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三羊尊是青铜文物中的瑰宝
商代三羊尊,圆腹、广肩、高圈足,高52厘米,口径41厘米。属大型盛酒器。器身饰饕餮纹(现称兽面纹),双目凸起,有冷艳怪诞之感。器肩上三个羊首逼真。该器为二次铸造,即先铸好器身,在器肩上留下相应孔道,接上羊首范,然后再与器身浇铸在一起。从实物观察,还可清晰看到羊首压住了器肩上的花纹。该器是20世纪50年代收购的藏品,当时仅认为是一件后作器,作为一件资料保存。但经深入研究后,尤其是与1977年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小型三羊尊比较发现,平谷三羊尊与故宫三羊尊除大小有别外,造型、装饰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进一步确认故宫三羊尊为真器。该器有着狞厉之美,审美价值极高,是青铜文物中之瑰宝。
商代弋阝其卣(yǒu),计三件,分别为商末纣王时期二年、四年、六年所铸。三件卣均属商代长铭器,其中四祀弋阝其卣42字,器作长颈圆腹状,饰兽面纹。三件卣铭文内容保存了商代贵族祭典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对三件卣的真伪历来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以几件器物的造型、纹饰、铭文、铸造等角度研究,器与铭均真。后来有人又提出四祀弋阝其卣为伪器、伪铭,此说不确。我们分析,该器铭文中有“文武帝乙”一词,无独有偶,1976年陕西岐山西周遗址出土的先周甲骨文内有“彝文武帝乙宗”一句,“彝”是祭祀之义,“宗”是宗庙,“帝乙”是帝辛(纣)之父,此是周人祭祀“文武帝乙”的卜辞,与四祀弋阝其卣上的“文武帝乙”的称号完全相同。可以说,再高超的作伪者也杜撰不出古人之语言。四祀弋阝其卣铭文,文通字顺,反映了先祭祀宴飨百官,最后是赏赐的程序。也有人利用现代科技方法辨别三卣的真伪,结果均确切证明了三件卣为商代真器、真铭。
西周格伯簋 记载以物易田的历史
西周格伯簋,圆腹方座,二象鼻耳,腹与座饰直线纹,通高23.5厘米。簋是盛黍稷稻粱的器皿,器内底铭文8行83字。其中有几句特别重要的内容:“格伯(付)良马乘于倗生,氒贮三十田,则析。”大意是,格伯用四匹良马,换取倗生三十田(一田等于一百亩,三十田等于三千亩),二人于是订了交换契约。从铭文可看出,从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到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这一历史性变革孕育发展演变的轨迹。该器属西周中期共王时器。1975年山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几件西周中期卫器铭文,也有以物易田的记载,同是研究奴隶制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重要史料。
春秋少虡(jǜ)剑,传以往出土于山西,属于晋器,长54厘米,宽5厘米。剑保存完好,锋、锷锐利。剑身两面有错金铭文20字,其中“吉日壬午,作为元用,玄镠镈(bó)吕”,“玄镠镈吕”,应为金属名称。“玄”,《说文》:“黑而有赤色为玄象”,“镠”字,《尔雅》:“黄金美者谓之镠”,这里的“玄镠”应指铅而言,《说文·金部》:“铅,青金色。”《书·禹贡》孔颖达疏曰:“青,黑色。”可见青有黑色义,与《说文》对“玄”的解释也基本一致,“玄”指铅而言,而这里的“镠”字,应解释为美铅。对“镠”字新的认定,还可补《说文》之不足。“镈吕”,在句中与“玄镠”为并列关系,金文中也可写作“(fǔ)铝”。金文中亦有“黄”、“赤”,从总的看都应指铜而言。对铭文中金属名的研究,也有助于科技考古的展开。
龙耳莲鹤铜壶,通高122厘米,宽54厘米。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是大型的盛醴(甜酒)器。器作椭方形,有盖。体四面饰纠结的夔龙纹和垂尾鸟纹。颈部饰二龙耳,器四角各铸一龙形怪兽。盖沿有镂孔莲瓣两层,盖中心有一板,板上铸一圆雕仙鹤,姿态优美,作展翅欲飞,引吭高鸣状。壶下部以双虎托壶体。该壶的铸造反映了春秋时的开拓创新精神,龙、兽、鹤采用分铸后才得到器物凝重活泼的艺术效果。
以上我们论述了故宫收藏青铜器和铭文的一些重要研究方法,并列举数例藏品进行研究考证。科学研究是连续的,应不断提升它的研究水平,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新的文化理念相结合,对青铜器与铭文的研究一定会更加深入。
来源: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