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遗忘的断裂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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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遗忘的断裂时代

2018-01-12 10:03:42    澎湃新闻网  
编者按:2017年12月18日晚，六位中国当代创作者梁鸿、张定浩、李霄峰、陈楸帆、淡豹、戴潍娜，在Meepark以“我的青年时代——一代人的痛与爱”为主题同台演讲。这次主题演讲，也宣告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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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的演讲实录。她从梁庄出发，从她的堂婶和父亲出发，谈论断裂的时代与社会里阶层的固化，谈论生活低处的人的独立价值、尊严、权利，谈论我们的遗忘与警醒，亦谈论“这一代人”的痛与爱。
1.当说到“一代人”时，你心中“你的一代人”包括哪些群体？
自从宝儿出事后，我十二点前就没睡着过。
……
现在，我在屋里睡着，老是害怕，心里经常一惊，觉得娃儿在屋里。回老家住在老院，还感觉宝儿在院子里。就是现在，感觉他还在，好像还在身边。干活时，一想起来，心里难受的很。这些年不知道哭多少眼泪。
2003年我得胆囊炎，拉肚子，心里压力大，拉的都是白东西，一天去厕所几十遍。回老家，看好几回，都说没事，只算是胃炎。我都忧郁着我要死，是鼓症。别人都说我是想出来的。你说，能不想吗？好端端一个娃儿没了，咋能不想？那两年，我和你光亮叔一块儿坐火车从青岛回梁庄，一个座上坐了七八个人，我一看，恁难，我就想哭，想死了算了。有一回正在吃饭，吃着吃着晕过去了，赶紧把我送到镇上医院。打吊针，回去几天进了三天医院。还是宝儿的事，思想压力大。
——丽婶的自述，《出梁庄记》
（编注：以上内容，梁鸿用河南方言朗诵。）
大家好，我是梁鸿。刚才那一段选自《出梁庄记》，是我家乡的一个堂婶的自述。
刚才在前面一直在听各位讲者的演讲，都非常精彩。有诗，有科学，也有导演，有电影，有视觉，包括女性，劳动，我感觉自己好像来到一个思想的盛宴。
我觉得，作为一个最后的讲者——主办方说我是压轴的——听定浩一说，其实是因为我老了，因为我比定浩还大两岁。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青年，因为我还有一颗青年的好奇心，我还有一个青年的生机勃勃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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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解这个世界，我想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我最想知道梁庄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花城出版社《出梁庄记》书封，2013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断裂时代的痛与爱”，跟我们的主题稍微有一点变化。我想，刚好和前面几位讲者加在一起，它是一个时代的剖面。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切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入，也希望大家来听我的一些分享。
当看到题目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最直接的疑问：当说到“一代人”这个词语的时候，你心中“你的一代人”包括哪些群体？其实这句话我是在问我自己。我心中的我的一代人到底包含了哪些群体？这样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曾经在很多年前说过一句话：我们是身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和时代。我想，“断裂”不单单是指社会阶层的分裂和固化，在更大意义上，其实他指的是我们心灵和观念意识的断裂，尤其在最近这一些年。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从这几个小故事来讲我的想法。
2015年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父亲。我们知道，失去亲人一开始你是不知道悲伤的，或者说你是麻木的。有一天我站在我家的院子里面，我突然间觉得天地非常遥远，我怎么也找不到真实感。我看到落叶飞我好像找不到生存的感觉，非常非常孤独，无法找到一种连接点。
就这样一个人，如此地亲密，如此地纠缠，但他永远躺在黑暗里面了。所以我特别想为我的父亲做点什么，我想为他，及他那一代人做点什么。在一天天的痛中，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自己一点都不了解他，或者说当我想到一些痛的时候，其实都跟他有关系。
我们的很多痛可能都来自于我们父辈，但是我们并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他们的那个时代，以及时代给予他的一个影响。但是我同时又在想，如果不了解他们，我们可能就无法了解我们自己，无法了解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的河流里面。
所以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愿望，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我们知道创作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我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叫《梁光正的光》。不是歌颂赞美父亲，而是特别想写出一个人，一个在生活的最低处，但却试图发出光的一个人。他的那种可笑、荒诞背后交织着一种时代的痕迹，以及他作为一个人的倔强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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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之前，我的父亲是我的合作伙伴，我曾经说我们俩是非常好的伙伴关系。我们曾经花了五年时间游走在梁庄，以及与梁庄相关的乡村和城市。我和我父亲有一年的时间非常亲密，是这么多年以来最亲密的一段时光。他跟我一起去探访梁庄在外打工的那些乡亲们，最后写出了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

