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术把关不宜“唯AI率”
毕业季到来，不少学校要求论文进行AI查重。不过，有高校教师吐槽，明明是学生自己的原创论文，却被检测出“AI率过高”，为通关不得不重新修改以降低“AI率”，“弄得学生无法正常表达了”。甚至，也有学生表示，面对误判，自己只能通过加入冗余表达、牺牲表达完整性等方式，来获得“理想的AI率”。
AI查重，无法避免“误伤”。前段时间，有人对名家散文进行AI检测，《荷塘月色》疑似度高达62.88%，《滕王阁序》检出“100%AI率”，《三体》片段也被标出“畸高AI率”，结果让人啼笑皆非。AI率检测标准和技术存在天然缺陷，它主要是基于深度学习和统计特征分析判定，但写作内容输出是复杂的、有温度的，仅有统计学意义上比对，必然失之于粗陋。正是由于判定不严谨、不科学，AI查重不仅会“误伤”原创，还会放过AI生成内容——有学生通过巧妙润色、花钱降重，得以“用魔法打败魔法”。应该说，人工智能到目前为止，仍很难成为学术评价机制的重要支撑。
匆匆“上马”AI查重，与高校对AI工具态度有关。一些高校认为过多过频使用AI工具可能会替代学生思考，阻碍学生汲取知识、实现知识内化等，因而视AI工具为洪水猛兽。然而，毋庸置疑，使用AI工具有其正向的一面，它有益于学生高效搜集素材资料，拓展创作角度，帮助发散思路。盲目依赖AI查重、希望以此来杜绝AI协助写作，在理论上就做不到，即便做到了，也会以扼杀学术创造力为代价。
避免高校“唯AI率”，要强化数据治理，通过纳入多元原创语料、提升检测模型适配能力等方式，让AI查重“聪明”起来，防止出现“原创作品被检出高AI率、AI生成内容绕过查重”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要合理评价学术贡献，应适当弱化对AI率的权重。毕竟，论文的价值在其“原创性贡献”，AI率不能定其学术价值的高下。
今年年初，上海交大就发布AI的使用规范，将高等教育教学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划分为禁止使用、有限使用、鼓励使用、开放使用四种类型。对风险较低或师生经讨论达成较高共识，确保使用符合教育教学目标、伦理规范和技术可靠性要求的AI工具，学校甚至鼓励学生使用。这种探索值得借鉴。培养学生的AI素养，循序渐进明确AI在学术写作中的使用规范与边界，构建更为科学、包容的论文评价体系，或许比要求学生一味降低AI率更为妥帖。（韩宗峰）
原标题：发布会须更接地气
“之前我的体重有180斤……家庭医生给我制定了‘运动处方’……体重比起原来减少了快30斤。”在5月20日国家卫健委举办的“时令节气与健康（小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67岁的南京退休工人作为普通居民代表，讲述了自己与家庭医生的故事。普通群众代表登上国家级的新闻发布会讲台，确实不常见。
用大白话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样的发布会不仅接地气，也更加真实可信。诸如“体重指数（BMI）”“慢病管理”之类的专业术语，对普通百姓来说可能只是一串抽象概念。当一位退休大爷在台上说“总是有一些‘保健品神药’忽悠我们老人，我也是差点上当，幸亏家庭医生及时提醒我”“我儿子也跟我说，老爸，你现在上楼都不带喘大气的”，政策瞬间变得具体可感。
普通老百姓上了发布台，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健康管理并非遥不可及，而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日常选择。建设健康中国不仅要靠政策推动，更要靠每个人的具体行动。这种示范效应，明显要比干巴巴的政策宣讲更加管用；而这种真实感，恰恰是政府公信力的最佳注脚。
当下，大大小小的新闻发布会不少，很多重要政策正是从这个重要端口向社会公众传播的。有些发布会信息密度是够了，不过传播效果还有提升空间。正如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在《新闻发布也要有“松弛感”》中概括的那样，有的动辄大话套话、张口术语行话，甚至居高临下布置任务、提出要求，像在开工作部署会。其实，最好的政策宣传，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我说你听”，而是“我们一起做到”。让政策更好地“触达”受众，不能只靠部门负责人单向宣讲，更应学会用“大白话”讲政策，用“身边事”说服人。
邀请更加多元的发布者参与。发布者不一定全都是政府官员，亲历者、受益方等相关人员也可以作为发布人。5月13日，由宁波市政府新闻办主办、鄞州区新闻办承办的“相遇在宁波·今天我发布”跨国之缘专场发布会举行。三位国际友人走上舞台分享了各自与宁波的奇妙缘分，让大家透过他们的视角，真切地“看见”了宁波这座城市“联通内外”的独特魅力。“今天我发布”正是宁波多年来悉心打造的新闻发布品牌，宗旨是“季季有发布，人人可上台”。农民、糕团店老板、摄影师都曾成为“今天我发布”的主角。这种积极探索发布主体多元化、发布内容生活化、发布视角共情化的尝试，以民间话语方式弥补官方话语体系的不足，更有亲和力和说服力。
