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反诈老陈”后悔辞职引发网络时代职业转型思考
近日，“反诈老陈”后悔辞职的话题冲上热搜第一。有观点认为，“反诈老陈”当年选择辞职，这一行为看似抓住了时代机遇，但实质上，踏入了竞争更激烈的网红行业。纵观网络世界，像他一样突然爆火的普通人不在少数，但少有成功转型的。“反诈老陈”的后悔，为追逐“风口”的人们敲响了警钟，网络时代为追求多样化职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真本事。
观点一 职业转型伴随着不稳定且难以预测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网络平台不仅为个人职业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反诈老陈”陈国平为例，他从一名公安民警转变为网络主播的经历，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陈国平最初因其警察身份和创新的反诈宣传方式赢得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和支持。2022年4月，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职业转变——辞去公职，投身网络直播行业。
但如国内知名人力资源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伟所言，“像陈国平这样的案例并不罕见，许多人在看到网络平台带来的短期高收益时，往往忽视了其中潜藏的风险。网络直播行业的成功依赖于流量和粉丝的支持，而这些因素是高度不稳定且难以预测的。”
陈国平的经历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这一点。尽管他在辞职初期通过直播获得了大量打赏，但随着时间推移，观众的兴趣逐渐减弱，收入也随之下降。根据媒体报道，2023年他的总收入仅为34万多元，较前一年大幅减少。两年时间里，老陈尝试过多种形式的反诈宣传，但效果平平。起初还有不少人观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热度越来越低，就连老陈也曾调侃自己是“过气网红”。
不可否认的是，“成也流量、败也流量”是网络职业的独特风险，许多知名网红如李佳琦、薇娅等，凭借巨大的流量迅速崛起，成为行业翘楚，但同样也因流量的瞬息万变而面临人气波动和市场变化带来的挑战。
“反诈老陈”的经历提醒我们，网络时代为追求多样化职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但也要求我们在追梦的同时，具备应对未知挑战的能力。每一个勇敢的转身背后，不仅是对未来的憧憬，更是对自我的一次深刻考验。
观点二 公职人员投身网络更需谨慎
在网络环境中，个人品牌的价值往往与个人的信誉和社会形象紧密相关。对于曾经身居公职的人来说，这种转变尤为复杂。
以“反诈老陈”陈国平为例，他最初因为警察身份和反诈宣传获得了大量关注，但一旦离开了公职，这种身份的优势不再，个人品牌的价值也相应下降。
另一个典型案例，来自于近日上海某三甲医院肝病科专家钱炬（化名），向媒体讲述的个人经历。
钱炬医生在其职业生涯中以专业的医学知识和亲民的态度赢得了患者的高度评价。2021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和个人对健康科普的兴趣，钱炬开始通过抖音等平台分享医学知识，帮助更多人了解肝脏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他的视频内容不仅限于讲解疾病知识，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管理建议，如饮食调理、运动指导等。这些实用的信息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支持，使他在短时间内成了一位受欢迎的健康博主。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钱炬逐渐意识到从医生到网络博主的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速度快且范围广，任何不当言论都可能引发争议或误解。例如，他曾在一次直播中提到某种药物的效果，尽管初衷是为了提供有用信息，但随后却受到了部分网友和同行的质疑。尽管后来澄清了事实，但这一事件让他深刻认识到，在网络平台上发言需要更加谨慎。
不仅如此，钱炬坦言，持续提供高质量的内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了保持观众的兴趣，他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素材，同时还要紧跟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和技术进展。最终，面对外界的压力和个人发展的考量，他选择回归医疗岗位，继续为患者服务。
钱矩医生的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他对职业责任的坚守，也为其他有着类似职业转型意向的特殊职业人群提供了宝贵的思考。
国内知名媒体评论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指出：“公职人员或专业人士转行进入网络直播或其他新兴行业时，他们原有的光环可能会带来初期的关注，但长远来看，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的专业形象和社会价值。” 尹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中，个人品牌的塑造不仅依赖于过去的身份标签，更取决于能否持续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和服务。”
“反诈老陈”和钱炬医生的经历揭示了这一点：对于考虑从公职或传统行业转向网络职业的人来说，也许初期通过专业背景能够积累一定的知名度，但要维持长期的成功并不容易。不仅要准备好面对外界评价的变化，更要具备持续创新和自我提升的能力。
专家也做出提醒，因为身上的荣誉和“责任”，公职人员投身网络职业更需谨慎，确保每一步都踏得坚实，走得稳重。
观点三 不能失去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承诺
