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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宁波石油 陈齐鸿
我在大兴安岭林区工作、生活了整整十六个年头，离开她也有三十五年了。我对那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依旧怀有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当达子香盛开的时候，我的心又飞向了久违的第二故乡。
达子香是东北人对这种灌木的俗称，也可能是鄂伦春语吧，无从考证。它与我们江南山乡春天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相类似，只不过它的枝叶更粗壮，长得更茂盛，更加生机勃勃。恰如东北人的性格，直爽、憨厚，而又淳朴得可爱。
1967年7月，我和我的同学们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坐了五天四夜火车，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大兴安岭塔河林业局，被分配到中心苗圃当了一名技术员。
“陈技术员来啦！”苗圃几十名职工呼啦一下围了上来。先是像观看动物园里的大熊猫那样地打量着我，继而你一语他一言地像警察查户口似地询问我。我脸红心跳，站在那儿，老老实实地回答着。
“陈技术员，你老家在哪儿？”
“在浙江宁波。”
“宁波？那地方老鼻子远吧？”
“什么叫老鼻子？”我不解地反问道。
“那是东北土话，意思是很远很远吧。”有人笑着向我解释。
“嗯，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是岳飞《满江红》里的一句，不知怎的脱口而出。
“你今年多大啦？”
“二十一岁。”
“有对象了？”一位大妈的问话引来一阵哄笑。
我摇了摇头，脸变得更红了。
“好了好了，让陈技术员早点休息吧，赶了这么多天路，够累的了。”苗圃主任为我打了圆场。
独在异乡的我，一个晚上睡意全无。第二天一早，我穿上崭新的工作服，随工人师傅李春贵转悠去了。李师傅带我到房后的一片林子里，告诉我这是落叶松，那是樟子松、桦木……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作为林校毕业的我，学过《植物学》和《树木分类学》，可我却说不出北国边疆的植物名称。于是我虚心地请教李师傅，边问边记。后来我们又到了开阔平坦的苗圃地，那纤细嫩绿的树苗儿，像幼儿园里天真烂漫的儿童，煞是可爱。我忘情地奔跑过去，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这片绿色，一种为祖国的林业事业贡献青春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回到场部，已是中午。“陈技术员，开饭啦！”一位在食堂工作的女工热情地招呼我。“好，我洗一把脸就来。”我确实感到饿了。
走进宿舍兼办公室，办公桌上一束插在水果罐头瓶中的花儿吸引了我。啊，好红啊！
中饭是小米稀饭，烙的油饼，一盘炒土豆丝，一盘肉炒青椒，还有小葱和大酱，地道的东北菜。
“这花是谁放在我办公桌上的？”我边吃边问。女工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捂着嘴乐。
“陈技术员，这花好不好看？”一位姑娘笑着问我。
“好看！但不知道花名叫什么？”
“达子香。”
“达子香，多好听的名字啊！”我自言自语地说。
以后，每隔几天，办公桌上的瓶子里，就会插上一束新采的达子香。一直持续到花期结束。可我至今也弄不清这花是谁送的，真难为了姑娘的一片心意。
就这样，我记住了达子香。
其实，生活在高寒禁区的大兴安岭人，我身边的李师傅和那群朴实无华、默默耕耘的女工们，不就是达子香吗？他们为了祖国的山更青，水更秀，长年累月地战天斗地，育苗营林，用勤劳的双手营造着绿色屏障，是多么的可贵可敬！在大兴安岭的日子里，每当我遇到困难、遭受挫折的时候，鲜红的达子香就点燃起我对明天的希望。
不一定要做参天大树，就做一棵达子香吧。因为，劳动人民有千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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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2 08:04:06
发表于 2016-12-22 10:0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