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叶塘记

郝基伟

荷叶塘记

 

一

迎着一轮斜阳，我站在湖南双峰县一个叫荷叶塘的山村前。眼前真的有一个荷塘，600多亩的塘面上，布满了残荷，虽然时逢中秋，未曾目睹荷花盛开的动人景象，但这一塘残荷足以给人充分的想象的张力。也许，正因为这一方荷塘，这个村庄才有了荷叶塘这个名字，也许正因为这个山村，才使得这方荷塘闻名天下。
荷塘东侧，临塘岸高竖着十面帅旗。帅旗下是一座古老大度的一个院落。我之所以用大度一词，说明三湘之地，任何一个庄园，任何一个院落与它比较起来，都显得十分小气，都没有这个院落所具有那种文化与历史的容量。
院落坐东朝西，院落的背后，是一座长满青松翠柏的低山。山虽不高，与这一院落搭配起来，方才证明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那句千年老话。从风水学角度而论，这山，足可以成为这座庄园的牢固的靠山。
站在荷叶塘向南望去，那里耸立着一抹青山，便是南岳七十二峰的五老峰。
这座庄园的主人，是中华儿女老少皆知的人物，他叫曾国藩。他对这个卓尔不群、墙围树绕、青砖黑瓦的故园，曾写下这样一首诗：“高媚山下是侬家，夭桃无语自开花。”如今，古柏不知何去，惟有夭桃摇枝迎宾，庄园前有田畴池水，后有古樟修竹，清幽得宛如禅房书院。那显赫一时的“毅勇侯第”的直匾高高悬挂于门厅之上，虽然这里早没了“侯第”的凛凛威风，却依然弥漫着浓浓书香。
曾国藩出生白玉堂，青少年时久住黄金堂，封候后书藏富厚堂。曾府在荷叶塘曾有十处庄园，然而风凋雨摧大都仅留陈迹残痕，惟有这座占地四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一万平方米的富厚堂岿然屹立，自然成了曾国藩故园的精华所在，而飞阁重檐的藏书楼更是曾府的精神中心。
富厚堂历经100多年风雨荣枯，沧桑得如一卷发黄的残书。推开这扇尘封已久的宅门，双脚似乎踏在《曾文正公全集》的扉页上，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曾国藩在浩瀚的书海中，解缆问浆劈波扬帆，向着学而优则仕的目标疾进。
我们可以想象，经过十七次应试，43岁才勉强中了秀才的父亲会怎样看中儿子的功名仕途；一个在祖母那嗡嗡纺车声中长大，砍竹编篮换钱买纸笔的青年学子会如何刻苦攻读；书，会怎样维系他的一生，并牵引着他成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我们远望追慕曾国藩伟大的一生，大起大落，大红大紫，而最初的一幕则是从荷叶塘开始起步的。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4岁的曾国藩中了第36名举人，那哐当哐当的报喜的锣鼓声该是望子成龙的父亲的心灵滋补。再后几年，29岁的曾国藩高中进士，他在阵阵鞭炮声中踌躇满志，昂首挺胸，面对家乡的荷塘山色兴奋不已。心想：自己这国之栋梁不正是这小荷初露吗？他将告别这片山野，踏进朝廷。他步子踏得山响，似要抖落田园留下的泥土，从这僻远山村步入繁华的京城，来到天子脚下，他闯了出读书达仕的英雄气概。那时的国藩尚且年轻，历练得还没有那么老道，年轻人的刚腹自用在他身上体现的不仅充分而且淋漓尽致。但是，他忘了一点，离开了故乡泥土的滋养，他曾国藩什么也不是。曾国藩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曾国藩，他离不开荷叶塘，是这一塘池水，让他变成飞天之龙。这是后话，此时年轻的曾国藩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抑或说历史的脚步还没有叩响他故乡的这片泥土。
仕宦京城12年的曾国藩不能不算幸运，从翰林升至侍郎，高低也算是一个副部级官员，头上的红顶愈来愈觉光彩，颈上朝珠由黄水晶变成了紫水晶，朝珠的直径也大了些许。他怀着传统知识分子“以忠诚为天下昌”的雄心壮志，在多少个长夜无眠、孤灯相伴之下，呕心沥血，疾书奏折，竭力修补这个将倾的天朝大厦。然而，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廷怎会承认自己病入膏肓呢？结果可想而知，书生的满腔赤诚换来的是皇上的当头棒喝。年轻啊！幼稚的曾国藩尽管满腹经纶，他还不理解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当朝的核心？怎样去巩固政权？如果他这一生都按照他先前那种书生的正直、真诚走下去，不要说后来封侯拜相，位列三公，权倾朝野了，恐怕连个正部级官员都混不上，就会被皇帝踢到一边去了。国藩是聪明人，他的那篇谏咸丰皇帝预防流弊的奏折被严词诘责之后，他学会了夹紧尾巴做人，学会磨去了自己的棱角，学会了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当然也学会了把真话闷在肚里，把假话说在了嘴上。他学会了伪装自己，这样，他对弊政改革设想的破灭，犹如熊熊烈火也就被冷水浇得灰飞烟灭了。可是为了他的仕途，他和传统绝大多数知识盆子一样，他不仅学会了忍，学会了忽悠和忠于朝廷。做两面人，他心中肯定有矛盾纠结的痛苦。在中国传统社会，文人为官是为了“替天行道”，“道”是他们制约王权的武器，也是他们的精神枷锁。在政治上已经几次碰了钉子，几乎招来丢官罢职之祸的曾国藩，哪还有“替天行道”的胆量和勇气。觉得自己只有走一条“直者委沟边，曲者攀援”的路，今后才有他的出头之日。一位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才，此时，为了自己之利，也陷入何处何从两茫然的境地。他曾偷偷地写诗，“暗里年光偷负去，夜半行船”；“补天无术，不如且荷锄”。虽不属妄议中央之词，起码说明他此时已牢骚满腹，不得不把笼罩在心头的阴云、失望与彷徨化作笔下的诗章，甚至有归隐田园的想法。的确，对于他这样一个胸有雄才大略的人来说，在朝中躬腰喊爹，叩头喊爷，当两面人也确实是一种煎熬与绝望。但自己毕竟是朝中之官，如笼中之鸟，有翅难飞，翘首南天，只能把一腔思乡的情绪埋在心底。
机会终于来了。咸丰二年，在他离开家乡12年之后，“久虱”京城的曾国藩终于盼到了一次回乡的机会，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旋即回乡为母亲奔丧。历史这样凑巧，曾国藩本应在家“丁忧”3年，可是刚过了3个月，便接到皇帝上谕，让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职务。
这样，他便回到荷叶塘这块故乡的土地上。
由此开始，荷叶塘成就了这位抱负远大的学子。

