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姆的储蓄时间:2013-10-02 作者:未详 点击:180次 从印尼归来的舅舅讲了一个关于他的朋友的故事。这个朋友名叫达拉姆，此人三十多岁就担任了一家大银行的行长，比起那些六七十岁的资深金融家，银行家，他是地道的小字辈。他掌管的这家银行尽管在本市大名鼎鼎，但他浮浅的履历还是受到金融界巨头，银行翘楚们的嘲笑，认为由他掌舵银行业的旗舰，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果然，达拉姆上任伊始就做出了一个贻笑大方的决定，他要求手下把距本行2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新生儿全部列在一张名单上。员工们对他的举措感到莫名其妙，但还是照办了。三天后，名单上所有的新生儿都收到了银行的一封信，恭喜他们在如此幸运的时刻来到这个美妙的世界，来到这个漂亮的新区。从那时起，每年的适当时候，这些孩子都会收到达拉姆银行的信，提醒他们生日即将来临。当他们长到可以阅读故事的年龄，达拉姆的银行就会寄给他们一本故事书，以讲故事的方式说出储蓄的好处。如果是小女孩，她会收到一个芭比娃娃作为生日礼物，后面印着达拉姆银行的全名。如果是小男孩，他会收到一支棒球棒，上面也贴着银行的名字。几年来，仅这笔开支就着实不小，但收益并不明显。达拉姆还把银行办公大楼最重要的一层装修成孩子们的游乐室。里面有旋转木马，溜滑梯，跷跷板，碰碰车，沙堆，还有一名能干的管理员，指导孩子们玩得尽兴。达拉姆把银行办成了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地方，很多年轻的妈妈舍近求远来达拉姆的银行存储，有的母亲甚至办完业务也把孩子留在这里，然后安心地去购物或访友。达拉姆的做法开始显现一些效益，但比起前期的投资来，收益并不大。有人开始质疑达拉姆的能力，觉得一个只会吸引家庭主妇的行长不会有大的作为。
可是在印尼经济困难时期，大量工商企业破产，银行的经营步履维艰，有些大银行宣布破产。达拉姆的银行却靠吸收大量家庭存款而坚强地支撑过来，这时人们才发现个人储蓄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金矿！经济困难期过后，达拉姆的银行良好的信誉给顾客带来巨大的回报，达拉姆一度名声鹊起。
三十年后，一场席卷全亚洲的金融风暴再一次把银行业推到悬崖上。已经六十多岁的达拉姆又一次得到上天的青睐，当年那些在他的银行里玩耍的孩子，很多已经成为著名的企业家，社会精英，并且一直与达拉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他们纷纷注资达拉姆的银行，使它又一次化险为夷。他们说，他们只是在挽救童年的梦想，达拉姆的银行存着他们童年金色的梦，他们是从达拉姆的故事书里开始懂得理财的。
达拉姆当年的储蓄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我们为什么找不到好工作时间:2013-10-02 作者:未详 点击:186次 贾晓明，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首批注册督导师。
这个时代，读书这种行为的终极目的貌似就是工作。把脑袋埋在书本里近二十年，为的就是找到一份好工作。然而，很多抱着高学历游荡在人才市场上的高材生们却不断抱怨——为什么我们总也找不到好工作？！
我们对“好工作”有误解
《青年心理》：在天涯论坛上有一位网友爆料自己找工作的经历，用的是“不堪回首”四个字：“2006年我硕士毕业，原以为找工作不会太难，奔着月薪过八（8000元）和户口留京的双重指标去的。谁料，晃悠了三个月，最终却只找到一个民企业务员的活儿，收入很不稳定。凑合着干了两个月，我就辞职回家复习了。当时的想法是，博士毕业后薪水肯定能高些，而且可以留高校，这样也比较稳定。
2007年顺利考上博士，但是怎么也没想到，等到2009年毕业时，碰上的是博士就业高荒年。各大学留校指标超级少不说，被经济危机这么一闹，博士的薪水也直线下降。在跟二十几个名牌大学的博士拼命后，我终于进了一家国企，但是得从最底层做起。同学聚会时，我发现六年前本科毕业的同学都比我月薪高。”
类似的抱怨还有很多，人们似乎发现，越是高学历的人越是难以找到好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贾晓明：这里首先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好工作？按照这个人的标准，显然民企业务员算不得好工作。我觉得如果做个调查，大概大多数人也都这么认为。文案、营销、服务类等行业，大学生都不屑于去做，在他们看来不是好工作。
为什么这些工作就不好？这些工作不用花费太多体力，工作时间弹性较大，你可以错开早晚高峰上下班，这些不都是好处吗？就因为它们的门槛低，人人都能做，于是高学历的人就觉得它不好。
回头再看看一些人眼里的好工作：高薪稳定，不用吃太多的苦，工作环境还要舒服体面。这就是对好工作的定义，当然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随便翻看几本杂志上几个网，你看里面推崇的人是怎样的？都是IT精英、股市牛人，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年纪轻，身价高。他们很能干没问题，但是千万人中出几个？最重要的的是认同他们并不代表否定其他人，不代表其他的工作不好。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好工作的“好”不光体现在薪水上，还关乎这份工作是否体面。大家都喜欢IT精英，但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农民企业家，靠卖袜子起家的，那大家好像就不那么推崇：呀，你是袜子大王呀？！即使同样是身价上亿，袜子大王就不如做计算机的、搞软件开发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潜意识中早就把行业分了三六九等。民族文化中有些劣根性的东西影响着我们去找工作，而且这些影响潜移默化、根深蒂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青年心理》：我们想要的好工作，其实是让自己看起来有面子的工作，而不是考虑它是否适合自己。
