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 我拼命关掉脑子里嗡嗡作响的闹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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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中国供图

　　7点，闹钟第一次响，我挣扎着翻身摁掉。之后，每隔10分钟闹钟再响，摁掉、再响。整个早晨在“叮铃铃”声中迷糊入睡，反复循环两三个小时，直至我忘记了它的存在。
　　凌晨两点躺下，设置一个7点的闹钟，成了我多年的习惯。我视之为一种激励、催促，7点起床是这一天充满希望的开始。事实上，很久的日子里我未见过北京的晨光。
　　这个习惯在做心理咨询时，我和我的心理师一起发现的。我很震惊，“原来这个闹钟响了这么久”。
　　那种被吵醒、惹恼、折磨的滋味在心理咨询中被一再唤醒。从2015年12月开始后的一年里，28次心理咨询，每周横跨北京东五环到西三环，50分钟的心理咨询成了庸常、琐碎、焦虑生活里的一次喘息、一次旅行。
　　首次咨询
　　第一次走进咨询室，连紧张都顾不上，我快迟到了。这是一家公寓内的一居室，经过厨房、卫生间、客厅。两张深蓝色沙发摆在角落，还有一张躺椅。并没有美剧、英剧里夸张的沙发，我想，什么时候来一次催眠，或许躺椅就派上用场了。
　　咨询师是一位普通女性，如你我一样，在地铁里擦肩而过也不会抬头。她年纪稍长，短发，和网站上的照片一样。我安心坐进靠里的一张沙发。
　　第一次想去咨询是在前年冬天。我坐在出租屋的书桌前，侧身可以看见窗外浓重阴沉的雾霾，找不到呼吸的出口。我着急地敲着键盘，打不出一个字。
　　那时，我刚工作4个月。进入一家体制内单位，每天挤在早高峰的地铁里，风尘仆仆地走进陈旧的大楼。楼里腻着一股油漆味，空空的肚子止不住地反胃。
　　窝在四面围着人的格子间，我写起了新媒体文案。词、句的堆叠和罗列，之后又是无止尽的修改。我强压着沮丧，宽慰自己：赚一份糊口的钱，交得起下月房租。
　　朋友大多进了报社、杂志社，跑起了正儿八经的新闻，我坐进了格子间弄起了“虚构”。他们跑进一个个现场，报纸上印着名字，挂靠在一个个单位下，而我们彼此间的生活隔了千山万水。
　　工作上的烦闷越来越不敢和朋友们倾诉，说多了怕打扰别人。有时，又急于和他们聊聊，看着微信对话框里一直跳不出来答复，愧疚感又涌上心头。
　　情绪像一个灌满水的皮囊，一个麦芒就能溃不成军。甚至恐慌起来，与朋友走在路上聊天，都要东张西望，发现四下无认识的人，才继续聊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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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岛外
　　生活在北京的种种心绪自然也无法传递给父母。毕业后坚决留在北京，不如意似乎是自找的。电话更多地是问“工资够花吗？”“多跑腿，勤快点”，有时我多希望他们问问我，“今天开心吗？”可即使问了，我也就点点头，“嗯”一声。
　　关于孩子内心景观，他们是否真的有兴趣，我也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或许，他们也不知道如何问出口吧？临近毕业找工作时，妈妈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言语焦虑。有次，我发短信告诉她，我毕业论文被评上优秀论文，期待的表扬并没有出现，劈头就是“你工作找到了吗”？
　　除了工作日，大多数时间我赖在沙发床里。从小，我就有一个习惯便是在低迷期开始追星。我在一两个月内看完了一个日本组合出道20年来的综艺节目和剧集。
　　他们信奉“一生悬命”，拼尽全力给观众带来快乐和温暖。常常看困了就睡觉，醒了继续。循环往复，白天和黑夜用一集集40分钟的综艺节目串联。可惜的是，今年他们解散了。在微博刷到消息的那晚，我自嘲“连偶像陪伴你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还有什么陪伴是长久的呢？”
　　谁说的，“人不可能活成一个孤岛”，而我分明活成了孤岛。躺在十二层的单人床上，下午日常杂音在耳边被放大，放学回家的孩童在楼下玩纸牌游戏，老人家在遛狗，更远的，还有人在叫卖。
　　没有办法，我想找一个专业的倾听者。
　　在一个提供心理咨询的网站上，我快速滑动页面，输入性别、价位。女性、年纪偏长、经验丰富、长相合眼、长期疏解情绪问题等。一位30至40岁间，短发、略胖的女性咨询师跳进我的视线。“就是她了”，我暗暗下定决心。
　　确认支付时，我没有犹豫。一次咨询费600元，那时我的工资不过三四千元，银行卡的额度可能更低。倾诉、吐露的欲望容不得再有迟疑，来不及再想下一周要靠什么生活，我需要被倾听。
　　求助
　　之前，我曾陆陆续续看过一些科普文章。那些写着“一次发现自我、探索自我的美妙旅程”的美言，吸引着我拨开云雾，看见光明。
　　知道我开始心理咨询的朋友仅有二三。我们大多年纪相仿，经历类似，听说过心理咨询。但当身边第一次有人说“我在做心理咨询”，大多还是一脸惊讶与迷惑。
　　“你有病？！”
　　“你不是很好嘛，笑得很开心啊！”
　　“花那钱干什么，我不要钱，你跟我讲！”
　　一笔开销不少的支出，到底能带来什么效用？大多数时候，我并不能给他们一个完美、有说服力的解释。
　　咨询的开始并不顺利。家庭、人际关系、对金钱的态度、外貌、如何对待赞美和批评……我们谈论一切，却没有目的。这背后的问题是我想要解决什么，更多的钱？更多的爱？似乎又不是。放松、从容的心态，安宁、稳固的内心秩序，我更想要这些。