二

那时，荷叶塘并不属于双峰县，而属于湘乡县。湘乡的范围较大，曾有过称州的历史。既便后来为县，一个湘乡县还是分为三个里，里相当于一个小县的面积。上里设在今天的娄底；中里设在今天的永丰，辖今天双峰管辖的全境；下里即今天湘乡县的范围。从历史角度而论，曾国藩籍贯应属于湘乡，而非双峰。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将籍贯地作为官员的代称。如曾国藩被称为曾湘乡，李鸿章被称为李合肥，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这些称谓并非后人加之，而是同朝为官者已经喊习惯了的称谓。
为什么在与太平军的生死搏战中，湘军最为有名？这与湖南的地理形势有关。太平军起始于广西，与湖南为邻。洪秀全、杨秀清、肖朝贵、石达开等发难广西，突永安围，走临桂，攻省城，锐首北向，首当其中的就是湖南。太平军在广西起义的消息传至湖南湘乡时，惊动了湘乡的一位塾师——王鑫。这位世代接受孔孟之道熏陶的书生，在国家多事之秋，谨遵祖辈教诲，毅然出山。他身体力行，首先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一支团练队伍，团丁来源基本上是乡邻乡亲，有兄弟，有叔侄，亲带亲，邻喊邻。这支团练队伍并非是官方的，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村庄与财产而自愿结成的队伍，成员皆为农民，遇到紧急事态拿起刀枪，出来便可以打仗，事态平息后又回家种田。
王鑫在湘乡办团，开始于咸丰元年的秋天，至十月成军，成立不久就平息了湘乡境内由哥老会发起的骚乱，使动荡不安的湘乡得到一时的稳定。从当时来看，湘乡团练也并非针对太平军，谁破坏了地方稳定，谁威胁了农民的安全，谁就是它的敌人。
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攻陷道州，一路上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湘乡境内社会动荡再次发生，奸民蠢动。王鑫再次上书知县朱孙贻，言方令急务，莫若用民兵御寇。所谓“民兵御寇”就是办团练。这次办团练，其主要是用来对付太平军的进攻。并制定了练团规定。议定团长、练长，同族者议定族长、房长。
湘乡团练的战斗力，一开始就有铁的纪律作保障，严格的纪律增强了湘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当团练日渐发展壮大的时候，曾国藩来了，他走上了统帅湘军的道路。
该他走运，走运的时候，喝西北风比吃肉还香。起初曾国藩根本就看不起团练，一年前，当他得知湖南老家一个叫江忠源的办团练时，远在京城的曾国藩还指责他：“不宜轻往，斯关大节”。他认为用团练对付太平军，是瞎胡扯，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当他出任湖南团练大臣之际，短短一年的时间，湘乡团练已处于如火如荼的燎原之势了，他在湘乡各处寻查，看到家乡团练中蕴藏着一股军神之气，只要改造得当，训练有方，一定会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此时他回想起去年对江忠源的指责，心里还真有点几分悔意。曾国藩早就想进入军界，在道光末、咸丰初，他已开始关注军事，上奏朝廷，认为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在鸦片战争中，军队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节节败退；广西额兵、士兵三万七千人，加上邻省调派的援兵几万人，竟然抵挡不住洪秀全几千乌合之众，就是兵不可用的例证。曾国潘试图说服咸丰，由他来组建一支新军。不知咸丰出于何种考虑，他对曾国藩的建议没有理睬。没有理睬，也许没到时候。当太平军渐成气候的时候，曾国藩实现秉持军权的理想机会终于来了。此时，湘乡团练就像一个成熟的桃子，只要将这个桃子摘到手，建立一支新军的宏伟目标也就指日可待了。所以，他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就复奏皇上，提出了建立一支新军的思路。不过，圣旨明确规定他的责任在于帮办团练，那么，他的这份复奏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打个马虎眼，明办团练，暗练新军。曾国藩是何等人物，他十分明白，即便他是孙悟空，皇帝也会给他戴一个紧箍咒，不会轻易地把一支新生的军队大权交给他。
