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辈和老师

羊君

来源： 中国石化报  作者: 李大东

       我1962年从北大毕业后到石科院工作。当时叫石油科学研究院，成立时间还不长，还在起步和奠基阶段。我来了以后分配到第三研究室，闵先生是室主任。从某种意义上说，闵先生不仅是我的前辈，还是我的老师。


    国家的需求就是他研究的方向，老先生这一生永远以工作为重，以国家需要为重


    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以后，中国才具备了建立现代石油工业的基础。大庆油田发现后，随之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中国现代的炼油工业。


    石油部组织各方面专家，于1962年在香山开了一个规划会议。那会儿我刚到石科院，听说闵先生和当时的侯祥麟副院长参加了这个会议。在这个会上，石油部定了“五朵金花”，就是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除了这四个主体工艺之外，还有就是炼油催化剂和石油产品添加剂。现在来看，当时制订的计划，既为中国奠定现代炼油工业技术基础起了重要作用，又为后续几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闵先生一生和催化剂结缘，也是从催化剂起步的。在炼油和石油化工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催化反应过程，都要通过催化剂来实现。所以，催化剂技术是现代炼油化工里最核心的技术。炼厂的工艺装置，往往通过催化剂的一个进步或者创新，就能使效益或者效果大大提升。


    当时我国炼油工业所需要的基本催化剂的研发工作，基本上都是由第三研究室来承担，也就是在闵先生的指导和领导下来做的。所以，闵先生申请国家最高科技奖时，给他的定位，我觉得是比较准确的。给他的第一个定位，说他是中国现代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指的就是那会儿“五朵金花”里催化剂方面的工作。


    老先生这一生，国家的需求就是他研究的方向，没有任何私心在里面，永远以国家大局为重，以工作为重。


    在上世纪70年代，有次我跟闵先生一起去抚顺忙催化剂的事。当时已经临近春节，他接到任务后就跟我商量：“咱们是不是过去？”我说行，听闵先生的。那次办完事正好是阴历三十，我们买火车卧铺，那一节硬卧车厢里就我们两人。到北京是第二天早上，大年初一了。


    这件事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边的事也不是说春节之后再去就不行，但任务交到他手里，他就一定接下来，并且做好。这就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需要为重”。


    他平时看起来乐呵呵的，但也有生气的时候。他有个特点，不会因为私人问题动气，他发火是因为工作；同样因为要处理好工作，他发完火会想法把疙瘩解开。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工作。


    从定自主创新的方向到执行，到把一批人带出来，闵先生是关键人物


    经过“文化大革命”，到了1978年，那时侯老已经意识到：我们再不能像过去一样主要用跟踪、模仿的方式去搞科研了。作为战略科学家，就得根据国家的需要与我国炼油工业的基础和特点去开发未来的技术。


    当时，侯老担任石油部副部长，闵先生是石科院副院长。侯部长跟闵先生商量，要改变科研工作方式，由跟踪、模仿转向自主创新。侯部长提出要求，请闵先生组建基础研究室，去探索自主创新之路如何走。这个研究室成立后，直接在闵先生领导下开展工作。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是很重要的炼油技术。这个技术工业化以后，产生的效益很好，渣油直接转化成轻质油品。但有个问题：渣油一进去，柴油质量很不好，安定性很差。出来的时候是黄的，放一两天就变黑，还出沉渣。出沉渣，柴油发动机就堵了，这成了很大的问题。那会儿我们国家汽车工业不发达，柴油的量比汽油大得多，柴油是主要产品。闵院长就把解决催化柴油安定性的问题交给我。我们根据前人的工作知道引起催化柴油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其中的含氮化合物，大庆原油的特点是硫含量低、氮含量高。而世界上大量应用的中东原油的特点是硫含量高、氮含量低。因此从文献报道来看，加氢脱硫的研究很多，而加氢脱氮的研究相对较少。


