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世淦:记录“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

登高的温石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7月7日,《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抗战图片展在枣庄市档案馆开幕。任世淦老人历时18年调查整理的战争亲历者采访记录,以及画家王俊海根据采访内容创作的一百多幅绘画作品在展览中展出。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档案,一个个见证者,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见证那段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
不忍听完的血泪故事
1997年,从滕州官桥中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休后的第二天起,任世淦便只身走单骑,自费调查当年日军侵华犯下的种种罪行。他行程七万里,访问过1600多个村庄和城镇,把徐州会战所有发生战争的地方都跑遍,从还活在世上的几千位亲历这场战争的老人那里,记取了即将消失的战争记忆。如今,82岁的任世淦和老伴居住在大女儿的家中,为抢救这段历史记忆,他可谓倾其所有,甚至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但那一千多张带着历史印痕的珍贵照片,数千个鲜红的指印,百余万字的调查资料,却是他留给世人最珍贵的历史记忆文化遗产。 6月20日,枣庄暑气灼人。5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任世淦不断往外搬着“家底”。一袋子盒装胶卷、几大摞黑白照片、20多本泛黄的采访笔记、10册图文对照的整理笔记、13部用工笔小楷分类誊写的精装宣纸折卷,不一会儿就铺满了茶几。
记者翻看照片,拍摄的大都是一些历经沧桑的老者,有单人照,有合照,还有几张是任世淦与老人的合影。随手取出一张,任世淦便可随即说出照片中的老人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然后讲出一个让人不忍听完的血泪故事。
“这是滕州柴胡店镇簸箕掌村的管学荣大姐。听说日军就要来了,她跟母亲躲在家里,父亲和哥哥跑到村子东边的山上,结果父亲和哥哥都被鬼子用刀砍死了,家里就剩下了她和母亲,这是7月发生的事。8月,她娘觉得家里没有了男丁,生活没有指望,就改嫁了。9月,家族的人拉着她去给别人家干活,她正在地里拾着芋头,一抬花轿就抬到了地边,把她摁到里面,换了件衣裳,就抬着跑了,把她嫁给一个40多岁的穷人,那时候她才14岁。”
“这是枣庄峄城区寨子村的吴氏,祖籍是吴山村的。当时日军从枣庄出动,向东南攻打,在他村庄后面的山上打了一仗。她的父亲吴玉山带着妻子、女儿和儿子逃亡。妻子领着儿子,他用担子挑着两个筐子,筐子里一头是棉被和煎饼,另一头是3岁的小女儿。出庄以后,炮火连天,日军的马队离得不远了,枪声一响,一家人就跑散了。吴玉山挑着担子带着小女儿往野地里跑,被日军从远处发现,一枪打死了。挑子掉在野地里,小女孩子就坐在筐子里,旁边是父亲的尸体。因为太偏僻,没有人经过那里,过了几天几夜,战斗结束了,才来了一户人家。小女孩一看有人来了,就拍打她的父亲:‘爹,爹,你起来啊,人家来了。’小女孩看见她爹眼角上有蛆,用手捏下来。她不知道爹已经死了,几天几夜守着爹的尸体,她在漆黑的夜里也不害怕,饿了就吃筐里的煎饼,渴了就喝旁边水洼里的水。那户人家看她可怜就把她抱走了。过了几十年,吴家的人才偶然得知了小女孩的下落。吴家人找去她婆家,此时的她已经是老太太了。”
“这位大姐是兰陵县庄家岭村的王玉兰,她跟我说:‘我是被我爹埋在坟子里又扒出来的人啊。’他们一家人遇到日军空袭跑散了,父亲和哥哥腿快,母亲裹着一双小脚,怀里揣着她跑不动,被敌人的飞机发现了,一颗炸弹落在身旁炸开了。她父亲在不远处,跑过来一看,妻子死了,怀里抱着的小女儿也浑身是血。他没能静下心来确认两人是否都死了,就去别的村里找了铁锹挖了坟,铺上席子,把小女儿放在她娘怀里,用不太厚的土埋上了。埋好以后,父亲走了几步想:小女儿浑身是血,但没见有伤,也不知道喘不喘气?他对着坟吸着烟袋,万分后悔:我该看看小女儿是真死假死。但埋完了还说啥,走吧。刚走出五六步,心想还要回去看看。回去一看,小坟上的土正往下掉,他赶紧扒开土一看,小女儿在娘的怀里,两条腿一个劲地蹬,嘴唇发青,他赶紧把小女儿倒过来一拍,她‘哇’的一声哭了。父亲说:‘娃儿,你没死,爹错埋你了。’”
以生命和时间赛跑
任世淦与王玉兰同龄,当年他也是这场战争的幸存者。
