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workercn.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5/12/24/2671262_450x50000.jpeg?r=1766563215032漫画作者：陈义超近日，由中央网信办主办的2025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奋斗的你我 奋进的中国”为主题的活动，是一次网络内容的筛选与展示，为迎接“十五五”、逐梦新征程注入澎湃的精神动力。网络空间如同一片璀璨星河，每一个积极向上的声音，每一次温暖人心的互动都凝聚着奋进的力量。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既聚焦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也关注平凡个体的细碎温暖，既在网络空间中传递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也引导着广大网民朝着光的方向前进。从坚守边陲的护林员到实验室里攻坚克难的科研人员，从街头巷尾服务社区的志愿者到万里铁道线上默默坚守岗的铁路职工，无数奋斗者的故事等待被挖掘、被传颂。那些看似微弱的点点星光，汇聚起来便成了照亮前路的璀璨火炬，无数平凡人散发的微光交融汇聚成温暖的洪流，润泽四方，引领我们心向光明，无畏奔赴未来。有影响力的网络精品，应当既有思想的深度，能够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社会价值、国家命运的思考；又有情感的温度，能够触动人心最柔软的部分，唤起共鸣与共情；更要有时代的广度，能够反映社会变迁的脉络，捕捉时代精神的特质。这样的作品才能穿越信息洪流，直抵人心，形成持久的社会影响力。“十五五”时期将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关键一跃。新征程上，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越是如此，越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越需要正能量的鼓舞。2025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将网络空间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牢牢把握正确导向，用优质内容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让我们期待，通过2025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能够涌现出更多记录时代、鼓舞人心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将如点点星光，汇聚成照亮前行道路的璀璨星河；将如涓涓细流，融汇成推动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的磅礴力量。在奋斗中书写个人华章，在奋进中绘就国家蓝图，这正是新时代最动人的叙事，也是网络空间最应传播的正能量。（张海根）
“十四五”成就显著，“十五五”开局在即。
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我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昨天举行的十二届市委八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为未来五年上海发展描绘出关键蓝图。
“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上海而言，要在2035年如期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十五五”是乘势而上的全面发力期，也是转型升级的攻坚决胜期。
我们应该清醒看到，“十五五”时期上海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与此同时，上海自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这将是一个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判断，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是重大国家战略集中承载地，也是许多重大改革事项的先行试验地，历来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征程上，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自身努力的持续性牢牢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强化全局意识，升级战略思维，始终坚持“四个放在”，准确把握上海发展的政治站位、总体定位和实践落位，从落实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奋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此次全会明确了“十五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提出了“十五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对上海而言，乘势而上、全面发力，就是要抓住机遇，坚持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相结合，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同发力，着眼更好发挥先手棋作用，推动“五个中心”建设全面加速、“四大功能”整体跃升，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相结合，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注重运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为发展增动力、激活力。
转型升级、攻坚决胜，就要深刻认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更大力度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深入打好城市转型升级的攻坚战。这就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转型、质量效益提升、空间布局优化，稳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内需经济增长拉动力、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
推动“十五五”扎实开局起步，当务之要是做好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我们要把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学习贯彻上海规划《建议》结合起来，干字当头、奋力一跳，在挑大梁作贡献上展现新作为，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未来五年，上海要准备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愈是如此，愈是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在多重目标中保持动态平衡，在多重约束中寻求最优突破，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以自身努力的持续性牢牢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使命催人奋进，蓝图振奋人心。推动“十五五”扎实开局起步，我们必须为国担当、勇为尖兵，干字当头、砥砺奋进，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解放日报评论员）
