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敦煌文物之伤

魏明东

          　敦煌藏经洞发现距今已有116年了，而当时保存的5万多卷藏书中仅有8000多卷留存敦煌，4万多卷流失到海外。

　　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5万多卷古代文书重见天日。藏经洞的古代文书内容涉及宗教、历史、文学、艺术、人民生活等方面，文字有汉、藏、梵、于阗、龟兹、粟特、突厥文等，其中汉文最多，藏文次之。这些珍贵的文物中除了大量的佛、道、儒家经典外，还有史籍、诗赋、小说、民间文学、地志、户籍、账册、历书、信札等。文献最早纪年是苻秦“甘露二年”（359），最晚为南宋庆元二年（1196），延续时间长达12个世纪，相当于我国历史上十六国，北魏、隋、唐、五代及宋朝的历代文书。

　　1905年，俄国人勃奥鲁切夫探险队首先到敦煌盗走第一批（数目不祥）。1907年3月，英国人斯坦因随带翻译蒋孝琬到敦煌莫高窟，经过3个多月的周密谋划，贿通王圆箓，盗走六朝至宋代经卷、写本共24大箱，约万余卷，还有佛像、绢画500余幅，偷偷运至伦敦博物馆。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来敦煌，贿赂王道士，盗走珍贵文物6000余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潜入莫高窟，先后住了4个多月，并从王圆箓手中骗买走近500卷、精美彩塑两尊。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又从王圆箓手中骗买走经卷600卷。这些珍贵文物被大量掠夺、盗买和破坏，给我们的文化财富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今年10月份，日本横滨国际拍卖株式会社准备于10月29日至31日在日本东京举办“横滨国际2016秋季五周年拍卖会”。据悉，该拍卖会第734号唐代天王敦煌壁画、第735号唐代木质彩绘佛像人物故事壁画（三件）一组、第736号唐代木质彩绘佛像人物故事壁画（七件）一组、第737号唐代木质彩绘佛像人物故事壁画、第738号唐代释迦牟尼敦煌壁画、739号延昌-唐代国华佛典等手写唐经一批等标的为大谷广瑞等从中国非法劫掠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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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此消息，国家文物局10月21日向该社传真了《关于停止拍卖中国流失文物的函》，其中提到，请你会社遵守相关国际公约精神，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停止拍卖非法流失的中国文物，我局将对有关文物保留追索权利。横滨国际拍卖相关负责人表示，确实收到了相关文件，调查后最终决定撤拍，将拍品返还给了委托人。

　　据了解，这是国家文物局首次成功叫停海外中国流失文物拍卖。此前，2009年，在法国巴黎大皇宫举办的“伊夫·圣洛朗与皮埃尔·贝尔热珍藏”专场拍卖会上，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被法国佳士得拍卖行高价拍卖，引发华人世界的抗议潮。国内曾组织了近百人的律师团赴法抗争，国家文物局也曾多次约见并致函佳士得有关负责人，但终究没能阻止拍卖。

　　公函中提到的这些文物为大谷光瑞等从中国非法劫掠而来。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是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1902年至1913年期间，大谷光瑞曾先后组织过三支探险队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足迹遍布我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40余座城镇，294个佛迹点。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了极大破坏。大谷光瑞还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然而，据媒体报道，对于国家文物局公函中提到的几件标的为大谷光瑞等“从中国非法劫掠的文物”的说法，横滨国际拍卖相关人士仅表示“还没有最后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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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日本横滨国际拍卖株式会社撤拍中国流失文物一事，国家文物局强调，我国一贯反对并谴责买卖非法流失文物的行为，“对于任何确认为非法流失的中国文物，将保留追索的权利”，并“希望有关机构和个人认真遵守相关国际公约精神，尊重文物原属国人民的感情，不买卖非法流失的他国文物，不以此类文物为名进行商业炒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向横滨拍卖行发出公函的前一天，文物局刚刚颁布了一个《文物拍卖管理办法》，首次明确提出“被盗窃、盗掘、走私的文物或者明确属于历史上被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不得拍卖。这表明了政府对于历史上被列强掠夺文物和近年来国内猖獗盗墓、走私文物出境的坚决态度。而一天后叫停横滨的拍卖举动，也许就是政府表明态度的一次庄严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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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不得作拍卖标的

　　2016年10月20日，国家文物局印发《文物拍卖管理办法》。《办法》指出，被盗窃、盗掘、走私的文物或者明确属于历史上被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等几类物品，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以下物品适合国家文物局规定中的拍卖物品：

　　1949年以前的各类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1949年以前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

　　1949年以前与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有关的代表性实物；

　　1949年以后与重大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的代表性实物；

　　1949年以后反映各民族生产活动、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的代表性实物；

　　列入限制出境范围的1949年以后已故书画家、工艺美术家作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物品。

　　拍卖企业申请文物拍卖许可证，也有条件要求：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注册资本，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有5名以上文物拍卖专业人员；有必要的场所、设施和技术条件；近两年内无违法违规经营文物行为；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八十一（敦煌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八十一（敦煌写经）
　　以下物品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依照法律应当上交国家的出土（水）文物，以出土（水）文物名义进行宣传的标的；

