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还有讲真话的么？(转自3月29日南方新闻网)

屈联西

[导读]“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多种内涵，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一句：当高官20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一大焦点。接着，全国人大常委牟新生也表达了同感。

这些年，历届“两会”不乏“炮手”代表、委员的灼灼言论，他们也获得了场外的阵阵喝彩声。敢言者，如“盼望阳光财政，头发掉光了，也要坚持提下去”的蒋洪委员，抨击“垄断国企领导权力过大”、不改本色的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逼问教育厅长“想不想改，敢不敢改”的浙江省长吕祖善??而民间的自觉者如白岩松，在领取电视界的褒奖时却不怕得罪人的直言：中国电视的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自嘲在“挨打榜”上排名第三的任志强，即便收到“领导来电让闭嘴”，仍旧继续显摆着他自以为正确的观点??

“讲真话”，这样一件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为什么此番竟惹来纵谈国事的代表、委员，乃至场外人士捧场热论？这三个看似直白平淡，却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的文字，在我们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在“任志强”三个字演绎成为当下社会一台大戏的背后，当民间呼吁“官员向任志强学习”的时候，我们该思考自己的基本信仰是否在流失、自我的价值底线在哪里？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

“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2010年全国“两会”结束已近两周，关于“讲真话”的讨论似乎仍在民间激荡。

此次“推手”有二：先是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在近20分钟的讲话里，厉批官场八大歪风：腐败，买官卖官愈演愈烈；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再是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再批三大斜气：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短短5分钟，万人大礼堂掌声响起11次。

与两委员“讲真话”揭批时弊对应的是，“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的倪萍委员，以及“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终身人大代表”申纪兰，则激起舆论的激烈质疑。 《东方早报》一篇评论称：当申纪兰们千篇一律地自动举起了手，民意与代表制度就出现危险的脱节。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不仅是对选民的不负责，还在危害制度的根基。

而中新社记者走访了近20名全国人大代表，“发现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其实并不难”。

似乎，“讲真话”在当前的现实语境中，成了一个罗生门般的问题。而历数近年“两会”， 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虽不乏轰动之语，但像此次关于“讲真话”，这样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引来如此滔滔热论，似不多见。早些时候，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在2007年4月刊发了题为《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是大事要事》的文章。其背后意味, 发人深思。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讲真话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上来说，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而讲真话是思想解放的反映，也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改革之初, “讲真话”是和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顾准等一系列难以忘记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代表了一个特殊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高度。

其后是巴金，于晚年痛写《真话集》（《随想录》第三集），提倡讲真话，以对自己毫不留情的解剖与忏悔，开启对那一场噩梦的反思，在危难时代为中国人找到了重建灵魂的出发点，良知救治和社会进步的起点。

“而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史，有着一脉相承的主题，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而讲真话，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正逐渐打破意识形态的迷瘴，正视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重返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方向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战胜“两个凡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的藩篱。

1992年，姓社和姓资的争论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时，邓小平南巡，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东方风来满眼春”，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1997年，江泽民“五二九”讲话，解除了姓公姓私的疑惑，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讲真话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世情、国情都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围绕着改革进行的博弈，不断重构着新的利益格局。而官场讲真话难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被聚焦，于是，就有了全国“两会”上的热议。

全国人大常委、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把讲真话难的原因归结为：一是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这是根本问题；二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

破解真话困境，已成为各级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必须突出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政府从全能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政府改革势必要确立起“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满足民众对于政府的要求和期待。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深邃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倡讲真话，才能听到真话，了解实情，这是决策的前提。

贵州瓮安事件后，省委书记石宗源痛定思痛：“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可以作为注脚。

真话难讲，并不局限于官场。过往岁月，官员与既得利益阶层在重大事件中的不肯讲真话，曾屡被披露。从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利益集团的表现，到网络间呼吁“官员向任志强学习”，到各地矿难瞒报事件等，无不在损毁着政府公信力和人民利益。

国家之外是社会。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得益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由封闭而开放，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一个以人为本、重视民意、尊重人权、集中民智的过程。在一个成长的公民社会里，讲真话又是和公民意识觉醒联系在一起的。而从寻求人类自由、权利和尊严的意义上讲，“讲真话”提供了一条公民的底线。

少年才子韩寒，是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真话英雄”。这个被称为“下一个鲁迅”的80后作家、赛车手，以博客为阵地，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将近3亿的点击量背后，是一个形象新颖的人道主义者在发出自由的波长。”

学者周云说：韩寒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归根到底还是他一直在坚持讲真话，至少是坚持讲自己认为的真话。而所谓“信韩寒，得永生”的戏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众间对于真实的渴求。

韩寒的背后，是无数权利意识觉醒的公民在成长，网络空间成为他们说出真相，参与公共事件的平台。

在一个被戏称为“被时代”的今天，就私人权利讲真话，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谓“生活在真实中”，说出真相，行使“无权者的权力”；就公共事件讲真话，则意味着公民的参与：从厦门PX项目事件、孙志刚事件 、“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 “天价香烟”事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讲真话，通过有序地参与，形成合力，可以博弈滥权，发难腐败。

对此，政治学者俞可平指出，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

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

“《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着作。”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如是说。

学者杨天石有感于此，在发表于《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怎样让人民讲真话，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在是一件大事、要事！

而与领导的开明相比，“讲真话”更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所谓提倡讲真话，不过是呼吁回归与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就在张维庆论及“讲真话难”的当天，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此前，在曾为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的广东，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一轮风潮。2008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第十届广东政协会议上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南方周末》的相关评论称：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2010年初，在“两会”之外，一个“讲真话”的新个案是张朝阳。这个一向被认为“听话”的搜狐老大，在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演讲中忽然发难，指责“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竞争”；他呼吁“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否则发展的就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据说，他在演讲时，网管部门的意识形态官员就坐在下面。

张朝阳的转变似乎是一个象征。他的演讲开篇颇为引人深思：2049年，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是否在美国人面前很有面子，中国是否能赢得尊重，这些全都与现在有关系，与每个人有关系，在现在与2049年的幸福生活之间还有很多障碍，能否到达光辉的彼岸，与我们现在是愚蠢还是聪明地做出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两会”历程

第一张弃权票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在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三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会的邓小平等得知后，表示赞同。（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民间记忆：1978-2008》）

第一张反对票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来自台湾代表团的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的理由是：候选人他并不了解，但从简历上看主任委员人选已经89岁了，他认为应该让更年轻的人替国家做事。

在黄顺兴投反对票之后的全国“两会”投票中，反对、弃权者愈来愈多。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时，反对票加弃权票达1079票。如今，反对票和弃权票早已常态化，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也在代表委员们说“不”的过程中推进。（据《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报道）

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开始使用无记名电子表决器，赞成对应绿色；反对对应红色；弃权则为黄色。如今全国人大对议案的表决方式有：投票方式、按电子表决器方式、举手方式以及经大会主席团决定更为适宜的其他表决方式。（据人民网报道）

“白话之风”