贾晓明：这个案例里的主人公说了，民企业务员他不满意，不符合他硕士的身份。但是如果让他去送快递，他肯定又不去，宁愿选择做业务员。尽管业务员收入不稳定，但他也会选这个，因为跑业务总比做快递好听些。
但我也想说，送快递为什么不行呢？年纪轻轻体力正好，骑着自行车还锻炼身体。如果自己有本事又用心做，你就一定能比别人送得好，你慢慢的就可以自己做个快递公司，自己做老板了。为什么不可以呢？只要能养活自己，而且能让自己越过越好，这不就是一份好工作嘛。
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说就业难，大学生抱怨找不到好工作，这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层意思，隐藏了我们对自己、对社会不切实际的定位和期望。有的人收入已经很高了，但还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自己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呀？觉得丢脸。再一问又不是什么不正当的行业，这其实是因为我们对职业的理解有偏差，这是一种心理定势。
《青年心理》：其实我们说的“好工作”、“坏工作”，都是投射了我们的某些职业幻想，而不是这份工作真的就如何如何。
贾晓明：是的。我们总是觉得找工作心理落差大，这跟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有关系，也跟我们自己的观念有关——你有没有对自己的定位？在职业取向上，你觉得怎么样可以体现你的价值？你是认为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就是有价值的？还是非得做社会推崇的体面且高薪的工作才有价值？如果是后者，那么你就业的范围越来越窄，心理压力肯定越来越大。
“好工作”要符合自我定位
《青年心理》：您刚才提到一点，我们对好工作的定义其实要跟自己的价值取向相吻合。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贾晓明：对于不同人，“好”的工作肯定是不一样的。所谓价值取向就是说，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是个很大很老也很难的问题，要找到答案可能也需要一个阶段去摸索，去成长。
拿我自己来说，从二十几岁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当一个好老师，这个目标从来没变过。在我看来，这就是最有价值的。当然，这个目标还有一些附加的东西，比如老师当到什么程度？学生认可肯定是一个，还有职称也是一方面。但是，这些都围绕着老师来定位。
《青年心理》：但如果换给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说，当老师还不够，要当校长才行。
贾晓明：我不这么认为。难道我当了一辈子老师，没有做成校长就是失败吗？我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老师，所以有机会竞聘一些领导岗位时我从来不去，那不是我的人生追求，所以跟我就没有关系。这可能是很多人感到迷茫的原因，他们其实并没弄清自己要什么，或者弄清了，然后在现实诱惑面前又彷徨了。
当然我不否认，当领导有当领导的好处，但你必须知道，也要付出相应的辛苦。人的追求各不不同，有的人喜欢拿出时间去应酬，去处理各种事务，但我就喜欢有时间给学生讲讲课，跟他们一起做社会公益活动。我选择让我快乐的事儿去做，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才是好工作。
《青年心理》：如此说来，我们找不到好工作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只追求社会推崇的，却不知道什么才能让自己真正快乐。
贾晓明：我不反对大家去当校长，这很好，这也是他的选择。但是，任何一种工作都不可能只要它光鲜美好的一面，而不去受相应的辛苦，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有一个学生很有意思，他觉得当大学老师很体面，工作很稳定等等，在决定考研前向我询问大学老师的工作情况，好帮助他决定是继续读研究生直到博士，还是做别的。等我们谈完以后，他说“我不当大学老师了”，他说没想到大学老师那么忙，有那么多的事，有那么多的压力，收入也不高。对于我自己来讲做老师感到快乐是因为做自己喜欢的事，事情多、要求高所带来的压力不太觉得什么，或者说还是可以处理。但如果不是这种心态的话，大概会觉得当大学老师并不一定是个好的选择。
我常说小学生写作文《我的梦想》，百分之八九十写的都是科学家、作家、解放军什么的，这其实是比较糟糕的教育。实际上科学家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科学家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研究要经过多么漫长的时间，有多辛苦，他都不知道。但我们的教育只夸大了这份工作的荣耀，隐藏了其他更真实的部分。回到刚才说的“袜子大王不如IT精英”的问题上，其实这就是把工作分成三六九等的根儿，也是最致命的心理枷锁。
《青年心理》：说到这里还有一点，那就是很多人觉得大学毕业了，自己肯定能做比较高端的工作，于是不屑那些基础性的工作。
贾晓明：这涉及到自我能力的评估。刚才说了，IT精英只是少数人，你必须承认个人能力的限制。好工作不是让你发挥到别人的水平，而是发挥出你自己的潜能部分。
其实能力包括很多方面，这里面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有毅力，耐得住寂寞，付得了辛苦，这种人的创业成功率可能就是高。但有的人就是受不了等待，喜欢速成，那么创业可能就不太适合他，但是这也是一种性格，也有适合他的工作。
