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的“新电影票房女王”时间:2013-09-28 作者:未详 点击:205次 虽然相貌并不出众，但演技却精彩绝伦；虽然已经不再是青春妙曼的年龄，却仍然稳坐于好莱坞的顶级女演员俱乐部。人们说，梅丽尔·斯特里普是“20世纪女性的百科全书”，因为，她所演绎的角色，已经是女性地位的缩影。随着奥斯卡的步伐走近，谁又能说这位已经拥有两座小金人的老戏骨不会迎来又一个事业的春天？
她不年轻了，也不是什么新人，以往从来没有人会将“票房王后”与她相提并论。然而，在60岁这个当口，梅丽尔·斯特里普却似乎迎来了她的事业第二春。
她在2009年上映的几部片子票房都过亿，更凭借《虐童疑云》获得AFI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今年的金球奖把最佳喜剧/音乐类女主角的两个提名名额都配给了她，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割弃任何一个。
15次奥斯卡提名，2尊小金人；24次金球提名，6次获奖；3次艾美提名，2次获奖……对于斯特里普来说，包围在她身边的无数数字已成为后辈所不能企及的“斯特里普屏障”。有人猜测今年的奥斯卡提名不会少了她，她却轻轻笑道：“我一直认为我得好好回应这个问题。我提名次数最多？对，但我却落空了13次。”
是一句玩笑话，轻轻一晃却把重重甩来的问题化于无形。这便是一个老戏骨的境界了，舒展、从容，却不失女王的锐气。
60岁的浪漫爱情女主角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今年60岁了，而我居然在浪漫爱情喜剧中担任主角！”
今年《名利场》1月号的杂志就把封面版位让给了这位60岁的女王，他们给她一个封号“新电影票房女王”。
这个封号不是随便捏造出来的，事实上，被影迷亲切喊作“梅姑”的斯特里普近年佳作连连：2005年《穿普拉达的恶魔》全球票房为3。24亿美元，而2008年的《妈妈咪呀！》全球票房则为6。01亿美元，2009年的《朱莉与朱莉娅》的全球票房也超过了1。2亿美元。而她与乔治·克鲁尼联袂声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被斯蒂芬·金挑选为2009年年度十大影片之一。
在好莱坞，40岁以后，女星的职业生涯等于半结束了。斯特里普笑着大嚷：“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今年60岁了，而我居然在浪漫爱情喜剧中担任主角！”
她说的这个浪漫爱情喜剧便是去年圣诞档期上映的《爱很复杂》。在这部电影里，她与同是老戏骨的亚历克·鲍德温饰演一对离了婚10年的“夫妻”，他们多年来的关系一直保持得不错，可当他们分别有了自己新的另一半后，事情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斯特里普爱上了装修厨房的建筑师史蒂夫·马丁，而亚历克·鲍德温则和一位年轻的美女发生关系。但斯特里普和亚历克后来又发现，彼此的感情似乎还没有彻底消散，于是陷入了“爱很复杂”的困境。在这部电影里，斯特里普还贡献了一点床戏，这又为《爱很复杂》增加了一些噱头。
有斯特里普的加盟，加上亚历克·鲍德温和史蒂夫·马丁将联袂主持奥斯卡典礼的消息，迄今为止，这部电影的累计北美票房已为5911万美元，全球票房也将超过1亿美元。
实际上，不要说今年或2009年，她在1979年拍摄的《克莱默夫妇》就已是当年的全美票房冠军，更不要说上世纪80年代的《走出非洲》又或是上世纪90年代的《廊桥遗梦》，它们同样是票房大片。
只是，这些票房奇迹是由一位几近被宣布“职业死刑”的60岁“老妇”创造出，实在令人目瞪口呆。“她打破了以往女明星的玻璃天花板，这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发生过。”《毕业生》导演迈克·尼科尔斯如是说。
梅丽尔·斯特里普曾经抱怨过以往电影公司支付给女演员的片酬远远低于男演员。当然，现在仍然是如此，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从2008年6月至2009年6月间，好莱坞十大男演员获得的片酬为十大女演员的两倍多。斯特里普凭着2400万美元的收入在女演员中排名第三，略微落后于34岁的安吉丽娜·朱莉及40岁的詹妮弗·安妮斯顿。
虽然斯特里普的成功并不能保证其他女演员的未来将有多美好，但无疑，她为这个群体迈出了一大步。
