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近日发布《北京市低空技术专业职称评价试行办法》，在全国率先增设低空技术专业职称，计划于2026年启动首次评审，并实行年度常态化开展。此举不仅是低空技术人才职业化、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更以“政策杠杆”撬动人才、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有望释放汇聚人才、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乘数效应”。（1月6日《工人日报》）
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与产业布局的新赛道。从无人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到应急救援、智慧农业，低空技术应用场景日益拓展，产业链持续延伸。然而，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专业人才供给、评价标准、职业上升通道等问题逐渐显现。北京此次创设低空技术专业职称，是针对产业痛点、回应人才需求的前瞻性布局，其意义不仅在于新增评审序列，更在于构建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的人才生态体系。
职称体系的产业适配性是激活“乘数效应”的基础。北京设立的低空技术职称紧密围绕产业链核心环节，精准划分研发、制造、运行系统建设、安全保障四大专业方向。这一“按图索骥”式的设计，使不同领域的技术人员都能找到对应的职业坐标，有效缓解技术工人职业发展“天花板”的焦虑，有利于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投身低空领域，从而夯实产业发展的人才根基。
评价标准的创新是释放“乘数效应”的关键。该职称全面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将项目报告、技术报告、专利、标准等实际贡献作为评审主要依据，摒弃了唯论文、唯学历倾向，有助于回归技术创新与产业贡献的本源。尤为重要的是，该政策为杰出人才开辟绿色通道——取得全国首张适航证、运营证，或在重大系统研发、国家级重大活动中取得突破的技术骨干，可不受常规条件限制直通高级职称。这种“以实绩论英雄”的导向，必将显著激发一线人才的创新动力，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评价机制的社会化与开放性是拓展“乘数效应”的保障。该职称采用社会化评价模式，面向各类所有制单位开放，港澳台及外籍人才均可申报，并推动职业资格与职称互认。这一兼容并包的做法，打破了体制、地域与国籍壁垒，有助于广泛汇聚各界专业人才。而多方参与评价、政府指导监管的机制，能确保评审专业性与公信力，促进评价结果与人才使用相结合，使职称真实反映人才价值、服务企业需求。
低空技术职称的设立，不仅是人才评价机制的革新，更是推动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战略支点。其向市场传递出明确信号：低空经济是具有长期价值的战略产业，值得持续投入与深耕。此项制度将引导教育、培训、研发资源向该领域集聚，带动高校专业设置、企业人才结构、资本投向的系统性优化，最终形成“以职称引人才、以人才促创新、以创新强产业”的良性循环。
当前，低空经济蓄势待发，技术迭代加速，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率先破解低空技术人才评价难题，既为本地产业储能蓄力，也为各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期待这项政策扎实落地，让每一份技术创新的努力都被认可，让更多人才在低空经济的广阔天地中竞相奔腾，从而充分释放人才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乘数效应”，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持久动能。（张智全）
下午3点，大一学生李响提前10分钟到达学校附近的咖啡馆，在靠窗的位子坐下。他仔细擦拭了眼镜，默默练习了一遍开场白，希望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这是他第一次尝试“Coffee Chat”进行“技能交换”，聊天对象是一位素未谋面的短视频创业者。“Coffee Chat”(喝咖啡聊天)原本是海外职场中常见的社交方式。近来，这种以技能、信息的交换为目的的社交模式，在国内年轻人中流行，成为帮他们了解职业机会和行业信息的“技能社交”。（1月4日《中国青年报》）