至今我还记得，当我完成《出梁庄记》的时候，是在一个小的出租屋里面——我自己专门租了一个房子。在放下笔的那一刻，我特别特别伤心。伤心这个词太直了，是悲伤，特别的悲伤。我非常的沮丧，自己被一种巨大的空虚所笼罩，还有一种没有办法去除的虚伪之感。这是非常真实的想法。
因为当时《中国在梁庄》也获得了一些反响，也被很多人所知道，然后我也由此好像得到一些声名，一些采访等一些资源。但其实我有一种特别大的想法，那就是，我因为梁庄获得了很多的声名，获得了很多的资源，但是我真的并没有为梁庄来做一点什么。
2.那种尘土飞扬的生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你用真实之名抵达了生活，但最终你仍然远离了梁庄。我真的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在我的思想内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跟梁庄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在写完梁庄之后我又回到我老家，沿着我们村口的那条大河走了十几天。有一天站在河边，因为是深秋的时候——秋天对我来讲意义是特别重大的——突然间泪流满面。
说起来好像有点矫情，但是真的，你看到那种滔滔的河水，它们不断地奔涌，永恒地在流逝，但永恒地都在。两岸的村庄非常安静，就好像一直在那里。但实际上里边的人是不一样的，里边人的生活是你无法想象的。
我就是因为在做了梁庄之后才发现，那样一种广大的，尘土飞扬的生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或者说是我们很难去真正知道的。我们可能知道了一些：从新闻里边，电视里边，从种种农民工、打工者、留守儿童身上，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词语和符号，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它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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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那一段自述（文首《出梁庄记》引用段落，编者按）就是我在青岛采访我的堂婶的时候，她在深夜里给我讲的话。所以我特别想讲一下我堂婶的故事。


2011年，我和我父亲到青岛去采访我在青岛打工的堂叔堂婶一家。我在青岛待了有八九天的时间。我自己要求自己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跟我的乡亲们尽量在一起住，如果不能一起住也尽量在一个城中村里，住在和他们相近的地方。这样能够和他们全天在一起，能够真正了解他们生活的轨迹和情感的轨迹。
（那时）我每天晚上跟我的堂婶躺在一张床上。我的堂婶一动不动的，紧紧抱着她的小儿子，呼吸非常平稳，我觉得她没有睡着。有一天我就忍不住了，我说，婶子我们俩聊会天吧。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自从宝儿死之后，我十二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
宝儿是她的大儿子，在家里跟着他的奶奶生活，2003年夏天的时候在河里淹死了，就是我们村庄后面那条大河，我在《中国在梁庄》里面写了这个故事。去青岛的那几天我一点都没有提宝儿，因为肯定是不能提的，我们都没有提，我和我的父亲包括她的家人都没有提。
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张口。可能这个话就在她嘴边，她一直等着人来问她，但是从来没有人来问她，她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机会来说话。那天晚上我没有拿电脑、录音笔，第二天早上我爬起来，然后就清清楚楚的把她的话打了出来。我觉得到今天，她的话我几乎还是可以背出来的。
她讲她怎么失去她的儿子，她的表情，她的那种悲伤，非常真实。我觉得“真实”这个词太清淡了，那是极其细微的内心的丰富的表达。
我在想，我和我的堂婶之间有关联，好像又没有关联。有关联是因为我们同是梁庄人，没有关联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的相同之处，交叉之处。如果我不去写梁庄，如果我不是走进他们的生活，我真的不认识她，或者说我真的会忘掉她。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否想到，我的堂婶和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和我们在看直播的这些人，都是同一代人。老实说我没有想到，还是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她和我们，她和我，是同一代的人。
3.我们还有八亿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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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和一个记者聊天。她是1992 年出生的，她说因为要采访我的《梁光正的光》，她跟她周边朋友们聊，她觉得农村离他们太远了，不会对梁庄或者是《梁光正的光》感兴趣，因为它们都是写农村的。当时我非常本能地回答说，不远啊，我们还有八亿农民呢。