“‘日本拥核论’严重背离了‘无核三原则’”“必须遏制日本拥核野心”“日本政府必须进行反省”……连日来，围绕日本首相官邸高官公然宣称“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的谬论，国际舆论广泛发出批评。联系到日媒报道称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修改“无核三原则”、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推进讨论“无核三原则”时不排除任何选项，日本政府在拥核话题上接二连三的危险动向，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已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严重威胁。https://www.workercn.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5/12/24/2671310_700x50000.jpg?r=17665666358751967年，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国会发言时提出“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1971年，“无核三原则”被正式写入日本众议院决议，成为其对外彰显和平立场的信用底线。但近年来，日本政坛右倾化趋势愈演愈烈。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在扩充军备方面的一系列动作，暴露了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也让日本的“无核”承诺沦为一纸空文。从法理层面看，日本拥核图谋违背了《波茨坦公告》等文件规定的国际法义务和“和平宪法”的国内法约束。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国家，必须完全恪守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规定。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也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从道德层面看，日本作为二战侵略者，犯下的历史罪行罄竹难书，根本不具备持有核武器的道德资格。然而，日本国内右翼势力长期淡化、否认侵略历史，甚至通过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为军国主义招魂。这种对历史的漠视与背叛，让世界对其能否坚守和平底线充满怀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作为迄今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本应铭记核灾难、倡导无核世界，但日本右翼政客却将这份历史伤痛扭曲为拥核借口，完全背离了人类共同的和平愿景。日本广岛县议会全体会议22日一致通过一份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强调“80年前广岛和长崎遭遇的灾难不能重演”。https://www.workercn.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5/12/24/2671312_700x50000.jpg?r=1766566655936令人担忧的是，有统计显示，日本长期以民用核能发展为幌子，秘密囤积了47吨分离钚，这一数量远超其民用核电的实际需求，足够制造约6000枚核弹头。日本一旦拥核，将打破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引发“核多米诺”效应，从而进一步加剧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对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更值得警惕的是，拥核可能会给日本右翼势力注入“强心剂”，使其在国际争端中更加嚣张跋扈。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军国主义一旦失去约束，便会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若拥有核武器，日本极有可能重拾侵略性对外政策，在领土争端、地区事务中动辄以核威慑相要挟，甚至引发局部冲突乃至核战争，给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重大灾难。作为二战战胜国，中、俄、美、英等国负有制止日本拥核这一危险动向的法定责任。目前，中国、俄罗斯等国已对日本官员的“拥核”言论发出警告，强烈敦促日方恪守国际法和自身宪法，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狂奔下去。朝中社也指出，日本拥有核武器的野心必须被彻底制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心，既要强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力度，倒逼日本公开核材料储备与用途；也要发挥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通过决议形式限制日本核技术发展；更要推动二战战胜国履行法定责任，协同发力形成遏制合力。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军国主义的幽灵从未远去。日本拥核图谋不仅是对受害国人民情感的再次伤害，更是对全人类和平发展的公然挑衅。坚决制止日本拥核企图、守护战后和平秩序，既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对未来的负责，更是构建无核世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的必由之路。如果日本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国际社会绝不答应！（国际锐评评论员）
https://www.workercn.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5/12/25/2671548.jpg?r=1766620934699赵春青/图 陈曦/文据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作为特种设备，电梯维护与保养有严格的标准化流程，行业内有电梯安全“三分靠制造，七分靠保养”的说法。然而，不少读者反映，自家小区电梯维保存在以修代保、走过场、记录造假等问题，为电梯安全埋下隐患。电梯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电梯维护保养规则》等都对电梯维保的主体、内容、周期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揆诸现实，一些小区的维保工作浮皮潦草、敷衍了事，其背后是专业维保人员不足、行业陷入低价竞争、物业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电梯系统精密而复杂，由数万个零部件构成，一个小零件的磨损、老化，便可能“牵一发动全身”，引发难以挽回的后果。压实电梯维保责任，正是为了及时发现问题、掐掉苗头，避免小隐患酿成大事故，切实保障公共安全。为今之计，一方面须着力破除行业内卷，出台维保价格指导标准，创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机制；另一方面应督促维保单位守土尽责，借助扫码、人脸识别等技术，确保维保过程可追溯，不给造假留任何空间。
“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并且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真痛快”——12月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2025年新征文物史料。在侵华日军士兵写给父亲的信中，屠杀竟如游戏般愉悦，揭露出军国主义泯灭人性的残暴。