在网络时代，个人品牌的快速崛起和迅速陨落成为一种常态。公职人员或专业人士投身网络职业不仅意味着工作环境的转换，更涉及个人品牌和社会价值的重新塑造。“反诈老陈”的案例之所以引发舆论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从警察到网络主播的身份转变，更是因为这一现象反映了当前新媒体行业吸引大量人蜂拥而至背后的社会思考。
当公职人员和专业人士尝试通过网络平台拓展自己的影响力时，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职业转型，而是涉及个人品牌和社会价值的深刻再定义。在传统职业中，个人的价值往往与其职位和社会贡献紧密相连；而在网络环境中，个人品牌的建立更多依赖于流量、粉丝经济和个人魅力。这种转变要求从业者不仅要适应新的传播规则，还要重新审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承诺。
尹鸿指出：“当公职人员或专业人士转向网络平台时，他们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性支持，还必须面对更加复杂的社会评价体系。” 他进一步解释道，“公众往往更愿意接受他们在传统角色中的权威形象，而非商业化的网红。”
“反诈老陈”们的故事不仅展示了网络时代下个人品牌重塑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也揭示了在追求多样化职业发展的过程中，个人不仅要应对市场和技术的变化，还要深刻思考自己在新环境中的角色和价值，确保在追逐梦想的同时，不失去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承诺。（陈宁）
原标题：在“人工智能+”中体现“劳动向善”
一晃又到岁末，《咬文嚼字》发布了2024年度十大流行语，“班味”“松弛感”等网络用语上榜，而排在前三位的都是主流语词，分别是：数智化、智能向善、未来产业。
数智化、智能向善、未来产业三条语词都是与人工智能技术这种新质生产力有关，反映出时代发展的核心诉求。
2023年10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方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为世界提供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治理新视角。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
人工智能技术，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正为我们带来发展上升、未来可期的强劲势头，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神话般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是一把双刃剑，会带来伦理道德的问题，例如AI决策是否遵循人类“向善”的价值观；任其泛滥无治还可能带来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为个人、单位和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还有泛化的应用场景中给老年人带来的不适等；它还会带来就业市场的变化，使一部分人的劳动权益无从保障；实际上它确实已经带来了问题，如人脸采集已经涉嫌构成对我们的人身权和隐私权的侵犯，一些“人工智能+式的违法犯罪”活动也越来越多。
其实，不止“智能向善”，一切科学技术，一切劳动，都是向善的，为着增进人类的福祉，为着人的全面发展，为着离那终极的理想更近一些。如果不是为此，就是无用的技术，甚至是恶的技术；如果不是“向善”的劳动，就不能称之为“劳动”。
“二战”结束，科学家爱因斯坦一直呼吁停止核武器的研发和使用，坚决主张和平利用核能。这便是举起了“科学向善”的旗帜，也是“劳动向善”的宣示。在生物工程领域的克隆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出现，也都是颠覆性成就，但也都带来严重的问题，必须规定其伦理边界，使其不能为所欲为，侵害人类生活。AI技术也是如此。我们已经不能容忍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同样也应拒绝威胁及人文环境、挑战人类主体地位的科技发展节奏。而对于后者可能带来的“看不见的危害”，还有待于形成更大的共识空间。
中国带头向世界宣示“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理念，正是一种大国担当。为了发展，须有所为；为了更好发展，亦须有所不为。科学家、企业家、科研工作者，乃至于劳动者，都须有这种担当，各负其责，各凭良心，让“劳动向善”的价值成为劳动者头上的伞，让AI技术创新可控、可靠、可信赖，给人类和劳动带来异化感的应用场景的出现，对恶意的技术生成要加强监管完善立法，还要做好相关服务工作，使普通劳动者、银发族都能在AI时代获得不与“过去的时光”相割裂的美好进步，真正过上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高品质生活，这也是“智能向善”“劳动向善”的一部分。（詹船海）
原标题：用AI对付AI 招聘还得以“人”为本
近日，一则新闻吸引了不少职场人的关注。因为目前不少企业使用AI面试，求职者们也往往通过提前购买资料学习、提前准备面试场景，甚至是提前购买AI软件来应对，从而造成了AI应聘与AI招聘之间的“斗法”。
如今，AI面试在当下的职场已毫不稀奇，甚至成了部分行业必经的招聘流程。必须承认，AI面试在招聘过程中有着积极作用。例如，AI可以快速处理大量数据，筛选出符合职位要求的候选人，节省人力资源部门的时间。通过算法分析，AI能够预测候选人的潜在表现和离职率，帮助企业做出更精准的招聘决策。此外，AI还能减少人为的偏见，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估环境。
但是，为了追求便利和效率，从而泛化使用AI面试的情形，正在职场中逐渐显现。其显著特征就是，部分企业使用的题库过于模式化和程序化，甚少涉及求职者的专业知识，从而让“面试官”变得“冰冷”和“机械”起来。
而面对这样的“面试”，也就难怪求职者为了“标准答案”而各出奇招，甚至用AI来对付AI了。
面试，重在企业和求职者之间的交流，如果太依赖或者完全交给AI面试官，相当于企业把人才引进的标准交给了机器，这一方面不利于企业的用人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对真正有才之人的一种不尊重。