有人对曾国藩提出批评，认为他不是团练的第一人，且又是在团练基本成军的时候，他出山摘了桃子，贪天之功窃为已有。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曾国藩是朝中大臣，也只有他持一纸命令，可以把不是军队的团练位入国家军队的正式序列，改变原来民兵的体制；也只有改变体制之后，曾国藩带领这支军队征南伐北，才能最终战胜太平天国。我们对历史的评判，不能待到胜利后，一切都水落石出时，再对历史人物作出不切合当时现实的评判。若不是曾国藩，团练中的其他任何一位领导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曾国藩坐镇荷叶塘终于可以发号施令了。他把湘乡的团练组成三个营，以罗泽南为中营，王鑫为左营，罗信南为右营，每营为361人。后来在湘军不断壮大中，这支部队被称为老湘营。湖南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作用，始于湘军。“无湘不成军”一语在今日已成套话，其实，湘军最初是指湘乡一县之军队，由“无湘乡，不成军”演变而来。
湘军，初名“湘勇”。曾国藩收编了三个老湘营之后，离开了荷叶塘，来到长沙。从此，湘勇就具有官勇性质，可以随营行动，协助正规军作战。后来，湘军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大了，已不仅指湘乡，而是整个湖南。但是在湘军这支劲旅中，灵魂式人物仍然是湘乡人。湘乡籍将领人数之多，声誉之大，战功之著，任职之高，居湘军之首。从咸丰三年到同治八年，湘乡将领共有7886人。这些将领分为两类：一类是武勋文职，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运同、郎中、同知、知州、知县等文官，计358人。另一类是武勋武职，包括提督、总兵、副将、参将、守备、千总等武官，计7528人。
在湘乡众多的将领中，有32人载入《清史稿》人物列传。他们是钦差大臣、两江和直隶总督曾国藩，浙江、江西、湖北、陕西四省巡抚、陕甘和两江总督曾国荃，云南巡抚刘岳昭，浙江巡抚、陕甘总督杨昌溪，新疆巡抚刘锦华，广东巡抚刘蓉，湖北、安徽巡抚李续宜等。
罗泽南因为与曾国藩不和，这位团练的创建人物，最终弄了一个道员，罗泽南，是湘乡儒将的宗师和灵魂。入伍前是一个贫困潦倒的教书匠，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任塾师28年，与徒讲孔孟之道和研究经世致用，其弟子尔后大多成为湘军名将。可能妄评曾国藩摘桃子的问题，在湘军将领的提拔上，他总是慢了半板。从戎3年有余，历大小二百余战，以克复武昌而名震天下，最终殒于武昌城下。尽管曾与他心存芥蒂，但罗死后，曾却送去挽联“大义昭于千古，公论自在人心。”又赠一匾：“正学孤忠。”
曾国藩领导的这支湘军，在短短十余年间，仅湘乡一县出了这么多将领，且有一批显赫人物载入国史，这不仅是湘乡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就是在我国古今历史上也属罕见。旧志为之大加赞赏：“湘勇奋起，文武士绅，威树功名，忠节义勇，于斯为盛。”诚千载一时也。
“千载一时”，亦可理解为湘勇奋起的缘由和机遇。缘由“千载”，湘乡自汉代建置以来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这是湘勇发祥的基础。机遇“一时”，是指曾国藩组建湘军，为湘勇奋起提供了用武之地。又由于“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湘乡因此成了湘军将领之乡。
湘军有个最大的特点，不是武夫治军，而是儒将治军。古今强兵在于将，军队的战斗力首先缘由将领的素质。古时将领多为武夫，而曾国藩则以文人为主。这是曾国藩改革清代军制的首创，是湘军将领最本质的人文特色。
曾国藩的用人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家”，“儒门出将，书生知兵”。他认为这些人饱腹经书，深明忠义，有胆有识，智深勇沉，是文经武纬之才，是理想的带兵人。后来的毛泽东统兵之术，似乎受到曾国藩的影响。
湘军将官有统帅、统领、分统和营官几种。统帅为曾国藩，统领15人，分统26人。这些高层次大多有科举功名，出身于进士、举人、孝廉方正、诸生、附生、贡生等。而且，职官越高，其科举功名越高。
文化是湘军之魂，而湘军之魂又追溯到湘乡的人文昌盛。湘乡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云蒸霞涌，文脉薪火承传，其流风余韵氤氲千载。南宋孝宗帝时期，湘乡人王容考中状元，在县城设立状元坊，在王容故居地修状元塔。宝塔凌云汉，文先射斗牛。在文塔感召下，湘邑人士奋志学业，人才不绝嗣响。仅南宋期间，湘乡就有31人中进士，堪称“炳炳上国之现，焕焕一代之文”。
