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权威真实的独家消息，其实子虚乌有；听起来耸人听闻的某公司突发事件，实则为AI合成；貌似专业理性的财经专家，实为非法荐股……近期，国家网信办会同中国证监会深入整治涉资本市场网上不实信息，依法处置一批兴风作浪的网络账号。
监管部门此次对资本市场不实信息出手，查封账号之众、力度之大，释放出新信号：一是部门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国家网信办携手证监会打出组合拳，多部门联合打击资本市场谣言日渐常态化；二是监管技术不断升级，从查封AI“小作文”到关闭非法荐股账号，一网打尽股市谣言的生产端、传播端、获利端，着力守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根基，还投资者一个清朗的投资信息环境。
虽然相关法律法规早已划定了涉股市言行的清晰边界，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扰乱证券市场。但随着自媒体、直播等业态的快速发展，制造、传播股市“小作文”的现象屡见不鲜，各类假新闻、假专家层出不穷：有散布监管政策谣言者，有炒作上市公司不实信息者，还有随意预测股市涨跌者等，目的无非是博眼球、赚流量，操纵股价、低买高卖，严重污染信息环境，扰乱市场秩序。
尤其是在AI技术加持下，股市虚假信息制造成本低、流量巨、牟利空间大，引得不少人跃跃欲试。过去，炮制一篇似是而非的股市谣言多少得费一番功夫。如今，伴随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动动手指就可批量生成“有视频有真相”、言之凿凿的“内幕”消息或研究报告，技术门槛极低，成本几乎为零，而传播效率却能指数级放大。此次处置的“财经周末老师”“小宋老师说财经”“财经岑老师”等账号，就是利用AI技术大量生成虚假“小作文”，恶意攻击市场监管政策，煽动负面情绪，干扰投资者决策。
资本市场是“信息＋信心”市，其稳定运行既靠坚定的信心，也靠真实的信息。一条胡编乱造的负面消息，很可能就让某上市公司长年累月的耕耘付诸东流；一则恶意捏造的重磅政策，很容易就搅动股价上蹿下跳，让投资者的辛苦研判打了水漂。若任由虚假信息充斥屏幕，长此以往，难免会劣币驱逐良币，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被淹没在洪流中，消耗投资者信任，侵蚀理性投资风气，导致价格信号失真，最终阻碍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拖累金融强国建设。
还投资者一个清朗的信息环境，在处置、关闭相关网络账号外，还有必要追根溯源。一篇篇股市“小作文”的背后，往往埋伏着“引流—炒作—收割”的产业链条，要抽丝剥茧挖出幕后利益链，对涉嫌违法的该查就查，对构成犯罪的该追究刑事责任得追究，对投资者因虚假信息造成损失的予以支持依法索赔，构建起“不想传谣、不能传谣、不敢传谣”的常态化机制。
守护清朗的投资信息环境，功夫既在信息里，也在信息外，离不开多方参与的久久为功。网络平台要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当好信息的过滤器和守门人，不能为了流量而对虚假信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市公司要及时透明地披露信息，用权威真实声音击穿“小作文”。投资者则需擦亮双眼，对那些“稳赚不赔”的诱惑多一分警惕，对所谓“独家爆料”进一步查查来源、比比数据，秉持理性的投资理念，谣言自然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李华林）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定下了温暖而坚实的基调。就业，作为民生之本、财富之源，不仅关乎千万家庭的福祉，更关系到国家未来的人才储备与高质量发展动能。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正是践行“民生为大”理念最直接、最有力的注脚。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青年通过大学教育提升了人力资本，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此同时，每年超千万的毕业生规模，对就业市场容量、结构匹配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加之毕业生求职观念日趋多元，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更趋复杂。然而，挑战之中蕴含机遇。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为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开辟了广阔新天地。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机遇有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和职业发展通道。
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首先要牵住扩大需求、开拓岗位的“牛鼻子”。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做大经济的“蛋糕”。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宏观政策的支持作用。通过延续优化减税降费、强化对吸纳就业能力强行业企业的金融支持、加大中小微企业社保补贴与扩岗补助力度、鼓励创新创业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使其能招人、敢招人；另一方面，要大力挖掘新的就业增长点。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领域方兴未艾，创造了大量技术研发、运营管理、服务咨询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各地结合区域发展战略，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如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也能形成有吸引力的就业“蓄水池”。此外，还要持续推进“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扩大社区专职工作岗位供给，完善基层工作待遇保障与长远发展机制，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在扎根基层中实现价值。