不久前，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在展陈翻新计划中提出，意欲将现有资料中的“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将“侵略”改为“进入”，遭到一些长崎市民的坚决反对。市民团体成员关口达夫说：“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各国民众假如看到‘侵略’改为‘进入’，只会认为日本企图掩盖负面历史。”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年份，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本应深刻反省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然而，日本一些人和势力不仅变本加厉地对侵略罪恶进行掩盖、美化与翻案，甚至妄图推动军国主义借尸还魂。这种与国际社会历史认知背道而驰的错误行径，严重违背国际共识与人类良知，严重危害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
（一）
11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该国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试图武装介入的野心，更是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这样的露骨越线挑衅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余毒未消的本质。
在日语语境中，“有事”意为“紧急情况”“重大危机”。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军国主义辞典中的惯用话术。
1894年，日本声称朝鲜半岛出现“危机”威胁日本安全，出兵朝鲜继而发动甲午战争；
1904年，日本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动向认作“危机”事态，偷袭驻扎在中国旅顺港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占领中国东北南部地区；
1931年，日本以“行使自卫权”为由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1937年，日本借“华北危机”酿成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紧随的是“八一三”事变、南京大屠杀；
1941年，日本将“是否袭击珍珠港”视为“威胁日本存亡”，点燃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
…………
每当日本军国主义想要侵略扩张，都会先将自己装扮为受人压迫、退无可退的形象，颠倒黑白地动员国内支持。一旦时机成熟，则会不认对手、不计后果、不宣而战、不择手段。日本现职领导人，敢于堂而皇之妄言妄行，其背后正是军国主义基因在作祟。
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主导力量，也是战后右翼势力的思想根基。近代以来，天皇中心主义、武士道和神道教等精神结构中的糟粕，被日本统治集团系统性利用与重塑，又进一步结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西方思想的糟粕，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体系中，“皇国史观”突出天皇神性，主张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武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被废除，但武士道精神却被推广为全民道德，扭曲为对战争的狂热和对生命、死亡的漠视，以及对战争发动者的无条件愚忠；从西方引进的社会进化论则异化为“弱肉强食”理论，为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提供“科学依据”。
日本军国主义与武士道精神的异化密不可分。武士是日本封建社会特殊的阶层，多为封建领主的家臣。有研究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本统治集团看来，武士道精神最大的利用价值是一种“奴道”。武士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就是“为主家”：第一是拥护主人，第二是拥护自己的家和生存。为此哪怕做出“复仇”“切腹”等极端行为，极尽残忍手段他虐自虐，仍然都是武士“与高贵身份相伴随的义务”。
同时，军国主义的形成，必然不能只停留于思想和文化，一定要形成一种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义勇奉公”等武士的最高原则，又被拿出来作为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润滑油，进行全民动员。
从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强调军人要尚武勇、尽忠节，成为对外扩张、对内统治的暴力机器；到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将“忠君爱国”确立为教育核心，推行皇民教化和奴化教育，使民众绝对尊崇天皇、服从国家战争意志；再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强推武士道德全民化，使其化为全体国民效忠天皇的公德；直至1900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制定“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赋予军部不受内阁制约的特权……武士道就这样一步步被异化为驱动战争机器的意识形态引擎，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衍生出军国主义三大狰狞特征。
一是侵略战争神圣化。日本历史学家木坂顺一郎曾发问：“对于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民众为什么不加以反对？那些主动选择毁灭之路的士兵们、参加惨不忍睹的大屠杀的男人们、高呼万岁把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的女人们、饥肠辘辘地在工厂为生产武器而拼命干活的学徒工们——他们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这场战争？”答案就是，军国主义将侵略战争神圣化。建立于明治时期的靖国神社，就是这样的军国主义招魂之所。在这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奉为“神灵”，残酷的杀戮被描绘成神圣的献祭。日本军国主义利用这种“国家神道”的宗教装置，将战死者神格化，诱骗一代代日本人甘愿沦为战争的炮灰和祭品。
二是鼓吹种族优劣论。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在攻占新加坡后公然宣称：“日本是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而针对日军在中国进行的野蛮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曾明确记载了军国主义的歪理邪说——“日军的首脑认为这场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神道教铸就的民族优越感，被军国主义用来鼓吹“人种差异”“优胜劣汰”，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生存发展论”“生存自卫论”，炮制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战争”“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战争”等谬论，作为侵略奴役其他国家的思想武器。