　　被盗窃、盗掘、走私的文物或者明确属于历史上被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

　　公安、海关、工商等执法部门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没收、追缴的文物，以及银行、冶炼厂、造纸厂及废旧物资回收单位拣选的文物；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及其他国家机关、部队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收藏、保管的文物，以及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

　　国有文物商店收存的珍贵文物；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及其构件；

　　涉嫌损害国家利益或者有可能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标的；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流通的文物。

　　《办法》提到，国家对拍卖企业拍卖的珍贵文物拥有优先购买权。国家文物局可以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行使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以协商定价或定向拍卖的方式行使。以协商定价方式实行国家优先购买的文物拍卖标的，购买价格由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代表与文物的委托人协商确定，不得进入公开拍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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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浩劫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西北是世界各国探险家的乐园。一些探险队在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此肆意盗窃文物，非法窃取中国文化遗址的物品，造成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敦煌藏经洞，拥有宝藏无数，美轮美奂的壁画和泥塑表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然而，自1900年被发现后，敦煌宝藏的灾难便降临了。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带着中国翻译蒋孝琬，跑到藏经洞来。他千方百计诱骗千佛洞主持王道士，拣选了24箱古写本，五箱古画和丝绣品，计一万余件，全部运抵伦敦大英博物馆。而他为这些稀世奇珍只付给王道士500两银子和交了130镑税金。1914年，斯坦因又从这里骗走五大箱手稿，计有600多卷佛经。其中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刚经》，是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瑰宝。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从吐木休克和库车已经攫掠了许多珍贵文物，其中有用库车早期文字所写的佛教经典。在敦煌密室里，伯希和翻阅了三个星期，将斯坦因遗漏未取的全部精品捆载而去，付出的代价仍然是区区500两白银。同时，他还逐洞摄影，编印出六大本《敦煌千佛洞壁画集》。几年后，千佛洞被白俄士兵严重破坏，竟使这批照片成了反映干佛洞壁画原貌的稀有资料！

　　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从这里骗走了约600份经卷，俄国的鄂登堡不仅盗走许多彩色塑像，还盗走了200多份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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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来到敦煌时，这里易于携带的文物已经不多了，因此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大型壁画和雕塑。1924年，兰登·华尔纳用树胶粘走36方唐代壁画，还盗走一尊精美的盛唐彩塑菩萨像，又在泾州下王母庙石窟盗走七个菩萨头像、一段唐代菩萨残躯，在居延海黑城子盗走一尊彩塑佛像、几方壁画。由于增加了这些文物，哈佛小小的福格博物馆顿时身价百倍。次年，野心膨胀的华尔纳又带着大批胶布，企图粘走完成于公元538至539年一个洞窟的全部壁画，由于当地愤怒的百姓群起攻之，才未能得逞。

敦煌写经残片 （五十开选十） 纸本敦煌写经残片 （五十开选十） 纸本
　　据统计，现在敦煌遗书在国内仅存2万件，而英国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37万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有1.2万件，英国印度事物部图书馆约2000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有敦煌文物收藏。除此之外，黑水城的西夏历史文化遗迹、楼兰古城遗址、于阗古国遗址、龟兹石窟、高昌佛教遗迹、怯卢文木简和西北的魏晋简牍，叠遭劫难。

　　自从一九OO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数万卷古代文书公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敦煌书法范围教广，一般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书法为主，另外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代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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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4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详尽的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楷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寺岂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17帖临本3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见的唐代墨迹珍品。

　　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理论的写本有三叶残卷，颇令人注目。其一是论述写字方法的，对笔划的比例关系，粗细、长短、宽狭、字与字的大小关系都有详尽和精辟的论述。其二和其三为王羲之书论，“笔势论”残卷，为民间传说中的王羲之书论抄件。

　　敦煌写卷中的硬笔书法，是书法史未曾记载的民间创造。这里所谓硬笔，当时为木笔或苇笔。从甘肃出土的实物来看，硬笔尖端劈为两瓣，完全与今日的蘸水钢笔尖相同。这说明我国硬笔书法自古有之。

　　由于敦煌在历史上曾被多民族占据过，因此，在遗书中还保存了许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写卷。有梵文、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吐蕃文等等。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数量最多。这些写卷均系毛笔或硬笔书写，相当工整流利，富有节奏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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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珍贵墨迹。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

　　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其中唐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为后世罕见之碑。

　　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17480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汉代简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敦煌书法，从西汉的汉简书法始，到清末的碑碣书法止，时代久远，数量巨大，书体之多姿、笔法之变异、风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是中国书法史最珍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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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谷光瑞是何许人

　　叫停横滨拍卖事件中提到的大谷广瑞，1876年出生，是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

　　大谷广瑞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大谷光瑞幼名峻麿，法号镜如，京都府人，于1892年与京都贵族九条道孝公爵的三女儿九条筹子订婚，而九条道孝的四女儿九条节子已于1889年许配给明治天皇的太子嘉仁（嘉仁即后来的大正天皇，节子即后来的贞明皇后），从而大谷光瑞成为了大正天皇的姐夫。