　　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毫无逻辑，“这个……那个……”，我扶着额头，眉心拧成一团。这些话题我从未与人聊过，心理咨询是疑问出发的起点。
　　有时，我质疑“那些不过是小事啊”，咨询师总是回复，“那是对你重要的小事”。我又重新投入讲述。一团乱糟糟的毛线，被抽出一个一个线头。
　　不停歇的闹钟就是在抽线头的过程中发现的。她提到，被闹钟一遍一遍折磨的早晨，人该是多么的愤怒。但是我却没有，相反，我掉入了新的漩涡——愧疚，大学舍友常被闹钟吵醒，用翻身、叹息来抗议我的闹钟。
　　闹钟所带来的隐隐不安，如同编辑的催稿，愧疚感一再袭来，而我只能用拖延来抵抗。这种矛盾的存在极其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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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
　　咨询不如预期的积极，我也用更长的时间来逃避。
　　回头看，这一年咨询了28次，按照约定的一个月4次，我翘掉了一半的咨询。每次去，总要熬到最后时间点才出发。迟到是必然的，但时间是用一分钟8块钱计价。每次敲响那扇门，我冲进去的第一件事是要一杯水以及给手机充电。
　　没吃早饭，带着一个电量只有百分之十的手机出门。有一次，咨询师小声嘀咕：“你也需要充电吧？”
　　两三次的咨询之后，线头抽不动了。在大场景的回忆面前，我只有雾色弥漫的风景，情绪、快照深深刻在记忆中。
　　爷爷快离世的那年，我9岁。家中有把好看的椅子，我指着椅子问他，“爷爷，你死了，这把椅子给谁？”妈妈立即打了我一下，“乱说话”，旋即我被拖出屋子。在一个临终者前，“死”是避讳的。
　　高中时，成绩一落千丈，我抬不起头，身子藏进肥大的校服里。更害怕的是不敢说话。我看着“梅艳芳”，心里默念“不能读成梅兰芳”，脱口而出就是“梅兰芳”。周围同学爆发出一阵笑声，我脸涨得通红，用胳膊圈出一个空间，埋进去。
　　我记得的总是这些。咨询师常问我，“你在想什么？”“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甚至在一段咨询之后，她让我承认“心理咨询是没有用的”。我张不开口，警察又跳出来了，“没有效果暂时的，我愿意花更长的时间来看见效果”。
　　快结束的时候，咨询师说：“有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行走在沙漠里，我想搭着梯子来够你，但是找不到搭梯子的材料。”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崩溃。
　　这个漂在海面的孤岛，被浓雾笼罩，模糊得连我自己都看不清了，没有人来救我了。之后，我与她交流了内心的失落和绝望。“对不起，我为上次令你如此难过说对不起”，她回应。我愣在那里，好像从没有人跟我说过一声“对不起”，她真诚、坦白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十分郑重。
　　在过往的24年里，我是妈妈爸爸的孩子，一名按部就班的学生，一个机构里的职员。我听话、温顺、服从，自我的语言总是被更大的集体话语裹挟，对抗的方式就是沉默。
　　太多的鸡汤教你怎么做女生，怎么做员工，怎么做子女，可笑的是，仔细翻一翻大多自相矛盾。对与错，美与丑，道德与反道德，没了秩序，失了标准。焦虑、不安、失落，就好像那只闹钟，在我的神经里隐隐作响。
　　这时候，有一个人跟你说“对不起”。好像从前强加在身上的愧疚感，自己与自己的较劲，在一霎那松懈了。
　　端详自己
　　当咨询做到第20次时，妈妈知道了。从一开始我便没有瞒着她。但她没想到我坚持了一年多。果然，她的第一反应是“钱还够吗？”
　　我发了一堆短信给她，告诉她我没有严重的抑郁症，不需要吃药。得到一句“我不能理解”。但妈妈的理解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了，我不再是以前在院子里徘徊着的孩子，不需要他们放手说声“走吧”。
　　我没有告诉她的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效果。我可能在花一笔钱，花费精力做一件暂时看不到效果的事情。
　　我，一个“自个儿找病的人”。在东五环到西三环的地铁上，挤在人潮里，垂着眼皮，懊恼着又在低落、抑郁的沼泽里自溺。画出一周的心情曲线图，我不关心高点，只看得到低凹处。
　　直到我遇到一个故事收集者。他看多了人人身处世间的荒诞与温暖，告诉我“人需要一个整理自我、表达自我的过程”。“整理自我、表达自我”，看上去很简单吧。但击中了我，心理咨询不就是这样的过程么？
　　整理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去杂乱、模糊的我得到了理解，“无序”也是一种正常，并不是一种错误，我不需要为此感到愧疚。
　　想通这点时，是凌晨我躺在好朋友的家里。均匀的呼吸声，窗外疾驰而过的摩托车轰隆声，黑暗里朋友家的猫从我身上踩来踩去，时而凑到我的手机前，白光映着它的猫须，蹭着我的脸。感觉自己真实地踏在了地上，活在了人群里。
　　中学时，教学楼大厅里有一面镜子。路过时，我总是扭捏地在前面一晃而过，看个模糊大概，却不真切，又一股风般冲进教室。
　　这次，我又找到一面镜子。我要站在镜子前，仔细地端详自己，找到暗藏的怪兽，熨平心里的褶皱，关掉嗡嗡作响的闹钟。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