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县城——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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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县城
第一章
2017年03月22日10:14 来源：中国作家网 lml201
这是个沉闷的夜晚，韩红星骑着自行车，缓缓地行在昏暗的黄海县城。7月的天正热得难耐，仰头望天，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星，只有低黑的云层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路边小饭店的揽客声唤停了韩红星。
“一盘肉丝一碗饭，再炒一个小蔬菜？”老板见是学生模样的人进来，主动报出菜谱来问询。
韩红星也不表态，只坐到边上的桌旁：“先来两瓶啤酒。”
端上饭菜时酒还剩半瓶，不是不想喝光，实在已没办法再往下咽。啤酒这东西以前也喝过，不过没今天这么多、这么猛。脸腾的红起来了，头也嗡嗡地转，感觉胃中有股逆行的恶气，控制不住要往外吐，可真的吐时却怎么也吐不出。胃已胀得容不下饭菜，韩红星掏出身上的那张大团结，喊老板结账。
上高三后，母亲见儿子学习紧怕营养跟不上，每月从生活费里挤出十块钱给韩红星零花，满心期望儿子能考上大学，结果却天不遂人愿。
书，就这样念到头了，戛然而止！韩红星觉得，这二十多天的人生变化比这辈子还大。就在月头，还坐在高三的教室里，做着模拟试卷的题目，抱怨着老师的严苛，等着7号开始的高考。可是现在，仅仅才到月底，已是落榜生，成了待业青年。班主任黄老师平时说得最多，也最让人听得啰嗦的话又在脑海里回响——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考大学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上对得起父母养育之恩，下对得起自己十年寒窗；考不上，城里的待业去吧，乡下的种田去吧......总认为很遥远的事，转眼就兑现到眼前。
外面，不知何时已下起雨，夹着隆隆的雷声。韩红星全然不顾，收起老板找回的几块零钱，踉跄着离开饭店，骑上自行车，迎着风雨雷电，朝向黑暗之所行进。没有目的地，只想找一个没有灯光，没有人迹，只有自己的去处。雨密密地下，打得人睁不开眼，用透湿的臂膀去擦睁不开的眼帘，却更难睁开！索性赌气地睁大眼睛，任由雨水去冲刷那谁也看不见的泪水！
雨，越下越大；夜，越走越深。
醒来时已第二天中午，母亲用一贯的大嗓门到床边叫韩红星：
“快起来，吃饭了！你看你昨晚和今早两顿没吃了！”
见韩红星睁着眼，母亲低下嗓门：“早上李爱民他们来找你了，我看你还没醒就说你出去了，没考上的人多呢！人家全没咋样，就你不起床！”
“他们找我什么事？”韩红星对母亲说自己因为考不上才不起床感到不自在，却又问了个连自己都觉得是明知故问的问题。昨天下午到教育局查高考分数，只知道自己差5分落榜，班里其他同学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刚才听母亲说有好多人没考上，很想知道具体情况。
“起来再说，李爱民和刘向阳全没考上！”母亲说。
“那王义军呢？”这3位同学是母亲最熟悉的。
“他考上了，早上过来看你了。”母亲说这话时尽量将声调压得平缓：“王义军早上到学校打听过了，你们班上一共也就考上9个。”
韩红星闭着眼，感受母亲说话时语气的变化。母亲在镇里服装厂做缝纫工，车间的机器声造就了母亲的大嗓门，三年前考上高中，母亲到处用她的大嗓门逢人便说，我儿子今年考高中了，他考到黄海县中学了，上万人考的，就考上三百个！......
