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经历夯实了才略根基
领导人治国理政才略与履职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历史的悠久性、地域的广阔性、人口的巨量性、民族的多元性、政体的特殊性更加决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具有熟悉底层、了解百姓,熟知国情、深谙实际,胸怀全局、把握本质的基本特质,必须具有顶层设计、系统思考、战略谋划、统筹兼顾的深度能力,而这种特质和能力形成,必须经过多层级、多层面、多系统、多领域的历练积累,这是领导人成长过程中的一条基本规律。
深入分析习近平的履职经历,不难看到,在他身上不仅蕴含了中国领导人成长的一般规律性,而且富有自身的特殊性。从纵向发展轨迹看,习近平从最基层干起,由农村党支部书记起步,历经县、地、省会城市、沿海开放省份、直辖市等不同层级的一把手关键岗位锻炼。从地方步入中央任职后,又经过中央书记处书记5年历练,最后成长为党的总书记。从横向发展轨迹看,党、政、军各个领域全面涉及,市、省两级政府均有任职。履职经历广泛而丰富、深入而扎实。总体看,习近平核心能力形成发展主要经过了萌芽、成长、成熟三个演进阶段。
一是核心能力形成的萌芽期——从陕北到正定。陕北7年知青生活特别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任职经历,使习近平熟悉了农业、农村、农民,增进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确立了人生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为形成核心能力奠定了思想根基;清华大学的求学时光,使习近平拓展了知识的广度、累积了知识的厚度,抬高了实现理想抱负的起点、格局、境界,为他形成核心能力积蓄了文化储备;大学毕业后的军旅生涯,使习近平理解了军事、军队、军人,开阔了眼界视野,丰富了见识见地,增强了胆识胆魄,培养了意志定力,为他形成核心能力提供了素质准备。从军委办公厅机关到河北正定县任职,开始执掌一方,是习近平走上从政之路的真正发端。在正定的领导实践证明,习近平核心能力形成始于正定、源于正定。有两个突出标志佐证,一是看事情、想问题、作决策,不是仅简单站在正定的角度,而是把地方的发展和全国的大局联系起来;二是一到正定就带去清风,展示了抓本质、抓要害、抓关键、抓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的领导才华和领导艺术。
二是核心能力形成的成长期——从福建到上海。习近平在福建的17年,是精耕细作的17年,也是核心能力深度演进的17年。在福建,他开始全方位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管理、两岸关系和民生发展等领域,进入了核心能力全面提升的关键时期。厦门经济特区的任职经历,培育了他开放的视野和创新的思维,丰富了处理台海等复杂敏感问题的深刻认知;宁德贫困地区的任职经历,加深了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开启了解决贫困问题的探索,进行了从严治吏、抓干部队伍“关键少数”的尝试;省会城市福州的任职经历,提高了他管理现代化城市、综合统筹和协调八方的本领;担任福建省政府主要领导的经历,提高了他引领政治、经济、文化协同发展的现代治理能力。在浙江省的任职经历,是习近平核心能力成长最快的时期,在更高的平台上全面开启了主政一方、造福一方的崭新实践。浙江工作的5年多,习近平的核心能力不断递次演进,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始显示出个人独特的领导特质和领导风格。通过探索经济转型发展道路,激发市场资源活力,催生社会发展动力,依法施政解决中国深层次问题和保护治理生态的探索和实践,把浙江带上了发展快车道,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试验田,其领导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统领全局的才能得到全面印证。上海任职的经历,则对习近平核心能力的演进起到了画龙点睛的催化作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中心,习近平进一步提高了国际运作能力,形成了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系统思路,核心能力进入更完整、更全面、更系统的全新境界。
三是核心能力形成的成熟期——从地方到中央。从上海市委书记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地方党政领导到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从政之路实现了更大的跨越。通过直接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制定,进一步加深了对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深刻理解,进一步坚定了战略定力,从全局上掌握了党和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律;通过直接参与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组织实施,从整体上提升了战略推动能力;通过直接参与处理协调紧迫性、突发性重大事件,提高了全局掌控能力。
习近平丰富完整的履职经历,决定了其核心能力既具有高屋建瓴、根基坚实、中气十足的禀赋,又具有胸怀全局、把握关键、深谋远虑的特点,更决定了具有雄才大略的习近平一旦站到施展才华的舞台中央,必定会与众不同、非同凡响,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