三是漠视生命，轻启战端。在日本军国主义即将失败的1945年，日军大本营还下达“决号作战准备纲要”，意图“一亿玉碎”，负隅顽抗。武士道精神推崇“向死而狂”，在军国主义的操弄下，所谓的“死之觉悟”，演变成了对侵略毫无底线和不计代价的贪婪与冒险。早在幕末时期，代表极端民族主义的“变革先驱”吉田松阴就抛出了“得失互偿论”，主张“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这一理论迅速被山县有朋等人奉为圭臬，并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将日本的国家安全边界无限外推，认为只要“利益线”受阻，便可轻启战端。今天日本一些人动辄把包括台海在内的地区归为日本的“新生命线”，同20世纪初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侵华战争炮制“满蒙生命线论”的行径臭味相通、如出一辙。
日本军国主义的演变，是国家机器逐步被军事独裁势力侵蚀，进而彻底绑架全体国民的“癌变”。而日本军国主义在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孽生，演变出一部充满了血腥与罪恶的扩张史，给亚洲和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正是鉴于日本军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浩劫，战后日本才被明确剥夺其交战权，从制度上铲除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土壤。
（二）
百年前的日本军国主义话术在今日重现国际社会，不禁引发人们追问——当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清算是否彻底？
80年前，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伴着电波杂音播出的《终战诏书》中，并未出现“投降”的字眼。日本在战胜国的安排下选择了放弃交战权的和平道路，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新接纳。然而，战后的日本没有对军国主义完成彻底清算，从官方到民间不断滋生着种种反动和危险的思潮，甚至形成有计划的行动，这种披着“和平国家”外衣的“新军国主义”，逐渐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真正危险所在。
战后“新军国主义”的丑陋表演有各种舞台，靖国神社无疑是最为典型的地方。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重要象征，靖国神社反倒成了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照妖镜”。
多年来，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客推动“新军国主义”崛起的重要政治举动。有人在这里高呼“光荣回到靖国神社”，再现欢送侵略者出征的场景；有人在这里纪念“为国捐躯的英灵”，故意同别国纪念卫国烈士混为一谈；有人满口讲着和平，却在这里主张“死者无罪论”，逃避加害责任；还有人做出理解“受伤害国家人民感情”的样子，明明是首相，却以“个人行为”为战犯招魂；更有人自己长期坚持参拜，还推动更多日本政要乃至日本天皇参拜，散布靖国神社所承载的军国主义思想。早在2007年8月，高市早苗就以安倍晋三内阁阁僚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此后她成为靖国神社的常客。记录显示，从2014年至今，高市早苗共参拜靖国神社超过10次。
在日本“新军国主义”势力的鼓噪下，武士道精神中的痼疾又再次被改造利用，军国主义思想的变种层出不穷。右翼势力奉“皇国史观”为核心价值，武士不可对天皇“不恭”，战争苦果“不能不由全体国民品尝”，“一亿国民总忏悔”可以，却不许任何具体的人或群体服罪担责；战犯提前释放，摇身变为“保存国体而忍辱负重”的义士，在日本政坛形成“军国主义遗族政治”链条；“大和民族优越论”分解潜藏于“正常国家”“主导亚洲”“盟友价值”“日本无罪”等主张之中；大肆宣扬“玉碎”“神风”乃至“三光”“百人斩”等均是武士道精神体现，用悲情色彩涂抹战争，用“英雄叙事”替换罪恶……军国主义思想在战后流毒蔓延，逐步形成了日本危险行动的政治风向和社会土壤。
政治上，“新军国主义”不断架空“和平宪法”，加速推动社会右倾化。长期以来，借追求“正常国家”之名，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核心精神被日本右翼势力层层架空，“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无核三原则”岌岌可危，“武器出口三原则”等战后约束日本军国主义的限制性规范接连被突破。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体制特别是交战权限制的束缚，朝着“军事大国”迈进。
军事上，“新军国主义”打着“自主防卫”的幌子，行穷兵黩武之实，将日本打造为极具进攻性的“能战国家”。日本国会近日通过2025财年补充预算案，追加1.1万亿日元防卫相关费用，使其年度防卫费总额推高至创纪录的约11万亿日元。自卫队军衔名称计划于2026财年变更，被日本殖民和侵略的国家最痛恨的“大佐”等称谓都要改回来。自民党内部人士声称，应摒弃以往刻意回避军事术语的“非必要”习惯，通过明确称谓强化自卫队的“国防组织”定位。高市早苗此前亦公开表态，称日本应将自卫队正式升格为国防军。近年来，日本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向自主进攻型加速转向，当前自卫队已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无论名与实，日本在多个领域实现了突破战后体制束缚的危险动向。
文化上，“新军国主义”持续推动历史修正主义叙事，企图通过教育洗脑毒化日本年轻一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多次推动篡改历史教科书表述，否定或美化侵略战争，声称“南京大屠杀虚构”“存在争议”。今年4月起，日本全国初中陆续启用新版教材，在多数教材中，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或用“南京事件”一笔带过，对加害者身份避而不谈；或在脚注中稍有提及“南京大屠杀”，却抛出“受害人数尚无定论，仍在研究中”的论调，公然否认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
外交上，“新军国主义”一面以“地区安全维护者”自居，一面又频频挑起争端。近年来，日本摒弃了战后以和平主义存世的立身之本，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蓄意煽风点火，通过强化与美英澳等国的同盟、准同盟关系，刻意挑动地区阵营对抗。这种以威慑替代协商的行事逻辑，与战前日本以“生命线”“利益线”为名推行的扩张政策毫无二致。先是故意挑起争端、人为制造和煽动“威胁”，再以此转移国内矛盾、增加个人支持率，越来越成为近年来日本政客为稳定执政基础而屡试不爽的基本操作。
更值得警惕的是，旧军国主义用来蛊惑日本国民“奔赴战场，敢于为天皇奉献生命”的《教育敕语》又粉墨登场。安倍内阁时期，日本政府通过答辩书，宣称不排除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的可能性。《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这可看作是政府“企图回归战前价值观”行动的一环。有媒体曾在2017年曝光，当时与安倍晋三关系密切的右翼团体开办的幼儿园，强制要求幼儿背诵《教育敕语》。高市早苗自幼便熟读《教育敕语》，早年间更曾公开赞赏《教育敕语》，称其非常“精彩”。可以看出，高市早苗不仅在武力涉台上表现出军国主义思想倾向，在思想教育领域同样积极推动历史修正主义教育政策，恢复战前军国主义价值观和强化“爱国”意识形态，系统继承了军国主义基因。
（三）
很多学者都曾对比研究过战后对日本和德国的不同处置：一是德国战后为盟军共同占领，日本则为美军以盟军名义独占；二是德国和国际社会对纳粹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而日本从战争发动者，到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以及国家责任等层面的清算均不彻底；三是战后存在排斥二战重要当事方的对日单独媾和，后又在安保合作名义下，事实上为日本动武解套和松绑。
有学者指出，未被切断的权力传承链条，让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休眠火山。战后日本高度承接了战前的政治势力。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侵略历史，意图摆脱“战败国”身份，同企图淡化侵略行径的历史修正主义形成内在勾连，推动突破“和平宪法”和战后国际秩序束缚，为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埋下邪恶伏笔。