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韩红星的脑海。上了高中，和许多走读生同学一样，家离学校远，跑到学校要好长时间，为不耽误学习，母亲认为有必要买辆自行车，可是得要二百多元，大多数人家买不起，对于自己家庭，买自行车这种事根本没想过，可母亲硬是用家里那台缝纫机，没日没夜的裁护袖、缝围裙，拼命攒钱，又挤出家里的生活费，东挪西凑，终于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架在自己面前。母亲念叨最多的话是：“只要儿子能考上大学，妈妈吃多大苦都值；只要儿子能考上大学，妈妈做梦都会笑醒。”
“没考上的人多呢，班上一共也就考上9个。”母亲的话又在韩红星的脑海里回响，韩红星的心深深地刺痛着：母亲，儿子不争气！儿子知道您心里想的是，哪怕只考上一个人，如果就是你家儿子，那该有多好！
泪水，再次涌出眼帘。
饭还没吃完，李爱民、刘向阳俩个又来找韩红星，三个落榜生聚到一起，只用眼神彼此安慰。
“待会儿一起去王义军家道喜？”李爱民征求意见。李爱民个头不高，黝黑的皮肤衬着粗壮的身材显得墩实。
“早上就该去了！”刘向阳表示赞同，同学当中刘向阳最实在。
三个人一拍即合，正等韩红星丢下饭碗一起去，就听母亲在门口大起嗓门：“大学生来了！大学生来了！多神气、多出息啊！他们三个全在屋里，正商量去看你咧。”
王义军说着谢谢阿姨，一脚跨进门来。
屋里三个人全迎上来，恭贺新考中的大学生。韩红星从心底为自已的好同学、好朋友考上大学而高兴，却怎么也挥不去藏在心底的那份别扭。平日里最亲密无间的好同学，此时都生出别扭的感觉，好在这种感觉很快消失。王义军的父母都是教师，知识分子家庭培养出王义军一言一行都中规中矩，认真、刻苦的学习态度使得他成绩出众，最终能考上了大学。
“我父亲昨晚跟我谈心，说同学们不管考上考不上大学，将来大家都会从事某一行业，不是说上大学才能出状元，其实不管干哪行，都能出状元！”王义军鼓励大家。
韩红星听出了感动，王义军全家人在最值得高兴的时间里，仍想着同学们的感受。
“別聊了，不管考上没考上，肩上的担子都该卸下了，走，到前面沟里戽鱼去！”刘向阳建议大家。
戽鱼是黄海镇妇孺皆会的捕鱼方法，用锹挖土在小河沟里横拦个坝，将河水阻断，然后到十几、二十米远的地方再拦个坝，圈定捕鱼河段；用4根一米左右的绳，将挑水的水桶，分別用绳的一端扣牢水桶四个对称的口和底，生出四根绳头；由两人与坝口平行，站在两道坝内的水中，分別拧着桶口和桶底的一根绳头，通力协作，从后侧将桶口朝下高高扬起，顺势没入水中，再顺势向前提起水桶，桶里的水就被“戽”出坝外，周而复始，坝内的水一桶一桶的“戽”出去，等两道坝间的河水被“戽”得见底后取鱼。
说动手就动手，韩红星家前面十几米处就横着条4、5米宽的沟，水桶、锹等工具一应俱全，刘向阳第一个脱掉裤子，拿着锹跳进大腿深的沟里，王义军以往很少下水，今天也提着水桶，跟着刘向阳跳下水……
为了高考，大家一直绷着紧张的神经，今天终于可以放松心情。午后的太阳火一样晒在地上，晒到心里，晒去高考失意的阴霾。四个人轮番上阵，戽了两小时，捕到的鱼装满了水桶。
黄海镇的特点是水多，水里鱼多。说到水，这里到处沟连着河，小河连着大河，大河通向小洋河，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网。这里居民多择水而居，每户人家屋边必有河，河边搭个码头，岸边种点蔬菜，养些鸡鸭鹅。这里人都会几手捕鱼的路数，各家码头边少不了放下鱼笼、细网，等着鱼撞上来。闲暇时也亲自动手抓鱼，或用钓杆，或用鱼叉，或者干脆跳下水去，到河边水草里摸。人们抓鱼不只为了吃鱼，更为寻得一份乐趣。
在韩红星的记忆里，自己是泡在水里长大的，记事时就会游泳，大人在水里捕鱼，小伙伴们在一旁跟着学，到哪里去顺着陆路走要七拐八拐，下水淌几条河径直就到，每天提水、淘米、洗菜也到码头边玩，米淘箩放在水中都能逮到鱼。后来用上自来水，河边的水也变得浑了，但河里的鱼还多。