即使到了今年，我查了统计局的数据，我们的农村户还有六亿人口。在这样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她的社交圈里面，已经几乎没有农村出来的人，尤其是从贫穷地区的农村出来的孩子。
那些孩子们很少有机会考上好的大学，当然更没有机会从事好的职业。他们没有上升渠道，因此也没有办法成为我们这个社会阶层的中等阶层，更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看似今天乡村也拥有了手机，也拥有了网络，能够和我们一样迅速地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一些资讯，甚至拥有了像“快手”那样表达自己的平台，但是他们仍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来到了他们的面前，而他们却并没有因此站在世界的面前。
阶层的固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所以我就说，梁光正没有成为他的同代人；那些农村出生的90后年轻人，没有成为那位90后记者的同代人；我的堂婶也没有成为我的同代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不是感性的，这是一个理性的存在。我们一定要对此有一个非常冷静的、理性的思索。
为什么？再重新回到2012年，当时我为什么痛哭，现在说起来好像也已经非常遥远了。不是因为你书写了别人的生活就一定要背负这样的生活，而是因为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我面对的是如此真切的遗忘，即使我写了他们，我仍然遗忘了那样的生活。
那样一种广阔而艰辛的生活，那样一种坚忍，那样一种痛苦着又欢乐的劳动，那一个个人都在我们时代的内部，但是我们所有人都遗忘了他们。
所以我觉得，断裂社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一整个阶层无法被包容到整体的社会结构里面。他们被迫成为漂泊者，被迫成为社会的病症和问题。
就像我的婶子，她的痛苦只能被作为农民工问题来表述，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她所有的爱和倾诉也只能被作为一个农民工问题衍生出来的问题来被对待。她无法拥有一个独立的价值，它无法成为一个人的痛苦，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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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梁光正——我指的是我真实的父亲——他一生都不认命。他一生都在努力让别人把他作为一个人，而不是当作农民来对待。所以我在后记里面说，这本书唯一真实的就是梁光正的一件白衬衫。我的父亲一生爱穿白衬衫，哪怕干农活他也要一尘不染，所以他成了梁庄的笑话，成了很多人的笑话。


当我在写这个长篇小说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他不愿意被别人当做农民来对待，他希望超越于他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认命。当然，即使他最终死掉（我在书里虚构了一下），他仍然是非常倔强的。
我想，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希望能够被纳入到一种更广阔的存在，他希望他是一个基本的平面上的生活，而不是被纳入到某一个群体内的生活，这样就被压到某一个地方了。所以，只有理解了他这一点诉求，你才能够理解他的种种荒诞的行为，以及所谓的可悲和可笑。
当我们站在这里，诉说我们的痛与爱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自己。它几乎成为一种权利，因为话语本身就是权利，拥有话语权就意味着本身拥有某种权利。我们没有把堂婶的痛与爱放进去，没有把梁光正的痛与爱放进去。
我们的灯光是如此明亮，如此灿烂，我们的语言都非常华美。我也能够操持很华美的词语，其实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羞耻，但我又愿意说，因为我觉得需要来说，因为你要珍惜你能够说话的时刻。就像我们刚才各位嘉宾都在讲的，你要珍惜你说话的时刻，你要珍惜你的语言。
而我的堂婶，她住在一座散发着发霉味道的老旧房屋里面。她的语言是粗糙的、俗气的，她说她的儿子要死了，她看见黑压压的蚊子落满了蚊帐，她说火车上人太多了，她不想活了，她每天紧紧的抱着她的小儿子，就像抱着一个珍宝，她非常害怕再次失去。