“1938年3月,滕县之战爆发前,我父亲在滕县县里教学,他如果不把我抱出去,和母亲一起逃到杨庄去,在城里是肯定活不下来的。到杨庄逃亡的时候,日军有一支马队路过杨庄要到枣庄,家里人得到消息也逃散了,母亲把我搂在怀里,趴在土坟旁的荒草里,所幸,日本人并没有发现我们,马队从旁边‘啪啪’地过去了。”任世淦说,他们家也有一些亲戚在战争中遭难,他老伴的外祖母、他嫂子的父亲都是被日军打死的。
不过,任世淦对于日军罪证调查的执着,并非源于这场战争带给自己的苦难记忆,而是缘于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带给他的刺痛。
那是任世淦任校长的时候,有一次找来地方志的资料,给学生介绍日军在镇上犯下的罪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不但向学生宣讲,而且还用毛笔抄下来,贴到学校的宣传栏里。等到开家长会的时候,很多家长围过来看。他的一个老同学说:“你说的那个人,他就是俺街上的人,你怎么不去我们家里了解一下,他三叔是怎么死的,他娘是怎么死的?怎么都不写?只写他四叔,难道他家只被杀了这一个吗?”另一个学生家长说:“咱是老亲,我是独子你不知道吗?为什么还写俺家里有个哥被日军杀了?你给学生作报告,你不能胡说八道啊!”
此后,任世淦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走访学校附近村镇的老人,了解事实真相。“调查之后我才发现,一些文史资料所披露的内容也是有疏漏的,并不完全准确。比如发现有部枣庄史志中关于日军罪行的记载只有滕州北沙河惨案,其余的都没有。台儿庄大战的发生地,竟然没有日军的罪行?那时候,很多经历过这场战争的老人还活在世上,我决定,要去到他们那里调查真相。”
骑上自行车,装上笔记本、地图,揣上女儿用的胶卷照相机,退休之后的任世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奔走在城乡之间。他要把国耻和战争伤痛的伤疤揭示出来,让子孙后代记住国难当头的那段历史,给教育界留下活生生的教材。
“我那时60多岁,一天骑自行车七八十里路,还要在许多村庄不断地说话,比在学校里上课还要累。交通不方便,许多路还没修好,有时候我在山野里都要扛着车子走。现在去临沂河东区,好多地方是风景区,那时候都是沙滩。我当时去沙岭子村调查的时候,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沙岭子,地上都是挖了要往外卖的沙子,我必须一边走着一边架着车子。去台儿庄东部,属于乡土地带了,下雨之后,满路都是泥。没办法,我就只好扛着车子走了一二里路。”
还有一次,任世淦想搭私营小公共汽车返程,平时多交几块钱就可以把自行车放上去。但那天客满了,怎么叫车也不停。“当地离枣庄有90里路,天也快黑了,我这90里路是摸黑骑来的。路上找公共电话给老伴打了两三回电话,让她放心,等到了家,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
因为老伴身体不好,任世淦在枣庄周边调查都是当天往返,再晚也要赶回家。去临沂就要住旅馆了。“我退休早,工资低,就得省吃俭用。去兰陵县调查的时候,我住的宾馆最便宜的是3块钱,就是在阳台上搭了个破板子。”
出去调研,任世淦总是自带干粮,有时一块月饼,几块饼干就是一顿饭。“时间太宝贵了,你吃饭的时间正是许多老人和家里人从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所以我经常就在野地里吃饭,反正带着杯子,跟人要点开水,嚼点干粮。”
任世淦说,他生怕自己这双站了45年讲台的腿跑得慢,生怕慢了一步,这些知情老人就带着他们的记忆撒手人寰了,那么,他们脑子里储存了一辈子的日军罪行,也就从此消失了,这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损失。“所以我要以我这个老命和时间赛跑,尽量要见更多活着的见证者。”
“大部分老百姓其实是愿意说这些事的,他们对日军非常仇恨。”有个村子曾被日军杀了几十人,起初任世淦是跟一个老人讨论,谈着谈着就不是我们两个人了,这个街道巷口的妇女、男人从地里回来后,也凑了上来。中午放学时,那些中学生也凑过来了,大概聚了一二百人。
任世淦的执着感动了很多人,“公安局的同志跟我说,任老师啊,我们来做这些事情吧,我们跟一些地方都很熟悉。我说,你们不行,你们有你们的任务,做这个事儿必须是退休人员来做,不要国家支付,必须是心甘情愿的。枣庄市副市长说,任老师,政府帮帮你吧。我说,市长你帮助我什么?给我派辆车吗?我在一个山村里要待上一天两天,我怎么招待司机呀?市长,你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如果我在外面出了危险或者有些地方对我不相信,我可以给你打电话,你可以给我作保证,那就行了。”
就这样,18年中,任世淦不知不觉跑了三省五市——山东省的济宁市、枣庄市、临沂市,江苏省邳州市,以及安徽省砀山县的1600多个村庄和城镇。