在战后80年的演变中，日本右翼政客为军国主义披上“民主”“法制”“安全”的虚假外衣，捏造了一套自相矛盾的“新军国主义”逻辑。
“新军国主义”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冲击。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深重历史罪责。台湾本来“无事”，因日本侵略殖民才“有事”。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明确对台湾问题作出政治承诺。高市早苗的言行无视日本既有承诺，严重损害中日互信基础，不仅引发中方的强烈抗议、严正交涉和反制，也受到包括多位日本前首相在内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批评。
“新军国主义”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恶劣影响。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高市早苗奉行历史修正主义政策，日方发表大量反俄言论，与其声称的对俄关系正常化意愿互相矛盾；韩国政府对高市早苗声称独岛（日方称竹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表示严正抗议，并暂停了原定于11月举行的韩日联合演习。鉴于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内核是全面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哪怕对美国等日本盟友来说，实有养虎为患之虞。
“新军国主义”对日本和日本人民产生实质损害。日本议员山本太郎指出，与中国发生矛盾，日本是没有未来的。对抗一旦升级为冲突，日本根本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和人口支撑大规模战争，更没有足够的经济缓冲链条，整个国家的运转都会轻易受挫。随着日本2026年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日本民众愤怒地将这一造成增税、削减民生支出的政府行为称为“减寿大军扩”。
日本《东京新闻》称，一个国家若不能正确对待历史，也难以把握未来，而高市早苗正带领日本走进一场危险赌局。不惜轻言战争威胁地区安全的政客终将为千夫所指，不惜牺牲本国国民福祉也要强军扩武的“新军国主义者”终将难逃覆灭下场。
（四）
“时机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而将日本帝国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80年前，《波茨坦公告》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依然发人深省，也依然是当今日本需要正视和回答的问题。军国主义阴魂能否从日本彻底清除，关乎日本国家与国民如何立足并取信于国际社会。
德国对待纳粹的做法，是日本的一面镜子。就在本月，德国政府宣布将在柏林新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暴政下的波兰受害者，并归还一批二战期间德方侵占的波兰文物。“铭记历史，正视过去永无止境。德国始终恪守其历史责任。”德国总理默茨的表态，是德国社会在二战后一系列深刻反思的延续，这也是德国重新赢得国际接纳与信任的重要原因。
反观日本右翼势力，不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责缺乏反思，甚至还同日本新纳粹代表人物合影，为美化希特勒书籍写推荐语。前首相麻生太郎更曾公然表示“日本应效仿二战前德国纳粹做法，在安静的环境中推动实现修宪”。试想，如果这些人在欧洲有如此言行，定将声名狼藉从政无望，甚至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言行在日本还得到相当民调支持。不久前，日本足球运动员三笘薰手持二战日本军官小野田宽郎的照片，在英国参加了一场关于一战的纪念活动，引发强烈批评。小野田宽郎被称作日军“最后投降的兵”，曾在菲律宾犯下滔天罪行，但多年来被日本包装成所谓“战争受害者”“忠诚坚韧的民族英雄”。这个至死没有悔改的军国主义者，如今竟作为和平活动的宣传物料登陆欧洲，足见军国主义的毒害和麻痹之深，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之紧迫。
台湾问题更是如此。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不可动摇的普遍共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不仅把日本当年“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明确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成果，构成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近期在中国大陆首次以上下部形式上映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将1930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搬上银幕，史诗般还原了台湾人民血性抗日的历史。当年，英勇的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如磐石，意志坚不可摧，能力今非昔比。中方绝不允许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绝不允许外部势力染指中国台湾地区，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国际社会需要看清，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错误言行，绝非意外偶然。近些年日本防卫费十三连增，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多次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步步掏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对日明确规定的条款，违背自身在日本宪法中所作承诺，“新军国主义”不再是暗流，正实实在在威胁全球和平发展。
如果高市早苗之流的言行得不到纠正，将给其他国家树立恶劣先例，一些势力或将跟风效仿，挑战既定国际规则和秩序。这不仅会侵蚀国际治理的根基，更可能对全球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造成冲击，影响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
任由“新军国主义”放出牢笼，终将危害全世界。九一八事变直接策划者、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最终战争论》中构建了一个疯狂的战略理论：世界主要可以分作美国、欧洲、苏联、日本四个集团，世界终将爆发一场决定性的大规模战争。日本必须通过工业化、军事化与社会整合来准备这一场同美国的“最终决战”，完成世界大一统。军国主义者具有顽固的宿命色彩，认为战争不是人类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不可避免的洪流；军国主义者具有疯狂的赌徒心态，哪怕是面对十倍于己的对手，也要“赌上国运”不惜全民战争。
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留下忧心忡忡的政治遗嘱：“只要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人还处在国家中枢，这个国家就没什么大问题；等我们都走了，才是可怕的时候。”随着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加剧，这些政治预言正面临变为现实的巨大风险。