从女孩到女王
“我不能不尊敬她。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的角色而斗争，而且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可是谁曾想过，这样的女王也曾经低落过？那还是在她14岁的时候。
1949年6月22日，梅丽尔·斯特里普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叫萨米特的小镇上。当时，还是个小孩的斯特里普就处处显露出一种极为强烈的表现欲望，她好出风头，十分霸道，喜欢在孩子们中间发号施令。唯一的问题是，她不好看。
她曾经这样形容过自己的容貌：“多数女人比我要美丽上千百倍，我的鼻子太大，嘴太宽。更何况我的脸又是蛋形，再配上一头黑发，我觉得整个就跟死鱼差不多她对自己的容貌充满了自卑，她怕再发号施令，没有姣好的外貌，孩子们也不会喜欢她：“小时候，我对自己的长相没有什么自信，经常会觉得自己被别人忽视了。”斯特里普说道，“所以我开始质疑事情，并且渴望向别人证明：我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我是完全不同的女人。”于是进入高中后，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形象，拿掉牙箍和眼镜，借化学方法和柠檬汁使头发变成金黄色。参加各种社团及娱乐活动，开始受到男孩的注意。
直到进入耶鲁大学，她才发现自己的愚蠢。她曾说过：“大学时期是我心智、思想、想象力发生转变的最重要时期。我们的外表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思想，所辩论的议题，所学到的东西，以及我们所发现的新知，和谈笑时候的话题，这些东西才让我感到自己成为了真正的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性，或是孩子，我发现了自己性格中的好品质，就是在大学那样一个朋友圈子里，我学会了自信，不再需要他人廉价的欣赏或与别人无意义地竞争什么。”这种强势而独特的个性无疑是为她定下了职业生涯中的基调。
1977年，斯特里普初登银幕，只是在影片《朱丽娅》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但她所具备的巨大潜力立刻被导演看中。第二年，她得以出演了反映越战的影片《猎鹿人》，扮演了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妇女。
在那个时候，好莱坞绝对是男性的世界，更不要说一个初涉银幕的小丫头了。挑战男性的权威，万万不能，但斯特里普却偏敢，就像她一直演绎的女性角色那样，她从来就不是会畏惧男权的女人，就正如她小时候的豪言壮语那样，“我是完全不同的女人”。
1979年，她与达斯汀·霍夫曼共同出演《克莱默夫妇》，当时的霍夫曼已经由于《毕业生》名声大噪了，而斯特里普只不过得过一次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
在拍摄之前，《克莱默夫妇》的剧本改编权就已被列入了霍夫曼的合同中，但斯特里普为了完美的戏剧效果常常自行改动台词，这让霍夫曼怒不可遏。有一次，拍摄途中，霍夫曼愤怒得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他就地抓起一个杯子就向斯特里普砸去。杯子在她头上方的墙上摔碎了，但她一动也没动。拍摄前，她不得不花好长时间把那些玻璃碴子从头发里拣出来。
这一举动赢得了霍夫曼的尊敬，他不得不由衷叹道：“有时我憎恨她那些玩笑，但不能不尊敬她。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的角色而斗争，而且不获全胜，决不罢休！”这份坚持为斯特里普带来了第一尊小金人—最佳女配角。
在男性当道的电影圈，斯特里普只能靠自己去争取，而且她真的敢拼。她曾为《苏菲的选择》学习波兰语；为《弦动我心》学习了两个月的小提琴，每天拉6小时的提琴，最终能拉出巴赫的曲子；她曾在《狂野之河》中扮演一个为挽救婚姻带家人去漂流的妻子，在拍摄中，她坚持不用替身，有一次，她驾着一只橡皮筏从汹涌的河流直冲而下时，忽然被波浪卷进了一个大漩涡……虽然幸亏摄制组人员反应敏捷，才把她从急湍的漩涡中捞了起来，但梅丽尔依然对自己不用替身就完成了这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而表现得兴致勃勃。