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核心在于提升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度”。高校要更主动地对接经济社会需求，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增强课程设置的实践性与前瞻性，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许多高校已积极探索“订单式”培养、校企共建产业学院、引入企业导师等模式，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接触行业前沿、了解职业要求，有效缩短了从校园到职场的适应期。要及时总结经验，把好的做法推广开来。同时，要大力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和实习实践。针对毕业生普遍反映的“经验不足”问题，教育、人社部门及高校应协同合作，扩大高质量实习岗位供给，落实实习经费保障。对于暂未就业的毕业生，提供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发放培训补贴，帮助他们提升就业竞争力或创业能力。
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离不开精细化、不断线的就业服务与兜底保障。从校园内的招聘会、就业指导课，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岗位推送、政策咨询，服务网络需要覆盖求职全程。当前，数字化手段极大提升了服务效能，各类“云招聘”、直播带岗、线上指导活动打破了时空限制，让信息传递更快捷、对接更精准。尤其要关注来自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等的毕业生，建立帮扶台账，实施“一人一策”精准援助，通过优先推荐岗位、发放求职创业补贴等方式，确保对有就业意愿的困难毕业生实现百分之百帮扶。对于选择灵活就业的毕业生，要加快完善相关的权益保障、社会保障支持政策，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针对部分毕业生出现的焦虑、迷茫情绪，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同样重要，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就业观，以积极心态面对挑战、迎接机会。
“坚持民生为大”，就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就业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这项工作牵涉面广、系统性强，需要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协同发力，形成“组合拳”。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促进就业的主体责任，加强政策协调与落实；高校要坚守育人初心，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更多优质岗位和培养平台；社会各界要共同营造良好环境。
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保持信心，把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这件实事办好、好事办实，助力万千青年插上追梦的翅膀，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汇聚起磅礴的青春力量，筑牢民生幸福的坚实大厦。
（作者：孙大光、欧阳俊，分别系西南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研究员、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
童方萍
“官方免费区安心过夜，非法拉客者收费别信，登记请前往一号车厢”——据12月23日极目新闻报道，12月20日，一位网友发帖称浙江杭州东站免费提供住宿。根据发帖内容，住宿地点是进站口的废弃绿皮火车，总共四节车厢，有意住宿者可凭身份证登记，随后工作人员会按照性别分配车厢。记者采访了解到，这是该站为深夜赶车者开设的“星辰守护”服务，该服务已试运行近三个月。
在高铁飞速发展的当下，绿皮火车似乎已成为时代的记忆符号。然而，杭州东站却巧妙地“变废为宝”，将“退役”的绿皮车厢改造为夜间临时休息区，命名为“星辰守护”号，赋予其全新的城市功能。
这一创新举措，为深夜抵达或清晨出发的旅客提供了“暖心驿站”，不仅是对闲置资源的高效再利用，更是一次公共服务理念的跃升。
一方面，这一举措体现了城市交通枢纽开始从满足人的基本出行需求，到更加关照旅客的尊严与感受。对于那些错过末班车、行李沉重、疲惫不堪的旅客而言，一张能平躺的座椅、一盏温暖的台灯、一杯热水，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问候。
另一方面，这一举措也折射出城市公共服务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细不细”“暖不暖”升级和转型。旅客需凭当日或次日相应时段出发、抵达的车票凭证登记入住，确保了服务对象精准聚焦于真正有中转、候车需求的群体，避免公共资源被滥用；工作人员按性别分配车厢，设置女性专用车厢，体现了对性别安全与隐私的尊重；每节车厢配备毛毯、热水、插座、阅读灯、储物柜，甚至育婴室与私密护理空间，则关照到了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这些细节，是城市治理日益精细化、人性化，“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
更深层次看，这一举措回应了现代城市治理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在高效运转的公共空间中，保留对“人”的温度与体恤。杭州东站的做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它让公共空间中相关设施与流程构成的“城市家具”有了更多人情味。当一位母亲怀抱婴儿在深夜抵达，当一位老人拖着行李在寒风中等待首班车，当一位外来务工者在换乘间隙疲惫打盹——“星辰守护”号的那扇门，为他们轻轻打开，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文明宣言、一份厚重的城市暖意。