所以，招聘关键还得是以“人”为本，想不让求职者钻AI的“空子”，企业就应该构建一个更加公正、高效和人性化的招聘体系，将AI的精确性和人的感受结合起来，否则这场“斗法”还将会持续下去。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的那样，想避免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把求职者叫到眼前来，亲眼看看对方是不是你想要的人才。（罗菁）
原标题：“四条红线”为中美关系构筑发展基座（主题）
——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系列评论之二（副题）
在中美元首利马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方划定这四条红线，再次向美方清晰表明了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所在，明确了中美关系中需要谨慎处理的危险燃爆点，传递了中方捍卫自身利益的坚定决心。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是中美妥处分歧，维护两国关系发展最重要的防护栏和安全网。
这四条红线，构成了中美关系大厦的基座。基座不稳，大厦的安全性、稳定性无从谈起。中美是两个大国，难免有些分歧和矛盾，但不能损害彼此核心利益，更不能搞冲突对抗。在中美高层交往中，中方一再强调这些红线，就是让美方了解中方的原则底线，避免误解误判，妥善管控分歧，防止冲突对抗。过去，中美关系发展遭遇波折，这其中的责任是清晰明确的。正是美方在这些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一再挑衅，让中美关系一度跌至建交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历史的教训应当汲取。眼下正是美国政府过渡期，为维护好中美关系来之不易的企稳势头，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的警戒线。
https://www.workercn.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4/12/17/2211626_700x50000.jpg?r=1734398656398
这是2022年1月1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白宫。新华社发（沈霆摄）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关键是要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明确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任何人都不要妄想在台湾问题上越界踩线而不用付出代价。关于民主人权，中美存在的具体分歧可以在平等交流的前提下进行探讨，不能拿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挑动分裂对立，不能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干涉对方内政。关于道路制度，中美走的是不同的路，双方要尊重这种不同，而不是强求一律，试图去改变甚至颠覆对方的制度，中美谁也改变不了谁。关于发展权利，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不可剥夺、不容无视。美方应该客观理性看待和接受中国的发展，打贸易战、科技战，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国的发展对美国、对世界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
这四条红线，意在提醒美方不要产生误判。中方致力于推动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但不会为了改善中美关系而在核心利益上让步，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此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中国的发展壮大有内生逻辑，任何挑战都挡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任何围堵遏制打压都只会撞上南墙，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把中国视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最严重地缘政治挑战”，完全不符合事实，只会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中美一旦冲突对抗，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科技战，最终将损害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利益，其代价谁都无法承受。
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和平共处，是责任，也是必须。此次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所作的“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不会利用台湾问题同中国竞争”的表态，于中美关系是积极有益的，关键在于把承诺落到实处。中美不能重复大国冲突的旧历史，两国应展现大国担当，多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面向未来，希望美方严守这四条红线，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代替冲突，同中方相向而行，继续为中美关系大厦添砖加瓦。（新华社记者谢彬彬）
原标题：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锚定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作出了一系列前瞻性、系统性部署。