但这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比方说，有一些性格相对比较外向，有热情有活力，总是愿意研究新鲜事物的人，他们比较有弹性，能忍受不确定感。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性格特征。而与之相对的，有的人就做事按部就班，有条理，但是有点墨守成规。这种性格做很多事情也挺好，比如一些规则性强的工作，但是它也带来很大的缺陷，就是创造性可能不够，缺乏灵活度。实际上，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巨变的社会，每天都有新鲜东西出来。可能这种墨守成规的人就比较痛苦，而灵活多变的人会觉得更如鱼得水。对于后者来说，他们觉得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机会就会更多。
其实这没什么不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就好了。但是问题出哪儿了呢？很多人看着人家那个好，非要做人家的工作。尤其是现在社会推崇的可能都是些灵活度比较高的工作，另一种性格的人就会要求自己改变，但是自己做不到，于是就痛苦。
《青年心理》：很多人不是提倡要改变自我、超越自我吗？也许这正是一个契机，可以通过工作改变自己？
贾晓明：现在的确很多人提倡要超越自我，超越环境，改变性格上的某些缺陷。我想对于超越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也会不同。我觉得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就是超越，而不是别人有的我一定有，通过改变自己达到和别人一样才是超越。
《青年心理》：您认为性格是不能改变的吗？
贾晓明：能改变，但不能完全改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性格是人格的一部分，人格最大的特点就是具备一定的稳定性。我不能说一点都改变不了，比如说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你平常多带着他玩玩，他会变得开朗一点的。但即使这样，他跟那个生来就特别开朗幽默的人比，还是差一大截。也就是说，很少有人能从一种性格直接跳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上去。
但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另一个极端才是好，一定要征服自己和环境，要达到哪个程度才算理想。这就是给自己设了一个绊脚石，因为你花了很大精力要修成人家的那个好，结果把自己的东西都忽略了、丢失了。你过得还特别不开心，内心极度挣扎，能量都被自我否定、自我对抗给消耗掉了。
所以，每个人在找工作的时候要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特点，你适合找怎样的工作，什么工作能发挥你的特长。而不是别人说这个工作好，社会推崇这个工作，你就非要去做。这又回到你对自己有多少了解，有多少坚定，以及你能不能为自己负责和担当。
白领定向扫盲记时间:2013-10-02 作者:未详 点击:166次 为爱情，“土鳖”变身达人
马克就是传说中的“理工宅男”。他就职于一家美资公司的IT部，在上海黄金地段的写字楼上班，身边到处是打扮入时的OL小姐，出门就陷入时尚名店的包围圈。可马克好像是特地来给这花花世界拖后腿的，永远穿得像个学生或送快递的，用N年以前的诺基亚手机，话题一旦离开工作和网络，马上就沉默是金了。这种人在公司里有个共同代号——土鳖。
“土鳖”马克没少在公司闹笑话。新近出名的一个是，老板的“潮人”秘书正跟同事炫耀她在美国买的kindle电子书，马克跑过去凑热闹：“哟，上网本都做得这么薄了！”“潮人”秘书连翻白眼，同事们拍桌子笑着叫“土鳖”，马克还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
但“土鳖”也有转性的时候。
马克的姑妈前阵子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在漫漫相亲路上屡败屡战的马克见姑娘清秀文雅，立刻倾心。难得的是，姑娘虽不甚热情，但也没有像以往那些难伺候的主儿似的，隔天就以“没情趣，说话无聊”之类的理由把他打发了。
吃了几顿饭，看了场《阿凡达》，马克决定加快速度，邀热爱旅游的姑娘周末水乡游。结果就是这个水乡游，让马克遭遇了感情路上的第一道考验。
两人在旅游集散中心碰头。马克见姑娘瘦瘦小小的，却背了个沉甸甸的相机包，立刻显示新好男人本色，将相机包背到自己肩上来，还投其所好，“你喜欢摄影啊，我也喜欢的！”马克想他也有数码小相机，回老家过年的时候还给父母拍过几张照片呢。
但摄影爱好者马克一到目的地就露怯了。姑娘在小桥流水前立定，让马克帮忙拍照。马克连傻瓜机都难得用几次，这会儿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假装熟练地抄起沉甸甸的“黑家伙”，还装模作样地转了下光圈。
摆弄半天后，马克困惑地冲姑娘喊：“怎么显示屏上看不到照片啊。”姑娘顿时仰天：“这是单反机啊！”马克越发困惑：“单反机？不是数码相机？”姑娘无语。
后来那天的水乡游，马克就沦为“拎包马仔”，屁颠屁颠地跟在姑娘后面，看她拍照采风。
晚上回家，在MSN上等到姑娘上线，马克小心翼翼问：“今天玩得还开心吗？”
数分钟后，姑娘发来指令：我喜欢的人，一定要有个基本技能——会用单反相机，擅长摄影。马克如接圣旨，诺诺称是。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次日马克就冲到数码城拿下了一台新款单反机，又杀到书店捧回一套《美国摄影教程》，然后把电脑的主页改成“色影无忌”网站。“土鳖”马克要向达人，至少是摄影达人进军了。
研究光圈、快门，下载各种PS软件，不耻下问地上论坛请教片子得失，马克拿出理科男的钻研精神潜心学习摄影技巧，迅速由单反菜鸟升级为初级学员。
虽然在姑娘看来，马克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如今在公司，马克俨然已是“摄影达人”了。公司最近一次家庭日活动中，马克貌似专业的新款相机惹来了好几个同事的关注，“唉哟，时尚的。”他拍的照片也得到同事一致好评，“灵的灵的，看不出马克还有这一手啊。”
马克一边现学现卖几个专业词语，一边美滋滋地享受达人光环。其实他最高兴的是，因为钻研摄影技巧，现在每天都跟姑娘热线联系着呢。
为工作，“哑巴”开口说外语
韩天没想到，上学时让他无比头疼的外语，在就业后依然是他的噩梦。