当然，任何创新都会面临可持续性的考验。“星辰守护”号目前使用人数不多，管理压力较小，但若未来广为人知，是否会出现拥挤、喧闹、安全隐患，如何平衡开放与秩序、温情与效率——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管理方提前预判、动态优化。
“用绿皮车提供免费住宿”，看似是一件小事，却为公共服务的升级打了样儿。为每一位普通旅人，留一盏不灭的灯——愿这样的“绿皮温情”，能从杭州出发，驶向更多城市，成为公共服务的标配风景。
皖中客
后厨地面油污堆积如“包浆”，消毒柜插头不知所踪，调料罐黑漆漆似古董，冰柜里更藏着变质番茄和过期香干、豆腐——据12月22日上观新闻报道，近日，上海一家以“不接受差评”“爱来不来”为营销噱头、一碗黄鱼面售价高达55至100元的网红面馆，因后厨卫生问题被上海徐汇区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并被列入餐饮黑榜。
网红餐馆的塌房像一面照妖镜，映出流量经济下的食品安全乱象。墙上挂着“诋毁本店者一生霉运”的标语，对自家后厨卫生问题却视而不见；“使用非冷冻黄鱼”为卖点标榜“高端”，实际却连最基本的食品安全都难以保障。明星博主打卡、商业吹捧堆砌的网红餐馆，到头来成了“开盲盒”，赌上的是消费者健康与行业信誉。
此番事件暴露出部分网红餐馆“重营销、轻品控”的问题。时下，一些流量餐饮深谙炒作密码：排队两小时营造“稀缺感”，差评屏蔽维持“完美人设”，却将后厨变成“法外之地”。当地监管部门对上海这家网红餐馆亮剑时，店长还试图用“员工餐”搪塞，殊不知食品安全没有“豁免区”，这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个性”，是打在行业脸上的一记耳光。
网红餐馆不能成了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餐饮业的发展，高度依赖“舌尖上的信任”，然而某些网红店却把信任当变现工具。博主们举着手机高呼“必吃”，消费者用真金白银投票，到头来却换来滤镜下精致与现实中脏乱的严重割裂，长此以往，网红店只会从“流量入口”变成“信任黑洞”，最终被市场淘汰。
守住食品安全，需要监管与消费者双向奔赴。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管局的“红黑榜”是个好开始：让问题商家曝光，让整改过程透明。消费者也该擦亮眼睛——排队两小时未必是“美味”，差评屏蔽更可能是“心虚”。毕竟，餐饮业的金字招牌，靠的从来不是“面子”堆砌，而是“里子”干净。“面子”再光鲜，“里子”不过关，迟早会被流量反噬。
食品安全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答错了，监管罚单上门；答对了，长久宾客盈门。此番事件也是给餐饮业的一记警钟：与其在宣传上费心思，不如多在后厨下功夫，卫生、放心、品质才是更靠谱的流量密码。
皖中客
后厨地面油污堆积如“包浆”，消毒柜插头不知所踪，调料罐黑漆漆似古董，冰柜里更藏着变质番茄和过期香干、豆腐——据12月22日上观新闻报道，近日，上海一家以“不接受差评”“爱来不来”为营销噱头、一碗黄鱼面售价高达55至100元的网红面馆，因后厨卫生问题被上海徐汇区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并被列入餐饮黑榜。
网红餐馆的塌房像一面照妖镜，映出流量经济下的食品安全乱象。墙上挂着“诋毁本店者一生霉运”的标语，对自家后厨卫生问题却视而不见；“使用非冷冻黄鱼”为卖点标榜“高端”，实际却连最基本的食品安全都难以保障。明星博主打卡、商业吹捧堆砌的网红餐馆，到头来成了“开盲盒”，赌上的是消费者健康与行业信誉。
此番事件暴露出部分网红餐馆“重营销、轻品控”的问题。时下，一些流量餐饮深谙炒作密码：排队两小时营造“稀缺感”，差评屏蔽维持“完美人设”，却将后厨变成“法外之地”。当地监管部门对上海这家网红餐馆亮剑时，店长还试图用“员工餐”搪塞，殊不知食品安全没有“豁免区”，这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个性”，是打在行业脸上的一记耳光。
网红餐馆不能成了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餐饮业的发展，高度依赖“舌尖上的信任”，然而某些网红店却把信任当变现工具。博主们举着手机高呼“必吃”，消费者用真金白银投票，到头来却换来滤镜下精致与现实中脏乱的严重割裂，长此以往，网红店只会从“流量入口”变成“信任黑洞”，最终被市场淘汰。
守住食品安全，需要监管与消费者双向奔赴。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管局的“红黑榜”是个好开始：让问题商家曝光，让整改过程透明。消费者也该擦亮眼睛——排队两小时未必是“美味”，差评屏蔽更可能是“心虚”。毕竟，餐饮业的金字招牌，靠的从来不是“面子”堆砌，而是“里子”干净。“面子”再光鲜，“里子”不过关，迟早会被流量反噬。
食品安全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答错了，监管罚单上门；答对了，长久宾客盈门。此番事件也是给餐饮业的一记警钟：与其在宣传上费心思，不如多在后厨下功夫，卫生、放心、品质才是更靠谱的流量密码。
徐剑锋
12月22日中午，广东珠海某小区门口，一位配送骑手熟练地停下电动自行车，转身从车尾箱里搬出几份生鲜包裹，放进一辆停在指定区域的转运车里，平稳地驶向了居民楼。这一配送过程“最后100米”的变化，源于珠海市总工会试点并推广的“骑士工享”转运车项目。目前，该市已有超百台“骑士工享”转运车进驻41个小区。（见12月23日《珠海特区报》）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他们起早贪黑、风雨无阻，穿梭于大街小巷，将生活所需送至千家万户。然而，家门口“最后100米”的抵达却十分不易：许多小区出于安全管理考虑，要么禁止电动车进入，要么停车非常不便，骑手只能徒步搬运重物，尤其在生鲜、大件配送中，十几斤甚至几十斤的包裹全靠人背肩扛。烈日下汗流浃背，寒风中步履维艰，这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消耗，也潜藏着诸多安全隐患，直接影响到服务效率。
珠海推出的“骑士工享”转运车项目，正是基于这一困境的积极探索。该项目通过在小区设立指定转运区域，配备自行车、拖车等专用转运车辆，打造“车到点、货到车、人到户”的接驳模式，不仅提升了配送效率，更有效改善了骑手的劳动条件。