“技能社交”以其独有的魅力，迅速赢得了众多年轻人的青睐。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以兴趣爱好或地域背景为纽带的社交方式，而是以技能为桥梁，将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背景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技能清单”，用自己擅长的外语、乐器演奏、编程技能或专业领域知识，去交换他人的摄影技巧、烹饪秘籍或行业内部信息。“技能社交”让年轻人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既实现了自我提升，又拓展了人际关系，可谓一举两得。
在当今社会，年轻人渴望学习更多的技能，以便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占据有利位置。而“技能社交”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途径。通过与业内人士的直接交流，他们能够迅速了解行业的最新动态，从而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做好充分准备。
技能社交预示着人际关系从身份认同向能力认同的迁移，是一种照亮彼此的双向奔赴。它让年轻人在技能与信息的互相碰撞中，看见他人，也照见自己。这说明真正有价值的技能社交，本质上是认知维度的相互启蒙与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不仅收获了知识和技能，更收获了友谊与成长。同时这也是对终身学习型社会的生动诠释，在技能与思想的持续碰撞中，每个参与者都在不断完成自我的迭代升级，共同绘制着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新图谱。（张玉胜）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与国家网信办联合发布《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下文简称《办法》），剑指平台规则乱象，明确提出禁止大数据“杀熟”、不得随意变更规则损害会员权益、不得对平台内经营者设置不合理限制等要求。这一新规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对平台经济的监管正从“事后惩治”迈向“事前规范、全程治理”的新阶段。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网络交易既不能“杀熟”，也不能“欺生”，唯有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规则，才能构筑健康可持续的市场生态。
“杀熟”早已不是新鲜词。同一商品，老用户价格更高；会员续费逐年上涨，服务却未提升；平台利用算法对用户消费习惯精准画像，实施差异化定价……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和算法优势，对忠实用户进行“精准收割”。这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更动摇了平台经济的信任根基。信任一旦崩塌，再庞大的流量也将化为虚无。
而“欺生”，则体现在平台对新入驻经营者设置隐性门槛、收取高额“入场费”、随意变更规则、单方面解释权归平台等行为。许多中小商家反映，“刚学会规则，规则又变了”，平台通过规则霸权不断挤压其利润空间。这不仅抑制了创新活力，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长此以往，平台将沦为“店大欺客”的垄断机器，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生态的多样性与韧性。
此次《办法》的亮点在于“双向保护”：既防“杀熟”也防“欺生”，不再局限于保护消费者，而是将平台、商家、用户纳入统一监管框架，强调平台规则的公平性、透明性与程序正当性。例如，要求平台在修改规则前公开征求意见、设置过渡期、建立申诉机制，是对“规则霸权”的有效制衡；同时，明确禁止利用算法实施价格歧视，推动算法从“黑箱”走向“阳光”，对技术滥用进行有力回击。
当然，规则的生命在于执行。算法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其透明化与监管之间如何平衡，仍是难题。但正如专家所言，商业秘密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护身符”。监管部门可探索“算法备案+定期审计”模式，在保护创新与维护公平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同时，应畅通消费者投诉与举证渠道，降低维权成本，让监管真正“长出牙齿”。