11月21日，中国代表致函联合国，强调高市早苗有关言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是对14亿多中国人民和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公然挑衅；11月24日，日本致函联合国无理狡辩，称其防卫基本方针是“专守防卫”的被动防御战略，并对中方无端指责、倒打一耙；12月1日，中国再次致函联合国，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高市早苗却把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与“台湾有事”相关联，暗示对中国动用武力，这显然超出了日方所谓“专守防卫”“被动防御”的范畴，日方的说法自相矛盾，是在欺骗国际社会。该函作为联合国大会正式文件，向全体会员国散发，法国、俄罗斯、南非、柬埔寨、越南、老挝、西班牙、乌干达、土耳其、缅甸、泰国、哥伦比亚等国都发表声明，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多月来，高市早苗和日本外交部门仍在试图用“一贯立场”来搪塞敷衍。与此同时，一段高市早苗年轻时在国会质问日本时任首相村山富市的视频在互联网持续热传。“你认为哪些行为是侵略行为？”“你所说的过错具体是什么？”她当年胡搅蛮缠的提问，正适合反过来问问如今避重就轻的自己。日本的“一贯立场”究竟是什么立场？你对于日本侵略殖民又是什么立场？你能不能去联合国讲一讲，怎么看待和肃清军国主义？
“吾人决不许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中英美三国80年前劝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也是当今国际社会不容日本开历史倒车的呼声。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是一个真实而紧迫的现实危机。如果日方一意孤行、一错再错，一切主张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有权利对日本的历史罪行进行再清算，都有责任坚决阻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是国际社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底线，也是日本自身能否存续和平发展的原则底线。唯有如此，方能实现“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伟大愿景。（寰宇平）
与自然界的“草、灌、乔”结构不同，小微企业这种“小草”，是有可能长成“大树”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一是抓住市场痛点，二是创新突破
激励更多在市场一线的民企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促进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
近段时间，两条关于民营企业科技人才的新闻，引人关注。
一条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公布2025年院士增选结果，廉玉波、黄险波、吴凯3位来自民营企业的专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创下单届民企专家当选院士人数新高。
一条是，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名员工，凭借研发突破、技术转化，在公司内部的职称自主评审中获评高级职称。这得益于广州的一项改革，今年以来，广州遴选10家龙头民企，下放职称评审权，构建起“企业自主评价、政府备案监管”的新机制。
民企专家当选院士，地方政府支持民企饮“头啖汤”、开展职称自主评审，彰显的是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折射的是“创新不问出身”理念。
论英雄就是要不问出处，抓创新就是要“不问出身”。
从大与小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声名显赫的大企业，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都可能成为创新的重要力量。
有经济学者用“草、灌、乔”的结构形容民营企业的发展，因为与自然界类似，民营企业体量也分大小，也有小草、灌木、乔木。但“在自然界，一棵小草是很难长成一棵大树的”，与自然界的“草、灌、乔”结构不同，小微企业这种“小草”，是有可能长成“大树”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一是抓住市场痛点，二是创新突破。在科技创新大潮奔涌的当下，后者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这个角度而言，抓创新“不问出身”，是遵循企业成长规律的必然要求。
从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来看，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是国家创新生态的组成部分。
在人们的传统视野里，“从0到1”的科技突破，往往由高校、科研院所完成，民营企业更多在“从1到N”的环节发力。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创新生态，早已是百花竞秀的局面。从DeepSeek爆火，到宇树科技出圈，再到蓝箭航天在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上取得突破，民营企业日益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涵盖了80%以上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9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抓创新“不问出身”，也是立足创新生态的选择。
让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展现更大作为，需要在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
支持民营企业牵头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向民营企业开放，探索建立企业家科技创新咨询座谈会议制度……各地各部门推出的一系列举措，营造的是支持创新的良好生态，激发的是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在项目申报、创新平台建设、科技决策参与、科技奖励等方面做到一视同仁，民营企业将会拥有更大施展空间。
让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展现更大作为，也需要进一步深化科研评价体系改革。
长期以来，民企专家虽在技术落地、产业转化方面贡献突出，但由于科研评价往往更看重论文、奖项等“学术指标”，他们在职称评选等方面不占优势。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纠正重数量指标、轻质量贡献等倾向，推动科研评价体系朝“立新标”“看实绩”的方向转变。
激励更多在市场一线的民企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促进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相信，广大民营企业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将得到持续激发，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将会有更坚实的支撑。（谷业凯）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将外部风险挑战主动纳入国内经济发展全局进行系统谋划，为在复杂形势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供了清晰指引。
这一统筹方略是对当前国际经贸环境深刻变化的精准回应。面对美方所谓“对等关税”等外部冲击，今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近期中美在关税问题上虽取得阶段性缓和，但必须清醒认识到，美国战略围堵的总体态势并未改变，科技封锁、规则遏制、产业链干扰等手段仍在持续。在此背景下，“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的提出，是基于国际经贸斗争长期性、复杂性特点的战略升级，标志着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策略已从短期反应，转向涵盖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国际经贸话语权建设的系统性部署。