切入更加丰富的发布场景。新闻发布会不妨根据主题和内容的不同，更灵活选择发布场景，既可在会议厅，也可在生产生活现场。去年底，山东开的几场“惠企利民政策在身边”主题系列现场新闻发布会，就走进了医院、养牛场、居民小区等现实场景，发布台对面，就是当地高青黑牛的养殖场景等。将新闻发布会开进“田间地头”，能让受众更直观地感受发布内容的针对性，增强信息的可信度和贴近性，同时也为公众的参与和互动提供了更多机会。
有效传播信息、回应群众诉求、讲述真实故事，这样的新闻发布会能最大程度把政策落实到群众心坎上，也是群众真正需要的新闻发布会。（逯海涛）
原标题：发布会须更接地气
“之前我的体重有180斤……家庭医生给我制定了‘运动处方’……体重比起原来减少了快30斤。”在5月20日国家卫健委举办的“时令节气与健康（小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67岁的南京退休工人作为普通居民代表，讲述了自己与家庭医生的故事。普通群众代表登上国家级的新闻发布会讲台，确实不常见。
用大白话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样的发布会不仅接地气，也更加真实可信。诸如“体重指数（BMI）”“慢病管理”之类的专业术语，对普通百姓来说可能只是一串抽象概念。当一位退休大爷在台上说“总是有一些‘保健品神药’忽悠我们老人，我也是差点上当，幸亏家庭医生及时提醒我”“我儿子也跟我说，老爸，你现在上楼都不带喘大气的”，政策瞬间变得具体可感。
普通老百姓上了发布台，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健康管理并非遥不可及，而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日常选择。建设健康中国不仅要靠政策推动，更要靠每个人的具体行动。这种示范效应，明显要比干巴巴的政策宣讲更加管用；而这种真实感，恰恰是政府公信力的最佳注脚。
当下，大大小小的新闻发布会不少，很多重要政策正是从这个重要端口向社会公众传播的。有些发布会信息密度是够了，不过传播效果还有提升空间。正如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在《新闻发布也要有“松弛感”》中概括的那样，有的动辄大话套话、张口术语行话，甚至居高临下布置任务、提出要求，像在开工作部署会。其实，最好的政策宣传，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我说你听”，而是“我们一起做到”。让政策更好地“触达”受众，不能只靠部门负责人单向宣讲，更应学会用“大白话”讲政策，用“身边事”说服人。
邀请更加多元的发布者参与。发布者不一定全都是政府官员，亲历者、受益方等相关人员也可以作为发布人。5月13日，由宁波市政府新闻办主办、鄞州区新闻办承办的“相遇在宁波·今天我发布”跨国之缘专场发布会举行。三位国际友人走上舞台分享了各自与宁波的奇妙缘分，让大家透过他们的视角，真切地“看见”了宁波这座城市“联通内外”的独特魅力。“今天我发布”正是宁波多年来悉心打造的新闻发布品牌，宗旨是“季季有发布，人人可上台”。农民、糕团店老板、摄影师都曾成为“今天我发布”的主角。这种积极探索发布主体多元化、发布内容生活化、发布视角共情化的尝试，以民间话语方式弥补官方话语体系的不足，更有亲和力和说服力。
切入更加丰富的发布场景。新闻发布会不妨根据主题和内容的不同，更灵活选择发布场景，既可在会议厅，也可在生产生活现场。去年底，山东开的几场“惠企利民政策在身边”主题系列现场新闻发布会，就走进了医院、养牛场、居民小区等现实场景，发布台对面，就是当地高青黑牛的养殖场景等。将新闻发布会开进“田间地头”，能让受众更直观地感受发布内容的针对性，增强信息的可信度和贴近性，同时也为公众的参与和互动提供了更多机会。
有效传播信息、回应群众诉求、讲述真实故事，这样的新闻发布会能最大程度把政策落实到群众心坎上，也是群众真正需要的新闻发布会。（逯海涛）
原标题：天真童年不该承受流量之毒
哭闹打架、暴饮暴食、测评成年人化妆品、模仿奇怪行为……近日据半月谈报道，多个社交平台上的亲子账号虽流量火爆、吸粉众多，但其发布的短视频引发争议。一些“亲子流量”账号已从记录孩子成长异化为制造营销“商机”。如一些博主为了售卖服装，让儿童衣着暴露，穿着露背装走“猫步”；有的一头卷发，戴着墨镜，涂着烈焰红唇在镜子前跳舞。还有一些博主和MCN机构刻意摆拍“博流量”短视频，故意制造矛盾冲突，用儿童哭闹打架“吸睛”。
所谓“亲子流量”，主要指父母等监护人通过利用子女生活内容获取网络关注和流量的行为。如果只是记录儿童的正常学习生活场景，甚至有稍微的加工或刻意的剧情表演成分，在互联网和短视频时代，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行为。然而，一些家长在利益驱使下，从儿童监护人变成了“儿童经纪人”。他们把儿童当做流量工具人，从人设打造到脚本设计，从流量运营到商业变现，披着记录儿童成长的外衣，游走在法律边缘，这种行为必须引起警惕。