第一，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强大的中央银行是金融强国的核心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直击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要素，旨在通过制度建设，加快建成强大的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监督机制更加健全有效。通过建立更加透明、高效、灵活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效管理预期、畅通信贷渠道、缩短政策时滞，确保货币政策能够及时、精准地作用至实体经济，进而平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高质量发展。
“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强大的中央银行有能力做好货币政策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及时有效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定货币是做好金融工作的重要基础，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根本职责。这一稳定，不仅指国内物价稳定，还包括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新形势下，“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实现央行政策目标的关键所在。要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抓手，通过构建市场化利率体系，优化利率走廊机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发挥好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同时，加强央行与其他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协同配合，使货币政策与其他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增强政策一致性，形成政策合力。
金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新形势下，要“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科技金融应迎难而上、聚焦重点，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绿色金融应乘势而上、先立后破，丰富和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标准和产品体系，为确保能源安全、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形成有力支撑。
普惠金融应雪中送炭、服务民生，持续完善金融服务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政策体系，改进金融机构服务方式，确保金融服务更广泛人群和地区；养老金融应健全体系、增进福祉，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丰富养老金金融、养老产业金融、养老服务金融等金融产品供给；数字金融应把握机遇、重视安全，在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同时，坚持科技赋能，不断提高金融监管能力，构建更加高效、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体系。
第二，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资本市场功能等提出具体要求，旨在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的能力。
强大的金融机构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微观基础。新形势下，要“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其一，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坚守主责主业。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应做优做强、提升综合服务水平，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中小金融机构应减量提质，立足开展特色化经营；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强化职能定位，聚焦服务国家战略，主要做商业性金融机构干不了、干不好的业务；保险业应更好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其二，健全法人治理，加强内部管理。深化党建与公司治理的有机融合，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其三，优化考核评价，健全市场化经营和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
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资本市场功能至关重要。“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是资本市场改革的目标导向。如果资本市场长期存在“重融资轻投资”的倾向，投资者保护不到位，抑或投资者获得感不强，融资就会失去资金的支持。资本市场既要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也要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渠道并能获取合理的投资回报。相关举措包括“支持长期资金入市”“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上市公司监管和退市制度”“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完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约束机制”“完善上市公司分红激励约束机制”“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规则对接、标准统一”等。