黄海镇是黄海县的县城所在地，这是片新生的土地。一百多年前，这里还只是黄海边淤积形成的荒滩野地，后由张謇等人兴垦开发，逐渐兴旺起来。小洋河是黄海镇的母亲河，据说当年张謇就是因为看中这条天然形成、水源充沛的河流便于农田灌溉，才沿小洋河两岸开发了数个农垦公司，经过百年变迁，形成今天包括黄海镇在内的数个乡镇。
小洋河由西边上游而来，向东直通黄海。关于小洋河，当地有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这里荒无人烟，却水草丰盛，上天觉得浪费了丰盛的水草可惜，便派天上的仙女到此牧羊，羊群天天跑啊跑，一路向东追寻那丰盛的水草，日积月累，终于由小小的羊蹄，踏出了这条几十米宽的河流，从此，但凡喝这条河里水的人们，姑娘越变越漂亮，小伙越长越壮硕，老人越活越年轻！为了纪念给人们带来福祉的羊，便将水和羊合在一起，将这条河叫小洋河。
韩红星的爷爷、奶奶在三十年代初，划着一条小渔船，从上游沿小洋河漂到黄海镇，成为这里第一代居民。父亲经常跟韩红星说起上一代人的艰辛：爷爷靠打渔为生，黄海镇河多鱼多，镇上人都会两手捕鱼的方法，想吃鱼都可以到河里捕，所以，天暖时鱼基本上卖不出价钱，为了挣钱，爷爷主要靠冬天破冰捕鱼，卖出钱来维持家用。每当父亲回忆起往事，脸上总很凝重：天寒地冻的时候，渔船没办法在河里捕鱼，爷爷就到几米宽的小河边，砸开冰面，然后喝两口烧酒，迎着寒风跳入冰冷的河里，用手在满是冰棱和枯草根的水里摸鱼，等背篓里鱼装满了就穿着透湿了下半身的衣服一路小跑回家。爷爷靠打鱼养活了5个子女，他自己却五十多岁就被风寒佝偻了腰身。
据说黄海镇的第一代居民不足千户，都是从各个地方漂泊过来，如爷爷一样生活艰辛的渔民、农民、手艺人，踏上这片荒滩薄地只为能生存下去，他们都无依无靠，只凭一双手养家劳作、活命奔波。
到了父亲这代，父亲先是子承父业，跟着爷爷捕鱼，后来，黄海镇划为县城，有了各行各业，爷爷不想下一代人吃渔民的苦，想方设法将父亲带到建筑工地，从做小工开始，然后学了瓦匠手艺，最终由渔民变成了工人，后又划为城镇户口，吃上计划粮，日子在父母的操劳下慢慢好起来。
黄海镇以小洋河为轴线，分成南北两片。沿小洋河从西边到东边大约7、8里长，依托小洋河这条水上运输线，镇上大多数企业都分布在小洋河两边。连通小洋河南北的是紧挨着的两座拱桥，东边的桥往南通着朝阳街，叫朝阳桥。离这座桥西边不到200米的地方又有座造型几与小洋河相同的桥，镇上人将这座桥叫西朝阳桥。这两座桥连接黄海镇上最繁华的几条街，形成了黄海镇的中心地带。县城里大多数人家居住在这两座桥周围。
去学校领毕业证的时间到了，韩红星和李爱民、刘向阳又聚在一起，三个落榜生讨论是去还是不去。
“毕业证肯定要领，要不将来招工连名都报不了。”刘向阳说他家的教训，他妹妹去年参加招工，因为丢了那张初中毕业证，求哥拜姐就是没用，后来好不容易请学校开具证明，才有报名资格。
“听说今天要为考上的同学搞庆祝活动，王义军他们上台戴花呢”李爱民将他的消息告诉大家。
韩红星本想请他们代领毕业证书，听说王义军要上台露脸，决定去参加这个活动，替最好的同学捧场。
到教室时，前面的讲台已被搬开，代替的是一排课桌，考上的9位同学面对大家前排就坐，每个人胸前戴朵红花，脸上挂着喜悦。老师们的位置用两张课桌摆在靠门口侧面，剩下的桌椅靠后摆三四排，教室中间形成空地。九点整仪式开始，由班主任黄老师主持。
黄老师很高兴，首先对考上的同学祝贺并感谢；接着介绍今年高考的整体状况，5个班，达线的有34位同学，平均每班不足7人，我们班有9个，所以整体成绩很好；最后，黄老师走出座位，站到教室中间，对着坐在后面的同学们：
“由于我们老师水平有限，没能让更多的同学考好，我代表全体老师向大家鞠躬！我平时总说考不上大学去种田，去待业，我只是想用这种方法督促同学们更加努力地去学习，让更多的同学能考上大学！然而，能进大学门的终究是少数，所以，今天我请求同学们允许我收回这些话。现在是改革的年代，就是农村的同学，也不一定偏要守那一亩三分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此，我祝愿每个同学都能活出精彩的人生......”
