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欣赏】看望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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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一棵树
文/安黎

    春天，就是这个春天，我打算去看望一棵树。

　　二十年前，我被发派到一个村里下乡社教。村子距离县城四十华里，位于一道干瘦的土梁上。干旱的春季，风卷起缕缕杂草与片片枯叶，翻飞着，仿佛猎猎的旌旗，又宛若征战的骑兵，时不时呼啸而过。

　　村里大部分人住在原始的窑洞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沟里挑水，在山上砍柴；养一头奶牛，喂几只母鸡，成了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炊烟袅袅，乡路弯弯，村民们不浮不躁，不急不忙，缓缓慢慢地打发着贫穷而闲适的日月。

　　我被安排在村南一户人的家里。户主为一大娘，她的丈夫早已去世。她守寡十多年，把两儿一女拉扯成人。女儿出嫁，大儿成婚，小儿子长得像一头虎彪彪的牛犊。大儿子与妻子生育了两个女儿，于是三代人聚合在一起，老老少少共五个人。

　　大娘和儿媳对我都特别好。大娘无事时，就搬个小凳，坐在我的窑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与我拉家常。她说她不识字，但喜欢看人写字。能写字的人见得多，懂得多，口里吐出的话不像枣刺，而像海绵，既拂面，又熨心。儿媳呢？尽管家里短盐少醋，但在现有的条件下，她总是变着花样给我做着饭，极尽可能地满足着我这个“城里人”挑剔的胃口。当然，我也是投桃报李，既为大娘的孙子治病慷慨地掏药费，也随大娘的儿子下地干活。大娘有一回走亲戚，也把我拽上一同前往。

　　一住就是三个月。麦黄时节，我收拾行囊，打算返回城里。离开他们家的那天，大娘的小儿子把我拦在院子里，抹着泪不让我移动脚步。大娘和儿媳妇分头行动，搜寻着，一定要送些礼物给我。儿媳不知从谁的家里赊了一草帽壳的鸡蛋，而大娘呢，却在满村奔跑，看谁家的杏熟了。鸡蛋我收下了，但大娘却并没有摘回杏。一树树的杏，依然青涩，没有成熟，但大娘的手里却举着一棵杏树苗。杏树苗细细的，小小的，根上卷裹着拳头般大的湿土。大娘无论如何要让我把这棵树苗带回城里，栽在自家的院子里。我向她解释城里人住楼房，只有阳台，没有院子，但大娘似乎听不进去，她执意要把树苗往我手里塞。

　　我好说歹说，大娘才同意了我的方案，那就是我要把这棵杏树苗，亲手栽到大娘的院子里。我告诉大娘，等树结果子了，我会来吃杏，到那时，大娘用不着在别人家的杏树底下打转了。



　　挽起袖子，舞动铁锨，三下五除二，一棵由我亲手栽植的小树，就直直地立在了大娘家的院子里。而后，我与他们挥手作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别，竟然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里，我被尘俗挟持着，全然忘却了自己曾经亲手栽下的那棵树。前些日子，一个电话，才把我沉睡的记忆唤醒，也让我的脸发烧发烫。电话是大娘的小儿子打来的，他说我栽的那棵树，十几年前就开始结果了。麦子碾打完毕，树梢上就黄灿灿成了一片。杏非常不错，颗大味甜，只是让他们全家人都无比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前去品尝。过去，一到摘杏时节，大娘就会天天站在村口东张西望，盼着我能去吃杏。大娘曾经托他到县城里给我送杏，可他跑了一天，脚磨肿了，却没有找见我，只好把杏贱卖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打听到了我的电话号码。

　　我问大娘还好吗？小儿子沉默良久，然后喃喃地告诉我：三年前，大娘就已辞别人间。

　　我的头脑一阵嗡嗡作响。放下电话，我突然有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那就是去专程看望那棵树。也许，大娘的魂，就附着在了那棵树上，变成了一颗又一颗的甜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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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黎，《美文》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西安有突出贡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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