2009年两会，“白话之风”赢得各界积极评价，“白话运动”发端于胡锦涛总书记在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用了“不折腾”三字。2009年3月的“两会”上，猛然刮起了一股讲大白话的政治新风，因为长期以来，官场上讲官话、套话、大话、空话成风，能让百姓听得懂的真话、实话、大白话少之又少。

记者“胆”大了

2010年全国“两会”上，《光明日报》一位记者问了关于选举法修改的问题，“选举法这次修改的一个重点是，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有评论说这将实现人人平等。这是否意味着之前进行的人大代表选举是不平等的？”

（整理 实习生 杨胤）

屈联西

说真话，有勇气，有价值，有推动力。这是白岩松对自己言论的要求。



白岩松，央视新闻评论员，致力于以有勇气、有价值、有推动力的言论推动社会进步。

说真话，有勇气，有价值，有推动力。这是白岩松对自己言论的要求。他说，等到真正的自由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早已经被抛弃掉了，该由另一代人来唱戏了，但转折的时候正需要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推动，去扩展，然后还能争取被各界所接受。

南都周刊记者_张守刚 谢舒舒（实习生） 北京报道 摄影_邵欣

直播两会，白岩松已经算是“老人”。

12年前，央视第一次大规模直播两会，十几场直播都由他主持。从那时起，他已经直播或评论了12年的两会节目。他总结这12年的最大改变：两会终于由过去每年一次的“政治生活”，变成了“把生活当政治”的季节。

“民生生活成为第一要务，这就是两会回归到它的本源了。”他解释说。

这两年，他也从一位节目主持人转型为时事评论员，尖锐又不乏理性的言论经常被放于网站首页。同时，他挨骂也更多了。

好在业界再次褒奖了他的付出。3月份，新周刊举办的“中国电视榜”，白岩松和他的《新闻1+1》成为最大赢家，将“年度电视节目奖”、“最佳时评节目”、“最佳时评节目主持人”收入囊中。

颁奖的时候，他又说了一番得罪电视大佬的“真话”。他称中国电视的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当他作为改革者推动的时候，一腔热血，一转身他成了既得利益者了，有权了有名了有钱了，开始保护自己的利益了。我非常看不惯有的昨天还是一个改革者，今天一转身就在阻拦着改革。”他也警惕着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他也深知，国内做时事评论的电视栏目太少了，为什么太少？太难了。两年来，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几乎真正的尖锐一点的时事评论，依然只有《新闻1+1》。他不喜欢这种局面，他甚至希望明年能不获奖，《新闻1+1》被其他栏目“干掉”。

“我从来没有像这两年这么孤独过。”他说。

“有沮丧的时候，但很少抱怨”

南都周刊：这个月底，你主持的新闻评论节目《新闻1+1》2周年了，在这个平台上，你自己的说话自由度能达到百分之多少？你能自己掌控话题吗？

白岩松：等到充分的自由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早已经被抛弃掉了，该由另一代人来唱戏了，但转折的时候正需要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推动，去扩展，然后还能争取被各界所接受。我经常有沮丧的时候，但很少抱怨，因为抱怨没用，能不能改变才很有用。我相信中国的媒体人，干新闻的，多有沮丧之时，但是抱怨没价值。

《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艾丰跟我说过一句话：“老白，能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最好的群众。”有道理。听了他那句话之后我很多方式方法都在改变，我力图去改变和建设，抱怨只会让自己一时觉得蛮过瘾的，其实伤别人也伤自己。但有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提供改变的选择项的话，往往世界会接受你的建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两个酒吧，一个倒闭了，另一个生意很好。仔细一探讨原因，第一个酒吧是任何客人进来，然后服务员都问，请问您啤酒里面加鸡蛋吗？百分之八十的人说不加，它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意。第二个酒吧，服务员问的是，您是加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选择加一个鸡蛋，还有百分之二十的选择两个。我觉得很有趣，生活中每天面对各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总在想：你为决策提供进步的选择了吗？

“要包容不正确的声音”

南都周刊：不久前两会刚刚结束。之前大家会觉得两会是政府的一件事情，现在公众对这个事情议论明显多了很多。

白岩松：我觉得大家希望不“被代表”。大家希望自己的声音真的有人代表自己，去发出来，包括自己也有渠道去发出来。我觉得中国人对自身权利的关注显然在增长。

南都周刊：这个“增长”是个什么程度？

白岩松：在中国任何事情你也别指望一夜之间就怎么样了，那太可怕了。从我的这种角度看，我害怕中国任何一夜之间发生的改变，哪怕是大家期待的好的，因为引起的危险都太大。它应该是一种渐进式的，但是方向必须非常明确，是向前的，而且保持一定的速度，我觉得这会比较合适。

南都周刊：有人说，不管是民意对提案的狠批，还是对“炮手”的热赞，都呈现了民权意识的普遍高涨。你觉得“高涨”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不是合适？

白岩松：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仅鼓励有正确的声音出现，也要包容不正确的声音。我们不能总以为自己是对的，而打压那些错的，有一天我们一定会以同样的热情把对的也打掉，这是我非常担心的。

比如几年前就有人说过，这些委员代表怎么只代表自己那个行业的利益？废话！如果不代表他的行业他应该代表谁呢？如果每个人都不代表他自己，每人都认为我代表国家，我代表所有的民众，我认为这是太荒唐的一件事情。可是媒体为什么不清楚这一点呢？

南都周刊：有一些很刺耳的，比如某制药公司总经理宗立成称“医改如果成功，是全国人民的悲剧”。如此为自己的群体代言，是否太过分？

白岩松：目前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媒体和公众慢慢学会刺耳（的话）也要听，他有说刺耳话的权利，不是吗？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话，难道不该从此做起吗？如果他没违法的话，如果他没有触碰太强烈的核心道德的话，他有权说刺耳的话。你要知道，有权说刺耳的话跟有权说真话是一样的重要，如果大家只是下意识地认为说真话是该得到维护，说刺耳的话是要痛打落水狗，有一天连人说真话的可能都没有。

南都周刊：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媒体和大众对两会热点中近似于娱乐化的解释和解读，比如李小琳的拉丁舞、总理记者会上的美女翻译、张晓梅的系列提案等，是不是也应该得到一份宽容？

白岩松：非常正常，如果你回头去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进程的话，我们居然可以娱乐一下两会，难道不是进步吗？在过去很荒唐的岁月里头你敢娱乐两会吗？没有。现在可以娱乐了，进步了，但是仅到此为止，进步不大，我期待下一步的进步。

我今年两会的第二天就做了一期节目《少追明星多追问题》，因为当时看到刘翔他们被追得东倒西歪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的注意力有点偏了。首先我认为它是进步，大家可以娱乐它，但另一方面还是要追问题，两会是要追问题，是要追解决的答案。要说我对今年两会有什么不太满意的话，就是听着蛮过瘾的话挺多的，但是听着让我眼前一亮的方案很少。

“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

南都周刊：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但中新社采访了近20位人大代表，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并不难。在你看来，讲真话越来越难，还是越来越容易？讲真话的委员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