这不仅体现出强烈的风险研判意识，更彰显了我国直面外部挑战的战略信心。面对外部打压，我国采取一系列果断反制措施，打出多领域“组合拳”，成效逐步显现。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6%，实现量稳质升。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充分证明了我国应对策略的有效性与经济体系的强大韧性。
长远看，我国应对外部遏制的独特优势正在持续显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我们把握战略主动、实施精准反制提供了根本保障；超大规模市场内需潜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劲内生动力；全球最完整产业体系所构筑的供给韧性，为我国应对风险挑战、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坚实基础；丰富的人才资源，则是突破科技封锁、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这些优势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坚实根基。
当前强调“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正是要进一步激活、整合这些战略优势，化外部压力为内生动力，塑造我国发展与安全的主动权。一方面，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出发，扎实做好国内经济工作。这要求我们持续苦练内功，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夯实经济基本盘，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要主动塑造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通过深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培育数字贸易与绿色贸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路径，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在复杂博弈中争取战略主动。这一统筹思路，既防止随波逐流，又避免孤立封闭，有助于构建以内稳外、以外促内的良性发展格局。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中国经济航船必将继续破浪前行，也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金观平）
今年以来，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重点民生领域，多项政策落地助力强弱项补短板。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是促进经济循环的必然要求，对于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强化“投资于人”，对提升民生福祉、增强发展动能意义重大。近年来，我国持续增强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例如，各地向符合条件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每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受益范围广泛。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稳定和扩大就业、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等举措也在推进实施过程中。当政策聚焦人的全面发展时，不仅能点亮个体的生活希望，更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力。
不过，有些问题也值得重视。基础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间分配不均，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实训设备陈旧、师资力量薄弱；灵活就业者等群体的社会保障覆盖不足，职业伤害保障等制度仍需完善；长期护理、心理健康等新兴需求尚未得到充分关注；部分地方仍惯性依赖“铁公基”投资，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效益认识不足。此外，“投资于人”的效果评估体系尚不健全，难以精准衡量不同项目的社会回报率，导致资源优化配置缺乏科学依据。深化“投资于人”战略，应构建更精准、更可持续的政策体系。
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精准支持体系。政策设计应坚持以人为本，依据人的发展轨迹构建从婴幼儿照护到老年康养的连续性服务网络。关键在于建立精准识别与动态响应机制，通过专项计划、政策衔接与服务下沉，对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新市民、残疾人、老年妇女等脆弱群体实施分层分类保障，确保其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不掉队”。在就业上，须着力稳定重点群体就业，并创新完善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等制度，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在教育领域，应在推动资源均衡布局的同时，积极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深化职普融通改革，拓宽人才成长通道。
创新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机制。在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稳步提高民生保障支出占比的同时，必须创新机制，广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可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特许经营、专项债券等模式，综合运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市场机构在养老、托育、职业教育、健康等领域进行专业高效运营。对于技能培训、在职教育等具有显著正外部性的项目，可探索设立引导基金或提供风险补偿，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共担共享的可持续投入格局。
