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山顶之城”

张硕御月

在基督教中，神对待人性沦丧的解决之道就是毁灭，别无他法。
创 6:11  世界在　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创 6:12  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创 6:13  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这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诺亚方舟大洪水故事的背景，把几千年前的宗教故事，改变时间、地点、人物等故事要素，会发现结局是一致的，就是当人的贪婪和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结局就是毁灭，就像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的三氯氰胺等等。虽然有人将金融危机归结于华尔街的精英接受太多商学院的风险模型，而在2009年再版的《清教徒的礼品：在全球经济危机中重振美国梦想》一书（Kenneth Hopper and William Hopper, The Puritan Gift: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idst Global Financial Chaos）则指出美国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原因在于其忘却了其管理文化的根源——清教徒的信仰。
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战略+商务》杂志（strategy+business）将《清教徒的礼品：在全球经济危机中重振美国梦想》评为2009年关于领导力的最佳读物，《金融时报》也将该书评为十大年度商业读物，显示了产业界重温信仰对领导力的重要性，而放弃进步运动中人定胜天的狂妄。该书作者侯佩兄弟，哥哥肯尼思是美国企业中的一名工程师，弟弟威廉则是伦敦的一名投资银行家。在钱德勒、德鲁克等大师的鼓励下，他们几乎用了50年来完成这本书，考证各种史实，可以说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公元1620年，一条本用来捕鱼的小船悄然离开了英国港口，驶向了大洋彼岸的新大陆。事实上，当他们离开港口时，许多老水手都怀疑他们是否能顺利到达彼岸，因为这条船是条小船，此时又不是航海的好季节。但他们必须马上扬帆启程的原因是他们中间除了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之外，还有着种种原因必须马上离开不列颠的人们，包括破产者、流浪者等因各种原因在旧世界的游戏规则中找不到自己定位或无法实现自己梦想的人。
船出发了，一共102人，经过65天与风暴、饥饿、疾病、绝望的搏斗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新大陆的海岸线，在这过程中，一人死亡，但同时一个新的生命在签署五月花号公约惊涛骇浪中来到了尘世。
缺水、缺粮、困乏，而新的大陆和新的家园已经在望。这时候，船反而停了下来，船上的成年男子在低声讨论着：我们将如何管理未来的新世界，依靠什么，领袖的权威?军队的威力还是国王的恩赐? 他们决定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之后再上岸。
讨论十分激烈，有权参加讨论的是船上41名成年男子，最后，他们决定共同签署一份公约，名为《五月花号公约》，内容是：为了国王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人扬帆出海，并即将在这块土地上开拓我们的家园。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和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的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等，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清教徒，是指最早一批移民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在十七世纪，他们试图在美洲的新英格兰陌生的国土上创建新的神的国。清教徒时代，人类史上才真正出现了职业这个概念。当时的职业一词是ｃａｌｌｉｎｇ。Ｃａｌｌｉｎｇ是呼唤、呼叫的意思。Ｃａｌｌｉｎｇ，含有“召唤、神召”的意思，意即上帝在天上呼唤你、命令你该有何种行为。这个词义中无疑含有宗教意义：职业即是天职，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这是职业的最初定义。