网络交易的健康发展，既需要“红绿灯”指引方向，也需要“高压线”划定底线。此次《办法》的出台，正是为平台经济铺设一条行稳致远的“快车道”。未来，平台应从“流量收割者”转向“生态共建者”，以遵守规则赢得信任，以透明机制换取长久发展。
平台经济不该是“强者通吃”的丛林，而应是规则共守的市场。既不“杀熟”，也不“欺生”，这才是数字时代应有的商业文明。（童方萍）
日前，有网民发帖指出河南安阳博物馆文物介绍有多处错误，引发关注。1月5日，安阳博物馆正式发起“全民挑错·共建文博”活动，邀请每一位参观者、文化爱好者成为“品质监督员”，如指出文物介绍等方面的错误可获得奖励。该馆负责人称，此举旨在接受监督，进一步查漏补缺，持续提升展览质量。（据大皖新闻1月6日报道）
从被网友挑错，到请公众纠错，安阳博物馆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公众监督，展现了专业机构应有的谦逊与担当，也诠释了共建共享的管理智慧。
博物馆是历史的宝库，也是知识的殿堂，其展陈内容往往被当成了解历史、解读历史的标准答案，影响着公众对历史的认知。然而，历史考据本就是一门不断更新、持续修正的学问，加之部分基层博物馆受限于专业人才短缺、研究深度不足，文物说明出现年代误标、术语不当等问题并不罕见。安阳博物馆邀请公众挑错，变被动应对质疑为主动接受监督，正是对问题的及时回应和纠正，彰显了博物馆对历史的敬畏、对参观者的尊重。这也深刻表明，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永不犯错，而在于敢于直面问题、乐于修正完善。
当下，公众的文化素养普遍提升，文化需求日益多元。此前，就有太原高中生指出博物馆展品标牌错误、成都初中生纠错千年铜镜断代偏差等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安阳博物馆顺应时代趋势，将分散的个体智慧汇聚起来，让博物馆从单向的文化输出平台转变为双向互动的交流平台，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新活力。
当然，鼓励全民挑错不能替代专业建设。学术研究是博物馆的核心职能之一，文物介绍的准确性最终要靠扎实的研究支撑。在欢迎社会力量参与的同时，各地博物馆应加快完善内部审核机制，建立由考古、历史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常设审核团队，定期组织展陈内容复核更新，确保展陈的严谨性与权威性。
当更多文博单位敞开大门欢迎全民挑错，当一个个博物馆成为全民共建共享的文化空间，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必将拥有更为广袤的沃土。（江德斌）
近日，据媒体报道，05年女生舟舟为减轻家里负担，暂停考研选择当团播运镜师，刚入行就被质疑“女孩能拍出什么”，她就对着自拍杆反复练习、努力研究舞蹈MV培养乐感，仅10个月就打破所有质疑。一次意外的出镜直播，让她因穿搭与丝滑运镜圈粉无数。如今的舟舟，已经靠自己实现经济独立，“我就想着，每件事只要做就做到极致！”
这一故事生动证明，人生从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年轻人敢于跳出常规、尝试新可能的勇气，理应被看见、被鼓励。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就业形态多样化，“一招鲜，吃遍天”的旧有观念已难以适应当下现实。团播运镜师虽非传统职业，却能让舟舟发挥摄像特长，找到自己的职业方向。当年轻人根据自身实际选择道路时，这份不盲从的清醒，本身就是对自我需求的尊重，更是对多元社会的生动诠释。
值得关注的是，舟舟身上展现出的“努力做到最好”的精神，正是当下许多新兴职业所需要的核心品质。刚入行时被观众骂“运镜烂”，她便拜师学艺，每天举6斤哑铃练臂力，贴7张膏药缓解疼痛；为培养乐感，洗澡时都在听DJ舞曲，把舞蹈动作刻进记忆里。这份“做就做到极致”的执着，让她从行业新人蜕变为能带动团播流量翻十倍的专业运镜师。
当然，为舟舟们的勇气喝彩，并非要全盘否定传统教育路径的价值。无论是考研深造还是选择新兴职业，都应当基于个人兴趣、能力与实际情况进行理性判断。社会的进步之处在于，能够为年轻人提供多元选择的可能性，让每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当前，我国新职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年轻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从互联网营销师到无人机驾驶员，从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到民宿管家，这些新职业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更让年轻人能够将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转化为对事业的追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需要营造鼓励创新、包容试错的社会氛围，为像舟舟这样的年轻人提供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