王义军考在省理工学院，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家里人安排他去游山玩水了，留下三个失意的难兄难弟在家里。从最紧张的高考冲刺到在家待业，巨大的落差闲得人心里发慌，三个人不甘于沉沦，李爱民建议说，新闻里天天宣传深圳特区，盖楼一天就能盖一层，据说那里遍地是黄金，全国人都去淘金，与其在家受煎熬，不如也到那里去闯，说不定成就一番事业。
这个建议得到一致赞同，三个人恨不得立即就去，可翻开地图，深圳远在千里之外，筹不出路费根本去不了。经过商议，决定先想办法筹钱，等筹足路费就出发。
做小工是来钱的好办法，经韩红星向父亲请求，三个人一起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城里人一般不肯到工地干劳力活，抢着来做的多是附近乡下的农民，农闲时到工地挣点钱贴补家用。
父亲从十几岁开始干建筑这行，先在工地上做小工，后来拜师学了瓦匠手艺，干久了成为正式工，十多年前老队长退休，父亲因为人老实本分又兼念过私塾识得些字，被工友们选为队长，一直干到今天。
三个人被安排在酒厂的工地，工资一块钱一天。第一天干的活是用翻斗车推石子，将石子从几百米厂外的小洋河边运到厂里施工场地。
先由师傅做示范，用锨将石子铲进车斗，装满后用双手抬起斗车的两个把手，稍带点劲就能将车往前推，到了目的地将把手往高处抬，车斗便随石子往前面地上翻洒，紧接着将车把倒拉，车斗随车身离开石子堆，再抬起车把，车斗又回到车身，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韩红星从小到大没少在工地上玩，常看到工人干这样的活，可看似简单的动作，到了自己手上却分外的难。就说铲石子，看似简单，可一铁锨下去石子没铲到几颗，却铲出火星来，虎口也震得酸麻；装石子也有讲究，重心只能在车轱轳附近，靠后了车把重，运起来费劲，靠前了车斗会前翻。经过半天的摸索，三个人好不容易能将石子运起来。
扛水泥、搬砖头、拌混凝土，十几天小工做下来，手上已满是老茧，不过浑身的酸痛倒慢慢没有了。闲下来时，掰着指头算发工钱的日子，期盼早点凑足路费钱。
有时也在酒厂里四处溜，发现瓶里装的、坛里封的、缸里储的，旮旮旯旯的地方全是标着“黄海大曲”的酒。听会喝酒的师傅们说，最好喝的是那窖里的原浆酒，好酒的师傅们总找机会去尝上二口，酒厂里有俗成的规矩，在厂里喝酒不叫喝，叫品，算是正当行为没人计较。李爱民说等哪天发工资时，由他负责弄好吃的，也喝回那窖里的酒，一来庆祝下挣到钱，二来也尝一回好酒的滋味。
李爱民的父亲年轻时杀猪，因为有这门手艺，被食品公司雇去当屠宰工，年头干久了转为正式工，在食品门市卖猪肉，黄海镇凭票供应的猪肉都到这个门市买，8角钱一斤。现在双轨制，市场也有黑市肉，要2块多一斤，寻常人家不遇事不买这么贵的肉。
柴米油盐是过日子头等大事，肉有油水，而大家最缺的就是油水，所以，吃肉问题是黄海镇居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亦已形成了黄海镇的食肉文化。
先说买肉：到了食品门市，先凭猪肉供应证和现金到收款员那里开付货单，上面有排序，一匹肉上案是按顺序卖的，卖到的这刀肉你看中了就下手买，没看中就继续等，大家都看中时，按先来后到顺序，童叟无欺；肉贵，买了肉的人一般会较秤，如果2斤肉少五、六钱，买肉人会觉得正常，因为一刀肉剁下去，过完秤再用砍刀将骨头剁开，总有肉沬骨隙掉下来，就应该折点秤，要不卖肉人就折本了。但假如秤少得再多，就要“少一罚十”了。
再说卖肉：每天从食品公司运来多少肉，就开多少斤付货单，买肉的人多，来迟的买不到；买肉的人不多，没卖完的肉上缴公司。肉的问题是市民们的敏感问题，所以肉不好卖，秤高了肉卖折了赔不起，秤低了买肉的不答应，弄不好触犯众怒。李爱民父亲在黄海镇人称李一刀，过去杀猪时一刀毙命，现在卖肉也一刀准——接过买家的付货单瞄一眼斤两，将付货单往案板边细钢钎上一戳，提起砍刀就剁下去，上秤一过，至多再补点上去，砍成块，用油纸包上，隔着案板递进买家的菜蓝子里，一笔交易转眼完成。卖肉制度也健全，不仅有“少一罚十”的公示牌，买家会自行监督，公司也会突然来盘货，将你戳在案上的付货单和没卖完的肉加起来与总的重量核对，超出规定的误差就是问题，要么得赔钱，要么有贪污嫌疑，因此，没人敢不按规矩。