白岩松：从这几十年来看，说真话当然是越来越容易。想一想说真话曾经丢命，现在会吗？遇罗克，丢命了吧，张志新，丢命了吧，现在不会吧？所以毫无疑问就是进步了，但是我觉得离大家期待的还远。这里有一个概念，讲真话的对立面是不是“假话”呢？我认为，讲真话的对立面更大比例的不是假话，而是空话和套话。

大家不满意的是目前“空话”、“套话”成比例地在增长。你说多少人说了假话了？你在两会上都找到几个真正说假话的？没有。我觉得这一波“讲真话”的呼吁针对的不是假话，而是空话和套话，以及为获取自己的利益而阿谀奉承的话。我觉得这是关键。

南都周刊：你认为说套话是阶段性的问题，还是整个官场几千年没法改变的问题？

白岩松：现在人们已经开始不太能容忍这些东西了，周洋说感谢父母，你不觉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喜欢周洋的说法，而反感我们官员的那种说法？我觉得这就是进步。

那个体育官员甚至也起到了“好”作用。我觉得将来先“感谢国家”容易出现笑场的效果，成笑场语。你不信试试，你得了什么《南都周刊》内部奖你上去说我先“感谢国家”，底下肯定哈哈大笑鼓掌，它被解构了。

南都周刊：政协委员朱振中针砭党政部门搞形式、唱高调的发言，8分钟赢得9次热烈掌声。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不愿意讲真话？

白岩松：当你真正不畏惧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说真话。就这么简单。有很多人仅仅是因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就开始说着那些言不由衷的空话套话。我就经常会觉得人怎么想不明白呢，你有什么可畏惧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个时代早已改变了过去的“此处不留爷，就是葬身处”，所以我觉得社会要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

还有一个，讲真话不仅仅取决于个人，还取决于要有一个约束性的东西。比如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就从法律的层面决定了你要讲真话，政府你要率先去讲。有的时候挺奇怪的，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刚才还说得特好呢，话筒一到嘴边，比领导还空。但是你要理解，这是环境造成的，所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慢慢来。

南都周刊：有个问题，不知你方便不方便回答。倪萍在两会期间向媒体称，“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这好像也是真话、实话，你对此有何评价？

白岩松：我相信中国的人大代表里头，绝大多数跟倪萍一样，对吗？倪萍说出来了，挨了一通臭骂，然后没说的啥事没有，我们是不是在鼓励大家沉默是金？我觉得公众在骂倪萍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她说的是假话吗？她是不是点出了一个事实？

南都周刊：跟倪萍的话题有关，有委员发起联名提案，建议给人民大会堂的表决器加个盖，以免会场上的摄像机扫射过来增加压力。这种提议有必要吗？

白岩松：当然有。这不仅仅是一个表决器加个盖的问题，还是需要秘密投票的问题。如果谁都不知道你是投了反对票还是赞成票，那么才能真正地反映民意。

“民主的速度与模式是大问题”

南都周刊：从网络征集民意到两会微博，民众连通两会的手段也与时俱进，BBC的报道用了“e两会”这个词。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媒体技术手段的进步，才进一步燃起民众对议政的热情？

白岩松：只不过是参与的技术手段更便捷丰富，但是起实质作用的可不是它，起实质作用的还是时代究竟进步到怎样的地步。有了电视已经那么多年，不是很久也没有直播吗？所以技术不是最重要的。但我觉得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先天具有更加民主的特质，很好，正好嵌在中国的民主进程当中，会在中国发挥可能比其他国家更重要的作用。

南都周刊：相对技术手段的进步，有些民主化的进程是不是显得太慢了一些？

白岩松：我觉得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已经开始，而且我对未来的判断不是那么悲观。它不是说谁赐予的，而是社会发展到这一个地步，矛盾积累到这一个地步，问题积累到这一个地步，必须找新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层面。

大家说（民主）这个话题还是觉得蛮敏感的，其实我一点都不认为敏感，十七大闭幕式之前直播一个小时，我谈的全是民主，当时所有人都感到惊讶——我说你惊讶什么呀？你是不是没仔细看过十七大报告？关于民主进程，在十七大报告里写得非常多，而且非常大胆，所以我觉得十七大是两个民，一个“民生”，那时候被媒体关注了；还有一个是民主，大家没太关注，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可敏感的。

我觉得民主是不可阻挡的，但是速度和模式是当下的大问题。中国该实施一个什么模式的民主？我不是说官方的语言，我自己都在觉得直接照搬西方的肯定没戏。五年之内我们看看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同样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三个人要竞争一个县委书记。会不会是这样从党内的票决和竞争开始？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速度，这个不用说了，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在中国很多改革都是渐进式，但是它必须拥有一定的速度，因为太慢的话，积累下来的问题和矛盾是不能够承受的，所以这里要有一个很和谐的速度相对应。这个我不太悲观，我觉得民主是不可阻挡的。

屈联西

在今年两会上，73岁的钟南山锐气十足，批评会风，直言医改缺陷，对劳动合同法、政府工作报告的缺点，也直率陈言。



SARS事件之后，敢说真话的钟南山每次参加两会都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人物。

在今年两会上，73岁的钟南山锐气十足，批评会风，直言医改缺陷，对劳动合同法、政府工作报告的缺点，也直率陈言。他说讲真话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传统，因为父亲一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钟南山并不认为自己是“炮手”，也懂得拿捏说话的分寸。

南都周刊记者_石宴瑜 广州报道

3月17日上午9时30分，身着粉紫色衬衫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学院教授钟南山走下讲台，立刻被涌过来的学生们以及鲜花和小礼物围住，先是集体大合照，接着单个合影，最后是签名留念，钟南山都微笑着有求必应。

其实这是一堂名为《呼吸系统总论》的纯英语课，听课的除了广州医学院2007级临床医学专业60名学生，还有几十名广医教师、以及“蹭课”的其他专业同学。73岁的院士钟南山用了两天时间备课，他说：“我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是理念。”

“尊重事实”是钟南山作为知识分子的底线，“讲真话”是他为人的原则，要像父亲一样“做人问心无愧”，即使成为呼吸系统疾病研究的权威，他也一直在自己的学生和团队里倡导这种精神。

今年的两会上，从医改不算成功到甲流瞒报、甲流欠账，钟南山聊的话题似乎句句都戳到卫生部痛处，但这位向来敢说真话有着学术良知的专家认为，自己是在帮助政府提高效率。

反感“大炮”这个词

南都周刊：你曾经说过，人最可贵的是讲心里话，虽然讲心里话不一定是对的，我理解这个心里话就是指真话。

钟南山：是的。广州的孙志刚事件，我讲了“收容制度不见得是错、但是执行的人不对”的话，现在我也不觉得多大错，但是当时受到很多批评，甚至有人认为我很可耻。

可能我讲得不全面，可能我不大懂，也可能是我错了，但毕竟是我的心里话。所以我说过，任何单位或者群体，假如大家都能说心里话，这个群体肯定是生机勃勃的。

南都周刊：你的团队是这样做的吗？

钟南山：我们在讨论问题时绝对是生机勃勃的！他们可以当面不同意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关系，我非常鼓励。假如他讲得对，我会改。有时他不能说服我，我要坚持我的，我就会说过一两个星期再看看怎么样是对的，所以在我的团队里，都愿意讲真实的话。