韩天在一家大型芯片N公司任职。刚跳槽到这家公司的时候，几个旧同事都满脸羡慕，N公司的薪酬在业内属于高端，没工作经验、非名牌大学毕业的，想都甭想。韩天也对自己信心十足，他想凭着自己名校化工专业文凭、扎实的专业知识、吃苦耐劳的性格，到了N公司定有一番作为的。
没想到一进公司，韩天就发现自己的一个知识大盲点——日语。虽然招聘时N公司的要求上写着“具有一定的英语＼日语应用能力”，但作为一家中日合资公司，它生产线上的操作系统都是日语，管理层一半是日本人，掌握核心技术的专家，也全都是日本人。
韩天想起求职时战战兢兢递上英语四级证书，HR部门的人也毫不在意。他当时还得意是自己的专业知识够扎实，才PK掉那些拿六级证书的，其实人家这里根本就是日语工作环境啊！
韩天什么都不怵，就是怵外语。当年那个四级证书，他都是在宿舍室友的帮助下，赶在毕业前重考才拿到的。说是过了四级，自己心里也清楚，他就是应试型的四级，“哑巴英语”，完全开不了口的。
刚以为逃离了英国人的压迫，没想到这会儿又落到了日本人的陷阱里。韩天暗暗叫苦，早知道当初投奔台湾人的公司算了，老子还一口标准京腔普通话呢。
韩天还想过，要不努力努力先把英语补上去，毕竟不像日语是零基础，短期内提高还有点儿可能。可是他斗胆试着跟日籍专家说英语，两个人都吭哧吭哧说得满头大汗，却半天也没说明一件事。韩天立马向现实投降了。
工作压力所产生的学习动力，比毕业证书、奖学金有效得多。N公司也提供日语培训，但韩天觉得等公司安排进度太慢，他自己上网订了教材，又报了晚上的培训班，老老实实从五十音图开始啃起来。
职场竞争激烈。韩天明白，在公司光靠专业知识，不懂得与上级沟通交流，进阶是很难的。同批进公司的人中，有个家伙就是因为学过《标准日本语》上册，会点日常用语，半年后居然被日本经理点名派去日本实习3个月。
韩天当然眼红。《标日》上册，不过就是4个月的培训班课程，只不过人家抢了先，就抢走了培训机会。所以被平假名、片假名弄得晕头转向想要放弃的时候，韩天只要想起那个幸运的家伙，就又有了啃下去的动力。
虽然现在也只会说些工作专业词汇和日常招呼用语，韩天却不再发憷开口说洋话了。碰上专家、老板，他厚着脸皮连比带画地乱说一气，磕磕巴巴的，但沟通的好处显而易见。
韩天鼓励自己，这辈子学好英语是没希望了，不如另辟战场学说日语吧。多一门语言能力总是好事。至少，外语不再是他的死穴了。
为发展，理财白痴学财会
周雨的职业困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几个月她几乎一有机会就抓住前辈朋友，寻求解惑良方。
说白了，周雨对目前这份工作不满意。虽然任职一家颇有名气的地产公司企划部，跟她的广告专业也很对口，但工作4年了仍是文员；虽然薪酬税后也能拿到五千多，但扣除房租交通各种杂费，白领其实就是“工资白领”。
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些千篇一律的文案已经让周雨陷入沉重的审美疲劳，“弄点青山绿水的效果图，把N年后的规划都编进去，再配点奢华时尚的字眼，客户说OK就过关了。”工作四年，周雨觉得自己就靠当年大学的那点老本混饭吃，只是完成了工作任务，却没有从工作中获得进步。
然而跳槽也非易事。周雨的一位学长帮她做过分析：学历和工作经历都平淡无奇，往上跳，想跻身人才济济的4A公司，难度蛮大；平行跳，换个公司，工作内容职位都差不多，做生还不如做熟。其实别说换岗位，换部门都不容易。学长说，就你这温吞水的性格，让你拿底薪拉广告挣提成吧，十个周雨都早饿死了，你还是适合文职岗位。
学长建议周雨趁年轻多学学。“广告那点东西，文字比不过中文系，画图比不过设计系，你不如再去进修点专业技能，英语也好，财务也好，实用的，将来跳槽就是‘复合型人才’，比别人竞争力大一点。”
周雨深以为然。不过她不打算再精修英语了，这年头不是英语专业的都英语说得倍儿溜，她不想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了。周雨把目标放到了财会上，用途广，求职范围宽，哪家公司不需要财会？周雨想起之前也有一些前辈出来自己做公司，伸来过橄榄枝。小公司都是一个顶三个用的，自己若身兼文案和财会，或许薪酬的筹码就能更高吧。
闺蜜们听说周雨去读财会，都觉得好笑。这可是出名的理财白痴啊，大牛市的时候都没摸过股票基金，唯一的理财方式是存钱，每个月看到银行账户有进账就觉得安心。就这么个不会计算的人，现在居然要去学习管钱了。
周雨可不管这些嘲讽，坚定地报了培训班，她的第一个目标是先考下会计上岗证。周雨当然不会冲动地辞职去求学，这年头儿求职多不易啊。反正工作压力不大，那么白天她还是当她的广告文员，按时完成工作任务。晚上就安心上课，认真学习。
周雨是很适合读书学习的，文静心细，坐得住，看得进，拿下会计上岗证并没有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但周雨也知道，财会之路漫长，上岗证不过是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有了从业资格，还要再通过职称考试，才算真正向财务生涯迈步。再往上，还有注册会计师等等高难度考试。
闺蜜们见周雨来真的，打趣她：“真要一步一步考下去吗，你别把这个证那个证都考了，也留口饭给别人吃嘛。”
其实周雨也并不是铁了心要吃财务饭。她只是觉得多学一门技能，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有好处。或许什么时候就有个机会从天而降呢。退一步说，财务这样实用的技能，即便不用于工作，用于家庭理财也是大有裨益的。周雨打算重新规划自己的理财思路，因为现在，她觉得自己有点懂了。
长官，我尽职了时间:2013-10-02 作者:未详 点击:213次 乔治·桑是美国加州空军K飞行大队的一名飞行员，他已经有2000多个小时的安全飞行记录，并多次安全完成了新式战斗机的试飞任务，为此，他多次受到奖赏。