最幸福的是吃肉：大多数黄海镇人喜欢买较肥的肉回家，肉白熬油，熬好的油锁在碗柜里，缺油时拿出来补，家里小孩哪个表现好可以拿出来做奖励，吃饭时打开碗柜上的锁，用筷子挑点猪油放到表现好的饭碗里，吃到的特神气，没吃到的闻着油香流口水，决心下次也表现好，争取得到这么奢侈的奖励；将熬过油的肉渣和瘦肉、骨头下锅，就是一个家庭十天八日内最好的一顿伙食，姐姐让着弟弟，妹妹让着哥哥，吃到的肉少，吃到的幸福多；左邻右舍闻得肉香，会在自家的饭桌上讨论，哪天也美美地吃顿肉。
李爱民最让同学们羨慕的是吃肉不上计划，不是因为他家有特权，黄海镇没有哪家敢有特权，运动一个接一个搞了多少年，大家不敢不守规矩，现在运动不搞了，但规矩意识还在。李爱民家能吃到不上计划的肉，是因为有时门市里肉卖不完上交到公司，公司怕猪肉变质会折价处理，也无须凭供应证买，所以才靠山吃山，吃到不上计划且便宜的肉。城镇户口每人每月有2斤肉票供应，一般5口之家每星期能吃上一顿肉。
刘向阳家四口人每月有8斤肉票，极少舍得买肉吃，而是托李爱民父亲，等哪天有猪板油卖时通知他家，将板油买回来熬油，可以省下买食油的钱，油渣还能当肉吃解馋。
刘向阳家日子苦，他父亲生前是桥梁队工人，在一次桥下施工时被桥上掉下的石板砸死，留下六岁的他和两个更小的妹妹，就靠他母亲每个月二十多元的工资养活。直到他大妹妹刘向红去年招工到朝阳饭店上班，家里的日子才好起来。
九月的天阴雨绵绵，工地只能在室内作业，搞搞粉刷、做做杂事。小工的活是轻松了，可韩红星的心情却像外面的天，很沉很沉。对比两个月前坐在一个教室的同学们，经过一场考试，结果上大学的上大学，做苦力的做苦力。
自从李爱民提出去深圳闯的目标，大家为了路费憋足劲在工地上干，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韩红星生出想法：即便到了深圳又能干啥？难道自己有什么本领在这里无法施展而到了深圳就能发挥吗？电视上总宣传深圳欢迎人才，可自己算人才么？也曾跟着课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可一旦考不上大学，连推个翻斗车都推不好，能有什么本领去闯深圳？
看不到出去闯的希望，就只能坐等命运的安排。会有怎样的命运安排自己？韩红星又想起黄老师常挂嘴边的话——考不上，城里的待业去吧，乡下去种田去吧。
直到此时，韩红星才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意，不由得庆幸起自已是城里人，可以享受到“待业”的待遇。
班里同学农村的住校，县城的走读，大家身份不同，作息时间不同，不经意间形成两个世界，老师也用“待业”和“回家种田”两种命运鞭策同学们努力学习。农村的同学要改变命运得跳出农门，唯一途径是考上大学，才能将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并安排工作；县城的同学就是考不上大学也能通过招工找一份工作，所以，农村的同学为了能考上大学往往更拼，可即使这样，能考上的仍凤毛麟角。
对于韩红星这代来说，大学梦是渐行渐近的事。
上小学时，同学们都是红小兵，在学校里学工、学农、学军比学文化更重要，周围的哥哥姐姐从学校毕业后，上山下乡是最光荣的事。恢复高考后，黄海镇上人视考上大学为中状元，因为能考上的太少，没有哪家敢有自家出大学生的奢望。
读初中时，红小兵已改称为少先队员，上面也没有上山下乡政策了，高中毕业后考不上大学可以参加招工考试，成绩好的可到全民单位，成绩不好的只能到集体单位，工资待遇有差别，人们已能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等上了高中，上面在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政策辐射到黄海县，全县上下到处找年轻的、有文凭的人提拨重用，可大学生本就稀缺，能分到县城的更少，于是有中专文凭的也提拨重用。以前在单位当到一把手要到50岁左右年龄，这两年为了顺应潮流，有文凭的人越年轻提拔得越快。重视知识的改革终于触动了每个人的神经，大人们期望家庭里能出个大学生兴旺门庭；学生们期望自己能考上大学功成名就。