这辆小车，承载的不只是货物，更是一份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的温暖。它让骑手从“负重前行”走向“轻装上阵”，从“被管理对象”转变为“被服务群体”，彰显了一座城市治理理念和手段的升级，折射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尊重与关怀，实现了“骑手便利、居民安心、管理有序”的多赢局面。
“小车轮”链接“大民生”。为骑手配备转运车，看似是小事，却涉及社区治理、交通管理、物业服务等多个环节。珠海市总工会牵头，联动物业、社区、平台企业协同推进，形成了“工会搭台、多方参与、骑手受益”的共治格局。
深层次看，当一座城市愿意为骑手提供专属工具与通行便利，它所传递的，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的认可，是对平凡岗位的敬意。这种制度性关怀，不仅提升了骑手的职业认同感，更有助于形成“崇尚劳动、关爱劳动者”的社会风尚。
这“最后100米”的改变，不只是配送路径的优化，更是城市文明进程的丈量。当一座城市尽其所能为骑手“减负”，城市本身也在变得更有人情味和烟火气。这样的“工享”举措多多益善，让城市里奔波的劳动者感受到更多爱与暖。
中工网评论员 李嘉宇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第二十七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开园迎客。这个占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用冰用雪量突破40万立方米的冰雪王国，以其历届之最的宏大体量，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更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冰雪经济蓬勃发展的多维图景。
从北国的林海雪原到南方的室内雪场，从传统的“赏冰滑雪”到融合科技、体育、文化的沉浸式“冰雪+”新体验。冰雪经济热潮涌动之下，“冷资源”正在逐步转化为驱动消费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热产业”。
这份持续升腾的“冰雪热”，源于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2024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27年冰雪经济总规模达到1.2万亿元——这一万亿级产业目标，为冰雪经济擘画了从规模扩张到内涵提升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在政策引领之下，黑龙江省致力于构建全产业链的现代冰雪产业体系，浙江省将冰雪经济纳入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各地因势利导的探索，正将顶层设计的“蓝图”加速转化为各具特色的发展“实景”。
放眼全国，一幅幅因地制宜、精彩纷呈的冰雪经济发展画卷正在勃勃铺展——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代表的传统冰雪项目，通过与文化、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从单一观光景点向具有持续吸引力的超级IP转型升级，打造沉浸式冰雪体验空间；新疆阿勒泰依托“人类滑雪起源地”的文化底蕴与顶级雪质，瞄准国际市场，打造融合自然与人文的复合型度假目的地；在南方地区，科技的赋能打破了时空壁垒，大型室内冰雪场馆的兴起，不仅让“四季冰雪”成为可能，更成功拓展了消费群体，为冰雪产业注入了全新增长点……这种多元发展格局，充分展现了我国冰雪经济的创新活力和发展韧性，为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站在万亿规模的新起点，如何让这股“热潮”持久而健康地涌动，是一道必答题，这也要求各地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与温度。一方面，应积极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部分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推动形成跨区域联动、特色互补的发展格局，避免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应将“以游客为中心”的理念落到实处，从细节处提升接待服务水平，优化消费环境，让每一次冰雪之旅都成为安心、舒心、开心的美好回忆。除此之外，人才培养、智慧化管理、生态优先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等，都是确保冰雪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
冰雕玉砌，映照产业新光；雪舞纷飞，激荡经济春潮。当“冷资源”持续释放“热效应”，当冰雪运动融入大众生活，冰雪经济将迎来更加繁荣、更具活力的明天，为区域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中工网评论员 李嘉宇
在北京川流不息的街道上，一辆寻常的网约车承载着不寻常的温度。据12月22日《工人日报》报道，95后司机杨永壮将车内空间打造成了“移动树洞”——5本留言本里，收纳了上千位陌生人的悲欢与诉说，以最朴素而深刻的方式，接住了城市中流动的情感与善意。
这个“移动树洞”的独特之处在于，为乘客提供了一个隐匿的“情感栖息地”。当人们在一程短暂的出行中提笔书写，那些无处安放的思绪似乎找到了寄托。从“手术顺利”的祈愿到“下班快乐”的慰藉，从分享生活的喜悦到安慰失意的惆怅，萍水相逢的善意与面对生活的韧性在纸页间交织……这些跨越时空的笔尖对话，让善意形成了可以循环、扩散的涟漪。
这种“情绪漂流瓶”式的传递，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服务创新。它如一缕微光，照亮了快节奏社会中人们对真诚连接的深切渴望。从最初执着于“每天500元流水”的量化目标，到在乘客故事中看见自己“闯荡的影子”，再到如今珍视每一次“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杨永壮对于职业认同感的转变，让人们看到——当劳动者不再只算经济账，开始关注服务中的人文关怀与情感连接时，再普通的岗位，也能成为传递温暖、创造价值的平台。一杯适时递上的清水、一句暖心的留言、一只常备的医药箱，这些微小的细节，为寻常服务注入了浓浓暖意。这不仅温暖了服务对象，也让劳动者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找到了超越经济回报的价值支点。