登高的温石

十赴北沙河

任世淦对日军侵华罪行的调查不流于表面,而是带有研究性。

以枣庄为例,“在徐州会战中,据日方军事资料披露,战争期间,日军的九个联队都曾驻扎过枣庄,又从这里派到战场。日军的九个联队是什么时间犯下的罪行?是哪支部队犯下的罪行?在哪个村犯下的罪行?哪些人受害?犯下罪行的日军部队的罪魁祸首是谁?他们的军官叫什么名字?这些我都要在走访中搞清楚。当然,这个光靠走访调查的资料是不行的。”任世淦说,他还拜托他的女儿孙子、满天下的学生们帮忙找资料,从天津、上海复印来报纸,找日本友人弄来当年侵华日军的资料,到南京寻访中国军队的档案,反复比对,去伪存真。

为了查清真相,有的村庄任世淦要一去再去。北沙河惨案的发生地北沙河村,他去过十次。

1938年3月15日,日军突破滕州界河防线。日军主力向东迂回,中路少数兵力沿南北驿路向滕县县城推进。行至北沙河,见驿路横断,村墙贴有抗日标语漫画,抓来苦力又不称意,一场疯狂的大屠杀突袭这个小村庄,83人惨死。史料上记录的83名遇难者是否准确?这些遇难者究竟是谁,他们遭受了怎样的屈辱?

年代久远,要想彻底查清北沙河大屠杀中每个死难者的情况确属不易。但任世淦暗下决心,既然要寻找日军罪证,就要尽我所能,力求不出错、不遗漏。多次返回北沙河,任世淦相信依靠各个姓氏宗族老人的追忆,一定能把每个死难亲人的情况查清。

寻访过程中,他听到了大屠杀幸存者的悲诉:“我叫王延标。鬼子杀我一家时我才六岁。当时我和奶奶、父母、哥哥、弟弟以及没满月的小妹妹都钻进地窖里。鬼子发现窖里有人就用枪把我们全逼了出来。鬼子端着刺刀要杀我的亲人,我吓得退在奶奶身后不敢睁眼看。十二岁的哥哥跪下求饶先被捅死,奶奶、母亲心疼得哭喊,浑身哆嗦。鬼子扑向我的母亲,先把怀里的小妹夺去摔死在地,然后撕开了她的衣襟……父亲刚要上前就被刺死。禽兽不如的鬼子当着家中亲人的面给我母亲开了膛!奶奶想护住我和弟弟,好留住王家一条根,竟被鬼子一把推进水坑里。