南都周刊：感觉你讲话的语言其实是比较温和的，但近几年你多次被评为人大“炮手”，你怎么看这个称号？

钟南山：我并不欣赏这种提法，从来不欣赏自己被封的这个称号。不知道谁把我封为大炮手，我很反感这个词，什么叫大炮呢？好像感觉是没有原则的、乱轰的，而我是有的放矢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样的名称恰当。

大炮的意思带有点抢风头或者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从来没想过引起媒体的注意。SARS时我跟香港有过对立，后来我去过香港几次，非常诚恳地说了我的看法，后来绝大多数报纸包括苹果日报报道都比较客观。对媒体我抱着很尊重的态度，而且真诚地信任，往往媒体能很客观地报道我。

但是有极少数会断章取义，甚至是曲解，简直是无中生有。像这次两会我说到医疗改革工作，当时我和李克强副总理讲的时候，很强调大医院能不能帮助小医院提高水平，这是大医院的主要任务，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媒体报道会反过来，成了我说“大医院不要欺压小医院”，看到这样的题目觉得莫名其妙，简直是无中生有。

南都周刊：你说了根本不相信官方统计死亡数据后，有些人感觉是在挑战卫生部。

钟南山：我感觉卫生部的反应比较正面，起码跟我接触的人没让我感觉是给他们挑刺儿，包括我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一体化，实际上我的出发点是为卫生部说话，当然各人有不同理解。

那次我是有意识地讲的，我的学生全国都有，听到他们不少反映，当时要么根本不查，实际上临床症状和甲流一样，死了也就拉倒，少数查了以后交待不要报，这些情况越来越厉害，当时就讲了这话，我知道卫生部是不会瞒报的，问题在下面。我应该讲出来，让有关地方警惕，另外卫生部对他们也有一个监督，实际上讲完以后起到了这个作用。

南都周刊：你说过会议不是来吵架的，反映问题是为了帮助政府提高效率，所以一般并不会用激烈的方式表达观点？

钟南山：绝大多数我是很温和的，个别时候是很坚决的。比如说，根本不相信，从来不相信，绝对不相信，因为有很充足的依据这样讲，多数情况下很少有意识地把某个东西放在对立面。像有媒体报道说，“钟南山炮轰卫生部和人事部”，这种提法也不合适。我只是觉得不落实的东西说了要赶快解决，但是拖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落实，后来两个部回应说，我们早就发文件了，发文件不落实有什么用？在我了解的大多数医院，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还好甲流没有往上走，往上走的话，很多医院就苦了，“炮轰”这种标题容易引起反感，也容易引起一些朋友对我的顾虑，他们说你以后讲话要小心。

并无“舍我其谁”的霸气

南都周刊：以你的个性，越是在讲很敏感的话的时候，越注意分寸，是吗？

钟南山：是！都七十几岁了，我知道应该怎样说不会伤害别人，只是要把这个问题讲明白，这个意图，不希望伤害任何人，因为人总会有做对、做错的时候，我只针对事情。

南都周刊：你曾经试过因为讲真话伤害到别人？

钟南山：当然有。很无意的话，伤到别人的自尊心，我后来才知道，就很后悔。经过了很多波折以后，人生上上下下，农村、城市、工厂，我懂得了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行。我有一条很好，知道错了就会改，哪怕现在也是这样。这点我还没有那种所谓特别强势的感觉，我想我没有“舍我其谁”（的霸气）。

南都周刊：如何避免伤害到人？

钟南山：看他是少数还是大多数。像健字号保健品抗疲劳药掺入了治阳痿的药，减肥药加入了中枢抑制食欲的药或者泻药，我讲了之后说不定断了一些人的生计，也可能会引起一些报复。作为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保护更多的人，不然很多人用了出现心脏病的复发、各种各样的情况，出于医生的良心，必须很鲜明地讲出来，而且我有依据，所以才敢鲜明地讲出来。这些人对我可能很憎恨。

南都周刊：说真话是你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传统？

钟南山：是，他从来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南都周刊：在大家心目中你是敢言的形象代言人，这几年讲真话的经历会让你更有压力吗？

钟南山：我涉及的问题常常是老百姓健康的问题，其他方面我懂得很少，涉及老百姓健康的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从大家的支持中得到力量。所以我觉得更应该这么做。

南都周刊：要能像你一样做到坚持讲真话，有什么是必需的？

钟南山：首先是领导，各级领导应该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很多领导不太喜欢听真话。因为讲真话后头往往是不同的意见。或者其中有跟领导不同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可能是对的。敢不敢讲真话，在一个团队里，关键是带头人。

屈联西

张朝阳本应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鼓吹者，甚至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



2008年11月27日，张朝阳出席“2008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

任何形而上的空谈，对于一名企业家而言都是危险的。沿着这样的逻辑，张朝阳本应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鼓吹者，甚至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

文_苏小和

2010年伊始，沉寂很久的张朝阳忽然火起来，原因是他的一番讲话，被认为讲了真话。众人由此认为，张显然是个有常识的人。据说，他在演讲的时候，网络管理部门的意识形态官员就坐在下面，由此可见，张甚至是一个有勇气的人。

人们对张朝阳的溢美，并不过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公众视线中的张，除了他那些刻意为之的个人形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言辞虚以委蛇。也就是说，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张其实是一个善于说套话，甚至说假话的人。

“听话、出活”

熟悉清华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所著名的学府提倡的校园文化价值是厚德载物，但流行的乃是“听话、出活”这样的市井格言。张朝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的身上显然有着清华大学的集体意识。某种意义上，张就是一个典型的既听话，又出活的人。即使在麻省理工读了博士，这种品质依然是他最醒目的标志。

有人曾经分析过张的生态。今日中国内地互联网领域，新浪是流量最大的网络综合门户网站；网易的新闻门户意义稍微差一些，但它的信息服务在深度方面做得相当到位，网易第一次跨越了网络阅读的快餐文化，引领受众正在朝深度发展；百度的要点当然是中文搜索；腾讯有个可爱的QQ,这个小小的即时聊天工具笼络了一大批未成熟和半成熟的年轻人；盛大靠游戏赚钱；阿里巴巴是电子商务；只有起步很早的搜狐到今天为止，似乎无法总结出一条真正有含金量的核心价值。

说实话，在新闻门户老大的位置被新浪夺走之后，张朝阳和他的搜狐要想再次寻找到真正的核心价值，的确难上加难。在网易的短消息服务爆得大利之后，张朝阳曾经想开辟中国最大最优秀的彩信服务，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路径，不过却没有得到信息管理部门的眷顾，张朝阳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资金来推广，不料却栽在管理层的手上。