1996年10月5日，他又接受了一项新式战斗机试飞任务。上午8点30分，一切安全检测完成后，他迈着自信的步伐跨上了飞机，在一阵轰鸣声中，飞机腾空而起。他有条不紊地操纵着驾驶杆，飞行一切正常。飞机的降落点在距离此800公里的另一处空军基地，目标逐渐接近了，500公里、300公里、100公里……乔治·桑心情愉快地驾驶着飞机。突然，机身剧烈的抖动了几下，起降系统失灵，地面指挥系统也随之失去了联系。情况十分紧急，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他知道处理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弃机跳伞逃生，二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将飞机迫降，以保全这架昂贵的飞机。但迫降的危险性很大，一旦不成功，可能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跳伞，对他来说，是一种最安全也最合理的选择，然而，一种多年来的职业责任感使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迫降保住飞机的方法。他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沉着地检查操作系统，这时他发现，减速系统也失灵了。
目标越来越近了，100公里、50公里、20公里、10公里……飞机场就在眼前了，他开始准备迫降。突然，他发现机场起降点旁摆着10多架大型加油飞机，在操作系统失灵、速度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一旦在起降点迫降，很容易发生剧烈碰撞引发更大的惨剧。机场旁是一片丛林，他努力地调转方向，飞机向丛林坠去……随着一声巨响，战斗机在着地的一刹那，与一棵巨树相撞了。
半小时后，当消防队灭火结束，人们从飞机驾驶舱里抬出了已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乔治·桑，惟一保存完整的是飞机上的录音指挥器，当人们按下录音键时，传出了乔治·桑仅有6个字的最后留言：“长官，我尽职了！”一时间，所有人都寂静无声，一种强烈的震人肺腑的力量贯穿了每个人的心。
几天后，在加州陵园里，矗立起一块新墓碑，上面镌刻着：最伟大、最诚实的飞行员——乔治·桑之墓，墓碑后面，刻着他最后的生命宣言：“长官，我尽职了！”
最后的凝视时间:2013-10-02 作者:未详 点击:169次 祖父做了一辈子的羊倌。
他身高腿长，脚弓也深，在山梁上行走，脚抓得牢，如履平地。用村里人的说法，他天生就是放羊的料。
解放前他给地主放羊，给的工钱很少，孩子们从来吃不饱。所以，羊儿叫，婴儿哭，他眉头紧皱。
父亲就是在饥饿中长大的，但却长得跟他父亲一样高。祖父跟祖母调侃道：“还是老辈子的话说得准，家贫出壮子，地瘦长旺苗。”
等解放了，上边来人给祖父发了一块匾，上边印着伟人毛泽东的手书：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村里人才知道，他是1938年就加入组织的地下党员，原来放羊只是一种掩护，他的正业是为组织传递情报。
考虑到他的历史贡献，组织上让他当干部，他却说：“我当不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除了会放羊以外，一没文化，二没口才，别瞎耽误事。组织上执意安排他工作，说，我们怎么能亏待一个老革命呢？他想了想，说：“既然这样，还是让我放羊吧。”
放羊跟放羊可不一样——村里给他最高待遇，到了人民公社，还给他记最高的工分，到了年关，还给他一挂羊下水。即便是房门紧闭，肉香也传得很远，惹街坊邻居羡慕。他很知足，对父亲说：“你要懂得感恩。”
由于家境好，父亲成了村里第一个念到初中的人。本来是要念高中的，有个热心的婶子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他刚进女方的家门，就被女子的美丽击中了。回到家里就对祖父说：“我不想念书了，我要结婚。”
祖父说：“那可不成，我还指望你将来当干部，干大事呢？”
父亲说：“那你怎么不当？”
祖父无言，只是笑，笑得怪怪的。他后来对人说，这能怨谁，撒什么种子，还不长什么苗？
父亲在村里当了民兵连长，白天耕种，晚上军训，满腔热情，一身蛮劲。就干得有声有色，被上边树为典型。上边要奖励他个人，他却说，你们也别奖励了，只求你们让电影队多上我们村里几趟就行了。那时乡下人特别稀罕电影，觉得电影这玩意儿神秘、有趣、勾魂。
那时放电影，故事片之前，都要演加片。加片从来都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公报”，片头是那座天安门，巍峨地出现在银幕中央，然后伴着音乐光芒四射。每到这个时刻，父亲都会腰杆挺直、双拳紧握、满面肃然。
他感受到一种叫神圣的东西。
有一年，县武装部到村里来，要征一个护卫国旗、保卫天安门的兵。这可不是一般的兵，首先考虑的便是政治条件。所以，他们实际上就是冲着父亲来的。见了父亲，他们喜出望外，因为眼前这个青年，不仅政治过硬，而且身姿挺拔、面相俊朗，真是天纵之才啊！他们便对父亲说：“就是你了。”
父亲兴奋得脸都红了，然而很快就暗淡下来，他嗫嚅道：“可我成家了。”
武装部的领导说：“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父亲也没跟母亲说一声，抬腿就跟他们走了。
到了县上，马上体检。天遂人愿，居然项项合格，立刻就发了他一套军装。对他说：“你马上回一趟家，安顿一下，后天就来报到。”
出了门，父亲就把军装穿上了，虽然还没有发领章帽徽，但军人的感觉已经很强烈了。见了母亲，竟情不自禁地敬了一个军礼。以为母亲会感动得送之以拥抱，母亲却跪在地上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腿，哇地大哭，“孩子他爸，你可不能走，老大刚会爬，老二刚出怀，你一走，就地陷天塌了。”
无论怎么劝，母亲只是一径地哭，把美丽的面容哭成了一团皱纸。
这又把父亲击中了，他失去了决绝的勇气，只好托人把那身军装送回去了。
他的人生从此留下了遗憾，再演加片的时候，一看到光芒四射的天安门，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掉泪。
后来父亲当了大队（村）支部书记。刚一上任，就订了“两报一刊”。他说，既然是支书了，就要关心从北京来的消息。那时，领袖总爱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检阅游行、接见队伍，报纸也就总会刊登大幅的照相。他久久地盯着图像，两眼放光，一动不动。