韩红星不是个心路高的人，对上大学本没有太大野心，只想高中毕业后找份工作。进入高中后，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模式让每个同学都认为考不上大学就是失败，母亲对自己上大学也寄予了太高的期望，才让自己有了考上大学的梦想，可结果却是失望。
王义军寄信回来，告诉大家他学的是电子专业，说大学里有教授，可同时替几百人上课；大学里不再男女授受不亲，男生和女生可以在一起唱歌跳舞，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同学；大学里老师不再为学习的事没完没了地唠叨，让人喘不过气来；周末假日可以出去逛商场、动物园，公共汽车一直通到校门口。总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读这封信的三个人无缘大学门，体会不到外面的精彩。小工才做了不到一个月，攒路费的计划就流产，原因是李爱民已找到工作：他符合顶替政策，准备到食品公司顶替他父亲上班，手续正在做，很快去单位报到。
“这是件大好事啊，有几个单位能比吃肉不上计划的食品公司好！”韩红星和刘向阳一致认为。
“可是，说好了一起闯深圳的，现在却失言了！”李爱民高兴的同时也不好意思。
“其实我妈也早跟我念叨，说宁愿在家待业也不到工地做工，就怕出事故。”刘向阳一直不好意思说他的状况：“街道照顾我家，已答应让我到街道的菜场里做管理员，工资8角，虽少二角钱一天，但比工地安全，也轻巧。”
本来，黄海镇人哪怕一直待业下去，也没人肯当建筑工人，既危险又苦，还没面子。当初三个人只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才到工地来做小工，现在李爱民找到工作要散伙，韩红星也看不到去深圳的希望，既然大家都失了奋斗目标，也就没必要将小工继续往下做，于是决定，等干满一个月，领到工钱走人。
家里也为韩红星的出路操心，父亲的工龄、年龄都符合让韩红星顶替的条件，也做过韩红星工作，说高中毕业生顶替到建筑公司绝对有好工种，可学建筑设计、工程预决算、工程监理等等，也是拿笔杆子的活。可韩红星坚决不去——自己辛辛苦苦地读到高中毕业，最后却沾父亲光到建筑公司上班，说起来都难听！镇里有书念的少的、成份不好的、劳教过的、各种原因找不到单位的人，宁愿做二流子，或者到大街上摆个摊，做被人看不起的小生意，也不愿到建筑公司这样的单位上班。
再有几天小工就不做了，心情好手脚也欢。昨天晚上，母亲告诉韩红星一个好消息，大致意思是：县里急需大学生人才，而上面能分配到县里的大学生又太少，为解决人才荒，决定搞定向委培，凡城镇户口、高考录取线下十分之内的应届生，可以通过用人单位推荐，到大学读书，和正规考去的大学生一样毕业，但必须回委培单位工作，教育局有10个委培名额，母亲班上张阿姨的哥哥是教育局长，已托张阿姨帮忙了。
“妈为这事到大姨家借了20元钱，一共凑了38元，特地请张阿姨到她哥哥家量了床的尺寸，已买条毛毯送过去，人家张局长也表态了，只要有可能第一个就让我们家上，现在只等月底决定人选。”
母亲的话一遍遍在韩红星的思绪中回想。心事很快被另外两个人看出来，当他们知道韩红星因高考仅差5分，还有机会通过委培上大学，也非常高兴，相约如果大学成行，等发了工钱每人拿出5块钱来，到刘向阳妹妹上班的朝阳饭店庆祝一下。
先等来的是发工钱的日子，按照约定，李爱民负责带好吃的，韩红星去领工资，刘向阳用随身带的水壶到酒窖里灌酒。一切办妥，三个人聚到了酒厂西北角的小河边，安全帽当凳子围坐在地上。韩红星将领到的九张大团结每人三张，送到各人脚下，李爱民打开两个纸包，里面是熏熟的精肉和猪爪，各散着诱人的肉香。刘向阳将灌满酒的水壶放在地上，更有一股酒香扑鼻。
三个人对酒本无兴趣，但喝了酒才是真兄弟的文化传承，以及这些天的同舟共济，让每个人都期待这顿酒的到来——从同窗好友到同病相怜，现在又将各奔前程，还有什么比喝场酒更能抒发心中的情怀！没有酒杯用水壶盖轮着喝，没有筷子用手抓肉吃。
早听师傅们说窖里的原浆酒好喝，现在好酒已摆在面前，轮到韩红星喝时，一两的量，闻着醇香，却知道它的辣，仍皱起眉一饮而尽。