杨永壮和他的“移动树洞”仍在路上，继续收集着城市的“星光碎片”。留言本上深深浅浅的字迹，恰如当代劳动者以最朴素笔触写就的人间诗行。这些流动的文字，是个人心绪的安放，更是对“劳动创造幸福”的生动诠释——当善意成为服务的底色，平凡岗位也能闪耀出不平凡的光芒。
本报评论员 陈曦
托育服务办得好不好，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福祉，也影响着广大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以及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立法规范托育服务，进一步提升其普惠性可及性，是降低养育成本、纾解育儿焦虑的重要举措，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支撑。
据新华社报道，12月22日，托育服务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8章76条，包括总则、托育机构、托育人员、服务提供、保障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保障婴幼儿健康成长”成为贯穿草案的主线。这部法律不仅是行业的“促进法”，更是婴幼儿权益的“保障法”，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法”。
时下，随着我国“二孩”“三孩”家庭增多，婴幼儿照护需求快速增长。而在双职工家庭比例持续上升、隔代照料能力减弱的背景下，托育成为不少家庭的“刚需”。托育服务办得好不好，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福祉，也影响着广大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以及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就此而言，立法规范托育服务，进一步提升其普惠性可及性，是降低养育成本、纾解育儿焦虑的重要举措，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支撑。
近年来，我国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托育机构数量和托位总数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的托育服务“叫好不叫座”，与群众对“幼有善育”的期待仍有差距。比如，一些托育机构面临场地、工资等成本压力，较高的收费导致家长“托不起”；行业准入门槛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潜在风险让家长“不敢托”；部分偏远区域托育资源过剩，而一些老城区却一位难求，供需错配之下，“不便托”直接影响入托意愿，等等。
针对这些痛点堵点，政策层面正在给出积极回应。2019年国办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2024年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提出“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完善普惠托育支持政策”。此外，上海、武汉等一些地区开风气之先，探索托育服务的地方立法工作，或将托育服务与学前教育合并立法，或针对托育服务单独立法。
眼下，国家层面拟定的托育服务法草案，正是在充分吸收各地先进做法、聚焦相关群体“急难愁盼”基础上做出的系列部署，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亮点。比如，严把安全关，实行准入许可，对托育机构的人员、场所、设备、资金等方面做出要求；明确托育从业禁止情形，杜绝有暴力伤害、拐卖、性侵害等前科的人员入行；要求托育机构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地方政府建立托育服务综合监督管理机制。注重专业性，提出实行托育师资格考试和注册制度，建立托育师职称评定标准；从行为引导到生活记录，从健康管理到疾病防控，对托育机构的服务做出细致规定。突出普惠导向，提出“将普惠托育服务有序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支持用人单位、产业园区等为职工提供普惠托育服务，鼓励地方政府建立婴幼儿家庭托育服务补贴制度……
从“政策引导”到“法律护航”的升级，有利于凝聚共识、统一步调，更好地托起三周岁以下最柔弱的婴幼儿群体——草案中的诸多切实举措有望缓解“托育贵”“托育难”，也将使更多家长意识到专业育儿的优势，进一步释放托育需求；同时，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将提升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感、归属感，从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托育服务行业。
当然，立法只是第一步。若想将制度善意及时转化为民生暖意，真正实现不负所“托”，还需要卫生健康、教育、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协同配合，织密安全保护网；需要社区、用人单位、商务楼宇、社会机构等多元力量加入，满足差异化需求，更需要各地在实践中持续探索、互学互鉴，让相关条款扎实落地。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托育服务立法是助力构建主体多元、安全优质、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托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在此基础上，期待有关方面在婚恋、住房、生育、照料、教育等环节一体发力，以精准之策回应民生所盼，进一步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为小家之幸福，也为国家之未来。