对她来说，哪怕是最难拍的镜头，跟做一个母亲的艰辛比起来，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比起跟4个孩子呆在家里，这简直是度假。”她笑着说。
那个时候，她已经45岁了。
紧绷后的舒展
“那是一种放松，我更愿意将之形容为快乐”
15年后，她仍旧活跃在影坛，却无疑多了一份淡定从容的姿态。去年10月在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进行的“与梅丽尔·斯特里普夜谈”中，影评家约翰娜·施内勒尔认为她在斯特里普最近的作品中看到了“新的东西”，约翰娜说，那是“一种放松，我更愿意将之形容为快乐”。
或许，在她年轻的时候，为了在男性世界中争取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她曾经是紧绷着的。但在60岁的当口，她却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她对着《名利场》的记者大笑着说：“非常感激我还活着。我有很多朋友或生病或已经离开了，我却还在这儿。你在开玩笑吧？我还能有什么意见？！”
事实上，在很早很早以前，她已经开始慢慢修炼自己的心境了。关于她的外貌，曾有一个著名的段子。斯特里普曾为1976年迪诺·德劳伦提斯翻拍的《金刚》试镜（最后角色被杰西卡·兰芝获得）。斯特里普的姿色没能打动制片商，他用意大利语不屑地对着儿子说：“你为什么给我这个猪？这个女人是这么的丑陋！恶心死了！”大家以为她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结果斯特里普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回答说：“我很抱歉，我令你失望了。”
这种侮辱是痛苦的，放在年轻时，或许是烦人的小插曲。但成熟和历练让斯特里普不再愿意花费精力和时间去理会这些小事情。“那么多年轻女孩，我年轻时也那样，常被一些小问题困扰着，如担心自己够不够魅力，能不能吸引人。过了很久以后，我觉得这样挺累的。况且，”她调皮地说，“我确实不够漂亮啊。”
斯特里普在声色犬马的好莱坞慢慢地找回自己的步调，她绝对是娱乐圈的隐士，极少接受采访，几乎不参加好莱坞的任何社交派对。工作之余，她喜欢和4个孩子，以及结婚三十多年的丈夫，窝在温暖的家中。导演尼科尔斯说：“我觉得她很快乐。要抚养4个孩子很困难，但他们现在长大了，虽然离开却又仍旧互相依赖，你可以感受到她的松弛。”
她曾经对记者表示我不知道，但是置身在好莱坞的圈子里让我感到不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来自新泽西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我不喜欢聚会，不喜欢荣光耀眼，我就是不喜欢，这已经融入我的骨子里。我可以扮演这样一位爱慕浮华的女子，可以装扮成那样，可以做戏，可以去那些需要我参加的晚会充充门面，但是这都不是我喜欢的。”
她接受自己身体上的所有变化，包括松弛，包括皱纹，她拒绝整容手术或注射肉毒杆菌。《名利场》杂志摄影师拉孔布对此表示：“如果你开始注射肉毒杆菌，就很难不继续注射下去了，你得明白，你的作品是否精彩不在于你是否好看。想试图停住时间，保持年轻，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对我来说，斯特里普是最真实的。”
所以，她是怎么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我不认为谁能够告诉你什么秘诀，”斯特里普说，“在你前面没有多少日子了，你开始想真正地做回自己，而不必再去取悦任何人。当然，我可不知道我做女孩的时候是否让别人舒心过，哈哈。”
虽然年龄增长，斯特里普却仍旧美丽，这或许是一种心态的舒展。正如约翰娜所说，能在她的作品中看到“新的东西”。或许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在近年，斯特里普接拍的大多是轻喜剧。
她是20世纪女性的百科全书
“我希望我能想出办法来利用这一点。我希望制片厂的老板们会因此更有兴趣投拍女性题材电影。”
她近年接拍的数部轻喜剧如《穿普拉达的女魔头》、《妈妈咪呀！》和《朱莉与朱莉娅》填补了女性题材电影的许多空白，但斯特里普认为这远远不够，这是她唯一不想太过放松的领域。哦，忘了交代一点，她是绝对的女权主义者。