鼻腔突然被辣味堵塞，一点透不过气来，进到嘴里的酒如同热火直钻入胃，顺路将嗓口到胃口间的通道洞开，胃中回涌的热流冲口而出，禁不住长“哈”了一声，感觉能将所有的麻与辣“哈”去多半，鼻子也终于能透过气来，却再闻不到酒香，吃一口熏肉才嚼出肉香，能掩去口中的麻与辣。
很快，酒的劲头撩得人轻飘，明知已不胜酒力，可轮到哪个端起壶盖时，都一饮而尽。
喝光酒吃完肉，三个人都变得脸红眼热，看着彼此的醉态，大家笑着、闹着，奋力将各自的安全帽扔向远方。
为了替儿子争定向委培的名额，母亲已送了条毛毯给张局长，不过心里仍没底，于是决定再备一份贰佰元现金的厚礼送过去，只要他张局长肯收，就能将事情办成十分的把握。问题是这笔钱从哪来？于是召开家庭会议，寻求大哥、二哥的支持。
“只要能上大学，花多少钱都值！”听了母亲的动员，大哥表态支持。
大哥叫韩红旗，高中毕业后招工在供销社上班，已工作6年，省吃俭用攒有四、五百元，准备结婚时用，听说为弟弟上大学送礼，情愿出钱。
“我也支持一百元，这个钱一定得花。”二哥也毫不犹豫地同意。
二哥叫韩红军，大哥工作那年他也初中毕业，招工时成绩考得差，只能选最差的单位上班。不过二哥运气好，被别人选剩下的单位里有家叫海上联络站，连劳动局负责招工的人都不知道这家单位是干什么的，只知道在海边，从名字上看可能要出海，都嫌太危险不肯去，二哥没别的单位可选只得硬着头皮去，等到那上班后才知道，这个单位原来是部队设在黄海县的军事保密单位，裁军后划归地方，由设在上海的总局直管，二哥上一个班只三、四个小时，具体工作是看显示屏上的一个光点在不在位，轻松惬意不算，每个月工资近百元，是大哥的三、四倍。等大家都知道这是家好单位时，却已失了进去的机会。二哥收入高又没负担，最近才花了二千多元买辆摩托车。
拿到凑来的钱，母亲将它们换成两张百元大钞塞入信封，当晚就带着韩红星去张局长家。路上，母亲在水果摊前驻足，她听别人传授经验，说送钱时买一些水果，将装钱的信封放在水果袋里最好，但问了水果的价钱后，母亲舍不得买。
韩红星垂头跟在母亲后面，心想如果能多考几分的话，哪用这样求爹爹拜奶奶地将钱往别人家送！舍不得钱让母亲回头，母亲边走边做工作：
“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银子是白的，眼珠子是黑的，没有人不见钱眼开，只要张局长肯收钱，上大学的事就有把握。”
母亲跟张局长并不熟，也没有多少送礼的经验，等到了张局长家门口才生出担心：如果人家连门都不让进怎么办？敲门前先探听门里动静，听里面的声音很大，像是两口子在吵架：
男：“该给的工资都给你了，怎么还跟我要买米钱？”
女：“这个月二妮、三仔开学都得交学费，又遇到两个人情，就那点工资哪还有买米钱？你就不能少抽两包烟，将钱省下来过日子？”
男：“总说我抽烟，每个月工资也就截留那点钱，再给你我连自行车坏了都没钱修。”
女：“不是这个月负担重谁计较你抽烟？”
男“不行将那张存单提前支取，拿点钱出来用？”
女：“不行！攒了多少年才凑成一千的整数，就是明天没饭吃也不准你打那张存单的主意。”
母亲动手敲门，开门的是张局长，见有客人来很是随和，一点看不出两口子正吵架，张夫人也和颜悦色地张罗着倒开水。张局长询问了韩红星的考分，介绍说这次选拔定向委培人员严格按择优的原则，以韩红星的分数被选上的希望很大，不过最终确定名单还得经党委会研究。母亲又说了许多拜托的话，才领着韩红星离开。
第一次与张局长这么大的干部对面，韩红星除了紧张只有紧张，连回答问话都语无伦次，根本不知道母亲是何时将信封放到张局长家。
能送出钱母亲很高兴，让儿子安心等消息。果不其然，很快有好消息传过来，张局长通过张阿姨告诉母亲：教育局党委会已确定了委培名单，其中有韩红星，已报到县里审核，没特殊情况就能通过，上大学的事应该是十拿九稳！闻此消息，全家人都激动不已。
高校录取按档次进行，先录本一，接着本二，然后大专，最后是大中专。和往年一样，等到工商、税务、警察、海关这些大中专院校录取时，达线的生源已不足，于是按惯例，录取分数线往下降2分，那些原本差2分之内的落榜生获得了被这些学校录取的机会。
韩红星离分数线差5分，跟降分录取这件事搭不上边，可各单位定下的委培名单里，都有人因降分而被高校直接录取，这样，各单位的委培名单都得重新确定。
