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不一定管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Tino Sanandaji承认,还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但瑞典的经验表明,有针对性的减税是可能为经济注入活力的。瑞典素有“高税收”之名,1991年税改之后减了不少,现如今公司税已经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税改前,瑞典最高边际税率为85%,改革后降至57%。现在的瑞典税制相对“扁平”,个人税负差别不大,也就是说不仅有钱人要多缴税,普通中产的所得税也相当可观。不过,多数瑞典人对此没意见,因为作为对“高税收”的回报,他们享有“高福利”,看病、上学都不花钱。
1990年代前,瑞典经济几乎没有外来竞争。保护主义的立法禁止外国人大量持有瑞典公司的股份,只有不到5%的私企劳工受雇于外国企业。此后,瑞典改革开放,引入外来竞争。一则外资可以收购成熟的创业企业,如2014年微软以25亿美元收购瑞典游戏公司Mojang,大大激发了瑞典人的创业热情;二则外企进入瑞典市场,迫使经营不善的瑞典企业退出竞争,为创新企业的崛起腾出了空间。1989年外资仅持有瑞典公司7%的股份,1999年这比例已上升至40%。
1990年代的瑞典改革适逢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人们在创业的同时,第一次亲密接触互联网。凡是给所有员工(不论是管理层,还是保洁员)配置家庭电脑的公司,瑞典政府都给它税收优惠。很快,电脑就普及开来,“40岁以下的瑞典人都是玩电脑长大的”,伦敦风投公司Northzone的合伙人PJ Pärson告诉我,“1990年代就人人在线了”。此外,瑞典也是最早大举投资,提高互联网速度的国家。今天瑞典的电脑普及率和美国差不多,但网速仍比后者快得多(平均22.5MB/秒,美国只有18.7MB/秒)。
33岁的Birk Nilson,是这一代创业者的缩影。在孩提时代,他就有电脑,11岁开始编程,16岁到科技公司打工。19岁的时候,Nilson遇到他的合作伙伴,一起成立了电子商务公司Tictail。
和瑞典许多创业企业一样,Tictail从一开始就是“全球的”,用Nilson的话说,“我们本能地会考虑出口”。和美国不同,瑞典是个小国家,市场有限,企业要做大就得有全球格局——把产品卖到海外,同时承受海外竞争的压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Tictail已获得3200万美元的融资,不久前把总部也搬到了纽约,还在下东区开了个店。
创业带来就业。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瑞典每100个就业岗位里,有5个是新岗位;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2。OECD 经济学家Calvino告诉我,“去看就业机会净增数据的话,你会发现瑞典总是名列前茅”。此外,瑞典创业企业的“3年存活率”也是最高的——74%的瑞典创业企业可以活过3年。
自然,漂亮的创业纪录与“瑞典模式”是分不开的。比如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创业者敢于放手一搏。在瑞典,高等教育是免费的,学生还能申请生活贷款,人人都上得起大学。看病也不要钱,生孩子的话,还有可观的生育补贴。换句话说,你无需为生老病死教育而担忧,哪怕创业失败,也不会失去一切。
“我认为要成为创新国家,你首先得给人们足够的安全感,”瑞典企业与创新部部长Mikael Damberg总结道,“这样他们才敢去做”。对此Birk Nilson深有体会,他知道就算他的公司办不下去了,他的医疗保险也不会少。“就算失败,就算破产,你也还有瑞典和它周全的社会保障”,Nilson对我说,“在瑞典创业,不像在美国这么吓人”。
此外,还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比如Nilson和伙伴们经常有机会跟Spotify或Klarna的创办人一起工作,讨教创业经验,创业者之间的这种交流对彼此都是促进。乌特勒支大学的Erik Stam教授告诉我,瑞典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度很高,这让他们合作起来更顺畅。比如他们往往一拍即合,而不会在合同上锱铢必较。又比如上级信任下级,就容许他们弹性地工作,而弹性产生创意。
相应地,瑞典的“内部创业”(intrapreneurship)也很活跃。企业内部设置“孵化器”,进行“非常规”开发和创新。比如爱立信公司有个部门叫做“爱立信车库”,从可穿戴技术到助老工具,各种五花八门的技术都研究。斯德哥尔摩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过去三年里,瑞典有28%的企业员工参与了内部创业项目,而在美国,这个数字仅为11.7%。(作者:ALANA SEMUELS,许子善编译;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