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打黑工的研究生承受风险

初卫平

“中国研修生低薪、高压、受虐待、被性骚扰”，“失踪研修生达万人”……在近期日本的新闻报道里，中国研修生以悲惨的境遇，刺痛了国人的心。

根据日本法务省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日本国内共有192655名外国技能研修生，其中中国研修生总计89086人，占比46.2%。

2017年2月26日，中国驻日大使馆通过媒体发声，介绍对技能实习生（研修生）的保护措施。

国人远赴日做研修生，他们中有早期的掘金者，也有仍挣扎于当下的求生者。他们孤身一人，希望从毗邻的岛国赚回双倍甚至更多的收入，以快速改善生活。

但命运不全掌握在他们手中。

●定义

所谓“研修”，日本入境管理局的定义是“为日本政府或民间机构接受的以学习技术、技能和知识为目的的活动”。

●背景

1981年，法务省在签证类别上设立了“研修”的在留资格，每年允许以《外国人研修制度》名义接收外国人来日本研修。

1993年，为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本政府扩充了原有的外国人研修制度，设立了技能实习制度，即研修生经过为期一年的技术学习后，可与雇用企业签订雇用合同。转为技能实习生，服务期限为2年。目前媒体中提到的“研修生”，实际为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的总称。

刘晓冬，23岁，做研修生一年半后“跑黑”。

中国山东临沂——日本北海道、横滨、东京等

新京报：为什么要远赴日本做研修生？

刘晓冬：高中毕业，十八九岁的农村青年，没什么好前途。在老家山东临沂，去日本打工的特别多，这是我所知道的挣钱最快的一条路。

2014年，跟我一起上日语学校的有七八十人，都想去日本淘金。在那边有建筑工、服装工、酒店服务生、铸工、焊工，还有专门过去收垃圾的。

新京报：当时劳务中介怎么说的？

刘晓冬：当时劳务中介介绍我到北海道种蘑菇，保证每个月不少于1万，3年不少于30万人民币。中介还特意强调，种蘑菇的都是女孩子，“不耽误找对象”。

新京报：到了日本之后呢？

刘晓冬：到日本才发现，30万的保证是带着欺骗的，按第一年的收入，三年挣15万就很不错了。当时我拿的是北海道的最低时薪，大概760日元。找对象的“保底目标”第一天就破灭了，我们三个是那几百亩土地上为数不多的男人，剩下的都是清一色五六十岁的日本老太太。

工资收入不会被作为保证写进劳动合同，又没有中立的机构管理，维权几乎不可能。

新京报：那怎么应对？

刘晓冬：熬不住的半路跑回国了，有点门路和胆量的就跑去打黑工，我们叫“跑黑”。

最近几年汇率走低，研修生跑黑的情况也更加常见。过完北海道第二个漫长的冬天，我更新的签证下来后，就跑黑了。

新京报：打黑工有哪些风险？

刘晓冬：打黑工就成了新闻里提到的那种“失踪人口”。不但之前交给中介的保证金成为泡影，还存在随时被遣送回国的风险。

建筑业是黑工比较多的行业，我在日本遇到的建筑工，10人中有五六人是黑工。很多时候，即使对方知道你没有合法身份，但因为急于用工，也会默认用你，只要你能提供一张假的“在留卡”（相当于日本的临时身份证），我花了一千块钱办了一张假证。

还有房子。因为没有身份，大多数时候只能从中国人手里转租，不需要在留卡。我现在租房的房东是一个台湾同胞，和我同住的也是一个黑工。

我俩目前在横滨的建筑工地做涂料工。除了工作几乎不出门，因为没医疗保险，感冒了也很少出门买药，大多时候是怕被警察盯上。

有非常多便衣警察，尤其是人员密集的车站附近。在东京，走五分钟就有车站，一出门就战战兢兢。遇上严打的时候，我们qq群里就会频繁传出黑工被抓的消息。

新京报：除了被抓，你们还担心什么？

刘晓冬：没有工作干。以前对研修生的很多报道都是说加班、被压榨。实际的情况是，我认识的那些早晨六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的人，他们都很高兴，因为感觉挣到钱了。最悲惨的是，抛家弃口跑这么远，挣不到钱。