第三，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制定金融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等提出具体改革举措，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金融市场环境。
金融法治健全是强大金融监管的前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及了一项重要的金融立法任务，即“制定金融法”。这是金融法治建设的重要步骤，为的是填补现有金融法规体系中的空白、明确金融活动的行为准则、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强大的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一是“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范围”，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的空白和盲区；二是通过“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确保监管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对监管不到位的要严格监督问责；三是“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进一步形成监管合力。
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的基础性保障。“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要求对金融基础设施所涉及的交易、支付、征信等活动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监管框架；要求“统一金融市场登记托管、结算清算规则制度”，打造规则统一、监管协同的金融市场；要求通过“建立风险早期纠正硬约束制度”，实现对金融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还明确要求，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不是不能合作，而是要基于有效的制度和监管，坚持产业为本、金融为用，防止产业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无序扩张。通过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确保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第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
拥有强大的货币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基石。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外汇市场广泛使用且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是强大货币的核心功能与特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特别强调“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这是因为在人民币尚未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通过完善离岸市场人民币供给和回流机制、丰富人民币产品种类、增强人民币产品流动性以及优化运营和调控机制等，可促进人民币国际货币职能发挥，逐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
制度型开放是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两个方面作出了部署：一是主动“引进来”，如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中金融领域相关规则，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金融业务试点，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二是加快“走出去”，如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动和引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标准制定。
（唐珏岚，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原标题：好政策不能打水漂
阅读提要
国家出台惠民政策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更多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关乎民生福祉的公共政策出台，需要广泛倾听各方声音，求取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让政策的细节更缜密、逻辑更科学。
近日，一些企业被曝采用“租用”残疾人证的形式虚假用工，偷逃税费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本意是通过财政和税收手段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的好政策，却被一些企业钻了空子，挤压了残疾人真实的就业机会和空间。
国家出台各项优惠政策，旨在促发展、惠民生。然而这些政策却成为某些人眼中的“唐僧肉”，导致“钻政策空子”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如以旧换新补贴在多地出现造假骗补行为，部分不法商家通过伪造交易材料、采取“一机多补”等手段，恶意“骗补”“套补”，损害消费者正当权益；一些人为了能在拆迁中获得更多补偿，不惜假离婚或是买卖户头，将婚姻当作谋利工具；还有的地方将惠民政策文件一发了之、一转了之，结果一些符合条件的弱势群体不知道这一政策存在，有些不符合条件的“关系户”却钻了空子。