健全科学评估与长效激励的治理机制。提升效能的关键在于建立“监测—评估—反馈”的管理闭环。加快建立人力资本投资统计监测数据库，大力推广重大政策事前绩效评估与事后效应评价，并探索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运用社会投资回报率等工具进行量化分析，为政策优化提供坚实依据。根本之策在于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将人均受教育年限、技能人才占比、人均预期寿命、公共服务可及性、居民生活满意度等反映人的发展的核心指标，系统纳入地方考核，通过“指挥棒”的深刻转变，引导各级干部牢固树立“投资于人就是投资未来”的政绩观。（马玉 王海梅）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了人民的现代化，才有意义；依靠人民的现代化，才有动力。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摆在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揭示了发展与民生内在统一的深刻逻辑。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坚持人民至上，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红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阐明“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指出“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等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根本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锚定人民幸福这一“国之大者”，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民生连着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桩桩件件民生实事，折射“民呼我为”的主动担当，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的不变初心。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共产党人干事创业，为的是造福人民。我们党的百余年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百多年前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红船，到如今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密码，就藏在“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同甘共苦里，藏在“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的赤子情怀里，藏在“群众不脱贫，我就不离开”的担当奉献里。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只有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政绩，才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绩。奋进新征程，必须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步步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弄清楚群众“怎么想、怎么看”，才能决定“干什么、怎么干”。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就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突出问题导向。“群众”不是抽象的，也许是弯腰插秧的农民、是雨中疾驰的小哥、是卧病在床的老人；“问题”也都是具体的，可能是吃水用电，是就医上学，是交通出行，是种子化肥。利民之事，丝发必兴，民有所呼，我必有应。广大党员干部应聚焦问题、主动服务，多坐坐群众的板凳、听听百姓的唠叨，从“柴米油盐”中体察民生温度，从急难愁盼里找准工作方向。只有真正把民之所忧、民之所盼作为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着力点，才能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将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不断产生新期待，保障和改善民生面临新形势新要求。新期待呼唤新作为，改善民生，必须久久为功。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摒弃临时观念与“等靠要”思想，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发扬钉钉子精神，持续做好利民惠民之事，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面对时代考题与人民期盼，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强的魄力，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当好人民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领路人，全面推进民生工程，让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从脱贫攻坚战场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到民生领域织密扎牢保障网的持续发力，再到基层治理中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不懈追求，一路走来，枝叶关情。迈向“十五五”，国家富强之梦与人民幸福之梦紧紧交融，定能汇聚起14亿多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伟力，接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壮美华章。（屈媛媛）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对于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单笔金额不超过1万元人民币的个人逾期信息，个人于2026年3月31日（含）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央行征信系统将不予展示。
征信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央行征信系统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多年来在有效防范信用风险、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增强社会诚信意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征信业管理条例》为中心，部门规章、标准规范以及相关配套制度为补充的较为完备的征信制度体系，个人征信合法权益正在得到更加全面的保障。
近年来，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些个人的财务状况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未能按原借款合同约定时间偿还贷款。部分失信个体虽然事后已全额偿还债务，但信用报告仍需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展示历史逾期记录，这无疑给他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实际上，许多人并非恶意拖欠，而是因失业、疾病等非主观因素导致小额逾期且有还款意愿。
人民银行此次出台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正是为非恶意失信且已偿还债务的个人群体点亮信用重塑之路。在个人层面，该政策为曾经失信的个人提供容错纠错的机会，能够激励个人主动偿还欠款、处理历史遗留的信用问题；在金融机构层面，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加精准地识别个人信用状况，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在此基础上，该政策有利于充分发挥征信系统“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基础性作用，推动构建崇信向善的诚信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绝非债务豁免，也不是简单地删除不良记录，其核心目的是为非恶意逾期者提供救济。同时，通过坚守偿还债务、履约守信的底线，保证了征信系统的严肃性和约束力。（杨佳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