实际上，虽然比起以往，好莱坞在男女平等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斯特里普举了一个例子，200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中的3部—《对话尼克松》、《米尔克》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面有26个主要男性角色，而只有1个主要女性角色。对此，她有些愤愤不平：“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完全接受，因为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如果是有26个主要女性角色而只有1个主要男性角色，这将是非常、非常、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在她看来，在二战前，好莱坞电影中处处都有芭芭拉·斯坦威克、赫本和琼·克劳福德扮演的强硬女人的影子，她们可以主宰银幕，那是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女人还未如此强硬，对男人构不成威胁。银幕上的那些女人，在生活中不存在。二战结束后，女人开始工作，并喜欢上工作后，银幕上却突然出现了像玛丽莲·梦露这样的性感女人，她们都很柔弱。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开始慢慢出现越来越多的女强人。男性主宰的好莱坞自然不希望在银幕上反映这样的趋势。
而非常巧合的是，她在《穿普拉达的女魔头》与《虐童疑云》中所扮演的女主角米兰达及阿洛伊修斯修女都是强势型人物。这难道不会让男权至上的好莱坞制片厂胆战心惊？可斯特里普却无奈地说：“我认为这是个特例。通常来说，要男人通过一个女性角色去理解、体会女人的想法是很困难的。因为男人根本就不想那么去做。但在《穿普拉达的女魔头》里，许多男人非常喜欢我的角色，因为他们想：那是我自己！他们通过我的角色，找到了共鸣。”
这便是女性影人的可悲之处，即使斯特里普已然成为了一棵新的摇钱树，她却仍旧无法自主选择角色：“我真的没有选择，我不生产自己的电影。所以，我有点像在被点名跳舞的女孩一样。我从不找剧本，我不买书，我不讨好制片商，我只是等待。如果说现在有更多的选择，那只是因为有更多的女性开始参与决策了。”
最近有许多人猜测，斯特里普可以再获得今年的奥斯卡奖提名。因为她，好莱坞已经开始注意到女性角色的缺乏。“确实很缺乏，”斯特里普说，“女性题材作品的数量少之又少。这里有庞大的机构在运营电影市场，这迫使剧院老板要在半年前就得许诺买下电影版权。那你说他们会买《特种部队》呢还是《妈妈咪呀！》？”
虽然《妈妈咪呀！》票房大卖，但斯特里普不太乐观：“他们仍会持观望态度，这些影片是不错，观众也喜欢，但首周票房却通常不太卖座（这是电影工业较为注重的一个环节）。”即使有好的女性剧本，这种电影却甚少进入主流市场，她说：“我的演员朋友们常常感叹缺少资金。人们非常担心投资错误，这就导致了女性影片的裹足不前。”
要改变这种情形绝非一日工夫，正如她在60岁的“高龄”之下却仍一跃而成为“新票房女王”，这也许已足以让好莱坞这个由老男孩掌管的俱乐部深思了。对于自己在票房上的号召力，斯特里普笑笑说：“我希望我能想出办法来利用这一点。我认为这多少是个巧合，当然，在电影制作和电影融资领域有更多女性参加决策，也是一个原因。我希望制片厂的老板们会因此更有兴趣投拍女性题材电影。”
这或许就是她仍旧坚持拍摄电影的缘故？就像许多人形容她的那样：她是20世纪女性的百科全书。她所演绎的角色，更是女性地位的缩影。
从这种意义来说，谁又能说她不是女王呢？
玩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时间:2013-09-28 作者:未详 点击:244次 这是一个危险的题目，这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话题，这是一种过时的说法。
精明的现代人，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真心隐藏在各种模棱两可的说词中间。他们早已丧失了自己尺度，却谓之品味的多元。他们拒斥梁山好汉式的座次，可是却热衷于各种过眼烟云的排行榜。