国家出台惠民政策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更多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好政策打水漂，不仅影响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地见效，破坏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还会蚕食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关乎民生福祉的公共政策出台，需要广泛倾听各方声音，求取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让政策的细节更缜密、逻辑更科学，确保政策真正惠及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各地现实情况不同，一项政策从“出生”到落地，很难“尽善尽美”“一劳永逸”。大多数时候，随着政策实施，一些问题才会逐渐暴露。惠民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落实不力，往往是因为执行部门对政策缺乏了解，事前沟通不深入、事中协调不到位，缺少自上而下的监督，导致单个部门唱“独角戏”，最终出现“漏洞”。政策被钻空子，一方面显示出部分群体法治意识薄弱以及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一些政策设计亟待查缺补漏。如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要解决残疾人证虚假挂靠，“堵”固然重要，关键还在“疏”。要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招收残疾人的好处，解决企业在雇佣残疾人时的顾虑，加强对残疾人的就业辅助，消除对残疾人的就业歧视，同时加大对“假就业”的行政处罚力度，加强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使用的监督，才能确保资金真正用于提高残疾人的就业质量和数量。
吃一堑就要长一智，政策制定者要保持敏锐的观察力，通过持续实践和及时跟进，不断完善政策体系，让其制定过程更加科学、合理、高效。要及时发现政策漏洞，启动修正机制，扎紧政策“篱笆”，把牢公共资金的袋口，确保政策落地不走样、不变形，对恶意钻空子行为依法严惩，不让投机取巧分子有机可乘。
政策执行有力度，百姓感受有温度。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增强制度设计的时效性与实效性，才能让好政策真正惠及广大民众。（张双双）
原标题：小乡村何以惊艳世界
近日，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2024年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名单，我国申报的云南阿者科村、福建官洋村、湖南十八洞村、四川桃坪村、安徽小岗村、浙江溪头村、山东烟墩角村7个乡村入选。至此，我国“最佳旅游乡村”总数达到15个，位居世界第一。
作为中国美丽乡村的代表，进入全球视野的“最佳旅游乡村”为世界了解中国乡村、读懂中国故事提供了窗口。走进云南阿者科村，森林、水系、村寨、梯田“四素同构”的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方式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在福建官洋村，土楼山歌、传统工艺代代相传，融汇土楼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的文化“大观园”令人流连忘返；在湖南十八洞村，“精准扶贫”首倡地的幸福故事，反映中国乡村振兴新图景……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交织，15个“最佳旅游乡村”充分展示了中国乡村地理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更见证了当代中国守护绿水青山、赓续文化根脉的不懈努力。
以村落为依托、文化为内核，以自然环境、田园风光、生产形态、民俗风情、农耕文化为表现形式，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在广袤的大地上书写着美丽中国的时代叙事。据了解，申报“最佳旅游乡村”要接受9个方面评估，其中不单单包括文化和自然资源，还包括文化资源的推介和养护，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性等。由此可以看出，“最佳旅游乡村”既要有文化、有资源，又要善于讲故事、做管理，对特色旅游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创新呈现。以此次入选的浙江溪头村为例，当地立足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传承地的历史遗产，依托深厚的青瓷文化、竹韵文化，打造了瓷源文化传承空间、现代艺术创作基地、瓷艺特色文化节庆等旅游品牌，多方位营造开放、包容、创新的人文意境，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中华文化之美。每个乡村都有独特的文化基因和自然禀赋，提炼具有地方辨识度的文化符号，营造原汁原味的文旅融合发展氛围，就能打造出富有吸引力的乡村文旅品牌。
“最佳旅游乡村”的生动实践让我们看到了旅游的撬动作用，看到了农文旅融合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的重要价值。乡村旅游不只是旅游业的一部分，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见山见水见文化，让乡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也有利于丰富农民精神生活、涵养良好乡风、增强乡村吸引力，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
越来越多的中国乡村走进全球视野，是美丽中国建设成果的缩影，也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保护文化内涵与形式的丰富性，拓展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多样性，在留住乡愁的同时将地方特色文化发扬光大，讲好美丽中国的乡村故事，因此而获益的将不仅仅是乡村旅游。
（作者：尚方超，系河南省委党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讲师）
