，看了不知多少遍。每看一遍，都能激起新的想象，并得到灵魂放飞般的高级艺术享受。《边城》是经典性的诗意化小说，可以说整部小说都是用诗的语言写成的，堪称一部不分行的诗。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我所推荐的以上几篇小说，之所以达到了小说创作的高境界，是它们都具备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小说是道法自然的，与大自然的结合非常紧密，都从大自然中汲取和借喻了不少东西，从而使小说得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雨雪之润泽，实现了和谐的自然之美。第二，小说从大面积的生活中抽象，抽出一个新的、深刻的理念，然后再回到生活中去，集中诠释这个理念，完成了对生活的高度概括。第三，这些小说的情节都很简单，细节都很丰富。它们不是靠情节的复杂多变取胜，而是靠细节的韵味引人入胜。沈从文在自我评价《边城》时就曾经说过:用料少，占地少，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第四，这些小说都在刻画人物上下足了功夫，人物不但情感饱满，而且有人性深度。
　　我们对小说的虚写有了理性的、清醒的认识，是不是说以后每写一篇小说都能达到虚写的效果呢？我的体会是，不一定。因为现实像地球的引力一样，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纠缠力，现实像是一再拦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写它吧，写它吧，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现实牵着鼻子走，并有可能掉进实写的泥潭。反正我并没有完全摆脱现实的诱惑和纠缠，加上抽象能力有限，不能超越现实，有些小说仍然写得比较实。
　　那么，在我的著作《神木》这篇小说里，从实又到虚做得怎么样呢？这个层面体现在哪里呢？是否做到了从实又到虚的转化和升华呢？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从实又到虚的转化和升华中，我还是做出了自觉的、积极的努力，给小说揉进了一些虚的东西，使虚的东西成为推动小说向前发展的动力，并最终主导了这篇小说。在这篇小说当中，虚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理想，是我的理想，也是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理想主义。我一直认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复兴，包括个人的前途，都离不开理想的引导和推动。理想好比是黑暗中的灯火，黎明前的曙光，一直照耀着人类前行的足迹。作家作为人类精神和灵魂的工作者，工作的本质主要是劝善的，是改善人心的。他有时会揭露一些丑恶的东西，其出发点仍是善意的，是希望能够消除丑恶，弘扬善良。所以作家应始终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自己的理想。
　　实与虚的关系
　　现实为实，理想为虚，这只是实与虚的关系之一种。实与虚的关系还有很多，我一共梳理出了十多种，比如:生活为实，思想为虚；物质为实，精神为虚；存在为实，情感为虚；人为实，神鬼为虚；肉体为实，灵魂为虚；客观为实，主观为虚；具象为实，抽象为虚；文字为实，语言的味道为虚；还有近为实，远为虚；白天为实，夜晚为虚；阳光为实，月光为虚；画满为实，留白为虚；山为实，云雾为虚；树为实，风为虚；醒着为实，做梦为虚；等等。总的来说，实的东西是有限的，差不多是雷同的。而虚的东西是无限的，且不断发生变幻。实的东西和虚的东西结合起来，实因虚的不同而不同。
　　但其中还有一种实与虚的关系，我认为特别重要，愿意拎出来和不厌其烦的朋友讨论一下。在所有实与虚的关系中，有一种关系最难处理。因为处理起来难度最大，我几乎愿意把它放在所有实与虚关系的首位。这种关系就是生活和思想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抒发情感，情感之美是审美的核心。好的小说应当情感真挚，饱满，动人。我们同样都知道，小说创作的主要任务不是为了表达思想，按照社会分工，表达思想应该是哲学家的主打。可是，小说创作既要有觉，还要有悟；既要有情感的触发，还要有思想的指引，小说毕竟是理性结出的果实，离开思想还真的不行。思想是小说创作中的思路，有了这条思路，才能引导我们从此岸到彼岸，没有这条思路呢，我们有可能失去方向，无路可走。铁凝说过一个意思也很好，她说小说所表达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表情。一句思想的表情，就把生活与感情、生活与思想、实与虚结合起来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所拥有的生活只是写作的血肉，而对生活的识见才是写作的灵魂。换一个说法，我们靠生活画了一条龙，还要用思想为龙点睛。只画龙，不点睛，龙还不是一条活龙。只有既画了龙，又点了睛，龙才会活灵活现，乘风腾空。
　　小说中的思想代表着我们的世界观，也就是对生活的看法。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题材，结构什么样的故事，包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一经落笔，对生活的看法就隐含在作品里面了。没有一件作品不隐含作者的观念、思考、判断、倾向和价值观。问题的关键在于，隐含在作品中的思想是什么样思想，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是新鲜的，还是陈旧的？是独特的，还是普泛的？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好作品和一般化作品的分野在这里，好作家和平庸的作家也往往是在作品的思想性上见高低。鲁迅的作品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在于他的思想独特、深刻、犀利，处处闪耀着思想之光。
　　我认识到了思想性对小说创作的重要，始终没有放弃对小说中思想性的追求。我把小说的思想也称为短篇小说的种子，在没有找到合适的种子之前，我们不必急于动笔，只管让它在脑子存放着就是了，反正它不会烂掉。我们对它认识再认识，总会有一天，种子会成熟起来，破壳而出，最终变成与众不同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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