父母作为监护人，虽然有权代理子女行使权利，从事相应的社会活动或市场交易行为。但需要以“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为前提和原则，不能损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全社会应当树立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好风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纵观报道所指的现象，一些监护人的行为显然违背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则。试问，让儿童拍摄大量的商业剧本，是否侵占了儿童的正常学习、休息时间？让儿童衣着暴露走“猫步”，是否考虑过儿童的感受，泄露了儿童的隐私？制造儿童暴饮暴食，“爆哭打闹”“姐妹争宠”“兄弟互殴”剧情时，是否考虑过儿童的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显然，一些把儿童当做流量工具人的行为，会让儿童的心理产生阴影，学业受到耽搁，还可能让儿童的三观扭曲，面对网络上的负面评价或网络暴力，难免会产生心理焦虑、自卑等严重问题。
父母等监护人本该成为保护儿童的首要责任人，而非将涉世未深的儿童推向互联网和短视频的浪潮中任其遭遇风吹雨打，甚至刻意让儿童承受不该承受的压力以迎合网络。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和网络平台更应有所作为，通过技术手段管控对“亲子流量”的过度开发，限制相关视频的传播和扩散，进而做到釜底抽薪，让监护人多些清醒，少些对利益的沉迷，将儿童从“网络沉迷”中解脱出来。（史洪举）
原标题：“中国购”背后是中国智造
“两个行李箱已满，但购物清单上的‘心动标记’还在疯长。”从服装、食品到智能手机、翻译器，从智能家居到小家电，近年来，外国游客的购物清单不断拓展丰富，从“中国游”到“中国购”正成为一种新趋势。
曾经，中国消费者习惯从其他国家购买美妆产品、小家电、潮流商品等。如今，不少外国游客把箱子装得满满当当，把代表中国文化、凝聚中国创造的中国商品带回去。这种转变的背后，有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大，更有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坚实支撑。
“买买买”本身是一种生活刚需。以厨房商品为例，烤面包机、木炭烤架、微波炉、保温瓶、炊具等中国商品占据很大的海外市场，闹钟、雨伞、晾衣架、熨斗、玩具等小商品也深受世界人民喜爱。此外，充满炫酷科技的三折叠屏手机、AI智能商品等，也深深吸引外国游客。这些商品在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同时，也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连接点。
在“中国购”的火热中，万千中国企业再次被世界看到。有的从来料加工，到创设品牌，再到引领国际潮流；有的从“鸡毛换糖”做起，最终成为“世界超市”；有的深耕实体经济，把一件商品做到极致；有的立足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在AI终端领域领跑全球……这些中国企业多数是民营企业，他们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摸爬滚打，在技术创新的比拼中突出重围，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迎难而上，走过万水千山，才走到世界消费者面前。这些商品带着中国文化的热度、中国创造的智慧，也传递着中国人开拓进取、创新创造的精神，成为深度认识中国的另一扇窗口。
世界消费者无不是用脚投票，旅游“流量”变消费“流量”，折射出中国市场的强大魅力。签证便利化、免税政策实施、配套服务优化，打造集旅游、购物、文化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让全球游客“玩得开心、买得放心”，更有利于激活中国消费市场，更好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打造中国智造硬实力。（艾丹）
原标题：谨防“先用后付”甜蜜外衣下的消费隐患
近年来，凭借灵活、便捷优势，“先用后付”在电商平台迅速普及。“先用后付”，顾名思义，就是满足特定条件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可先0元下单试用，待确认接受商品时再支付款项的一种新型消费模式。
表面上看，此种消费模式让消费者占据主动，实则暗藏“隐形陷阱”。在开通环节，部分平台将“先用后付”设置为支付页面默认推荐选项或者优先选项，有部分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用，导致后续未按时还款而产生了逾期费用，甚至出现信用风险等问题。
容易催生冲动消费。无需即时支付的模式不仅降低消费门槛，还延后对实际花费的感知，一些消费者抱着“不买白不买”的心态盲目下单，等到还款期限临近，才发现自己堆积了大量不必要的账单。尤其是“一老一小”群体，因认知能力有限，更容易受到影响。还有甚者，因过度依赖这种支付方式，陷入以贷还贷的恶性循环。
某些不良商家还借此“钻空子”，利用消费者试用环节的疏忽，以次充好、虚假宣传，而当消费者发现商品质量问题要求退款时，又以各种理由拖延，最终只得自认倒霉。笔者在某投诉平台以“先用后付”为关键词搜索，随即弹出400余条相关投诉信息，其中，产品质量、默认开通、关闭步骤繁琐、不知情订阅、诱导分期付款、罚息过高等成为投诉“重灾区”。