重庆的山是绕着走的，坡是踩着爬的，坡坡坎坎间藏着不少奇怪的地名，猫鼻梁便是其中一个。远远望去，那道缓坡的轮廓活脱像只猫儿的鼻梁，斜斜软软地嵌在江边。这个地名，老厂长郭重智再熟悉不过，他工作了大半辈子的重庆通用阀门厂就在这里。1973年进厂时他19岁，今年71岁了，还在为厂里的事儿忙活。猫鼻梁的这道斜坡，见证了他和厂子一起，从青年走向壮年，又走向衰老。而今，一系列由拆迁带来的琐事，让猫鼻梁重新热闹了起来。从天而降的拆迁款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一天，郭重智在重庆大渡口区的公众号上看到消息，阀门厂所在的钢花支路要拓宽，涉及沿线企业拆迁。他心里咯噔一下—阀门厂的厂房就在这条路边，猫鼻梁便是钢花支路上的一站。果然很快就有动静，国土、城建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找郭重智调材料，去厂区测绘。这绝对是厂子的一件大事，郭重智第一时间知会了两位老同事：曹大姐，原人事科长，对厂里的人员状况比较熟悉；赵贤全，原技术科长，在厂里干了几十年，办事能力强。厂子虽然停产多年，但涉及税务、职工退休、日常维护等许多事务需人经办，近几年便是他们三人留守处理。三个人碰了面，一致决定要成立一个职工代表小组，共同商议补偿款分配事宜。他们召集了几位前任厂长、车间主任、工人代表、工会干部、女职工代表等，17人小组成立了。“人数要多，要尽可能代表更广泛的意见，而且得是单数，我们最后要举手表决的。”郭重智说。2021年初，17位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聚在了老厂的办公室里。郭重智一时有点恍惚，已经记不得厂里上次这样热闹是什么时候了。50多年前他刚进厂时必然是热闹的。那年他才19岁，厂子也刚成立两三年，正是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阀门厂最初叫“新山村黑白铁组”，位于重庆钢铁厂（以下简称“重钢”）所在大渡口区下辖的新山村街道。大渡口1965年从重庆九龙坡区划出，成为专为重钢设立的行政区。彼时，这座依托钢铁工业兴起的城区，空气中常年飘着铁屑的味道，高炉轰鸣昼夜不息，有“十里钢城”之称。不过，重钢在奠定了重庆工业重镇产业基础的同时，也已经开始面临一些老牌国企常见的麻烦—企业编制饱和，双职工家庭最多只能安排两个子女顶替岗位，大量返城知青和职工子女成了游荡在厂区边缘的待业青年。为解决就业问题，1971年，几位重钢职工家属凑了些钱，租下新山村街道的闲置房屋，利用重钢的边角料做金属桶、金属盆。“黑色的铁板没镀锌叫黑铁，镀锌的发亮叫白铁，我们就靠这两种材料起家。”郭重智说。作为街道集体企业，这个厂和重钢没有隶属关系，却离不开重钢的资源便利。重钢的老工人会来指导技术，剩余物资也给他们使用，虽然不是无偿的，但不用计划指标，这在计划经济年代就是天大的便利。郭重智说，重钢的边角料、残次品，在国营厂眼里是“废料”，到了阀门厂就成了“宝贝”—灰桶的桶身、消防桶的提手，都来自这些“废料”的再利用。彼时的大渡口区，像这样依托重钢生存的集体企业不在少数。做劳保手套的、加工钢铁配件的，它们像卫星一样围绕着重钢运转，形成了“大厂带小厂”的产业生态。小作坊攒了些钱，职工们又商议，只做些盆盆桶桶不是长久之计，重钢的生产还需要大量阀门，何不干脆做个阀门厂呢？于是，依旧是借助重钢的关系转型，初期没有机床，他们就用生铁指标和南方机床厂串换，价格优惠得多。很快，1974年试制产品，第二年实现量产，转型了的阀门厂一步步走上正轨。原本的小作坊容纳不下，职工们开始修建新厂房，郭重智的父亲是一九四九年前从汉阳钢铁厂搬迁来渝的重钢老职工，德高望重，现在退了休，修厂房的事就由他牵头。选址在重钢闲置的荒坡猫鼻梁上，这里崎岖不平，满是碎石，却胜在“不要钱”。工人们捡重钢废弃的砖头，用板车一趟趟拉回坡上。全员参与开荒，开出一块平地，就建起一间厂房，就这样，陆续依山势盖起阶梯式的厂房和办公楼。一张20世纪80年代的老照片里，年轻的郭重智穿着白衬衫、西裤、黑皮鞋，正在办公楼的阳台上眺望。那时，墙面的白瓷砖和地面的橘红瓷砖颜色簇新发亮，郭重智的头发乌黑，手边的一盆绿植也绿意盎然……转眼几十年过去，又是在这间办公楼里，当年的老同事们重聚了。因为年久失修，办公楼门窗破落，白色瓷砖掉了多半，乌绿的藤蔓占据了山头。老职工们都已退休，绝大部分还居住在大渡口区。他们都老了。如何分配？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拆迁款，大家欣喜过后，心里很快生出些弯弯绕绕。虽然还不知道钱款的确切数目，也不知道何时能够到账，但如何分配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第一道难题。有位老厂长说，职务高的应该多分，立刻有职工反驳：“你当厂长时就比我们工资高，现在分补偿款，凭啥再搞特殊？”有人提出，自己在职期间曾为工厂作出过贡献，应该多分，自然又有人不服，谁没作过贡献？谁不是为这里贡献了青春？是啊，谁不是为这里贡献了青春呢？厂房建好、车床到位后，工人们很快投入到了火热的生产中。那时一周只歇一天，车间24小时不停工，早班、中班、夜班三班倒。郭重智的爱人张原琴也是阀门厂老职工，她记得，车床一台台挨得很近，加工零件时噪音极大，一线老工人几乎个个都落下了耳背的毛病，张原琴也不例外。车间里大部分是女工，大家戴着口罩，仍隔不住飞溅的铁屑和灰尘。“下了班，大家都顶个大黑脸，鼻孔里全是黑灰，口罩洗了三遍还是黑的。”车间里照明不够，加工零配件又是精细活儿，于是每台车床上配一盏台灯，大家就这样凑在台灯下，一站就是8小时。“脚都肿了，但大家都很有干劲儿。”不止一位老职工提到，虽然那时条件艰苦，但大家都很纯粹，心往一起想，劲儿往一起使。就这样，阀门厂业务量迅速攀升，最多的时候4个车间同时开工，20多台车床，职工总数达到400多人。铸钢车间、机修车间、模具车间分工明确，生产的阀门除了供应重钢，还卖到其他省市，甚至北方的钢门窗订单也源源不断—南方雨水多不用钢门窗，北方气候干燥，钢门窗很受欢迎。张原琴上世纪70年代末进厂时，阀门厂已经是大渡口区公认的“好单位”，要托关系才能进得去。翻阅当时的工资单，1974年8月，普通职工实发工资20元上下，1983年11月，实发就达到了300到600元不等。虽然工资比重钢低不少，但福利很实在，除了工资，还有加班费、粮贴、物贴、肉贴，甚至洗澡费，郭重智解释，是让大家买香皂的钱。那是阀门厂的鼎盛时期，也是大渡口区的黄金时代。彼时的大渡口，苏式建筑钢花影剧院里常有演出，黄桷大楼的农贸市场人声鼎沸。各个厂子组织职工参加合唱比赛，阀门厂的《黄河大合唱》一举夺得冠军。那天，女职工们穿着明艳的黄衬衫、红裙子，男职工穿着白衬衫，打着红领带，参加比赛的老职工梁明英不住夸赞，“个个都是帅哥美女”。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解决双职工的住宿问题，阀门厂在猫鼻梁上又辟荒地，盖起了四层家属楼。双职工能分到20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厨一卫，这在当时是令人艳羡的待遇。郭重智和张原琴分到了一楼把边的一间，“那会儿一点儿不觉得房子小”。搞了一辈子技术的郭重智自己动手，贴了实木护墙板，后来又把厨房改造成单间小卧室，给慢慢长大的儿子住。阳台隔出厨房，房间里搭出阁楼，两口子睡楼上，“只能坐着，不能站着”。这样原本的房间成了客厅，添张桌子，摆个沙发，竟然能招待十几个同事一起吃饭。