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论测量党性的四个主要标志

魏明东

           延安整风前后，任弼时就增强党性问题作了一些重要论述。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提出了测量共产党员党性的四个主要标志，这是对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贡献，对于在新形势下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编 者

　　1941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党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同志挤出时间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最终稿进行了润色修改，并于1941年10月—12月期间，写下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这是一篇对《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进行权威性阐释的报告。在这篇经典文献中任弼时认为，“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他从思想观、利益观、纪律观和群众观等方面明确提出了测量共产党员党性的四个主要标志。

　　标志一：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

　　首先，共产党员必须与“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战胜它，克服它，排斥它”。在任弼时看来，只有不断与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才能培养出真正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即共产党员的党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就必须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而且，这种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一旦这种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精神受到“任何所谓‘要尽的义务’所驱使，所催迫，所束缚”，那么，党员就会成为“盲从者”，而“盲从者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都是相对的东西”。因此，为了培养出这种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自觉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除了我们的党组织应该负责教育党员外，我们广大党员必须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锻炼。当然，这种斗争“不是一天或者几天之内所能做到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党员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成分如何，只有真正经历了这个过程，“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容纳得下，才能站得稳，才能慢慢地变成自己属有的东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忠实的和坚定的共产党员。

　　其次，“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应同时并列而进行的工作就是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在任弼时看来，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不可能真正培育出来。因此，一方面，必须以“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对待马列主义，它是我们共产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是真理，无论是“学习”、还是“运用”马列主义时都必须有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另一方面，“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同时，要为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要大力反对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要对那污辱和曲解革命理论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总之，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

魏明东

标志二：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

　　在任弼时看来，党员的利益、党员的愿望，应与党的利益和党的愿望融汇在一起，党员利益和全党利益是一致的，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外，共产党员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要始终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

　　然而，在我们党内的实际生活中，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出于某些错误的意图，没有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全党利益的关系，将自己的个人利益凌驾于全党利益之上，从而在党内滋生了“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不良倾向，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些不良倾向，党内产生了“公开的或秘密的反党的派别活动、小组织活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党的组织，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团结”。如果不适时地制止这些不良倾向，任由它们自由发展下去，那么，这些不良倾向一定会“发展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因此，增加党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应当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同时也对自身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一方面，要始终“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将党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在与党内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不是为了自己或某个派别或小组织的利益。

魏明东

标志三：遵守纪律、服从组织

　　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要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中央。党的纪律既是自觉的，又有强制性。任弼时一再强调，党内没有特权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

　　在纪律方面，我们党负有三重重要责任：一方面，我们党自身要具有高度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要自觉承担起“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代表”的职责;另一方面，采取种种措施，要求并教育广大的党员必须“遵守党的铁的纪律”;再一方面，必须“教育为革命而斗争的阶级遵守一定的纪律”。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向无数非党的工人和群众灌输斗争中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

　　任弼时特别强调纪律的“自律性”。在他看来，党的各个组织和每个党员首先自己应该服从纪律、遵守纪律，而“不应该只向群众向别的人要求服从纪律、遵守纪律”。也就是说，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自己努力“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纪律、不服从组织等不良倾向”。

　　标志四：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党

　　我们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我们的党是已经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党，而且仍然为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斗争。”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要随时“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提高我们党在群众面前的威信。

　　在任弼时看来，脱离群众的党组织将失掉战斗力，脱离群众的党员将减弱自己对党的作用。“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因此，建立与群众的真正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党组织和党员努力去加强与每一位群众的联系，运用各种正确的方法，争取联系多一点的群众，增强群众对党的支持和拥护力度，尽最大努力增强党的力量。

　　在这篇党的建设经典文献中，任弼时还强调，我们的每一个党员要虚心地、诚恳地、切实地检讨自己的言论行动和思想意识。若发现自己尚有某样毛病时，便要毫不迟疑地立刻改正它。要积极与各种不良倾向作坚决斗争，要团结互助，诚恳地提出批评，要把理论与实践、工作与学习联系起来，要克服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从而培养和增强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