这个时候，张朝阳身上的品质拯救了他，他开始回到“听话”的位置上，认同体制，认同管理，张开始在他的话语体系里置放一套非常娴熟的主流话语。人们甚至看到张朝阳忽然成了抵制外国产品、抵制家乐福的呐喊者和组织者，虽然他的私人游艇可能还放在嘎纳的海边，虽然他的一身派头都是外国叫得上号的知名品牌。

华丽转身

可以说，过去的这些年，张朝阳话语体系主流复主流，事实上与他的公司战略有关。公司的目的当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任何形而上的空谈，对于一名企业家而言，都是危险的。

沿着这样的逻辑，张朝阳本应该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自由经济的鼓吹者，甚至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了呢？是不是我们熟悉的张朝阳，从此来了一个华丽转身，非常决绝地走上了意见领袖的道路呢？

的确，如果没有留意过张朝阳过去的言辞，今天他的表达简直就是哈耶克自由企业理论在中国的见证辞。

比如张说，“中国人的勤奋精神及在轻工业领域部分的市场化创造了made in China的奇迹，人类消费产品链条的中下游几乎被廉价的中国产品垄断，这就是30年经济奇迹的原因。”站在经济学分工理论的层面看，张朝阳的确道出了事实，由于后发劣势，以及核心技术的滞后，中国的发展被逼到了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张的意思其实是想说，这种分工局面，是一种市场的自发秩序，而不是中国人的理性选择。

再比如，张朝阳把今天中美之间的竞争，描述为“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大PK”，而且张断言，这种竞争的答案“是肯定而令人沮丧的，我们无法战胜美国！”应该说，这样的描述，视野足够开阔，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张朝阳在这里肯定了普世价值，他其实是在暗示，真正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是以个人主义精神为前提的，而中国要想发展，首要问题是要追求人的解放。

当然，作为一个新经济新技术的公司人，张朝阳更加重视创新，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如何保护竞争，保护竞争也就是保护创新，我们目前只有民营企业才参与全方位竞争，而国有企业通常情况下，都在依靠垄断分享利益”。

张的话有道理，翻看人类科技史，真正能够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都是个人劳动，或者说，都是由私人机构推动，而国有企业向来热爱宏大叙事，他们不在乎技术的更新，不在乎人的发展。

我相信张朝阳的这些陈述，都是肺腑之言。一名以赚钱为使命的企业家，没有必要在言论方面刻意求新。

问题是，张显然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轨迹，如果中国的全球产业分工位置持续走低，他所在的新经济领域，必定越来越萎缩，一个靠粗放型加工寻求发展的市场，显然不需要那么多新观念和新技术，中国的一批新经济企业有可能被导入到陈旧的企业制度模式之中。今天看起来锐气十足的互联网企业，他日极有可能重蹈国有企业产权模糊、人浮于事、发展乏力、腐败盛行的覆辙。

也就是说，即使仅仅从利益出发，张朝阳也不愿意这样的局面出现。现实的市场逻辑是，任何一家新经济企业，都是以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前提的，在这里，信息自由不再是一种泛政治口号，而是市场发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所以说，在这样的层面上看，今天的张朝阳的确说了真话，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说真话。没有人能够超越“屁股决定脑袋”的魔咒，张朝阳也是如此。

张朝阳的真心话

● 3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也因此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甚至处于飘飘然的状态，我们现在津津乐道大国的崛起，兴奋地（如环球时报、参考消息等）收集着我们依然崇拜的高贵的西方人对我们的任何只言片语的赞扬，仿佛中国，middle kingdom作为世界中心被周边列国朝拜的辉煌秩序又恢复了似的。这是一种幻觉！西方人其实依然不怎么把我们当回事儿！

● 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没有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没有品质，没有优秀，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稳定，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

● 具体怎么做？问题很复杂，但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否则我们发展的将不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

（张朝阳今年2月3日在“搜狐2010?新视角高峰论坛”演讲内容节选）

屈联西

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



2009年10月15日，任志强在第五届中国地产金融年会上发言。他的脸上总是紧张的肌肉，夸张有余的表情，似乎向外传递着他看透了这个时代的“知识的骄傲和骄傲的知识”。

“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是人们首选的表达方式。但很遗憾，我不迎合乌合之众。”－－任志强

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吵闹中，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多样性，我们才会远离遮蔽，远离盲从，渐渐成为一个个有权利、有思考的人。

文_苏小和

众人都说任志强又名“任大炮”，言下之意，是指任志强这个人喜欢信口开河，故作惊人之语。事实上，任志强近几年的确靠着他那张大嘴，赢得一身骂名，以至于有的人咬牙切齿，死活把任志强当成了中国房地产资本家的代言人。

在这个仇富心态暴涨，房价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年代，任志强当然是一个送上来的大好靶子。他夜以继日显摆自以为正确的观点，人们废寝忘食发泄自以为正确的愤怒。这个国家因为任志强，成了一台戏。

从盲从到不迎合

说实话，人们的愤怒事实上抬举了任志强。在一大串牛气冲天的房地产公司中，华远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企业。从规模上看，华远地产进入不了房地产企业的前50名；从产权上看，华远地产至今仍是一家由北京市西城区主管的国有企业。

任志强左右不了中国楼市的大局，甚至连搅浑北京楼市的能力也没有；而国企的制度安排，表明任志强的个人财富，主要还是靠工资和奖金，尽管他在自己的子公司里可能做了一些产权改革的尝试，但华远地产国有体制不变，下面再怎么修改，也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联产承包”。也就是说，跟潘石屹、黄如论、杨国强、朱孟依这些地产大佬相比，任志强撑死了也就算一种“小富即安”，他不是那种富可敌国的商人，按当下的体制来看，任志强最多也就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北京市面上爱侃大山的“小处长”。

北京的大街小巷充斥着这种膀粗腰圆、唾沫星子横飞的“侃爷”，任志强对自己的“侃爷”风格并不忌讳，并且认为自己天生就关注政治，关注经济，喜欢宏大叙事：“我们这代人天生就是从政治的染缸当中染出来的。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关心国际大事，关心政治，比如从抗美援朝开始到打倒四人帮等，这代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让我们不关心政治不太现实。”

但任志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自己的每一次侃大山，都是一次学术演绎。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任志强长谈，他上来就言明自己的法学方法论：“律师在法庭上辩论，他肯定攻击对方认为最不应该被攻击的地方，他会选择攻击点，这是一种法学习惯。学过法律的人可能更多会从这些角度，或者从这些方法来思考。”

在他看来，像马列主义的很多东西，比如“否定之否定”，实际上带有哲学和法学的方法论。这样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会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从相反的方向看问题。“不但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而且可能提出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观点，这可能是我总是引起大众误会的一个原因。”

很明显，任志强带有一种法学方法论的自信。当他对那些愤怒的人们说话，事实上他先入为主地给自己预设了一种法学启蒙的色彩。1980年代中期，任志强曾经以“贪污罪”被组织收监，在那一年多时间里，他只能看到法律方面的书，监狱不提供其他的书。因为要自我辩护，任志强不仅将《法学概论》这样的理论书读得烂熟，而且把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从头到尾背了下来。日后任志强笑谈道，是看守所的生活把他逼上了法学之路，从此，这种情绪激动、满嘴跑风，时不时惹出麻烦的人，竟然建构起了自己的法学思考习惯。