经过高校补录后，依韩红星的分数更应该有委培资格，可命运弄人，上次确定名单时，知道县里有委培计划的人还少，再确定人选时有更多的人来争这些名额，使得选拔标准也发生变化，由“择优”的原则变成了“系统内职工子女优先”的原则，改了规则后，无论张局长如何斡旋，也不能让不是教师子弟的韩红星进入到委培名单。
张阿姨第一时间退回了毛毯和贰佰元现金，母亲再三推让，最后只收回钱，仍托张阿姨将毛毯送给张局长，否则过意不去。
没能替儿子争取到上大学的机会，母亲只能接受现实，让儿子等待招工。正好才从厂里买回一大堆栽衣服剪下的边角料，便让韩红星在家里搞加工，根据各种边角料的形状将它们剪成同一规格尽可能大的方形或棱形布块，然后由母亲将原它们拼成整块，再缝成围裙。这种围裙卖5角钱一条，扣除各项成本可赚3角钱。如果直接买布做不仅成本高，也没有块头布拼凑起来的有卖相。
加工好的围裙批发给路边的商贩，货到付款。有一次，韩红星送货时亲眼看到自家卖5角的围裙，被小贩一转手就卖成一块钱，回家后将这件事告诉母亲，并感慨路边的小贩来钱快。
母亲听了不以为然，正色道：千万不要去羡慕那些小商小贩，拖着一板车货整天守在路边，没一个人瞧得起，不是被逼得没办法没人走这条路，说不定哪天再搞运动又要被批斗！你可能不记得那些人挨整的情形了，揪到理发店里，头发剃出个十字号，胸前挂个投机倒把的牌子，被押着到处游街，我们家弟兄三个，大哥、二哥都有班上了，只有你待在家，也不担心找不到工作，有份工作多体面！只有牛刚那种人才去当小贩。
母亲提到的牛刚是邻居，住东边隔一户人家，二十八、九岁了还找不到对象，他小时候就淘气，逃学、欺侮同学是家常便饭，因为成绩太差，初中没毕业就休学，整天在街上混，穿花格衫嗽叭裤，还留长鬓角，满街人看他不顺眼。
几年前严打，街道分到的严打对象凑不起数来，便组织大家揭发坏人，有人说曾在街上见到牛刚耍流氓，将点着的小鞭往姑娘堆里扔。因为此劣行，在统一行动的那天晚上，牛刚被街道里通知去开会，等到了地方立即被五花大绑押上卡车投进看守所，虽第二天就放出来，但已变成有前科的人，根本没法找工作，实在没办法，只得从外面倒腾些皮鞋回来，弄个板车摆街边卖。
相比之下，母亲最顺心的是自家的小孩都省心，最自豪的是从没让自家的儿子挨冻、受饿。
母亲不舍得让三个儿子过一天苦日子，可她自己却历经生活的艰辛，以至于现在回想起往事还伤心落泪。韩红星无数次听母亲回忆过去的情形：成家那会儿正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穷，怀上大哥后被爷爷、奶奶强行赶出家门，离家时唯一的财产是一口被爷爷从家里扔出的铁锅，由你爸背着，一步步挪到有今天这个家。
小时候，每次听到母亲这么痛苦地回忆，韩红星总跟着流眼泪，有一次忍不住去奶奶家，质问奶奶为什么这么绝情地将父母赶走，根据奶奶的说法再追问母亲，才知道事情的原委：那时候，黄海镇人没粮食吃，乡下的外公舍不得母亲，有一次带点小米偷偷塞给怀孕的母亲，母亲实在饿得慌，也舍不得父亲干着体力活却没米吃，就趁着深夜用这点小米熬了两碗粥，和父亲躲在一边吃，没想到还是被爷爷、奶奶发现了，认为是大逆不道，盛怒之下将没吃完的两个粥碗夺下来，连同煮粥的锅都扔出门外，并说有本事吃独食就有本事不要这个家。
就这样，父亲和带着身孕的母亲在一个寒夜里被赶出家门，碗摔碎了只能捡起那口锅。
父母刚开始只能寄居在好心的工友家，等大哥出生后在现在住的地方先只搭个草棚遮风挡雨，后来才有了三间草房，算是有了家。从没有吃、没有穿，没一双碗筷到有个家，并将三个孩子抚养大，全靠父亲在工地做瓦匠和母亲搞副业维持，个中的艰辛难以言表！用母亲的话说是甜水里长大的韩红星永远无法体会的。后来，母亲被介绍到镇里服装厂当了缝纫工，大哥和二哥也先后工作，家里的日子才真的好过起来。前年，凭家里的积蓄，又在亲戚间借了些债，花四千多元将三间草房翻盖成一座两上两下的楼房。
黄海镇能住楼房的人家不多，母亲再回顾往事，想想也哭，看看也笑。.那两碗粥该不该那样吃？韩红星觉得没有疑问，但母亲刻意隐去被赶出家门的缘由，感觉母亲是有心结的，为了证明靠自己能过得更好，母亲花费了二十多年的辛劳和泪水，终于拥有了黄海镇最好的房子，母亲终于笑了！笑得很幸福、很开怀！韩红星无法理解上代人的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