原标题：把父母护理假落到实处是全社会的事
最近，在北京从事金融行业的左女士有点烦心。母亲在老家生病住院，她向单位申请“父母护理假”，却被告知与政策要求不符，只能批事假。“人事部门说，护理假是针对独生子女的，而我老家有个哥哥。”她说，不论是否独生，孝敬和照料父母是每个子女的本分和义务，理应得到政策支持。（12月16日《工人日报》）
“父母护理假”是带薪假，既为子女的孝心变孝行创造了有利条件，让劳动者的父母在遭遇意外情况时能得到子女必要的陪护和照顾，也能减轻子女的陪护成本，降低子女的陪护压力。“父母护理假”制度展现了人性化色彩，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同时，要求落实、巩固、升级护理假的声音也日益强烈。不少人认为，“父母护理假”的适用情形和范围应当进一步扩大，比如休假主体可由独生子女延伸到非独生子女，照护的对象可由父母扩展到岳父母、公婆、子女、配偶，休假的情由可由“生病住院”扩展到“生活不能自理”“受伤”“年龄较大”“精神障碍”等。也有人建议，应该明确不严格执行“父母护理假”制度的法律责任，由劳动监察等部门加大对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强化该制度的刚性和约束力。
这些意见具有很强代表性，也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可行性。有些地方认真听取了公众的意见，已经或拟通过立法修法对“父母护理假”制度进行适度优化、升级，解除或放宽对休假主体的限制条件，体现了法治的进步，也体现了老年人权益保护以及劳动保护理念的进步。
同时也要看到，“父母护理假”对劳动者意味着权利，对用人单位则意味着责任。在劳动者休假期间，用人单位要正常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还要承担休假劳动者的劳动岗位分担成本、替代成本等，甚至在某些环节出现效率下降、停滞等问题。故此，一些用人单位执行“父母护理假”制度态度不积极，甚至或明或暗阻碍劳动者休假，从而让劳动者的休假获得感和“父母护理假”的落地效果打了折扣。
对“父母护理假”制度进行优化升级，符合进一步强化对老年人等群体权益保护的需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需要全社会共同推动“父母护理假”制度落实，共同承担“父母护理假”成本，而不能只让企业等用人单位来消化。
各地在立法修法过程中，应在明确卫生健康、人力社保、老龄委等部门有关“父母护理假”责任的基础上，强化对各部门的责任衔接和协调，统一各部门的目标和措施，把多方力量凝聚为合力。可考虑针对用人单位落实“父母护理假”制度的情况，给予用人单位分层税收减免优惠、补贴，或帮助用人单位解决劳动者休假后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对用人单位进行激励引导，缓解用人单位的假期制度落实压力。
同时，应进一步推广长护险制度，扩大长护险的覆盖范围，既减轻劳动者赡养父母的负担，也为劳动者休护理假期间的成本分担探索更多可行路径。（李英锋）
中工网评论员 陈婉扬
“我们掐点抢都‘手慢无’，到二手平台一看竟然全都有，到底怎么回事？”——据《解放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近日，不少上海市民在二手交易平台或社交平台发现有转卖上海市各区消费券的帖子，部分卖家的IP地址显示在外地。对此，上海有关部门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答复多位市民，表示目前区级商务委与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正考虑联合打击。
一边是普通市民“掐点”抢券，一券难求；一边是“黄牛”明码标价，公然倒卖消费券。这种乱象的存在，不仅让消费券作为民生福利的初衷“落了空”，而且损害了一些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正如一位网友所说：“黄牛卖不掉浪费了也不亏，亏的是想通过补贴增长营业额的商家，还有真正想获得些优惠的我。”
从法律角度来看，倒卖消费券的行为已涉嫌违法。消费券的本质是有价票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倒卖有价票证属于违法行为，会受到行政处罚。有律师表示，通过倒卖限制买卖的消费券套现，扰乱市场秩序的，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尽管有法律规定的震慑，但现实中以身试法的“黄牛”并不少。近年来，全国多地密集发放消费券。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消费券在提振信心、促进消费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相关倒卖乱象也随之出现。有的是“羊毛党”套取并转卖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有的是商户通过虚假消费记录套取消费补贴。这次在上海，“黄牛”是通过组织微信群、利用虚拟定位软件从异地抢到消费券，然后在二手平台进行售卖。这些乱象一定程度上说明消费券发放过程仍存在一些漏洞，也提醒各地要加强消费券发放的全流程、全链条监管，让好政策能真正惠及更多人。
打击上述行为、防止“黄牛”有组织地“薅羊毛”，一方面，监管要跟上、短板要补齐。比如，相关部门可以加强与平台的合作，要求其及时更新搜索关键词、及时下架相关涉嫌违法违规的商品，同时配合追查消费券转让和倒卖线索，彻查“黄牛”。另一方面，消费券的发放机制应有所优化，不给“黄牛”倒卖消费券提供空间。例如，提高跨地域抢券门槛，加强实名认证，完善消费过程中的身份核验流程，等等。此外，对不诚信的商户和个人，可以通过“黑名单”等措施，限制其获取消费券的机会，尽可能让消费券用到该用的人群之中，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对于消费者来说，理性参与消费券的领取，抵制“黄牛”倒卖行为始终应该成为更优先的选择。说到底，消费券多从财政资金而来，只有确保其规范有序使用，才能更有助于激发消费活力和潜能，让市场更欣欣向荣，让人们的生活更有品质。
岁末年尾正是消费旺季，多地已启动了新一轮的消费券发放活动。提前完善监管机制、堵住相关漏洞，对倒卖消费券的行为做好预防和处理，才能让消费券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更好地“点燃”年末消费热情。总之，好好的优惠，不能只便宜了少数商家和“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