不，不是海菲兹，不是霍洛维茨，不是鲁宾斯坦……他们会说，在几乎任何乐器领域，大师云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萝卜青菜，难分高下。
难分高下，是因为大师太多，还是因为真正的大师太少？
但是，竟然有一种乐器，有一个人，雄霸60年，没有任何争议地成为绝对的老大，公认的国王，唯一的泰斗。他不仅在技巧和音乐上征服了所有的人，也是这个乐器的革新者和制作者。他一手开拓并创作了全新的曲目，二十世纪这个乐器上几乎所有最重要大作都是世界著名作曲家为他定身打作。他开创了一代新的演奏法和教材。他把这个乐器带进了卡内基音乐厅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最重要的音乐厅。
世俗的国王在加冕典礼上以能请到他为荣。
卡萨尔斯说：他是我们国家出过的最伟大的音乐家。
斯特拉文斯基说：他的音乐不响，但是传得很远。
纽约时报说：从来没有哪个音乐厅比他的音乐会更安静。
披头士的乔治·哈里森说：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爸爸。
——但是他回答说，披头士的音乐太差了，哪怕说乔治是他私生子，他都会觉得很丢脸。
他当然永远坐飞机的头等舱，而且从来都要预订两个座位，一个给他，一个给他的神器。
他总是拒绝空姐为他安置乐器的好意。
永远不离身的，还有他的银色拐杖。
国王，怎么可能没有权杖？
战火与动乱让他搬了14次家，最后，西班牙国王封他为萨尔不来那侯爵，赐他一块风景如画的领地。看好了，这是真正的爵位，不是EltonJohn之流拿到的那种大兴货色。
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因为家里穷，把他送给叔叔和婶婶抚养。
当妈妈把他从怀里交给婶婶的时候，他大哭不舍。这时候，他叔叔嘴巴里哼出了一首歌，同时手上假假地做出用吉他伴奏的样子。
这个伴奏的动作安慰了他，把他逗乐了，也开启了一个时代。
他10岁的时候，叔叔一家搬到了格拉纳达。他用仅有的零用钱买了一把吉他，自己捉摸着，就弹上了。那时候，吉他是一种只有街上卖艺讨饭的才弹的乐器。他当时还不知道，这种江湖乐器，曾经有过几百年的辉煌，也曾是王公贵族的宠物。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由于钢琴和音乐会的崛起，彻底没落了，边缘化了。
有一天，他听到一个退休的上校弹塔雷加作曲的一首前奏曲，那个上校水平非常业余，弹得结结巴巴，但是他如遭雷击。他后来说：“我想哭，我想笑，我想亲吻那双弹琴的手，世界上怎么能够有这么美妙的声音！我对音乐的热爱在那一刻爆炸了，我浑身发抖。我一下子知道自己胡乱摸索的那些所谓‘音乐’都是胡闹，我要学那首曲子。”
可是，没有钱，请不起教师，他还是得自己教自己。少年出入公共图书馆，找出一叠叠满是尘土、发黄而被人遗忘的乐谱。然后他还要学习辨认音高，练习音阶。很快，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些短小的练习曲。
他认识了一个弹钢琴的女孩，从女孩那里，他知道了在音乐的世界里，除了吉他以外，还有贝多芬，舒曼，肖邦……
然后他们就订婚了。
可是很快分手了，因为女孩要他放弃吉他这个没有前途的乐器，找一份固定的工作。
然后又是一个女孩，又是同样的要求，同样的分手。
又一个……
又一个……
他后来说：女人就像吉他，需要最温柔的抚弄。他忠于他的吉他，也忠于他的女人。可是，女人总是像吉他那样任性和难以驾驭。
到16岁的时候，他在当地有点小名气了，也经常开一些音乐会什么的。可那是什么样的音乐会啊。他后来说：那就像堂会，有老人在打呼噜，有人在看报，剩下有六、七个人在听，他们脸上露着蔑视和冷漠的表情。但是少年不怕，他准备到马德里去闯世界啦。
像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剑客一样，少年知道他需要最称手的利器。他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拄着拐杖，来到全西班牙最杰出的吉他制作家拉米雷兹的作坊。
他说：我要一把最好的。
拉米雷兹笑了，这个少年身上的某种气质打动了他，他拿出自己最好的吉他。
少年开始演奏，当他结束的时候，拉米雷兹说，拿去吧，将来你用钱以外的东西来偿还我。
多年以后的一天晚上，当他在音乐厅用这把吉他演奏的时候，琴弦突然崩裂。回到家里，他得知，就在那个晚上，拉米雷兹，西班牙最伟大的（没有之一）吉他制作家，去世了。
