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山西黑瓷烧制遍及全省,装饰艺术发展到很高水平,灵活运用剔花、刻花等技法,赋予单调的黑釉丰富的内涵,宋代文人及皇族显贵们饮茶的首选器具即为黑盏。而斗茶习俗,借黑釉观之,才易分辨其中的毫厘微差以决出高下,善于烧造黑瓷的山西窑口自然不会放过这些经典的用具。
山西博物院有一组工艺美术家们精心制作的泥人瓷器制作场景,真实再现了制作瓷器的过程。景德镇自元代设浮梁瓷局后一直被国人尊为“瓷都”,场景中所展示的复杂精细的制瓷工艺流程中,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操作标准,从此或许可以理解为何中国陶瓷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十四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走向开始出现大分岔的趋势,明清两代绚丽耀眼的彩瓷更像是帝国夕阳西下时落寞的余晖。
蒙古大军班师之日不仅带回了巨量的物资,也带回了工匠和技术。从元青花瓷器的诞生,可明显看到波斯文化和中国传统磁州窑工艺结合的精彩,器物不凡、恢弘大气,让中国人从中感受到外来文化的亲切。元青花瓷器题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植物纹,尤其是花卉首推牡丹。对牡丹的审美可谓不分民族,不论骑马或农耕,都把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借牡丹寓意烘托而出。
朱明王朝建立之初,官场监督尤其缺乏。从馆藏“清水菱莲纹盘”图案上可看出,在本是表达宋代文人恬淡怡然的“苏麻离青”渲染下,瓷器被当朝统治者赋予新的政治意义,期望大臣们“为官清廉”。
瓷器异域文字装饰之风一直在明朝延续,馆藏“天顺青花波斯文三足炉”表面文字正出于波斯诗人萨迪《果园》中的一节,在那么早的时间,萨迪的《果园》就写在中国景德镇烧造的青花瓷器上并被广泛传播,至今看来都算得上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奇迹。
明永乐时期,随着经济复苏,御窑厂气象一新,瓷器品种急剧增加。受传统中央集权加强的影响,彼时的文化圈开始由扩张转为收缩,黄釉烧造仅限于皇帝御用。以黄寓皇,强调等级,正是农耕民族文化回归的潜意识表现。从嘉靖晚期看,明朝颓势之象可从瓷器质量上露出端倪。细品馆藏“五彩鱼藻纹缸”,发现景德镇自元朝以来的鱼之主体表现构成变得松散漫漶,即使有中心,也没有深厚的凝聚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