大家最爱郭重智炖的药膳鸡汤，都夸赞：“清汤又不辣，炖起就好吃。”难得的休息日，厂里组织春游，大家坐公交去郊区，自掏腰包也开心。周末约着打麻将，谁家有事都互相帮忙。逢年过节，外地来的职工有不回家的，郭重智和张原琴就把他们请到家里吃饭。“都是年轻人，远离家乡，互相照应是应该的。”几十年的情谊，如今到了谈钱的桌上，很难说没有发挥作用。当郭重智试着提出他的想法时，大家并没有多少反对就同意了。几圈争吵听下来，郭重智的心里有了点谱儿—这事儿，必须无关职务高低，无关贡献大小，只按厂龄分配。他自有他的道理：拆迁款是严格按照厂房面积计算的，除了创立阀门厂的首任厂长，后续的厂长们，厂房面积在你们手中可曾增加过一尺一寸？既然没有增加厂房面积，就不应该多拿补偿款。更何况，厂长多拿，那车间主任呢？科长呢？多拿的话，多多少合适？到头来一定是钱还没到手，自己内部先吵成一锅粥。很多初期的老职工年事已高，有些人已经去世，谁都耗不起，必须确定最简单、公平、易执行的分配规则。大家都被说服了。只看厂龄，这条最初定下来的铁律一直贯彻下来。最后，只对患有癌症的创始老厂长略作倾斜，另有一任女厂长多分了两万块钱。因为这位女厂长家中条件较为困难，并且在职期间组织员工学习进修等，确实为大家谋了许多实在的福利，本人又有强烈意愿，因此经职工小组全员表决同意多分配2万元。除此之外，郭重智和其他人一视同仁。棘手的难题10月下旬的猫鼻梁，坡上的黄桷树叶染了一层浅金。拆迁启动后，原本的老厂房、家属楼很快被夷平，碎砖残垣被岁月埋进坡土。头一年冒出稀疏的野草，后来竟窜出拉拉杂杂的树苗，灌木也顺着坡势蔓延，渐渐织成浓密的绿。如今，只能透过树丛依稀辨出当年的位置。隔着栅栏，郭重智指点着，这片是原来的铸造车间，那几棵泡桐树底下是厂路，东边和碎石坡连成一片的是家属楼，紧贴着栅栏临着钢花支路的就是办公楼。拆迁启动后，郭重智和曹大姐等人频繁往来办公楼，翻查原来的档案。既然确定了要按厂龄分配，那么当务之急就是查清楚每个人的厂龄。“那会儿的人办事扎实得很。”郭重智略带自豪。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前些年最后几位职工办完退休手续，横跨近半个世纪的工资台账、职工档案基本保存完好。最初人少，账本是扁长的小册子，后来人多，变成了大开本。每册都用牛皮纸装订好，封皮上毛笔书写“工资表”三个字和对应月份。里面的工资发放情况一目了然，哪天、谁、领取多少，都要签字和加盖人名章。进厂有手续，离厂也有手续，不管是离职还是退休，都有完善的档案资料对应。“不是凭空想象的，全部都是有依据的。”满满几大袋泛黄发脆的账本、档案册堆成了小山，成了郭重智主持分配的最大底气。曹大姐在人事部门干了十几年，最熟悉这些材料。在她的带领下，七八个人没日没夜地忙活了十几天。很多人眼睛早已花了，眼镜戴了摘，摘了戴，硬是把绝大部分职工的厂龄都理了个明白。但他们要处理的难题远不止这一件。原本职工代表们商议，只有在厂里正式退休的职工（以下简称“在册职工”）可以参与分配，以前离职的人不具备资格。但消息传出去以后，离职员工们不服气，认为自己也为厂子作过贡献，也要求参与分配。“离职员工曾经在各自的岗位上吃苦肯干，（上世纪）90年代厂设备原始化，技术力量薄弱，加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生产车间半瘫痪，产品滞留……大家为了不给厂里增加负担，离厂自谋活路，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能给我们离职员工协调分配这次国家拆迁的补偿金。”在离职员工组织的第一次碰头会后，梁明英在会议记录上如此写道。梁明英小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她小学辍学辗转打工，吃了许多苦才得以进了阀门厂当车工。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厂里组织职工学习、考试，她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下了班就拼命学财务知识，考进了厂里的财务科当核算员，到1994年辞职时是财务科长。“我见证了阀门厂的辉煌，也见证了它一步一步从兴旺走到衰败。”在大渡口区的家中，65岁的梁明英沉浸在回忆中。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计划经济下诞生的集体企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阀门厂来说，变化是从订单减少开始的。“以前重钢的订单都是找上门来，后来他们有了自主采购权，要比质、比价。”郭重智说，江浙一带的厂家设备先进，成本更低、品种更全，阀门厂的手工机床和老旧工艺渐渐跟不上了。厂子没有资金更新设备，外加技术人才流失，无力研发新产品，订单量逐年下滑。厂子开始断断续续停产，老职工们亲手铺就的厂路上，运货的先是解放牌大卡车，后来换成了渝州牌的中型货车，再后来变成长安牌的面包车。订单越来越少，车子越来越小。职工们回家待业，每月只能领到几十元基本生活费。“正常上班一个月能拿三两百，待业只能拿几十，后来连几十都没有了，只能把工龄延续起来。”郭重智说。阀门厂的衰落不是个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全国范围内的很多集体企业也都面临着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管理滞后等困难。大渡口区因重钢而生，经济结构单一，当重钢自身也面临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的挑战时，周边的企业更是无法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昔日的同事们纷纷各寻出路。那时个体经济已日渐活跃，职工们有的下海搞个体经营，有的去了待遇更好的民营企业。梁明英从财务科长岗位离开后，凭着细心和韧劲儿，在某国有银行做到了客户管理骨干，后来又转型做行政管理。但更多人的日子变了。不少工人没有其他一技之长，离厂后只能去工地上打工，去火锅店打杂。张原琴离厂时40多岁了，先去了一家婚纱摄影公司当服装员，每天小跑着为客人服务，计件领工资。以前觉得自己是工厂的主人，现在顾客才是上帝。一次下班时已是深夜，在猫鼻梁附近的小路上差点被抢了提包。她还去过其他公司打工，一直干到60岁才回家带孙子。虽然爱人郭重智是厂长，但“末代厂长”无权无钱，他们的房贷还是这次补偿款领到手才还完的。“所以不是大家抛弃了厂子，是大家都要谋个活路。”梁明英始终觉得，不能因为大家离职了就否定了曾经的贡献，拆迁款分配，他们离职员工也得有份。当然，她也认可一直坚守到最后的老同事们牺牲更大。“和尚走了，庙子还在，总要有和尚在那里守噻。”这也是大部分离职员工的想法，他们不要求和在册职工同等待遇，但必须分到一部分。两方博弈不休，街道和有关部门都介入协调。