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应该说任志强是有所准备的，他会通过读书为自己找自信。我上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桌子上就放着《乌合之众》和《身份的焦虑》两本书。话语之间，他甚至翻开书，大声念阿兰·德波顿的话：“报纸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

这里，任志强理解的“势利者”应该是指市井层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大众，所以他自我解嘲地说：“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是人们首选的表达方式。但很遗憾，我不迎合乌合之众。”

熟悉任志强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爱琢磨的人，这意味着，虽然媒体想方设法试图抓住他的某句话进行炒作，但他对媒体的怀疑与审视却一如既往。很多时候，任志强并不是一个迎合媒体的人，有的时候他甚至有些刻薄。所以，接触过任志强的媒体人都说他不好对付，很多人会在他毫不客气的质问下落荒而逃。

圈子里有这么一个传说，一次，他对一个记者直接发飙：你什么都不懂， 也敢来采访我？我相信这样的传言不虚，事实上，我第一次走进任志强的办公室，他几乎没有抬头，继续改他的文件，说就一边改文件一边采访吧。后来，我们熟悉了，他才哈哈大笑，说他对媒体的态度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天生就是一个把话拧着说的人，凡事要反过来想想，不怀疑一下，浑身都不舒服。

我能想象任志强一些时候对媒体的某种不屑，他的脸上那些总是紧张的肌肉，那些夸张有余的表情，事实上是他刻意流露出来的、自以为看透了这个时代的“知识的骄傲和骄傲的知识”。我曾经问他，一个戴过红袖章、当过红卫兵的中国人，难道他的血液里没有残留着那些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时代癫痫病症吗？他立即回答说，有，但他强调，正因此让他学会了思考。

“那时候我很盲从，比如认为共产主义要来了、林彪就是接班人等等。盲从之后，会思考的人会发现，不能盲从，所以我才开始倒过来说话。”

这是一个有方法论价值的自我解读。如果说以前大众盲从的是领袖，那么领袖走下圣坛之后，每个人的主要工作，就是不盲从大众。当我把这样的理解说给任志强，他刻板的脸终于有所展开，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在媒体里强调某一个局部的观点，以至于受众仅仅感知他的片言只语，就开始破口大骂；更没有在愤怒之余，起身，中途离场，让那些兴趣高涨的人们忽然找不到对手。我们眼前的任志强，他的思绪回到了他自己，他自己的人生过程，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价值追求，他不时开怀大笑，仿佛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思考和追问尽收眼底。

思考者的尴尬

其实，采访任志强之前，我有一个预置性的对话姿态：绕过当下热闹的市场沸点，去做一次安静的、略带思辨色彩的对话。理由无他，乃是为了将任志强在一片谩骂之中加以还原。

一个奇怪的现象便是：他可能一直在试图基于某种体系说话，试图说出一些常识，这样的常识看起来是单独的，孤立的，个别的，但稍微耐心去倾听，就能发现任志强的整体意义，不过，受众显然没有耐心，在几个孤立的词句之后，排山倒海的语言围攻便接踵而来。由此，一直试图思考的任志强忽然成为了某种闹剧中的靶子，而那些展开攻击的人们，事实上他们手中的武器更加苍白，空有一堆乌有的情绪而已。

在他的身上，堆积着太多的疑问。那些惹来围攻的言说，是他信口开河嘛？在目前曝光率很高的一批中国企业家中，陈东升、毛振华、任志强可能是最具数据意识和文献意识的几个人，前两人乃经济学科班出身，师从董辅，而任志强唯一的大学经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上了一个研究生班，他坦承没有进过几次课堂，不是一个好学生。如果听过任志强的演讲，应该能发现他每一次演讲几乎都连带着大量的数据和文献，这样来看，围绕他的诸多争吵几乎就是一个幽默，任志强自以为是地言说，听众简单快意地谩骂，某种由大多数人组成的词语暴力似乎形成了对任志强的包围。

那他是不是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任志强至今不过是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但他呈现的所有言说却似乎与自由市场经济有关。我相信大多数攻击任志强的人，都有一种公平的追求，都有某种仇富的心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屁股决定脑袋，任志强应该是一名国有经济的捍卫者，而不是市场经济的阐释家。但人们对任志强的攻击存在先天性的错位，似乎选错了目标。因为任志强显然不是一个“奸商”，不是一名“暴发户”。以制度论，他可能只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商人。

但吊诡的是，既然只是一个国企代言人，为什么在任志强的身上，又看不到通常意义上的遮遮掩掩，看不到那种有些虚伪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很难听到那种官话和套话？

有一种说法：王石这样的人因为无法改变万科的国有体制，只能靠爬山和NGO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这样的解释成立的话，那么任志强应该就是意识到自己这辈子成不了大企业家，所以他选择用思考，甚至是用学术思考来寻找人生价值。

如果任志强真的是以学术思辨为生，那么，那些粗糙的争吵就有价值。面对任志强，我的问题在于，一个经历过饥饿、“文革”和开放的中国人，他为什么想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人，他今天的思考和行动，是否有些矫枉过正，是否又陷入另外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中，为什么在一片咒骂声中，他竟然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一个人自以为是，独自前行？

一个丰富的人生案例，显然比那些莫衷一是的观点之争和利益之争更让人有兴趣。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吵闹之中，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多样性，我们才会真的远离遮蔽，远离盲从，渐渐成为一个个有权利、有思考的人。

任志强“争话”录（整理实习生杨胤）

● 房地产就应该具有暴利!

● 不让穷人买得起商品房!

● 禁止炒房就是违宪行为!

● 买卖有理,炒房无罪!

● 中国住房分为穷人区与富人区很正常。

● 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

● 商品房定价无需公众监督。

● 历史证明房价永远都是上涨。

● 对真正有钱的人来说房价还不够高。

● 严格说来开发商被强奸了。

● 买不起房你为什么不回你农村。

● 85%家庭买不起房结论简直荒谬。

●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要一下子超越自己的父辈呢？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错误观念，就是住房体系中，总是说居者有其屋，按道理说，应该是居者有其所，有地方住就行了。

● 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

● 他不买天价地，他就没地，饿死了。所以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

● 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

● 房地产比鱼翅，鱼翅再贵也不是泡沫。

● 房地产是北京发展的重要支柱，住房价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

● 房地产非暴利，农民工也买得起房子。

● 如果你不是中高收入阶层，你就别在这谈房地产市场，这个市场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 国有企业家、国有资本，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我们干房地产我就不干房地产。我们只是当丫环的，都是政府说了算。

● 宏观调控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而是让房价稳定增长，不能因为房价没有下跌就认定宏观调控不到位。