因此，消费者在面对“先用后付”的甜蜜诱惑时，务必保持清醒、瞪大眼睛，仔细阅读服务协议，了解收费标准、还款方式及逾期后果，切勿因一时便利忽视潜在风险。更重要的是，职能部门要加强对这一新兴消费模式的规范与监管，督促平台完善规则、透明收费，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成辉）
原标题：保障随迁子女教育是推进社会公平之举
进入5月，各地义务教育学校新生报名陆续启动，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有媒体盘点发现，多地优化政策细节，降低入学门槛，特别是外来人口流入大省，多措并举，切实提升随迁子女入学的便利性和公平性。
比如，浙江省明确提出，今年将为持有居住证的农民工随迁子女100%提供义务教育公办学位。成都教育局也发布消息称，将在3个区（县）率先试点实施随迁子女就学“零门槛”“随到随读”“全公办学位”。早在今年初，苏州已发布新政，将随迁子女申请积分入学的条件之一的连续居住时限由1年缩短至6个月。
放宽入学条件、扩大公办学位供给、简化申请流程……不难想象，这些孩子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读的路径将更加通畅，就读机会更加可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怀进鹏透露，全国2895个县全部实现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城镇务工随迁子女85%都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相信随着眼下随迁子女入学门槛再降，这一数字还将持续上升。
随迁子女教育难题获解，是推进教育均衡普惠的必然结果，也是推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从“限制性准入”转向“服务型保障”，到将保障其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写入国家层面的专门性文件，再到进一步界定和细化“保障”之要求与内涵，我们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更加公平、便利、优质的服务的方向与追求始终未变。
通过降低入学门槛，提供公办学位供给，解决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让其有学上、上好学，是城市应当履行的公共服务责任。这些年来，进城务工人员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也理当享受所在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自然包括共享义务教育发展成果。而且，对于不少城市尤其是外来人口净流入城市来说，“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入学高峰已经平稳度过，释放出一定的教育资源，各级政府也获得了一定的统筹调配空间，在此情况下，推进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有一定的现实条件与基础。子女教育问题的妥善解决，也将让更多流动人口能够安心在城市安家乐业，这也正是城市未来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与力量源泉。
让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入学路更加通畅，更好满足他们对高质量教育的期待与需求，离不开除政府外其他社会多方力量的支持和关注。期待更多地方积极行动起来，丰富随迁子女的教育选择，让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更好更快融入城市生活，在新环境中找到归属感和方向感。（光明网评论员）
中工网评论员 陈婉扬
又是一年毕业季。据近日《解放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部分高校提出要求，学生的毕业论文除了要通过查重外，还需检测AIGC（AI生成内容）工具使用情况。这意味着，若检测结果显示论文的AI生成率过高，学生可能面临重新修改、二次答辩甚至无法毕业等情况。
现实中，不少学生反映，一些AI检测工具存在误判问题：有的学生在同一平台对同一文档进行AI检测，第一天的检测率为10.37%，第二天上升至27.54%；有的学生论文中的原创内容整段被系统判定为AI生成；还有学生发现，即便论文主要内容是数学公式，系统仍显示AI检测率超过30%……面对“黑箱”一般的AI检测工具，学生不得不反复修改论文，甚至付费请商家降重，承受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AI检测工具到底靠不靠谱？有专家表示，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AI模型和检测模型之间其实还在一场“互相猜测”的博弈里，将其作为评价标准，有合理性但也存在局限性——“很多判断其实都掺杂了AI的‘主观经验’”