每一代年轻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机遇与挑战。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敢于尝试、勇于突破的年轻人，不再盲目追随“标准答案”，而是基于现实与热爱做出选择，并在所选道路上精益求精时，这何尝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成熟与智慧？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敢于跳出标准答案的框，在试错中找到方向，在探索中实现成长时，我们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必将更加蓬勃迸发。（余乐）
1月7日，两则新规引发关注。
一是《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四类主体；二是《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聚焦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两则新规均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近日联合发布。
从传统电商到直播带货，从“买买买”到“上链接”……随着平台经济的崛起，人们对网络交易已经习以为常。然而，便利生活的另一面，却是层出不穷的槽点和雷点：主播“全凭一张嘴”，对着产品使劲吹；远看人人给好评，近看“职业弹幕人”；明明已是老会员，价格竟比新客贵；维权举证索赔难，程序繁琐路漫漫……不过，别以为只有消费者担心被“算计”。平台规则不够透明，强制“仅退款”，商户钱、货两空，部分买家的“薅羊毛”也曾引发不少争议。上述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不仅各方权益难以保障，也难免助长恶性竞争，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当然，电商平台的治理并非易事。许多乱象之所以反反复复，原因是多方面的。以直播电商为例，其明显特征就是人、货、场分离，交易链条长，涉及区域广，参与主体多，法律关系复杂；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经济组织，有着“准基础设施”的属性，但平台背后的企业天然逐利，这种双重角色带来了自治的悖论，其权利边界存在模糊性；AI假图、AI盗脸直播等侵权手段形式愈发多样，隐蔽性越来越强，甚至形成了灰色产业链，对监管的挑战也是可以想见的。
综观两部新规，都体现了较强的问题意识，而且各方的责任义务更加清晰。比如，《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对四类主体都划定了行为红线，其中明确“直播间运营者在信息公示、核验实际经营者信息和直播营销人员身份信息、实时管理直播间互动内容、事前合规审核、实施明码标价”等方面的义务，构建了全链条的责任体系；《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则明确，平台不得强制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等，不得大数据“杀熟”、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减免自身责任，等等，正中舆论关切。此前，相关法律法规对平台规则的部分程序性问题作出了规定，但缺乏刚性约束和有效监督，新规出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白。
平台经济的灵活多变，也呼唤监管创新。《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专门设立了监管部门间、监管部门与平台间的联动处置制度，通过建立全线索移交、信息共享、会商研判等协作机制，有利于克服监管“碎片化”、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快速响应；“采用流量监管手段惩治违法违规主体”，让平台发挥技术优势，体现了“打蛇打七寸”。毕竟，在言必称“算法推荐”“流量倾斜”的电商江湖里，流量这项治理工具，还是相当有威慑力，关键是要落实到位，实现“优胜劣汰”。