父亲是个乐天派，晚上收工后，躺在土炕上常哼革命歌曲和样板戏选段。他唱歌走调，像秋蝉栖冬树，前音长后音短，听着闹心。母亲和我们偷偷笑他。母亲干脆说，你别唱了，还是我给你亮亮嗓子吧。京西有一种类似河北梆子的戏剧，当地人叫山梆子。母亲是村里唱山梆子的主角，她一唱，就余音绕梁，大家鼓掌，弄得父亲羞答答的，像做错了事似的。但是，只要他一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大家的嘲笑，立刻就止了，且报以掌声。不是他唱得好，而是大家知道那是他最敏感的部位，不忍造次了。
他也发现了这一点，只要跟母亲对垒，抵挡不过，他准会用上这一招，弄得母亲只好偃旗息鼓，且体贴地说一声：“你唱得好。”
父亲没想到，他订的“两报一刊”，居然成了他儿子最好的课外读物，我深受影响，产生了飞向远方的渴望，也埋下了文学的种子。那时我就想，我绝不会在乡下过“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生活，我不能留下父亲那样的遗憾。便勤奋读书，居然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
我的飞翔，却给父亲出了一道难题——在县城上学，吃住行，开销很大，然而他手里没有钱。他四处去借，直到再也无处可借，庞大的一个汉子，竟蹲在地上不停地叹气。母亲开导他，你一个堂堂的支部书记，还不能“变”出些钱来？父亲很生气，对她说，你去父亲的房里朝墙上看一看，那上边挂着什么？母亲自然知道，那是伟人的手书：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父亲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到隔岭的金鸡台做了窑工。挖煤虽然辛苦些，但可以挣到现钱，可以干干净净地供养他的儿子上学。
他的举动，当时震动了三乡五岭。
我终于学业有成，在一个乡镇当上了乡长。当时乡镇领导都攀比坐车，认为那是身份和实力的象征。我却一直坐着一辆老掉牙的伏尔加，且经常半路熄火，司机说，您这是图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显示廉洁？我笑着说，我可没那么高的境界，是因为我的出身——我祖父是放羊的，我父亲是挖煤的，我没长那么高级的屁股。
时间到了1996年的夏天，父亲突然腹痛不止，他不想惊动我，就一直胡乱地吃止疼片忍着。后来成把成把的药片吞下去也不管用了，他才找到我，说，沾你点光，拉我到城里去检查检查吧。这时，他已瘦得脱了形，我顿生大哀，觉得他的病，与我有关。
到了北京的友谊医院，检查之后，医生说，你们来晚了，他得的是结肠癌，已经扩散了。我当时就泪流满面，不能自已。父亲见状，说：“看来我是得了大病，没救了。”
在治疗期间，他突然对我说：“你拉我去趟天安门广场吧，我要看看天安门。”
到了广场，起初是我搀着他走，离国旗杆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他突然挣脱了我，自己急切地扑过去。他仰望着头顶的国旗，婴儿一般地笑。站了很久，直到撑持不住，不甘心地蹲在地上。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对我说：“其实，我是有机会站在这里的，可惜我不争气。”
我知道，他心中有一种化不开的情结，什么劝慰的话都属多余，便笑而无语。
后来，我搀着他到了一个能近距离观赏天安门全貌的地方，站住了。他的眼神好像不够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得急迫而慌乱。
眼前就有个照相点，我对他说：“在天安门前照个相吧。”
他眼睛一亮，脱口应道：“照。”
但找来照相师，他却横竖不照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都这个模样了，不般配了。”
他实在是累了，就坐在了广场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天安门城楼。他坐了很久，不让人惊动他。终于他向我点点头，“儿子，你过来。”我来到他身边，他竟对我说：“儿子你看看，城楼上，毛主席是不是在向咱们招手？”
刚进冬日，父亲就逝去了。临终前他对我说：“儿子，我后悔了，那天，不如就照一张了。”
父亲去世那年，刚刚52岁。我坚定地认为，他的早逝，绝对与我有关。所以，父亲去世后，我心底兀然就生出了厚重的苍凉，以至于有了官职，有了文学上的成就，也没有多少欣喜，反而有一种锦衣夜行之感，因此就低头走路，不愿张扬。有人认为我做人低调，也有人认为我是在作秀，我均一笑了之。
对父亲的歉疚化成了对母亲的深爱，我无微不至地孝顺她，她晚年过得很幸福。但是，近来她总是望着父亲的遗像发呆，脸上堆着莫名的忧伤。不久前的一天，她突然问我：“你是不是陪你爸去看过一次天安门？”
“是。”
“那你也得陪我去一趟，不然等我们再见了面，他会瞧不起我的。”
她弄得我唏嘘不止，赶紧应承下来。看来，他们那代人，即便是天地永隔，心也是通的。
完美的交易时间:2013-10-01 作者:未详 点击:109次 我叫杰弗里·史密斯。我是一个古乐器专家，兼从事古乐器的买卖。我住在牛津市。因为工作关系，我必须到世界各地去。
6个月前，我受邀到意大利参加一个音乐节。令我没想到的是，音乐节上没有出现一个著名的音乐家。两场音乐会后，我就烦了。
音乐节进行到最后一晚时，我很高兴。“明天我就可以回家了。”我想。因为没有出席过几场音乐会，所以我决定出席最后一场。到达音乐会现场时，小管弦乐队正上场，我已经做好迎接又一个无聊的晚上的心理准备。
一个小时后，我不耐烦地看了看表。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就不应该来。我决定，下一个曲子一完就走人。
当下一个曲子开始时，我看见了它。我不明白在这之前怎么没有发现它。也许是因为在这首曲子中，小提琴担任比较重要的角色。没错，那把小提琴是佐丹奴。稀世珍品佐丹奴！纽约的一位专家说当今存世的佐丹奴小提琴只有12把。现在我知道专家错了。我已经发现了第13把。