　　佛教是唐代时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因而中国成为许多日本僧人向往的地方。1899年1月，二十三岁的大谷光瑞借“寻佛教之根”之由，用了四个半月，访问了中国的十五个城市，对他触动很大。1900年1月，大谷光瑞又以调查佛教遗址为名访问了印度。1901年，他又考察了英、德、法、俄、瑞典等国家，接触了以探险为名掠夺中国文物而出名的“探险家”们，如斯文·赫定与斯坦因等，参观了各国博物馆。当看到各国探险队从中国掠夺的大批文物珍宝，大谷光瑞十分眼热，对斯坦因等中亚探险的收获，更是感到震撼，萌生了到中国寻宝的念头。

　　于是，大谷光瑞组建了一支有别于欧洲人的探险队。欧洲的探险队清一色基督教徒，而他的探险队全都是佛教徒；欧洲人探险仅限于我国新疆，而大谷光瑞的搜寻区域覆盖了我国的整个西北地区。他们在财政方面的基础则是近一千万日本信徒施舍的财物，因此大谷探险队的活动近似于私人性质。

　　第一次探险（1902-1904）由大谷光瑞率领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等人，自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浩罕，进入喀什噶尔。途中大谷光瑞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急忙赶回国继任西本愿寺法主。留在新疆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先考察了塔什库尔干、叶尔羌、和阗、阿克苏等地，于1903年3月到达库车、拜城一带考察，探访了克孜尔千佛洞等7座石窟寺，获取大量佛教文物。随后，两人带着搜集品，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汉口等地，于1904年4月返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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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探险（1908-1909）起自1908年6月，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二人从北京出发，穿越蒙古进入准噶尔盆地，调查吐鲁番周围遗迹。次年2月， 两人在库尔勒分手，野村荣三郎在库车周围进行盗掘、调查，然后经阿克苏到达喀什；橘瑞超则进入罗布沙漠，并在楼兰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 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然后，橘瑞超沿南道经若羌、和田抵达喀什。两人会合后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进 入印度河畔的列城，历时18个月。

　　第三次探险开始于1910年8月，大谷光瑞首先带着橘瑞超游览了欧洲各国，先后会见了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勒柯克等著名的西域中亚探险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各种有关中亚西域的最新情况和知识。10月，橘瑞超从伦敦出发，从俄国入境至塔城，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再次进入楼兰遗址，然后又从且末北上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库车，经喀什、和田进入西藏北部，再取道且末、若羌抵达敦煌。1911年，中国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形势发生较大的变化。大谷光瑞长时间没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了，便决定于同年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寻找，吉川经上海、武汉、兰州，于1911年10月5日到达敦煌，首先拍摄了洞窟。在敦煌期间，吉川一方面派人，并向新疆各地打电报寻找橘瑞超，一方面又在敦煌进行盗宝活动，在敦煌先后得到了一些写经、文书并骗取了几尊彩塑。

　　此时，橘瑞超也正由新疆的若羌装扮成维吾尔人向敦煌进发，在路上碰到了一位从敦煌回来的维族人，知道了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正在寻找他的消息。于是，橘瑞超急忙向敦煌赶去，于1912年1月26日到达敦煌，并与在那里的吉川会合。在敦煌他们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那里买到一些敦煌写本。1912年，王道士将自己私下藏匿的部分文物卖给了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此时，大谷光瑞一再催促他们回国，于是二人分别行动：吉川前往吐鲁番，橘瑞超前往安西。

　　在安西，橘瑞超又收到国内电报，要求他马上中止活动回国，于是他只好回头，赶上吉川一起经哈密到吐鲁番，吉川决定在吐鲁番继续发掘，橘瑞超则前往乌鲁木齐，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吉川继续在吐鲁番工作，到1913年2月才离开吐鲁番，经焉蓍到库车，调查了库木吐拉、苏巴什等地后，又西进喀什，南下和阗，北上伊犁，最后东返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酒泉等地，于1914年5月至北京回国，从而结束了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三次中国西北考察活动。

　　大谷探险队的三次考察活动，其收获结集为《西域考古图谱》、《新西域记》等书。其他著作则收录于《大谷光瑞全集》中。

　　大谷探险队的三次探险活动，与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队不同。大谷探险队的人员构成本身不是学者，更是对考古学一窍不通，而且他们考察的范围也过于广泛，很大程度上是以盗宝为目的进行的，他们所发掘的东西由于没有很好的记录，其资料意义与价值大大降低。 大谷光瑞先后三次亲率或派遣大谷探险队，深入中国西北地区探险，考察。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十八人，历时五年零十一个月，行程一万八千公里，足迹遍布我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四十余座城镇的 近三百个佛迹点，其中就包括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年轻僧人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他们从中国带走 了据估计达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给中国西北地区文化遗存和古迹古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谷曾将藏品目录与探险队员的部分日记一起，发表在《新西域记》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