国务院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集体企业财产归本企业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重大事项需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决议。但具体到拆迁款是否将离职员工纳入考量，相关法律法规未有明确规定，各地实践中亦无统一做法，曾引发过不少纠纷。街道和有关部门没有决策权，最终只能交由老职工们自行协商解决。矛盾最激烈时，郭重智家里的电话直到半夜还响个不停，甚至有人直接跑到家里来质问。“半夜还在扯皮，心里边确实烦，那段时间我都睡不着，他也几天几夜睡不着。”张原琴回想当时的情形。几番讨价还价，郭重智多方劝说大家顾全大局，最终两边各自退步妥协，达成共识—赔偿款到账后，在完成偿还欠缴税费、补缴职工社保等先决条件后，剩余净值按在册职工65%、离职职工35%的比例进行分配。“最后就皆大欢喜，落袋为安了。”梁明英说。有人因此伤了和气，互相拉黑，但她在这个过程中目睹了郭重智忙前忙后，掉了几斤肉却没有多拿一分钱，反而生出了几分敬佩。当初在厂里时他们并不熟络，现在，两家人倒是成了朋友。一份温情的答卷
https://www.workercn.cn/upload/resources/image/2025/12/24/2670983.png?r=1766552493049方案敲定，分配正式开始。职工小组制定了清晰完善的程序：先填确认表，确认厂龄和金额，一批确认后，对应的钱款打到阀门厂的账上；再填发放表，钱款从厂里账户打到职工个人账户，职工二度签字确认。发放完毕后单据提交街道，全过程由街道监督。问题又来了，历时久远，许多老员工已经失联。虽然郭重智在厂外贴了醒目大红字的告示，又通过各个职工群扩散消息，但还是有近百人联系不到。为了确保每位在厂里工作过的职工都能领到钱，郭重智又开始了新的奔波。他先去本地报纸登启事，本来是400元一则，结果人家一听，不仅免了费，还做了几次跟踪报道。他又找重庆电视台的民生栏目《天天630》，每晚六点半黄金时段播出本地资讯，对方也是一分钱没收，还先后播报了两次相关讯息。随着消息在网络上的扩散，几十位老职工陆续找了过来。欧小霞1990年进入阀门厂，那时厂里效益已经下滑，6年后她辞职去深圳打工，跟工友们早就没了联系。爱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消息后告诉她，她又托人联系到郭重智。老账本上有她的名字，核对了6年厂龄，欧小霞领到了属于她的8100元补偿金。张原琴也加入到找人的行列，每次同学聚会、亲友聚餐，她都拜托大家帮忙。说来也巧，一位老同学正好是某江姓老职工的邻居。辗转联系到老职工的儿子后，对方表示母亲已经去世多年，没想到还能收到补偿款，十分感谢老厂长的用心。眼见还有人联系不上，郭重智只好去找厂辖区派出所。得到上级批准后，工作人员通过人口管理系统进行查询，又查到十几人。其中不少人已经去世，还有人重病在身，就再通过他们的子女，终归把钱款交了出去。郭重智的脚年轻时受过伤，落下病根，路走多了就隐隐作痛。然而，就是这双不甚给力的脚，在重庆起起伏伏的坡路上，奔走了不知道多少趟。穷尽了各种手段后，失联的人数从近百，减少到几十，到了现在的16人。这16人怎么办？职工小组商议后决定，寻找期截止到2025年底。如果到时候还找不到，原本属于他们的款项就进行二次分配，不再保留。“尽人事，听天命，我责任尽到、问心无愧了。”郭重智说。事实上，这份劳心又费力的责任他原本可以不担。2009年阀门厂原厂长退休，郭重智接任时已经54岁，也临近退休。厂子停产多年，老职工各奔东西，唯有他作为一路从基层干起来的副厂长，对厂子情况最熟悉。街道找他谈了几次，他先是拒绝，但想到还有许多老职工的社保问题没有解决，他思忖再三，不再推却。厂子早就发不起工资，仅靠部分厂房出租、变卖废旧设备等勉力维持。几位留守人员每个月领400元钱，勉强算作补贴。在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郭重智做了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为尚未退休的职工补缴养老保险，这样大家退休后才能领养老金。厂子没钱怎么办，和职工打欠条—补缴的钱职工出一半，厂里想办法筹措一半，等哪天有钱了再还给职工。就这样，郭重智先后为36位老职工补缴了养老保险。目前，阀门厂全部职工都顺利退休，并正常领取养老金。拆迁补偿款到位后，厂里欠职工的钱一并还清。这是他生平的一件得意事。而如今，71岁的他完成了生平又一件得意事。“坦坦荡荡，光明正大，不怕任何人查。”郭重智轻拍着账册，欣慰地长出了一口气。其实，因为阀门厂的土地属于重钢，拆迁补偿仅针对厂房等地面建筑。偿还税费和欠款后，剩余净值772万元由几百位职工一分，在册职工每个人到手一两万到五六万元不等，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巨大。不过，大家还是很开心，毕竟，这笔钱更像是一份时隔几十年的青春纪念的礼物。领到钱后，郭重智给家中换了新家具，今年夏天还约着几家老同事，一起去了趟武隆避暑。梁明英喜欢唱歌，曾经在钢花影剧院合唱的她如今在老年大学学习声乐，今年4月份还参加了星光大道的网络海选。工作日的下午，重庆的KTV向退休老人打出特价，梁明英和老同事们是那里的常客。曾经对立的在册员工和离职员工群体，在事情结束后部分冰雪消融。梁明英最早在的维权群，陆续加进来不少在册员工，成了老同事团聚群。她已经组织大家聚餐、唱歌、旅行了几次，每次都有聊不完的人生过往。秋意渐浓，从猫鼻梁沿着弯弯曲曲的钢花支路上行，顶头儿便是钢花影剧院。这里如今修葺一新，依然是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曾经的区中心黄桷大楼旧址上建起了黄桷记忆坡地公园，7棵百年黄桷树被保留下来，成为工业记忆的见证。2007年，重钢环保搬迁，这座钢铁巨头离开后，大渡口区经济一度遭遇重创。近年来，大渡口区推动产业转型，打造新型产业集群，建设森林城市，昔日“工业锈带”正变身“生活秀带”。而郭重智、梁明英们的人生轨迹，见证了大渡口区工业的辉煌与变迁，也记录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奉献。最后分配拆迁款的故事，更是重庆工业发展史上一个温暖的注脚。待全部分配事项结束后，郭重智计划把工资账册等捐给重庆工业博物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东西，是我们那代工人的共同记忆。”是的，这是属于这座城市的回忆，曾经有一群人，在荒坡上建起厂房，他们的人生随着集体企业的兴衰而起伏，但那份在艰苦岁月中结下的情谊，那份对工厂、对城市的热爱，却像穿城而过的长江水一样，源远流长。（来源：《中国工人》2025年12月刊 策划：《中国工人》编辑部 作者：《中国工人》记者王婧祎 摄影：郭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