可怜的奶奶死抱着水中一棵树不松手,鬼子狞笑着又举起枪来把她打落到坑水里,然后又把我和弟弟抓起腿来扔入坑里……不知过了多大会儿,我忽然苏醒过来,觉着水下有人托我,原来是奶奶的身子在下边,她老人家死在水里还救了我。我爬上坑回了家,裹起旧蚊帐钻进了床底下。我在床底趴了七天七夜没敢出来,怕鬼子再来杀我。幸亏床底小罐里有我母亲死前存放的生鸡蛋,靠着它我才活下来…… ”

“我叫王子云,今年八十岁了。我是从死人窖里爬出来的!鬼子进村时,俺和父亲(名王德和)、大娘、二婶子,还有两个很小的叔伯妹妹都藏在俺自家挖的土洞里。鬼子发现洞口就嗷嗷喊着叫俺统统出去。我父亲先被逼出去给一枪打死。鬼子看见了藏着的妇女更不放过了。我大娘和婶子抱着女孩先后都被逼出洞去。鬼子夺过女孩不是摔在一边,就是刺死,然后扑向了大娘她们。鬼子糟蹋了她们之后又将她们残杀,我在洞里边听得清楚。

鬼子又往洞里开枪,我闻到了呛鼻子的火药味,吓得我趴在洞里边的拐角处一动不敢动。过了些时候觉着实在没动静了才敢偷偷地爬上洞来。我出来一看,天哪!我父亲、大娘、婶子们有趴下的、有仰脸的,都泡在血汪里。我有个小妹被刺死了,另一个小妹还有口气 …… ”

任世淦曾调查过北沙河村东边井里的三具沉尸,据说她们是胡志启的妻子和女儿。他去界河镇访见了胡家唯一的幸存者二姐胡秀英。胡秀英告诉他,大屠杀前,父亲胡志启带着母亲和她们姐妹三个在姥姥家逃难。待了几天,父亲不顾家人的阻拦,要回家挑油担卖油。那天夜里,母亲做了一个噩梦惊醒,恍惚中听见床前有人喊,“小孩他娘,你还睡,家里出事儿了。”母亲立即就把她们姐妹叫醒,下半夜就往家里走,赶了18里路回到了北沙河。到家一看,不光父亲,胡家的男爷们儿弟兄五个都被日军杀害了。“俺娘哭啊哭,不吃不喝。哭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俺娘变得喜笑颜开,说,小妮,咱不能老是这样不吃不喝,咱上井里打点水,你们都跟着我去。其实俺娘已经跟俺姐说了,你爹死了,咱们不能活。”到了井台,12岁的姐姐一句话没说就一头栽进去了,母亲紧接着抱起两三岁的小女儿,把她一把扔到井里去,紧接着又来抓当时七八岁的胡秀英。胡秀英从小就不敢上井台,一下就挣脱了赶紧往外跑,跑了六七步,娘看她跑了,逮不住了,拉着脸说,“小二妮,俺们都死了,看你怎么活。”接着,她娘也一头栽了进去。

经过反复查证,任世淦最终揭开了北沙河惨案的真相,83位遇难者的姓名、死因、死亡地点也已查清。“罪魁祸首是日军矶谷师团第六十三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叫大村省吾,他带领两个中队在北沙河犯的罪!”