不难发现，在平台经济领域，最近新规的发布颇为密集。如在去年底，《关于提升网络交易平台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相继印发，《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也将于近期发布实施。这显示了治理工作的愈发精细化，相关部门发力穿透式监管的决心。也唯有在法治的轨道上，在规则的引领下，在权利与义务、流量与质量的平衡中，平台经济才能行稳致远，发挥更大作用。（钟颐）
岁末年初，不少商超推出多种促销活动吸引顾客关注。然而，在全国多地出现了一种“试吃卡”新型骗局，一些不法分子打着知名超市“免费福利”的幌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流。近期，山东公安机关接连侦破多起“试吃卡”诈骗案件，部分从事线下推广营销的地推人员受诈骗团伙遥控，引诱群众下载陌生App或加入“福利群”，实施刷单返利、盗刷银行卡等诈骗行为。
精心设计的“试吃卡”骗局，是线下诈骗与数字技术深度捆绑的结果。具体而言，诈骗分子不再是街头巷尾的“游兵散勇”，而是形成了“线下踩点投送+线上遥控操作”的完整链条：夜晚潜入小区精准投卡，用“免费大米”“现金福利”等作为诱饵突破消费者心理防线；通过二维码引导受害者加入“福利群”，用小额返利积累信任，再以“高额返利任务”诱骗大额投入；背后的诈骗团伙则通过境外通信软件遥控指挥，用记录仪实时监控发卡过程，以虚拟货币结算费用，全程隐匿行踪……
这种新型诈骗模式既保留了传统地推的覆盖面，又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精准定位、远程操控和资金隐匿，打破了地域和时间限制，让警方追踪轨迹、固定证据的难度大幅提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诈骗团伙在遭到打击后，只需改头换面便能“另起炉灶”，从“超市试吃”摇身变为“水果试吃”，持续迭代诈骗话术。此类骗局的蔓延，不仅暴露了诈骗分子的狡诈，更警示我们线下诈骗的“数字化转型”已悄然来袭，其跨场景、高隐蔽的特点让防范难度陡增。
“试吃卡”骗局，本质上是犯罪手段对数字时代技术红利的扭曲利用。诈骗分子深谙“精准营销”思维，借助二维码、陌生App、社交群组等数字工具，将诈骗流程从“面对面”转为“屏对屏”，既降低了作案风险，又扩大了诈骗半径。此外，通过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构建资源库，从初期的小额返利到后期的大额诈骗，甚至衍生出盗刷银行卡、网络贷款等次生犯罪，形成黑色产业链。这种诈骗策略瞄准部分群体的数字素养短板，也暴露出传统防骗模式的局限性。
面对不断升级的诈骗手段，只有构建起全民防骗体系，才能筑牢财产安全防线。“天上不会掉馅饼”的朴素警示是个人防护的第一道防线，要坚守不扫陌生二维码、不下载非官方App、不向陌生平台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更不能因贪图小利参与此类“地推兼职”，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社区应织密基层治理网络，通过网格员巡查、防骗讲座、邻里提醒等方式，对老年群体等重点对象开展针对性宣传。相关平台需压实监管责任，二维码服务商应建立风险数据库，电信和金融机构要加强涉诈信息监测，从源头阻断诈骗链条。
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从来不是速决战，而是持久战。“试吃卡”骗局的出现，只是诈骗手段迭代升级的一个缩影。当线下诈骗插上数字技术的“翅膀”，我们的防骗体系也必须同步升级。唯有每个人都绷紧防范之弦，避免踏入“免费福利”的陷阱，每个社会主体都扛起应尽之责，形成“人人识诈、人人防诈、人人反诈”的强大合力，才能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和数字时代的社会安宁。（胡欣红）
岁末年初，不少商超推出多种促销活动吸引顾客关注。然而，在全国多地出现了一种“试吃卡”新型骗局，一些不法分子打着知名超市“免费福利”的幌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流。近期，山东公安机关接连侦破多起“试吃卡”诈骗案件，部分从事线下推广营销的地推人员受诈骗团伙遥控，引诱群众下载陌生App或加入“福利群”，实施刷单返利、盗刷银行卡等诈骗行为。
精心设计的“试吃卡”骗局，是线下诈骗与数字技术深度捆绑的结果。具体而言，诈骗分子不再是街头巷尾的“游兵散勇”，而是形成了“线下踩点投送+线上遥控操作”的完整链条：夜晚潜入小区精准投卡，用“免费大米”“现金福利”等作为诱饵突破消费者心理防线；通过二维码引导受害者加入“福利群”，用小额返利积累信任，再以“高额返利任务”诱骗大额投入；背后的诈骗团伙则通过境外通信软件遥控指挥，用记录仪实时监控发卡过程，以虚拟货币结算费用，全程隐匿行踪……