    基础研究室成立后，我是室里的主任工程师兼1501组的组长。当时在闵先生的指导下，我们首先从反应过程的化学入手，明确加氢脱氮反应机理、反应网络是什么，我们需要促进哪些反应，抑制哪些反应。通过这样的过程，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

羊君

跟闵院长讨论这个工作时，我们认为不能只解决一个催化剂配方的问题，我们要发展一个好的、有竞争力的工业催化剂，不能光是实验室性能很好，还必须综合解决它的使用性能。


    其中，包括催化剂制备里的成型问题。为了提高催化剂的强度并解决反应过程中的扩散问题，需要开发异型催化剂生产技术，中国的异型催化剂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1985年，我们在长岭催化剂厂做了新型加氢脱氮催化剂（RN-1）的工业放大，1987年在广州第一套装置上应用，解决了催化柴油安定性的问题。催化剂一开发出来就大量推广应用，使用性能比国外催化剂好得多，反应活性、稳定性都比国外催化剂好。


    用过去跟踪、模仿的方式，是做不到这种水平的。跟踪、模仿，充其量跟人家做得差不多，想全面超过人家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我们改变了过去的构思、做法，我们才做到催化剂的性能全面超过国外。这个催化剂很快就推广了，先后在五十几套工业装置上使用，不仅国内在用，1994年还出口到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炼厂。


    改变工作的方式，从跟踪模仿转向自主创新，这种思路不单体现在这一个题目中，基础研究室的整个工作都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在闵先生的指导下做的。


    这个研究室，在闵先生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又出了三个院士：我、何鸣元、舒兴田。真正要做创新型的领军人才，必须要学会做这一类的工作。在我们应用科学研究院，工作应该从实验室一直做到工业应用。有了这样的经历，才能真正培养出一流的人才。从当时跟侯部长一起定方向到执行，把这批人带出来，闵先生是关键人物。自主创新这方面，石科院从1978年开始组织，这几十年就是在当时的基础上不断提高。


    他严谨治学的精神使我终生受益


    1962年，我到石科院第三研究室以后，当时正在开发铂重整催化剂，闵先生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结合铂重整催化剂开发做一些基础研究工作。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独立做研究写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交到闵先生手里，他返给我的时候，有相当大一部分用红笔做了修改，有的是文字的修改，有的甚至是标点符号。


    这事不仅给我很深的印象，还使我很深刻地反思今后怎么做。当我拿出第二份报告的时候，我就自己总结了个经验：以后凡是我拿出去的东西，不仅是送到闵先生那里，送到任何地方，自己至少认真检查三遍，认为满意了再拿出去。后来使我很安慰的是，当我第二份和以后的报告交到闵先生那儿，基本上没有红笔标注的东西了，很顺利地就通过了。这件事情除了教会我怎么写研究报告，还教会我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认真，首先要做到让自己满意。


    我不是闵先生直接带的博士或硕士，但是我一来就在他的指导下工作，他严谨治学的精神使我终生受益。所以说师傅领进门，就是要严格要求，而且要以身作则。老先生对学生，对新来的研究人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从基层、从开始做起，把他们引入科学的大门。


    我跟闵先生有几十年的工作关系，把他当老师看，我们一起讨论很多问题。


    我们现在的奖励，都是奖励成功者。可是，创新程度越高的、谁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越是有难度，真正敢于做这类事情的人应该受到鼓励、支持和尊重。我们现在主要奖励成功者，可是更多的年轻人，他们正在努力，在爬坡，在奋斗。我们的激励机制，缺少去激励正在爬坡的一方面。


    王选成功后讲过一段话，他说现在成功了，各方面影响力也大了，可是他最需要支持、帮助的时候不是现在，是在他奋斗的时候。这话我深有体会。


    但依据什么标准去判断确实很难，我觉得是门学问。这方面我跟闵先生也多方面交换过意见。他和我意见一致，应该鼓励爬坡的，但目前还只能根据我们的个人判断，看他的努力程度如何，他的奉献精神如何，他成功的可能性如何，我们去给予鼓励、支持和帮助。这一点，我觉得闵先生也做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