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了那声音。佐丹奴小提琴的音质纯正、浑厚、深沉，与其他古代的小提琴非常不同。佐丹奴小提琴虽然没有史特拉第瓦里小提琴那么有名，但它更能引起专家们的兴趣。像它独特的音质一样，它的构造也非常不同。据说，琴师佐丹奴制作小提琴的方法非常秘密。他在那不勒斯有一个工作室，18世纪初叶，他一直在那里制作小提琴。进入他的工作室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发誓，一生都要保守这个秘密。我不相信这个故事。我认为这纯属瞎扯。然而，我必须得说，这个故事就是有些人愿意高价求购一把佐丹奴小提琴的原因。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一个没有一位著名音乐家出席的音乐节上，在一个没什么名气的管弦乐队的小型音乐会上，我发现了一把佐丹奴小提琴。一把世界上最稀有的小提琴！我有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看着那个正在拉琴的小提琴手。他是位年轻人——也许还是个学生，也许他根本不知道他正在演奏的小提琴是一把稀世珍品。我紧盯着那把琥珀色的乐器。那长长的琴颈，那巨大的琴身，那像夏天的地中海的夜晚时发出的浑厚的、温润的声音紧紧牵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没错，那绝对是一把佐丹奴，我绝对想得到的佐丹奴小提琴。
曲子演奏完毕，观众热烈鼓掌，乐手们开始离开舞台。我再也等不及了。我跑上舞台，来到那个年轻的小提琴手身边。我没有看他，而是直盯着小提琴。
“这是一把很好的小提琴，对吗？”他对我说。我很惊讶，他的英语说得很好。
“你怎么知道我是英国人？”我问他。
“你是杰弗里？霍弗斯？史密斯先生，从伦敦来。对吧？”
“呵呵，不。事实上我不是从伦敦来，而是从牛津来。不过，我的确是杰弗里？霍弗斯？史密斯。”说完，我又在心里对自己说：“原来我这么有名。”。
“我叫朱塞佩。”
“很高兴认识你，朱塞佩。现在跟我讲讲你的小提琴。你从哪儿得到它的？”
“哦，这把琴是我父亲的。他有很多古老的乐器。我想这把小提琴非常古老，但我无法肯定。它是一把好琴，对吗？”
“嗯，是的，是的。非常好。”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怎么如此幸运——我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似乎是个笨蛋，竟然不知道他演奏的小提琴是一把稀世珍品。
“我可以看看吗？”我问他。
“当然。”他把小提琴递给我。我第一次把这把稀世珍品拿在手上。简直有点像在做梦。它就像一块琥珀，一块温润的、酒红色的宝石。它似乎是有生命的。我把它靠近灯光仔细观察。没错，是佐丹奴的作品。在琴颈的背面，有一行非常非常小的拉丁文：佐丹奴，1722。确凿无疑。我兴奋极了。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可以去拜访你父亲吗？”我又问朱塞佩。
“当然。而且，如果你乐意，可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
“太好了。谢谢你。”
5分钟后，我坐在朱塞佩的车上。路上，朱塞佩一直在打手机。他说的是意大利语。我一句也没听懂。我想他是在跟他父亲聊天。终于，我们到达了朱塞佩父亲的房子。那是一栋古老的别墅。朱塞佩的父亲是一个优雅的老绅士，穿着典雅的衣服，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似乎是一个人居住。
“嗨，爸爸。这是杰弗里？霍弗斯？史密斯先生，从伦敦来。我刚在电话上跟你提起。”
“很高兴见到你，史密斯先生。”
“很高兴见到你……”
“叫我弗兰克。”
“很高兴认识你，弗兰克。不过，事实上，我不从伦敦来，我从牛津来。”
丰富的晚餐后，弗兰克向我展示它的古乐器收藏。说老实话，他的藏品没什么意思，只有一件让我感兴趣——佐丹奴小提琴。最后，我们聊到了它。
“朱塞佩今晚演奏的小提琴是一把古乐器吗？”我尽量掩饰我的兴奋。弗兰克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是的，我想是。但老实说，我不知道它是否值钱。”
“我想是一把不错的小提琴。但是对于它，我也毫无所知。”我知道撒谎不对，但在这世界上，为了达到目的，有时候你必须不择手段。
“我想买下这把古琴。”我继续道，“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
“嗯，史密斯先生。”弗兰克说道，“在这一行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不是专家。对于古乐器我知道的不是很多。”
“虽然在这一行我是专家，”我告诉他，“而且我认为这是一把不错的小提琴，但也许不是很值钱。我想200英镑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价钱。”
弗兰克开始跟他儿子说话。我想他们是在计算200英镑换成意大利货币是多少。最后，弗兰克摇摇头。
“我父亲不想显得无礼，但他认为你给他200英镑不够大方。”朱塞佩说道。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可以看得出你父亲是一个聪明人，朱塞佩。”我说，“他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手。好，250英镑，不能再多了。”
弗兰克再次跟他儿子嘀咕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优厚的价钱，史密斯先生。”弗兰克说，“我很乐意接受它。”
我无法相信我这么幸运。250英镑买下了一把至少值25万英镑的古琴。我迅速写好支票，拿好琴，在他们改变主意之前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
“再见朱塞佩！再见弗兰克！很高兴认识你们！”
“再见，史密斯先生！祝你一路平安！”
“我希望还能见到你。”朱塞佩说。我希望永远也不再见到你，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醒来了。我收拾好我的行李，马上赶往机场。对这单难以置信的买卖，我非常开心，但同时我又有点担心。让我解释一下原因：虽然欧洲现在是一个共同的市场，但有些东西仍然不能从一个国家带往另一个国家。我们称之为“艺术”或者“文化遗产”的东西，比如艺术作品或者古董，是被许多法律条文禁止出境的。这就是我到达机场时产生忧虑的原因。
我把小提琴当手提箱一样拿着。在安检时，我不想让珍贵的手提琴通过X光机器。但我必须打开箱子，把乐器展示给安检人员看。