自宋至清，湘乡先后建有书院多处，清代举办义学多所，塾馆千余，每年生徒上万。可以想见，湘人崇文向学之盛，尊教劝学之隆。自古湘乡号楚翘，湘乡堪称文川武乡，龙翥风翔，经世济民之才代出代兴，不尽缕述。“中兴将相，十九湖湘”，历史把湘乡先贤推上时代的舞台，不仅在情理之中，也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曾国藩一生，更是得益于学习。他认为：“人之气质，由于天性，本非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占之精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他曾为湘乡东阜书院题联：“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气都五种，在儒生自识指归。”要能自识指归，必须有求识指归之志。在书山中攀爬一生的曾国藩自有他的读书“经”。要有志、有识、有恒，看、读、写、作四字结合。他将读书比作打仗，强攻与援兵相济，提倡“猛火煮”与“鸡伏卵”并用。他居家阅读，行船坐轿阅读，即使在公务繁忙之际，亦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定读书为“日课”，又定吟诗作文为“月课”，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直到临终前一天，在如豆的灯光下，还用颤抖的双手捧读《理学宗卷》，歪歪斜斜写下最后一页日记，成为生命的绝唱。
曾国藩的性格，具有多重性。这种多重性的性格，是历史造就的。他本可以成为清代的孔子或朱熹。但是，因为是朝中之官，把他推到了与洪、杨争天下的风尖浪口。清廷在八旗兵和绿营兵已腐败不堪使用的时候，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与官僚来对付太平天国，让曾国藩这位“著述之才“的一介书生披挂上阵，来个汉人杀汉人，自家人打自己人。这丝毫不奇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哪一次不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呢？“阶级”一词，或者“政权”一词，矛盾的各方无不把对方视之为敌人，历史是这样，未来可能还是如此。身不由己，这时的曾国藩也就成了皇帝手上的一支长矛，一面刺向太平天国，一面挑开了他的悲剧人生。
曾国藩在靖港、九江的几次惨败，使他的仕途黯然失色，背上了永远难于卸下的精神十字架。那么金陵大捷应该是他精神为之大振的时候。然而，历史此时却把他推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有人劝他，灭掉太平天国，倒戈挥师北上，或者自主东南，曾国藩肯定“黄袍”加身，面南登基。既能为失去江山的汉人出一口恶气，又免于日后生存的艰难。但是，儒学的忠君思想，还是使他打消了这个刚刚闪现的念头。从这个历史环节来看，曾国藩是政治家，但他绝不是一个治国理政，把握江山的大政治家，他身上仍有着很深很重的书生气质，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龙椅。如果他的学识减去五分，像袁世凯那样，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重写，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他保住了大清江山，皇帝对他真的满意了吗？没有！这位汉帅麾下数十万湘军，湘军已成为满清皇帝的一块心病。他若拥兵自重，挥师北上怎么办？皇帝拿下曾国藩的阴谋正逐渐形成。其实聪明的曾国藩早就懂得功高震主的内涵，从韩信、岳飞身上，他已洞察到兔死狗烹已经成为皇帝稳定社稷的规律。在金陵那个繁花满枝的庭院内，他已感知寒冬的来临。他还算明白，未等皇帝下手，曾国藩接连采取韬晦三计，自剪羽翼，减少利权。此番举措正中清廷下怀，面南而坐的咸丰脸上掠过一丝胜利的微笑。
但这并没有使咸丰真正放心，他不能让苟全性命的曾国藩活得太自在了。三个月后，他下一道谕旨，命令曾国藩追剿捻军，“务期迅速，忽稍迟缓”。此时，惶恐不安的曾国藩早吓了一身重病，他自度“蒲柳早衰，万难再胜重任”，含泪“请解兵柄”。但皇帝未予批准，仍让他督兵攻捻，结果无功而返。这时的曾国藩便从人生的高峰跃入人生的低谷，一直到死，也没有一个春阳高照、红霞映天的好心境。