● 买房子其实不是解决居住问题,房子是一种财富,就像钻石戒指一样。

● 买不起房别指望房子降价。

● 住建部管不了房价。

● 楼市政策越紧，房价越高。

● 天价地上盖什么户型的房子都不会是保障。大多数骂房价高的人都是买不起房，又不敢说政府，就只剩骂开发商了。

● 房地产打下去GDP就掉下去了，GDP掉下去，温总理比我们开发商还急。

● 拿地得先有钱，钱呢？看来也不是我无能，是央企太有钱了。

● 北京的房价是高，但高得是有道理的，目前也降不下来。

屈联西

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



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如今读来，大多数文章今天如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摄影_Mark Leong

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

文_苏小和

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如今读来，并不过时，大多数文章今天如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要么是胡舒立视野开阔，她一直比别人看得远，看得透；要么就是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格局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进步，财大了，气粗了，大国就要崛起了，但经济背后的方法论，却还是当年的老一套，甚至比当年还不济。

胡舒立的姿态

感谢胡舒立！这些年她写得热火，我看得激动。不过遗憾总是有的，常识都摆在这里了，但效果并不突出。1998年，胡舒立就写下了“告别红色资本家”这样的文章，12年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在国内所向披靡，简直有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豪迈架势；12年前我在香港看见众人纷纷追捧所谓“紫筹股”，内地国家资本闹得香港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2年后，不仅国有企业在北京成了地王，连军工企业也要豪迈进入房地产市场捞钱了；2004年，胡舒立写了“官商结合和民营经济”，今天，中国的私人老板们几乎离开了政府支持，就不知道怎么生存，连温州当年那一批游走市场的生意人，如今也纷纷成了地方政府的门下走狗；2006年，胡舒立写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那么，这些年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呢？

回想30年的变迁，我们曾经有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措施，曾经有过解放思想、大力平反的改革措施，有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我们还有过加入WTO、真正将中国带入全球化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此之后，我们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真正有制度建设意义的改革了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处在一个重要的正在失去的10年之中呢，这种不改革的成本，究竟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而在2009年，她又写下“警惕隐形贸易保护主义”，说的虽然是美国当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但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建言，也在其中，君不见各路企业趋之若鹜的出口退税、财政补贴，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贸易逆差，就是一种比之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短视的国家行为。

中国十年之真问题，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这显然不再是一个理论的探索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和能力来实施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无力感由此可见一斑！仅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体的无力感，可能还不是面对经济态势的某种无奈，而是与她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战略走向。

众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转型的关键年份。她带着豪华的采编经营团队从《财经》撤出，搭建了财新传媒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新兴全媒体平台。如此，胡舒立长达11年的媒体职业经理人生涯终结，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媒体企业家身份由此展开。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与之相关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

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和投资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态，理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对资本的一种不负责任。但问题在于，胡舒立显然比诸多企业家们更知道这个道理，2001年，她曾经写过《承认资本的权力》，“资本意志的变化，来源于其性质和组成的变化，谈不上高贵、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无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间的区别，漠视资本的意愿，失去资本的信任，便极有可能遭到资本的否决”。

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选择了出走，这其中必然有更本质的隐情。中国媒体人的难处在这个时候被直接摆在广场上，让所有心中装着媒体梦的人们纠结，所以，与企业家、投资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几乎所有的新闻人都在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新闻平台。

她就是一个写字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中，中国的新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难道堂堂如胡舒立也仓惶如丧家之犬吗？我所看到的现实是，媒体人天天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如今还在网络上呼喊现代企业制度，呼唤清晰的产权、自由的竞争，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清晰的产权，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个近乎垄断的产业里得过且过。

如此局面，意味着今天如过江之鲫的新闻从业者，事实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边缘人群；意味着这样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识还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这个渐渐开放的市场中，并不是一个具有私人权利和行业权利的群体；意味着在一个产权逐渐得到界定的市场经济年代，中国的新闻人并不是可以真正参与到竞争中去的市场主体；意味着新闻从业人员要么选择做权力的走狗，要么选择做资本的走狗。

这正是现实。有的新闻人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利润上，为了利益可以丢掉一切的媒体属性；有的人成了权力的传声筒，新闻成了长官意志，媒体成了权力的附属品。活着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难道这是我们惟一的结局吗？我们的媒体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权力，也不依附于资本，而是站在第三条道路上，为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为了所有人的知情权，发出真正独立且自由的声音呢？

现在我相信胡舒立长达11年的写作，就是这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我还相信，胡舒立不仅是新闻技术的领先者，事实上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闻史学意义。

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现代新闻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言说权利的历史。清末，伴随着民智渐开，《新民报》就提出醒目的办报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这样的表述，事实上隐含着现代媒体产权与言论权的双向独立立场。中国的新闻先辈们很早就意识到，真正独立的媒体，不仅是新闻理念的独立，也是财产权的独立。张季鸾显然更加认同这样的道理，他在主持《大公报》期间，先声夺人，直接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方针。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令人沮丧的案例也俯拾即是。储安平创办《观察》，他的政论文字思路清晰，语言犀利，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储安平同时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 《各国政府与政治》，可谓真正学院型新闻人才。但他没有在产权与分工的层面理解新闻，虽然有胡乔木推荐他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但仍然没有摆脱悲凉的命运。还有著名的陶菊隐，北洋军阀时代无孔不入的新闻人，后来只能以写旧闻为生。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旧闻，陶先生也枷锁缠身。

我相信聪明如胡舒立，对这样的历史图景烂熟于心。所以她要有所作为，既要继承前辈的卓越理念，也要走出前辈的新闻困境。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胡舒立新闻格局，既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种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格局，更是一种基于知情权的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既是在这个变革有些迟缓的年代力所能及的制度性探索，也是未来中国新闻产业可能大面积改革的一种预示。

沉寂数年的老崔健最近新推出的歌曲《蓝色骨头》，技术上完全向R&B和RAP靠拢，但歌词却写得分外具有中国语境：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个写字的，

只要我有笔，谁都拦不住我，

这就是我的事业；更是我的兴趣，

还能有什么工作比这更来兴趣呢。

我想说的是，胡舒立其实就是一个写字的，为这个古老的国家，为这个浮躁的时代，为身边忙碌的人群，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胡舒立和她的团队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忙碌。

屈联西

在《蜗居》里，“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话”。她的朋友、出版人金丽红说，六六的性格火辣、直率，语言是喷发式的，随笔更适合她。六六却觉得女性写杂文不可爱。



“我偶尔露锋芒，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很温和的。”在六六看来，女性写杂文不可爱。

一个人对朋友是个好人，但放在社会里，他就是另一种形态。宋思明竟被评为“中国脸”，我更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而不是分裂的。

南都周刊记者 _张守刚 摄影 _邵欣

“如果《蜗居》再深刻些，就是《茶花女》了。”3月23日上午，有记者这样对作家六六说。

这个评价似乎相当受用，六六很谦虚地回答：我的水平可能恰恰就是有这段距离。她说，近期注意到张朝阳说的权贵阶层对社会的影响，而当时自己写《蜗居》时，这个思路还不太清晰。“两会上为什么提出幸福感和尊严感？这就是幸福和尊严的缺失。”

