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段幽隐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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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段幽隐路程
作者：葛洪、丁华灿


工业革命的法国社会（1814-1848）  [保存到相册]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几乎同时期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谈到近法国的重要历史事件，世人首先想到的无疑是法国大革命。至于工业革命，谁都知道，那是世界近代史上大英帝国所独具的显要标签。在中外史学界，涉及上述课题的著述已不胜枚举。而今，中山大学刘文立教授另辟蹊径，将两者巧妙地嫁接起来，推出了新著《工业革命中的法国社会》。作者选择以工业革命作为视角，来考察经历了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之后法国社会的诸多领域及阶层群体。
　　《工业革命中的法国社会》，全书共分为九章，前两章讲述了法国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情况，而后七章，则具体介绍了法国不同区域各方面的详细状况。
　　一
　　盛极一时的拿破仑帝国倒台后，法国出现过复辟王朝（1814-1830）和七月王朝（1830-1848）的两王朝统治。在国内的法国史研究和译介中，这段历史通常为人所忽视。1998年，前辈学者陈崇武先生发表《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一文，综述了法国历史近百年来在中国的研究及发展，却未对两王朝有过一句置评。学界不太关注这段历史，其原因并不难猜度。比起轰轰烈烈且影响深远的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随后的治理似乎已被打上了“反动”和“倒退”的烙印，所以乏善可陈。而就中国而言，在整个20世纪都处于激烈的革命和深刻的变革之中，因而“反动”和“倒退”恰如“复辟王朝”这个称谓本身的含义那样，理所当然地令人反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读罢此书，读者就会明白为什么作者对这个大多数人并不关注的课题甘愿倾注数年之功。的确，这段不长的历史虽然遭到漠视，却在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意识，作者并未使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传统称谓予以指代，而是采纳了“工业革命”这个与现代化直接相关的术语。
　　陈崇武先生在《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一文中重点谈及了两个课题，一个自然是法国大革命，另一个则是巴黎公社运动。其一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其二则是“社会主义的壮举”。而在时段上，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正好居于其中。倘若对陈先生看重的这两场革命发生时法国的整体状况加以思考，我们会觉察到其间法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789年前后的法国，政治上是旧制度的垂死挣扎，作为“第三等级”的市民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专制王权。经济上，法国仍然是一个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导的社会，最能触动人们神经的市场数据当属小麦的产量和面包的价格。在思想界，刚刚经历过启蒙洗礼的法国知识人，普遍推崇的是理性精神与古典自然法学。然而半个世纪之后的1848年，再到巴黎公社之时，法国在政治体制上已经确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里昂的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阶级矛盾越来越表现为资本家与新兴的产业工人之间的对抗。在国民经济领域，正如《工业革命中的法国社会》一书所着重展现的那样，法国已经完成了自身工业化的第一阶段，轻纺工业迅猛发展，煤铁生产不断增长，而产业工人群体也日趋壮大。随着启蒙理想的破灭，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纷纷登场，启蒙理性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总而言之，一切都变了。在两王朝统治的几十年间，尽管出现过相对于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但法国并没有退回到1789年以前的旧制度，反而变得越来越具有“现代性”体制特征了。期间，处于实习阶段的法国式代议制政体得以逐步确立，这就是一个明证。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保王党人德•迈斯特尔就伤感地写道：“如果认为法国国王是重新登上他祖先的宝座，那就错了。他不过是重新登上了拿破仑的宝座。”

　二
