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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中心] 民工荒警示:民工维权艰难 沿海发展方式须调整

发表于 2010-4-13 11:54:42 | 查看全部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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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工维权依然艰难

    在济南市舜耕路华联超市制作糕点的冯楠,是位来自肥城的乡下女孩,称此前在泰安一企业打工,被老板扣了工资,工资最终由母亲讨回。她说母亲性格较泼辣,又托了人,不然就讨不回。

    记者采访中发现,为防备员工突然辞职致使岗位空缺造成生产损失,企业扣押、拖欠农民工工资成普遍现象,一般第一个月干后不发工资,员工工资作为抵押物留在企业,并规定员工辞职须提前一月或更长时间申请,待批准后才能离开,否则扣押的工资不予发还。许多企业将民工的身份证也予扣押。

    其他的欠薪花样更是繁多,省清欠办2009 年接到投诉 489 起,涉及拖欠工资6669 万元。而记者了解到,若不是拖欠工资太多,仅只是扣押金的话,绝大多数民工会选择放弃。所以说,农民工被欠薪数额远不止这些。

    当下,农民工权益被侵害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严重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企业普遍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不按国家规定为职工购买各类保险、扣薪、扣身份证、乱收费、无休息和节假日、加班不加薪、超负荷劳动。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私营企业中,89% 的民工在做着超负荷的劳动。

    尽管如此,农民工维权手段却非常有限。记者问接受采访的农民工受到侵权怎么办?回答为“忍受”、“找家人”、“找老乡”、“找朋友”的居多。问出现工伤怎么办?回答“找老板”的居多。调查中很少有民工回答寻求法律或仲裁途径解决被侵权问题。另外,所有被采访的中小企业民工几乎都不知何为“工会”。

    网上一顶调查说,今年的民工荒主要原因是劳资纠纷加剧,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在用脚投票。而“以后再也不去那企业干活”——这种“用脚投票”不能不说是民工地位的悲哀。

    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清津认为,更悲哀的莫过于民工以爬上塔吊、高楼,威胁向下跳方式维权。它反映了两点,一是民工维权意识的极端薄弱,二是社会制度在保障农民工维权方面的严重缺失。

    沿海地区发展方式须调整

    打工妹小崔来自鲁中山区,在济南和青岛打工5 年后,决定回老家相亲,不再回城。她对记者说,她姐妹二人,父母要她承担日后养老任务。现在农村独生子女很多,多数父母都希望孩子回乡组建家庭,回家是早晚的事。

    最新调查数据表明:今年来,流入西部的农民工比上年增加了 35.8% ,流入中部的农民工比上年增加了 33.2% ,同期流入东部沿海省份及城市的减少了8.9% 。而据我省有关部门统计的数字,截止到3月下旬我省用工所缺的约67 万人中,沿海城市尤甚,青岛、东营、潍坊、烟台、威海、日照6市缺口达 29.8万人,占44% 。

    上述民工流向变化,反映了金融危机影响之下,我国经济投资重点区域再布局的一些新动向,一些专家对近年来的一味“都市化”、“沿海化”重点发展倾向产生质疑。

    省委农工办副主任刘同理认为:我国大城市及一些沿海城市的公共资源不足以承载过度的人口扩充,否则就要出现南美国家那样的贫民窟。目前,我省农民工选择在本县、乡内打工的占 75% 以上,这种就近转移是进步。中国城市化的潜力在县,在镇,如一个县城发展到30万到50万人口,再有一些人口集中的强镇,中国的城市化就成功了。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家近期的一篇题为《关于我省沿海地区农民工用工情况》的调查,提出相同观点:长期以来,部分沿海地区主要靠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高速增长,此番受“民工荒”影响较严重,或许是今后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提升、向西部梯度转移的极好机遇。

    新生代产业工人素质下降

    记者采访冯楠时是3月中旬,待月末想再次采访她,她已辞工换新雇主了。记者当时一并采访的一济南籍小伙子也同时辞工了。工友说:“都这样,说不定什么时候走。”

    这种“说走就走”的打工方式,被许多专家誉为新生代民工因文化素质高而衍生的“自主意识强”,被誉为新一代民工最主要的优点。

    同样说新生代民工素质,记者听到的更多感受还是忧虑,说是比上世纪 50年代及至以后几十年的产业工人,素质明显下降。这表现在整体专业劳动技能低,缺乏培训;组织纪律性差,短工意识强;团结性及群体意识差等。

    一位老国企工人对记者说,现在的农民工若作为新一代产业工人,最缺乏的素质是没有以企业为家的意识,不光私营企业,国有企业都同样。而当初他和他的同伴都是以厂为家,一心扑在厂里。

    针对这一看法,刘同理反驳说:“现在的环境不可能让农民工有家的感觉。过去孩子入托、上学,老婆就业,家庭住房等都是由企业解决,现在他买房买不起,住不上廉租房,老婆来不了,孩子上不了学,他就不可能以企业为家,就只是个流动劳动者。‘当家做主人’——没有权益如何做主人?”

    张清津说,作为新一代产业工人,新生代农民工话语权太小,无体现话语权的渠道,形成不了群体。 自己去东莞考察,了解到一个事件:某厂工人工资低,适逢厂方接到大订单,要求赶时间做出。该厂占半数的江西籍老乡串通好一齐发难,向厂方提出长工资,否则集体辞职。厂方因短时无法招聘到这多熟练工人,被迫向工人作了让步。刘同理提出:政府应起主导作用使农民工组织化,一来可帮助企业管理工人,二来可维护农民工权益,有效降低劳资矛盾发生率。 来源:大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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