就在满城尽说《蜗居》时，今年“两会”期间，温总理也坦言“知蜗居滋味”、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还向干部推荐观看。

此前，六六被称为“新生代情感专家”，而此次因为新作《妄谈与疯话》直击婚姻、房价、税收、公德等话题，言辞泼辣，她又获得了一个新头衔——“女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社会上只有两类人冒死闯红灯，一类是社会的最底层，诸如送外卖的，送快递的，钟点工，民工，对他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多一分钟就多一毛钱，这叫被逼作死。另一类就是空字头，武字头，各种非正常牌照颜色的车及超级豪华车，这类人叫自作死。”

这就是所谓在《蜗居》里，“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话”。她的朋友、出版人金丽红说，六六的性格火辣、直率，语言是喷发式的，随笔更适合她。六六却觉得女性写杂文不可爱。她自己以前喜欢比较犀利的散文家 ,一个是龙应台，文笔过于犀利所以嫁了个外国人；另一个是陈文倩，她至今未婚。“这真不是好兆头。”

于是，她强调：“我偶尔露锋芒，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很温和的。”

不妨来看一个批评，有人说：《蜗居》对现实的展示很好，但批判的力度不够，比如为什么把贪官写成“情圣”？

六六回应说：我认为所有人都不是好莱坞电影，非好极坏。一个人对朋友是个好人，但放在社会里，他就是另一种形态。宋思明竟被评为“中国脸”，我更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而不是分裂的。听起来，这也是一种大真话。

“不缺思想，缺的是释放的地方”

南都周刊：很多人说，不要看《蜗居》，因为太压抑了，这种压抑可能来自真实。《蜗居》与现实，哪一个更残酷？

六六：海萍和丈夫苏淳，发觉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的上涨。这种挣扎的状态是残酷，但生活中太多的人还不如他们，不是还有“蚁居”一族吗？

南都周刊：你有做房奴的体验吗？

六六：我没买房，因为买不起呀。

南都周刊：那在你看来，对目前城市中的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要不要去蜗居、做房奴？

六六：如果有薪水的人都能拒买暴利房，那房价一定会跌。可我们永远随着庄家的指挥棒在舞蹈。

南都周刊：“说真话”不容易，即使一部虚构的《蜗居》，也有人批判它“低俗”。你如何看待？

六六：文艺作品不怕批判，有争议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我不期待我的作品被认可为高雅艺术，同时也保留我自己的态度。我可以一方面往高雅进步，一方面保持我的草根性。

南都周刊：上海是你的小说的重要场景，也是韩寒所在的城市。你喜欢上海吗？怎么看韩寒？

六六：我喜欢韩寒的直言。这个社会中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不惧批判的人越来越少了。韩寒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探讨教育体制存在的现实意义。

南都周刊：你的语文老师刘小平曾批评你的作文“媚俗”，“高的作文分数不代表你有卓越的，哪怕是真实的思想”。你觉得，当代文坛是否还有这种倾向？

六六：我喜欢这个问题。中国文坛不缺思想，缺的是释放思想的地方。每个人都有思想，关键是如何去表达。如果社会缺少表达思想的空间，就很难有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现象发生了。大国是不怕批评的，我相信中国面对批评也有把握的能力。

南都周刊：你在书中说，“越发感到底层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炸药包”。这个炸药包的引线在哪里？该如何拆除？

六六：引线就在社会的不公平性上。不是有句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吗？比尔·盖茨说过：“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是表现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上，而是表现在如何用它来消除不平等。”当然，完全消除差距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是，尽量淡化这种差异，消除对立。

屈联西

如果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从政者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



1995年秋，巴金在杭州西子湖畔。晚年的巴金一直在提倡说真话。

如果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从政者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只有在从政者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的环境下，巴金先生的判断才能成立：“说真话并不难......”

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巴金

文_长平

人们在怀念作家巴金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夸张地说，他晚年提倡讲真话，在民族的灵魂世界树立了一座万人敬仰的丰碑，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按照这个逻辑，讲真话可以仍然困难重重，但应该越来越容易才对。可是在今年的“两会”上，我们听到了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的一句真话：“说真话越来越难”。

巴金先生对“文革”的总结很简单，那就是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他还说，那些权势人物就是靠讲假话爬上去的。不过巴金先生并没有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为什么说假话就可以爬上去？既然说假话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么人们说真话的动机在哪里呢？巴金先生在“文革”后讲了一些“文革”的真话，得到了热烈的喝彩；假如他在“文革”中就讲真话，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

显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空话、套话，取决于一个怎样的语境。张委员说，“有些人不敢讲心里话，只能选择一些过得去的话，其实大家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所以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这种情况下，谁要站出来讲真话，反倒有些奇怪，会成为新闻。就像张委员这样，被很多媒体报道。

当然讲真话首先是一种道德。巴金先生说，“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这话对有道德感的人才有用。道德感首先要求面对自己的内心，是自己对自己的灵魂以及自己所持信仰的交代。因此，备受谎言折磨的人，往往是枯坐书房里冥思苦想的作家和诗人。索尔仁尼琴曾经号召大家，“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他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

索尔仁尼琴开出的办法其实跟巴金说的类似，那就是——“唾弃谎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说的是彼时的当下，敢于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办法包括：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这些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基本的道义，即使对现在的多数人而言，恐怕也只有有道德洁癖的人，才会严格地遵循。

索尔仁尼琴下面这番话，在很多人听来，也许真的只是天真的梦呓——他说：“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干嘛赐给牲口以自由？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那些说惯了空话套话的官员们可以释然，因为索氏后来成为一个彻底脱离社会的人，一个无可救药的愤世嫉俗者。──他的确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

我记得哈维尔也开列过类似的清单。哈维尔是一位荒诞剧作家，但他并没有因此走上中国作家津津乐道的“纯文学”道路，而是不能容忍生活中的荒诞，最后成为一位政治家。

在很多政治家看来，哈维尔把政治当文学在搞，所以那么强调道德、良心和灵魂。这种说法其实只对了一半。另一半的故事是，哈维尔并没有要求大家只要守住灵魂就行，各自煲一锅心灵鸡汤，悠然自得地享用。事实上，他和他的同道一直在行动，并以行动换来了社会转型。

哈维尔的思想和行动可以理解为，个人内心的纯洁，最终应该换来社会制度的干净。假如我们回避这一点，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代表委员们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在对于张维庆委员的报道中，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基本上只是在呼唤道德勇气。这也只做了一半的工作。由于另外一般的搁置，可以肯定的是，到明年、后年甚至很多年以后，张委员们还会有同样的抱怨。

即便是在西方政治文明更加发达的国家，议员们也不可能都有哈维尔的境界，他们更多地也只是政客。哈维尔似的政治家，必须为这些政客创造一个环境，跟巴金先生和张维庆委员所指控的情况不一样，政客们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只有这样，巴金先生的这个判断才能成立：“说真话并不难……”

阿哲

太棒了1

屈联西

感谢阿哲老师的技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