　　两王朝治下的法国虽然不像大革命年代那样内斗外争剧烈，高潮迭起，却也是生色兼备，起伏跌宕。当年，王朝统治者通过并非血腥的决裂而是以渐进的方式，具体说来往往是凭借立法和行政的举措，在政界和舆论的广泛争议中有效地推动了这个国家朝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的确，如果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是各阶层一致的目标，那么达成的途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显然，暴力革命只是其中的一种，且不说它必定留下难以弥合的社会裂痕。为六卷本《牛津法国通史》撰写过这一时期历史的贾丹（Andre Jardin）和杜德斯克（Andre Tudesq），就提示人们注意两王朝历史的“复杂性”。而刘文立教授以简明而流畅的行文所做的相关评述，让读者能轻而易举地把握住如此错综复杂的演进旅程。
　　两王朝是对大革命的一种倒退吗？就某种程度而言，是的。本书的前两章就对两王朝政坛的总体态势简略地做了一番梳理：比如，君主制如何被恢复；“宪章”怎样制定和颁布；内阁为何由右翼派别执掌；广大国民应有的政治权利为什么受到限制；“选民”为何少而又少；极右翼分子控制下的“无双议会”的出现使得宪政的施行一时间成为了一场闹剧；地下社团怎样展开活动等等。复辟王朝治下，从流亡地归来的僧俗贵族从国库——也就是全体纳税人——那里获得了总数达十亿法郎的巨额赔偿；在七月王朝主政年代掀起的工业革命浪潮中，劳工阶层和金融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马克思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那时的统治集团予以辛辣的批判：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而对于首相梯也尔，马克思更是斥其为“侏儒怪物”，是“资产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两王朝的统治政策促进了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吗？就某种程度而言，也是的。两王朝给工业革命提供的最大支持是内安法国，外和欧洲，从而普遍地保持了一个有利于经济活动蓬勃展开的社会环境。正是在政局稳定的七月王朝治下，法兰西的国民经济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迅猛腾飞。两王朝为法国经济发展提供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各项原则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虽然恢复了君主政体，但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所造就基本变革仍然保留了下来；《1814年宪章》尽管并不完美，但它毕竟重申了信仰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一系列重要原则，并且被付诸实施了16年；七月王朝创建后，只对这部宪章略加修改，又继续推行了18年。就像作者指出的那样，实践证明，这部饱经争议的宪章实际上“具有相当的政治合理性和时代适应性”。虽然“无双议会”成为王权的附庸，但众议院毕竟需要通过选举产生，在保王党人无法获得足够多选票的时候，国王也无可奈何。
　　较之于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君主制恢复后的法兰西相对安稳，但这样的“静态”并不意味着没有重大的变革出现，只不过这些变革产生于立法和行政之中，而且大多没有导致血腥的社会动乱。比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兵役法”、“选举法”、“报刊法”、“商法”、“交通法”和“初等教育法”，都是在这一时期引发过政坛的反复辩论后才通过和颁布的。其中，“交通法”规定村镇之间必须修通公路；“初等教育法”规定每个镇必须延聘一位“公职教师”，其工资由所在的镇来支付；凡此，在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无不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人们还看到，同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剧烈动荡的时期相比，在两王朝治下，较为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也有利于非主流的各类思潮的涌现和传播。在文化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实证主义等先后登场，涌现出了圣西门、傅里叶、蒲鲁东、孔德、托克维尔等一大批思想界精英。而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和司汤达等多名小说家，也同样活跃于那个时代的文坛报界，在人世间留下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诸多艺术珍品。
　　应当说，相对于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本书所呈现的那个时代的法兰西在政治体制上无疑是保守的，甚至不乏倒退和反动的色彩。因而，在“革命史观”，即通常是推崇以暴力革命来颠覆反动政权，比如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长期中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史学界，沉闷而乏味的两王朝的统治自然成为了抨击和批判的目标，至今，还鲜有学人对此改腔换调。然而，我们从《工业革命中的法国社会》一书中似乎可以看到，就切合国情民心的民族演进和社会发展而言，这个古老的欧洲强邦于两王朝治下因推行立宪君主制而依法治理，经济实业得以高速发展。不妨说，继业已实现“国王虚位”的英伦三岛之后，法兰西实际上也乘坐了“快班车”，正脚踏实地地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
　　三