把鲁南地区的盲区都查遍,有疑点的地方要消除。走的路越长,访见的见证者越多,任世淦的信心越足。“之前的资料记载,郭里集是枣庄被日军杀害人数最多的村庄,但根据我的调查,齐村才是日军杀人最多而且是最凶残的地方,比如说用四个铁钉分别把人的四肢钉在树上,然后开枪。日军用各种残酷的手段屠杀了20多人,这之前都没有记载。”

与东史郎的隔空对话

任世淦的沙发上放着一本又碎又皱的《东史郎日记》,他视若珍宝。

“我是很穷的人,又是很富的人。这本《东史郎日记》是经过五个省几百位老人翻阅过的。”任世淦沿着侵华日本兵东史郎当年在鲁南苏北的行军路线,寻访了沿途每一个村子,详细记录下日军的罪行。

他拿出一封用繁体字写的书信,“这是我给日本东史郎先生的信,这个日本老兵,手上也沾过咱们中国人民的鲜血,但是他后来觉悟了。他把他的日记、把日军的罪行在日本出版后,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打击。他的上司把他告到法庭,右翼势力让他败诉。当时我们很义愤,日军是否定他的日记,借以否定南京大屠杀。所以,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日本右翼势力,并呼吁我们中国人民要声援支持东史郎先生。”

任世淦买来《东史郎日记》,回家一看,发现还有他在枣庄参加战斗的记录。他日记里所写到的,我都调查落实下来,整理好图片资料,在哪个村庄犯罪的是哪个日本军官,诉说的是哪位老人,都配合起来。然后写了一封长信《寄日本国东史郎先生书》,落款是中国一名中学教师。我家的这封信是一位日本友人把他家里的信复制了之后又带给我的。”

任世淦在信中写道:“你由于当时受到种种局限,在《日记》中并没完全揭露出日军的罪行。据我调查,你大野联队在枣庄所犯下的罪行要远远超过《日记》中的描述。”

这封信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寄给了东史郎。“当时东史郎还活着,正在医院里做手术。他的支持者山内小夜子女士找人翻译了以后读给他听。他流泪了。山内小夜子给我写信说,任老师,东史郎看了你的信,流着泪说山东枣庄是我忘不了的地方。你回信时代我向任先生表示感谢。之后不久,东史郎就去世了。”

201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八位日本友人来到枣庄,向枣庄人民谢罪。

任世淦说,《我和东史郎》的书稿已经完成,主要将东史郎的日记和他的调查进行对照。有可能先在日本出版。“我代表了中国的所有老人,东史郎就是日本的老兵。这场战争过去了,我们中国的老人要跟日本的老兵对对话:你们到底干了什么,要让日本的老兵看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事实,要好好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调查日军侵华罪行的18年中,任世淦吃过不少苦,也遇到过不少危险。东史郎在日记里曾提到青龙峪惨案。惨案发生在上屯村北面的青龙峪,上面有座很小的山庙。一位老人去山上割草,没有看见小和尚觉得奇怪,到庙里一看,小和尚死在庙前已经生蛆了,老和尚也被日军用刺刀穿死在庙院里。任世淦知道这个惨案后,要到青龙峪的遗址去看看。那天中午,他把自行车放在山下,一个人爬到山庙里去。“我想到山顶去看看山后的情况,刚爬到山顶上,我就因为缺氧晕了过去。我醒过来之后一看,我身边还有些已经风干的羊粪蛋。”回想起来,任世淦有些后怕,“山上没有人,我要是死在这里的话,当天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对于调查工作中不可预知的危险,任世淦是做好心理准备的,“即便是出了车祸,可以毁掉我的腿,剩下我的脑子,我也可以写,可以整理。”任世淦特别感谢老伴,“没有她就没有我这工作,她完全支持着我,每天做好了饭菜等着我回来。而我往往很黑了还不回来,让她十分挂心。”

任世淦说,调查日军罪行的人在全国不少,但大都浅尝辄止,只有足够的量的积累,才能形成质的飞跃,可以说,任世淦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历史文化工程。如今,调查之路停歇,老人依旧笔耕不辍,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资料整理工作中。“我已经80多岁了,可能有一天手就会抖,我要趁着能写的时候赶紧把它们都写下来。”他希望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能够奉献社会,永示后人。

采访结束时,老人不顾滔滔不绝的辛劳,执意拉起了二胡,他说,每次调查回来他都会用二胡拉起抗战歌曲,这是让他不断奋进的精神动力。

随即,《松花江上》悲怆激扬的旋律飘洒而出。（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