梁鸿在“我的青年时代——一代人的痛与爱”主题演讲中
4.我们的痛与爱被分出了层次、高低和优劣
所以这样说来，并不是一定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心怀内疚，连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愉悦、舒适都不能享有，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幸福，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享受自己生活中的那种小确幸，这些都毫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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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想说，我们要警惕这些小确幸，警惕我们所使用的日常词语，要在观念层面里面有所意识。因为我们的痛与爱被分出了层次，被分出了高低，被分出了优劣。


在我们的文化内部，生命本身并没有价值，你的价值的高低是被依附在你挣钱多少，你成功与否上的。当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或者价值比较低的时候，你就不被认真对待，你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人。这是我们文化结构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因子。
更进一步来说，为什么一个农民，一个收垃圾的，一个保洁阿姨，一个保安，他们不能够过有尊严的生活？因为这些劳动被认为价值不高，因为他们被分出了三六九等，并因此来管理他们。换句话说，他们的小确幸并非就是天然的，它是被包裹在整个社会运动的结构里面，随着这种社会运动的变动，随时都有被拿走的危险。
我的博士导师是王富仁老师，他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曾经有一句话说：“人是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他在没有任何依附价值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个巨大的价值存额。”
意思就是，生命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额，它不应该依附于任何外在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哪怕他是一个小偷、一个流浪汉、一个痴呆的人，他都应该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价值，拥有那样一种同样的被尊重的权利。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只有意识到这样一种文化内部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意识到，我们身在同一个场域，我们面临着共同的失去，而并非是那一群人的失去。我们在承受着同样的压力，但是我们却彼此遗忘，这才是我们最为深切的痛和爱。
我们每个人都在担心失去，当然，失去的层面是不一样的。尤其在今天，再高超的想象力都没有办法想象出边界。我们的生活总在超出我们思维的边界。你连房间里的物品都没有机会收拾，我们的物品是放在大街上的，在很仓促的时间内，你连个被窝都没有办法卷起，你连基本的居住权都没有办法获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刚才讲到，人的生命本身是有价值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被尊重呢？是因为他们的价值并不足够大。他们的价值不足够大，所以你才可以被这样来做。这是我们一个大的话语的依据，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依据。
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今天的生活如此丰富，我们在享受很多东西，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种基本的警醒，那就是，生活并非如此风清月白。不是说每时每刻都要这样想，而是我们要有个基本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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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看似遥远其实并不遥远的危机，其实是一直在的。


所以，作为一个青年，作为正处在生命中最强健时期的一位生活者，你该如何面对自我，如何辨析自我，如何在最常识性的话语里面发现漏洞，这才是我们最根本的任务。这需要学者，当然也需要一个最普通的生活者来辨析，因为我们需要拥有某种理性，需要某种思辨的能力。
最后我也引用一句名言。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一过，也不是真正的生活。”我想套用这句话，未经省察的痛与爱也不是真正的痛与爱。
我想告诉大家，我的堂婶，她叫朱贵丽，今年43岁，她已经回到梁庄了。她也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她的痛应该是我们的痛之一，她的爱也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爱之一。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颗宽阔而敏锐的心。谢谢大家。

[本文系梁鸿在“我的青年时代——一代人的痛与爱”主题演讲中的发言，经官方修订后发布，原文标题为《断裂时代的痛与爱》。该演讲系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开幕演讲，关于文学节更多内容请关注单向街书店公众号（onewaystreet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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