　　在法兰西，首都巴黎以外的全国各地统称为“外省”。对“外省”沿革的关注乃是本书的另一个亮点。在国内关于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大领域内，各个国家的国别史本身就是一个小范围，法国史充其量只是这个小范围里的“圈地”之一而已。中国学人教研世界史，具体涉及到某一国，其焦距基本上就已经放至最大了。《工业革命中的法国社会》却有所突破，因为本书对法国的东部、西部、西南部、南部、北部、里昂与中央高原以及巴黎地区分章节地做了简明扼要的评述。
　　此外，在介绍法国的不同区域时，作者并未将其局限于1818—1848的时间段。作者借鉴了法国史学家的“长时段”历史观及撰写方式，在每一章的开篇概述了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状况，以简洁的文字对不同区域的发展脉络做了交代。于是，读者得以从宏观的视角了解法国作为一个欧洲强邦的演进过程，比如千百年来其领土是如何变动的，其民族认同感又是怎样形成的。
　　对法国地方史的叙述，与该书的前两章的整体评论不仅互为补充，而且相辅相成。这种时空交错的对应，使得读者可以从背景上理解若干重大事变的发生。例如，关于里昂地区沿革那一章披露了里昂纺织工人起义的不少细节，展示了与当地劳工生存状况相关的数据或资料。而这样的琐碎内容，在该书的前两章中只能先按下不表，通过落笔时的前呼后应。作者将里昂纺织工人暴动置于七月王朝连贯的施政这一大背景之下。于是，纵观全书，读者便能对凸显于法国近代史的这场工人起义有更深的认识。关注法国的“外省”，意味着视角要从瞩目的核心区巴黎而放射性地向周边地域挪移，所见所知当然不尽相同。该书在涉及“外省”沿革时，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如何受到工业发展的影响这样一个议题上。本书不厌其烦地讲述法国几大重要城市的工业扩展及交通改善，让读者知道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继而理解不同的地方势力为何对巴黎的中央集权式施政采取了有差异的立场或态度。
　　四
　　时至今日，众多史学家早已不再标榜历史垂训于后世的自身职业功能；然而，以史为鉴仍然是人类及社会的一大共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工业革命中的法国社会》一书在客观上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不妨说。法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留下的教训，就提供了相应的启示。比如，作者特别关注处于工业化时代的法国的农村地产状况。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地产权“小块化”的局面不仅依旧存在，而且有加剧之势。不同于英国“羊吃人”现象所导致的大土地所有制，法国土地的小块化特征源于大革命中“国有产业”的买卖，而土地“小块化”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后果。例如，一方面它保护了农民的权益，维持了法国的农业生产特色；而另一方面，也给急需劳动力和建筑场地的法国工业和水陆交通事业增添了发展的障碍或瓶颈。
　　又如，作者在里昂一章中提醒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妨碍社会的安宁稳定，指出：“1845至1847年间有13752名里昂居民亡故。在去世的居民中，死时无任何财物的赤贫者多达10724人。与此同时，却有18名富豪和权贵将其拥有的总共高达4500万法郎的遗产，留给了自己的后人。”还有，在当时的法国，屡屡出现不同的城市相互争夺铁路的通过权；在同一座城市，不同的区则相互争夺车站的设置权。如此的异国历史场景不禁让人想到，在时下的中国，某地和某地之间在暗自角力，争取高铁的线路；至于“某某委”受到各方的追捧，则是人所共知的了。还有，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鸿沟变得宽深；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向工业繁荣的城市迁移；边远乡村的空心化；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增大；执掌省、镇权力机构的富贵为本地利益而不惜同中央政权博弈等，凡此均为法兰西当年的社会全景图之局部，可引起有识之士对中国某些现实状况的沉思。
　　现今，有的历史著述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碎片化的趋向，虽然深化了所研究之课题，却显得枯燥而艰涩；比如，在侧重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论著里，往往充斥着没有可读性的数据和模型。在我看来，刘文立教授的新著采用了传统的叙事史学的手法，以其精美的散文般通晓流畅的行文，用镜头般真切的用语，将处于工业革命之中的法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及快速演进如实地娓娓道来，内容丰富，发人深省。
　　作者：葛 洪（中山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丁华灿（复旦大学，法国历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UB002)

屈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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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老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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