新京报：日本人对你们态度怎么样？

刘晓冬：我遇见的大多数日本人都挺友好。不过也不全是好人。我们一个老乡，一个大男人，经常被他公司的日本人调戏、欺负。还有几个在农场种地的女同事，被日本同事骚扰。对方送食物给她们，然后就缠着要带她们出去玩。

工地的活儿不算很累，但每天心很累，离开工地又怕被警察抓去。有一次，工地上一个同事的东西丢了，要报警。我们几个黑工都紧张死了。我跟同住的哥们儿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是再呆两三年我就疯了。在日本，无论是研修生还是黑工，都是没前途的，也就是想挣点钱，回家好好过日子。

（刘晓冬为化名）

研修生维权者：有的一半工资被扣

2017年03月03日 星期五 新京报分享：

甄凯，日本前“全统一工会”员工，现任岐阜一般工会外国人支部支部长，从事研修生维权13年。

他从日本用工企业的视角看，新的问题浮出水面：有病不给治、工伤之后不让休养、工资上克扣挤对，“(部分)日本企业在变相强制你回国。”日本政府部门的不作为，给一些企业留下了缝隙。

新京报：你最开始接触研修生时情况是什么样的?

甄凯：我1991年在日本读完大学后，到一家企业做研修生生活指导员。那时候，中国到日本来做研修生的都是政府部门经过选拔，到日本来学技术的人员。

新京报：那时待遇比较好?

甄凯：对。那时研修期只有1年，每个人有6万日元的研修津贴，水电房费企业都包，是正经学技术的。后来日本研修制度从1年改为2年，后又改为3年，去年立法通过可以延长为5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研修制度慢慢发展成一种劳务输出制度，因为制度本身的原因，产生的问题非常多。

新京报：你为研修生维权的初衷是什么?

甄凯：我从2004年开始为一些研修生维权。我大学是学法律的，那时候自己开饭店，也在日中友好协会做理事，遇见很多中国研修生被欺负，心里很气愤。有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存折、护照被扣留，有的在建筑工地挨打，还有的工伤之后，企业不但不报劳灾(职业病和工伤)，还解雇研修生。觉得自己除了能为他们翻译，还应该做更多。

新京报：维权的数据和成功率是怎样的?

甄凯：以去年为例，我收到研修生商谈的信件136例，有99人在我所工作的维权中心避难并离开(得到解决)。

新京报：目前研修生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甄凯：一些老问题依然存在，比如不按合同给付工资、工资低于日本最低工资标准、扣押存折、护照、登录卡限制人身自由等。前几年日本的一些企业觉得不按合同或最低工资标准给工资是理所应当的，他们觉得研修生就是廉价劳动力。

新京报：这几年有变化吗?出现了什么新问题?

甄凯：这几年有一点进步，我们去交涉，日本企业知道不按规定给工资是违法的。2010年研修生制度改革后，这些问题有一些改观，但依然存在，并没有杜绝。前天佐贺县的几名研修生给我写信，反映护照被扣留，我今天打电话给他们社长，才刚刚把护照还给他们。

从目前接触的案例来看，最新型也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日本企业变相强制你回国。比如有病不给治、工伤之后不让你休养，他们希望你回国治疗，他们再请新人。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工资上挤对、多扣房屋、水电费。最厉害的，工资的一半被扣去，被扣去工资的三分之一也很常见。

新京报：这是制度本身的壁垒还是人为的因素较多?

甄凯：这其中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变相强制回国。如果研修生病了或被机器伤到了，有的企业就会以脱岗为由，中断你的医疗保险，向入管局报告。研修生赴日时拿的是特定活动签证，一旦你脱岗，官方就可以按照脱离在留资格，停发你的签证，你就没有合法身份了，逼着你回国。

比如去年有一个女孩，得了败血病，用工方让她回国治疗。我们花费了很多努力才争取到企业支付60%的生活费，医院提供一些援助。按照日本劳动法，员工伤病期间是不能解雇的，但因为政府不作为，就给一些企业留下了空间。

新京报：工资被克扣没有相应的监管吗?

甄凯：用工方永远是强势的地位，工人的选择权非常有限。除了多扣钱，超常规加班，或者到日本后，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完全不是合同上写的情况，不干你就回去。但是回国，没有如期完成合同，那些押金全都拿不到。

政府如果对派出单位和接收单位都能加强监管，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纠正。否则现在维权就像打牌一样，打来打去，都是一样的套路，很难。（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