三名安检人员拿起小提琴，非常仔细地看着。他们边看，边严肃地谈论着什么。然后，他们打电话叫来了一个更高职位的官员。这位官员也非常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小提琴。然后他检查我的护照，再盯着我看。在又跟那三名安检人员谈了一会儿后，他把小提琴放回琴盒，请我登机。我松了一口气，心想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但问题还没结束。我还要经过英国方面的安检。
当我走下飞机，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在行李认领处等着我的手提箱时，我想到了警察或者海关人员会随时逮捕我。但我心存侥幸。因为这是一堂欧洲航班，我可以决定是否申报带进该国的物品。机场有两个出口。如果走绿色出口，我可以不用回答任何问题就离开机场——但这是非法的。如果我走红色出口，就必须展示小提琴，我就有可能被逮捕。
我选择了绿色出口。我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就顺利走出了机场。然后，我马上叫出租车。当我准备上车时，我感觉一只手放到了我的肩膀上。
“对不起，先生。”一个声音说。
“完了！”我想。我将被逮捕，并被投进监狱。
“我想你忘了你的手提箱。”我转过身，看到我的一个手提箱还在地上。
“谢谢！”我说。
我的确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终于到家的时候，我的心才完全放下来。我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准备开门，但是我发现门已经开了。
“哦，不！小偷！”我低声惊呼。
我慢慢地、小心地走进我的家。我猜对了。小偷还在房里面。有两个人。我拿起一把拖把，大喊一声：“别动！”那两人转过身。我呆住了。他们竟然是朱塞佩和他的父亲弗兰克。
“你好，史密斯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我们正在等你呢。”弗兰克说道。
我非常震惊。他们怎么会在这儿？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我们必须再次向你道谢，史密斯先生。”弗兰克说道，“但不是为了那250英镑。你认为我们真的那么蠢吗？”
我没有回答他。我已经无法说出话来。
“我们知道你从事古代乐器买卖。我们知道你在做生意时并不总是很老实。我们想把佐丹奴小提琴带进英国。在这儿我们可以把它卖给有钱的收藏家。但我们知道，带着它出境时很危险。但是你不同，以你的身份，带一把小提琴出境很平常，不会受到什么怀疑，而且我们估计安检人员看不出它是稀世珍品。再次感谢您，史密斯先生，为你替我们的冒险。别担心，我不会把你所做的告诉任何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你做这一行非常出色，将来我们可以邀请你参与我们的更多行动。”
我苦笑一声，心想：看来我并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幸运。
两个上课打瞌睡的男孩时间:2013-10-01 作者:未详 点击:195次 两个上课打瞌睡的男孩
并不很久的以前，也就在1979年到1980年，课堂在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纽约被视为西方世界的中心。两个政治科学系大一的新生，课堂上总是没精打采。一个是来自夏威夷的黑人，惯于占据教室右后方的角落，戴一顶足以遮住脸部的阔帽，常常呵欠连天，伏案寻梦；另一个是来自台湾的华裔，喜欢窝在教室左后方的一隅，听得无趣，也索性呼呼大睡。
镜头拉近。台湾来的男孩叫李开复，此君并非厌学，而是对政治科学越来越隔膜，如是蹉跎到大二下，终于快刀斩乱麻，转系，改学自己感兴趣的计算机。
兴趣是什么？美式的教育认为，兴趣就意味着天赋。李开复在计算机系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两年后毕业，成绩居于全系之冠。
这样的学生用不着按部就班，在教授的推荐下，李开复进入在计算机领域独领风骚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直接攻读博士。计算机学院的院长找他谈话，劈头就问：“读博士的目的是什么？”“这很简单，”李开复说，“就是在某一领域做出重大成果呗。”“不光是这样，”院长告诉他，“读博士，是挑一个狭窄而又重要的领域作深入研究，毕业的时候交出一篇世界一流的论文，成为这个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任何人提到这门学问，都会想起你的名字。”
取法乎上，要做就做得最好！李开复的血开始加速，从动脉到静脉注满活力。院长看在眼里，又问：“你弄懂了吗？”开复大声答：“懂了，我从大学带走的将是一篇改变世界的、顶尖的博士论文。”院长予以纠正，说：“你从这儿带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一篇论文，而是你分析、思考的能力，研究、发现真理的经验，以及科学家的胸怀。这样，当你有一天幡然改向，依然可以在任何一个新的领域出类拔萃。”
李开复选定语音识别为博士专攻，这是导师的课题，美国国防部已经立项，经费已经到位，技术途径确定为专家系统。经过一年热恋，他发现专家系统其冷如冰，远不如统计学有情有义。李开复决心移情别恋，他担心导师发怒，谁知得到的回答竟是：“开复，你对专家系统和统计的观点，我是不赞同的，但我可以支持你用统计的方法去做，因为我相信科学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都是平等的。而且，我更相信一个富有激情的人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这事搁在台湾，绝对不可想象。李开复从导师的大度悟到科学真谛，他全力以赴，放手一搏。攻关者是疯狂的，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蓬头垢面，双目喷火，健步如飞，是题中应有之义。三年过去，不，三年还要搭上180日，难关突破，大功告竣，李开复的研究成果，兼博士论文，引发了那年头语音世界最大的冲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