三

晚年的曾国藩，心中依然惦念着荷叶塘。他曾致信诸弟：现在京寓所惟有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爱好如此，惟二者诸多。他说，将来我罢官回家，衣服可分掉，所办书籍则有利见斋中，兄弟后辈不得私取一本。在官场风浪中挣扎的曾国藩渴求故园的书楼有朝一日成为自己泊心的港湾。由此，他将书籍、文稿陆陆续续船装车载运回家乡，既防官场不测，又为归乡耕读打造“桃源”胜境。据说，当年的荷叶塘有七座大楼藏书，其有书籍约30万卷，收藏之巨远远超过中国近代史上四大私人藏书名楼。书楼分为“公记”、“朴记”、“芳记”三部分。公记，收藏曾国藩读过、批注过的书籍，以经、史、子、集、地方志，家藏史料及宋元旧椠为主，号“求厥斋”；朴记，收藏曾纪泽常用书籍，号“归朴斋”；芳记，为曾纪鸿夫妇藏书。曾氏藏书始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长达110年，这里珍藏着1500万字的奏稿、书信、日记等家藏史料，无一不标记着官场的倾轧、沙场的血火、家族的兴衰，人类的智慧，折射着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余光。
荷叶塘，是一座蕴含着正能量的宝库。在富厚堂的藏书中，除古籍和大量数理化外，还有不少外文书籍，这在当时私人藏书楼中是绝无仅有了。为了科学管理藏书，甚至连守书人也同他儿子一起陪习外文。富厚堂既是曾府的精神中心，又是当地的一所学校。曾国藩两个未曾踏过学堂的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就在自家的藏书楼里奇迹般地自学成才，一个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一个成为著名的数学家。
追随着历史的脚步，荷叶塘开始与中国革命握手了。1865年荷叶塘一位叫兰英的女婴出生了。他的父亲葛葆吾于咸丰年间入湘军，因作战有功，累官至道员。他的女儿兰英长大后取名葛健豪。葛健豪与蔡蓉峰结婚，生三男三女，除大儿、二女早亡外，余皆走上革命道路。她的三儿子就是我党著名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则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1928年5月1日，在武汉壮烈牺牲。1900年，葛健豪的第六个孩子蔡畅诞生，取名毛妹子，她的丈夫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富春。
荷叶塘的一位农民对我说，荷叶塘最值得骄傲，在晚清出了曾国藩一家，在近代出了蔡和森一家，在全国没有第二个能与荷叶塘比肩的村庄。
我想，这话毫不为过，不信，你屈指细数吧。

郝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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