这种新型诈骗模式既保留了传统地推的覆盖面，又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精准定位、远程操控和资金隐匿，打破了地域和时间限制，让警方追踪轨迹、固定证据的难度大幅提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诈骗团伙在遭到打击后，只需改头换面便能“另起炉灶”，从“超市试吃”摇身变为“水果试吃”，持续迭代诈骗话术。此类骗局的蔓延，不仅暴露了诈骗分子的狡诈，更警示我们线下诈骗的“数字化转型”已悄然来袭，其跨场景、高隐蔽的特点让防范难度陡增。
“试吃卡”骗局，本质上是犯罪手段对数字时代技术红利的扭曲利用。诈骗分子深谙“精准营销”思维，借助二维码、陌生App、社交群组等数字工具，将诈骗流程从“面对面”转为“屏对屏”，既降低了作案风险，又扩大了诈骗半径。此外，通过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构建资源库，从初期的小额返利到后期的大额诈骗，甚至衍生出盗刷银行卡、网络贷款等次生犯罪，形成黑色产业链。这种诈骗策略瞄准部分群体的数字素养短板，也暴露出传统防骗模式的局限性。
面对不断升级的诈骗手段，只有构建起全民防骗体系，才能筑牢财产安全防线。“天上不会掉馅饼”的朴素警示是个人防护的第一道防线，要坚守不扫陌生二维码、不下载非官方App、不向陌生平台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更不能因贪图小利参与此类“地推兼职”，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社区应织密基层治理网络，通过网格员巡查、防骗讲座、邻里提醒等方式，对老年群体等重点对象开展针对性宣传。相关平台需压实监管责任，二维码服务商应建立风险数据库，电信和金融机构要加强涉诈信息监测，从源头阻断诈骗链条。
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从来不是速决战，而是持久战。“试吃卡”骗局的出现，只是诈骗手段迭代升级的一个缩影。当线下诈骗插上数字技术的“翅膀”，我们的防骗体系也必须同步升级。唯有每个人都绷紧防范之弦，避免踏入“免费福利”的陷阱，每个社会主体都扛起应尽之责，形成“人人识诈、人人防诈、人人反诈”的强大合力，才能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和数字时代的社会安宁。（胡欣红）
当清脆的消息提示音在夜晚响起，济南的王女士再次匆忙赶往打印店，为孩子准备明早必须上交的数学练习。这样“紧急打印”的场景，如今已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无数家长在夜幕中匆忙寻找营业中的打印店，只为完成那份“明早务必交齐”的作业。两页A4纸看似微不足道，背后却承载着家长沉甸甸的负担。表面是小事情，实则构成了对家庭的多重负担，更折射出教育责任体系的错位。
让家长承担打印任务，首先是一笔不容忽视的经济账。以普通家庭每学期打印数百页作业计算，仅此项支出就可达数百元。更值得关注的是，打印需求往往集中在放学后至夜间时段，许多家长不得不选择价格更高的24小时打印服务，进一步加重了经济负担。
经济成本之外，是更为隐蔽的时间与精力消耗。寻找营业中的打印店、往返奔波、排队等候，每次任务至少耗费半小时以上。对双职工家庭而言，这半小时可能意味着推迟晚餐、压缩亲子时间，甚至影响次日工作状态。更令人忧虑的是精神上的持续压力——家长必须时刻保持“群消息警觉”，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教育待命焦虑”。这种全天候的“在线状态”，实质上模糊了工作与家庭、学校与生活的边界。
这一做法与“双减”政策的核心精神背道而驰。政策明确要求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规范作业管理，而通过家庭打印实现的“作业隐蔽化”，恰恰规避了学校对作业总量的有效监管。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做法扭曲了家校合作的本意，将家庭从教育的合作伙伴异化为教学任务的执行终端。教师轻点手机发送文件，家长便需即刻响应；学校规避了作业总量监管，家庭却承担了“明减暗增”的负担。
教师将打印任务甩给家长，实质是教学惰性的流露；学校默许此类行为，暴露的是教育理念的偏差。问题的表象在教师，根源却在教育评价体系。一些学校管理者仍固守“作业量等于教学质量”的陈旧观念，将家长配合度简单等同于教育成效。在这种导向下，打印作业从权宜之计异化为常态要求，家庭资源被默认为学校教学的延伸保障。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种做法在微观层面损害教育公平——并非所有家庭都具备即时打印条件，城乡差异、数字鸿沟在此过程中被悄然放大。