清教徒清楚地明白他们在新大陆的创业是来自神的呼唤，他们的创业与管理，是一件被冥冥之中的神所召唤、所使唤、所命令、所安排的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既是每个个体天赋的职责和义务，也是感谢神的恩召的举动。为此，创业所赚取的金钱，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实现上帝安排的任务。正是清教徒的创业活动为美国建立一流管理文化的贡献，这种信仰所形成的精神正成为美国管理对世界的贡献。
清教徒有4方面的特征，构筑起美国的管理力量：
第一，    是建造“山顶之城”（as a Citty on a Hill）的使命感，这种感召形成美国人对未来特有的乐观主义。1611年，清教徒牧师约翰•温索洛普在横渡大西洋时在亚贝拉号船上发表了表明移民新大陆宣言，说：“这次目的，就是与神默契去完成建立‘山顶之城’的使命。......我们同主订立了公约来完成这一使命，我们受命而来。主授命我们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如果主高兴听到我们的心声，让我们安全抵达我们的‘乐土’，那么主就批准了公约，授予了我们这一神圣使命......”。这个宣言引用《马太福音》说，“我们要成为建在山上的城，全世界的人都将瞩目我们”。 清教徒们要建立的“山顶之城”，就是要成为世界之光的城，也就是说，清教徒要把新大陆建设成为世界的光，成为引导全世界走向光明的光。里根非常喜欢这句话，将美国称为自由世界的灯塔，经常在他的演说中使用，以鼓励美国人民；而后续者，如曾竞选美国副总统的佩林，谷歌公司的创始人Larry Page与Sergey Brin都将它作为使命。
第二，是愿意躬身亲为的技师文化。清教徒到达新大陆后，任何作物的生长、物品的制造都要从零开始，这就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多种工作的多面手，放弃旧大陆的等级文化。这种躬身亲为的精神也反映在美国国父富兰克林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他不为参与起草美国宪法为荣，反倒强调自己从事的印刷业：
　　印刷业者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身体
　　长眠于此，作蛆虫的食物。
　　象一本旧书皮，内容已经撕支，书面的印字和烫金也剥掉了
　　然而，他的工作本身绝不致泯灭，因为他深信它将重新出版，
　　经过美好的校正和修饰，
将成为更新更美的版本。
美国的清教徒对欧洲人轻视的手工劳作充满了热情，认为这些作品能作为对上帝的荣耀传承下去。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位CEO亲自修理自家的水管，他会很自豪地记载在自己的传记中，以显示自己是多纯的“美国人”。家居建材连锁超市家得宝卖得最火的也是各种器具，DIY杂志大行其道，孩子从小就在这种敢为、亲为的文化氛围中长大，不像中国孩子对化学元素周期表背得滚瓜烂熟，却不会自己制造一张椅子。
侯佩兄弟认为，正是这种文化，使大规模制造能在美国脱颖而出，而不是在英国。当时，美国的熟练技工急缺，原材料的开采也少，为此，美国人特别崇尚“机器的机器”，象蒸汽机、车床，比学徒制培养了广泛技工的英国更快地使用这些现代制造业所需的母机，也使各种零部件能够互相通用，这样生产线的原型第一次在十九世纪罗斯威尔•李上校的兵工厂中得以出现，为几十年后的福特制打下基础。
第三，是清教徒相互协作的精神。这也是清教徒在建立殖民地时生存的关键。最早的清教徒培根说：“爱就是与社区绑定在一起”。这种精神至今延续，例如美国童子军是全国性组织，但也是社区的重要组织，它的口号就是“勇往直前，天天向上（onwards and upwards）”。 但与中国的少先队不同，其管理不是由教育部直到学校进行垂直管理，而是一个水平型的组织，更靠家长的参与自主管理，活动包括野外露营， 培养儿童在山野户外的生存能力，提高健康与耐力，学习急救和救生，培养骑士精神，提高爱国主义和公民权责等等。女童子军与男童子军更是相互独立、竞争的组织。美国人虽然有很强的个人主义，但参与社区活动的投入比中国高很多，这就形成公民社会的基础。侯佩兄弟记录了一位英国钟表厂商1857年访问美国后的观感：“如果一位制造商想在美国发明一件新机器，其他人都会积极参与，发现错误，他就会帮助改正；而英国人正好相反”，这位钟表厂商最后把他的工厂从英国搬到美国。这种大规模的协作成为现代大规模制造的基础，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Linux、Facebook等社区协作文化的形成，可能与这种精神相关，而匿名的BBS论坛在美国就没有中国热乎。
第四，是清教徒的系统组织能力。牧师温索洛普提倡：“我们一起欢乐，一起悲哀，一起劳作，一起承担。”在清教徒建立早期的殖民地时，必须“众人如一”，用系统的力量组织在一起劳作、垦荒、建造房屋与种植园。正如《华尔街日报》在感恩节号称一百年不变的社评：当时的美洲大陆对这些清教徒来说，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而非今天的富足资源，美国人应该时常感恩这批乘“五月花号”登陆的先驱所遗留的奋斗精神。侯佩兄弟认为当时的英国也有着水力磨坊、蒸汽机与机床等系统，但美国人更善于系统化，结合创新技能、冒险精神、远见与营销能力，成为清教徒增长经济与财富的伟大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