不可否认，有些工具确实发现了学生过度使用AI的情况。但以目前的准确性来看，将其检测结果作为重要判定标准，未免操之过急。
一些高校已在积极探索如何更科学规范地使用AI工具。比如，有的高校明确列出AI在毕业论文写作各环节中的具体应用规则——允许在文献检索与管理、参考文献格式检查上使用，但要求复核确保真实性；禁止直接使用AI工具撰写论文正文、致谢等部分；有的高校将教育教学领域的AI工具应用划分为禁止使用、限制使用、鼓励使用等三种类型，分级分类管理……这些做法不仅能为AI工具在教学应用中提供明确界限，有助于二者更好地融合共生，值得进一步探索。
事实上，人们对毕业论文“AI检测率”的争议，是当下AI融入教育体系的一个缩影。以审慎、包容的态度，逐步摸索出更科学合理的应用路径，应该成为共识。既要鼓励使用AI工具，赋能教学与学习，也要制定好规则，积极应对其应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如此，才能更合理地驾驭AI技术，使之更好地服务人们的工作与生活。
中工网评论员 陈婉扬
又是一年毕业季。据近日《解放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部分高校提出要求，学生的毕业论文除了要通过查重外，还需检测AIGC（AI生成内容）工具使用情况。这意味着，若检测结果显示论文的AI生成率过高，学生可能面临重新修改、二次答辩甚至无法毕业等情况。
现实中，不少学生反映，一些AI检测工具存在误判问题：有的学生在同一平台对同一文档进行AI检测，第一天的检测率为10.37%，第二天上升至27.54%；有的学生论文中的原创内容整段被系统判定为AI生成；还有学生发现，即便论文主要内容是数学公式，系统仍显示AI检测率超过30%……面对“黑箱”一般的AI检测工具，学生不得不反复修改论文，甚至付费请商家降重，承受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AI检测工具到底靠不靠谱？有专家表示，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AI模型和检测模型之间其实还在一场“互相猜测”的博弈里，将其作为评价标准，有合理性但也存在局限性——“很多判断其实都掺杂了AI的‘主观经验’”
不可否认，有些工具确实发现了学生过度使用AI的情况。但以目前的准确性来看，将其检测结果作为重要判定标准，未免操之过急。
一些高校已在积极探索如何更科学规范地使用AI工具。比如，有的高校明确列出AI在毕业论文写作各环节中的具体应用规则——允许在文献检索与管理、参考文献格式检查上使用，但要求复核确保真实性；禁止直接使用AI工具撰写论文正文、致谢等部分；有的高校将教育教学领域的AI工具应用划分为禁止使用、限制使用、鼓励使用等三种类型，分级分类管理……这些做法不仅能为AI工具在教学应用中提供明确界限，有助于二者更好地融合共生，值得进一步探索。
事实上，人们对毕业论文“AI检测率”的争议，是当下AI融入教育体系的一个缩影。以审慎、包容的态度，逐步摸索出更科学合理的应用路径，应该成为共识。既要鼓励使用AI工具，赋能教学与学习，也要制定好规则，积极应对其应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如此，才能更合理地驾驭AI技术，使之更好地服务人们的工作与生活。
中工网评论员 李靖
据5月19日《工人日报》报道，在湖南桂阳、广东乐昌等10多个县市，出现了“网约摩的”，其因价格低、出行方便灵活，受到一些消费者的欢迎。但也有人质疑，“网约摩的”能否上路运营？安全如何保证？
“摩的”，很多人并不陌生，多年前曾流行过，后来随着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逐步完善、出租车的兴起、私家车保有量的上升，以及各地禁限摩政策的推出等，逐渐退出了市场。
如今，借“网约”平台之力，“摩的”重回人们视野，但将其纳入营运交通工具是否可行，还需进一步论证。
首先，是市面上的民用摩托车能否满足营运车辆的相关要求？目前，国家和地方对载人营运网约车的硬件和软件有一系列规定，例如，要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轴距、排气量乃至电量续航、强制报废年限等，都有明确要求。但对“网约摩的”而言，这些方面还是空白的。
其次，安全性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现在的摩托车在整体质量方面较十几年前有了明显提高，网络技术的加持、交通监控技术的日益成熟，也使得摩托车出行安全有了更好保障。但是，个人骑行与营运载客不同，后者对安全性的要求显然更高。
再有，是相关法规与政策的适配性问题。比如，摩托车的营运资质该如何解决？哪些类型的摩托车可以作为营运车辆？“网约摩的”司机应该有哪些门槛儿？网约出行保险能不能扩展到营运摩托车？等等。
对“网约摩的”这个新事物，既要倾听人们的真实出行诉求，也要在严把安全关的基础上综合施策。“摩的”能否搭上“网约”的“快车”，还需要有关各方的深入探讨与评估，对此，人们不妨多些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