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尊重教育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解决这一问题须进一步明确家校责任边界。首先，作业布置与材料提供是教学基本环节，理应由学校承担。学校可通过建设共享作业库、统一打印或订购习题册等方式，推广绿色作业方式，从源头上减少不必要的打印需求。其次，为强化“双减”政策的执行力，有必要将减负要求纳入教育督导体系，对变相增加家庭负担的行为建立阶梯式问责机制。而教师也要提升作业设计质量，减少对打印材料的依赖。最后，教育行政部门需建立更科学的评价体系，督促校方将政策落到实处。
家庭不是学校的延伸，家长也不是教师的助手。当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质，学校与家庭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孩子们才能在健康的教育生态中成长。这不仅是对家庭时间与精力的尊重，更是构建良性教育关系的必然要求。教育的美好，应体现为对个体生命发展规律的尊重与顺应，而非将家庭卷入无休止的“打印战争”中。（关育兵）
当清脆的消息提示音在夜晚响起，济南的王女士再次匆忙赶往打印店，为孩子准备明早必须上交的数学练习。这样“紧急打印”的场景，如今已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无数家长在夜幕中匆忙寻找营业中的打印店，只为完成那份“明早务必交齐”的作业。两页A4纸看似微不足道，背后却承载着家长沉甸甸的负担。表面是小事情，实则构成了对家庭的多重负担，更折射出教育责任体系的错位。
让家长承担打印任务，首先是一笔不容忽视的经济账。以普通家庭每学期打印数百页作业计算，仅此项支出就可达数百元。更值得关注的是，打印需求往往集中在放学后至夜间时段，许多家长不得不选择价格更高的24小时打印服务，进一步加重了经济负担。
经济成本之外，是更为隐蔽的时间与精力消耗。寻找营业中的打印店、往返奔波、排队等候，每次任务至少耗费半小时以上。对双职工家庭而言，这半小时可能意味着推迟晚餐、压缩亲子时间，甚至影响次日工作状态。更令人忧虑的是精神上的持续压力——家长必须时刻保持“群消息警觉”，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教育待命焦虑”。这种全天候的“在线状态”，实质上模糊了工作与家庭、学校与生活的边界。
这一做法与“双减”政策的核心精神背道而驰。政策明确要求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规范作业管理，而通过家庭打印实现的“作业隐蔽化”，恰恰规避了学校对作业总量的有效监管。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做法扭曲了家校合作的本意，将家庭从教育的合作伙伴异化为教学任务的执行终端。教师轻点手机发送文件，家长便需即刻响应；学校规避了作业总量监管，家庭却承担了“明减暗增”的负担。
教师将打印任务甩给家长，实质是教学惰性的流露；学校默许此类行为，暴露的是教育理念的偏差。问题的表象在教师，根源却在教育评价体系。一些学校管理者仍固守“作业量等于教学质量”的陈旧观念，将家长配合度简单等同于教育成效。在这种导向下，打印作业从权宜之计异化为常态要求，家庭资源被默认为学校教学的延伸保障。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种做法在微观层面损害教育公平——并非所有家庭都具备即时打印条件，城乡差异、数字鸿沟在此过程中被悄然放大。
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尊重教育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解决这一问题须进一步明确家校责任边界。首先，作业布置与材料提供是教学基本环节，理应由学校承担。学校可通过建设共享作业库、统一打印或订购习题册等方式，推广绿色作业方式，从源头上减少不必要的打印需求。其次，为强化“双减”政策的执行力，有必要将减负要求纳入教育督导体系，对变相增加家庭负担的行为建立阶梯式问责机制。而教师也要提升作业设计质量，减少对打印材料的依赖。最后，教育行政部门需建立更科学的评价体系，督促校方将政策落到实处。
家庭不是学校的延伸，家长也不是教师的助手。当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质，学校与家庭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孩子们才能在健康的教育生态中成长。这不仅是对家庭时间与精力的尊重，更是构建良性教育关系的必然要求。教育的美好，应体现为对个体生命发展规律的尊重与顺应，而非将家庭卷入无休止的“打印战争”中。（关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