他慢慢地开始成名了。世界开始知道这个名字：安德列斯·塞戈维亚。
1928年，他在纽约第一次演出，原定演出一场，结果额外加演6场。他就像羊肉串，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四串。
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吉他绝对是一个另类的乐器。它声音细弱，音域狭窄，和声有限，复调困难。它当年可以受宠于王公贵妇的密室，可是在在钢琴和大乐队崛起之后，式微是必然的。
但是他把吉他又带回来了。
乐评家说，当他开始演奏，你就忘记了这个乐器的存在，剩下的只有音乐。他仿佛是超越了乐器给人带来的任何局限。
塞戈维亚说：吉他是一个管弦乐队。但这个管弦乐队是用倒过来的望远镜看的：迷你，浓缩而精致。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为了不让人寂寞，特意选择了两样尺寸与人相符东西来陪伴他：一是吉他，二是狗。
他在德国旅行的时候，认识了德国著名的提琴制作家HAUSER，他委托HAUSER以拉米雷兹吉他为原型替他再制作一把吉他。在精心研究之后，HAUSER做出来了。但是塞戈维亚一听就扔回去了：不行，没有灵魂。
HAUSER回到德国，又给他做了一把，带过来给塞戈维亚。老塞还是扔了回去。
就这样。屡做屡扔，HAUSER不断返工了10年。最后，HAUSER急了，从一架17世纪的古钢琴上拆了一块木板下来，为塞戈维亚做了一把空前绝后的吉他。这回老塞满意了，这把琴他一直用了25年，直到用坏为止。
1947年，年轻的朱利安·布里姆被他父亲带到了塞戈维亚所在的伦敦旅馆。布里姆在弹奏SOR练习曲的时候，浑身发抖。塞戈维亚温和地接过吉他，为他示范了一遍。布里姆说，语言难以形容在1米的距离听塞戈维亚亲自演奏的感觉。那塞氏招牌的梦幻音色，极其微妙而动人的色彩。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上帝本人在亲自向他示范。
1987年的某一天，我在延安西路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看看”，那时候我每星期都去那里“看看”。突然看到一张LP，上面印着我熟悉的巨大身影。可怜的我啊，学习吉他4年，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领域最巅峰的宗师的声音呢，无论是磁带，CD，还是从收音机里。再一看，开价20元，当时读研究生助学金是每月40元。没什么好说的，我坐上71路换55路回到复旦宿舍，拿了钱再坐55路换71路回到中图，把这张我在近10年的中图“看看”历史中唯一遇到的一张吉他LP拿下。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刘索拉的一句话：你别无选择。
头脑一热买下还容易，可是我没有唱机啊。还好当时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家里有一台先锋组合音响，可以放LP。我就“好意”把唱片送给了他，但是顺便要他帮我拷贝一盘磁带。用组合音响听LP，今天的烧友定会笑掉大牙。可是我清清楚楚记得在朋友家听这张唱片的感觉，这是一生中最难忘的印象。曲目有巴赫为太太安娜写的舞曲集（俗称小巴赫），索尔的马尔勃罗变奏曲，格拉纳多斯的诗意的圆舞曲，阿尔贝尼兹的绮想曲。这张唱片应该是1980年左右录音的，那正是塞戈维亚晚年最炉火纯情的演绎，也是LP录音技术最登峰造极的绝唱。像我这样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听音乐的，耳朵完全被劣质录音机和收音机所麻痹，第一次听到天鹅绒一样柔滑温暖的声音，人有一种要昏过去的感觉。尤其是听到阿尔贝尼兹的绮想曲，非常缓慢的演绎，每一个和弦的进行，都变幻出一种非尘世的色彩。在彼时彼刻，我的感觉与布里姆是相通的。
那盘磁带我后来听坏了，朋友出国了，唱片不知所终。今天，我把所有能买到的塞戈维亚的唱片都买了下来，但是唯有最想念的这一张，不但毫无踪影，甚至在他各种唱片目录中都没有收录，仿佛在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塞戈维亚的生涯是一条缓慢上升的直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一旦上升，就从来没有下降。
这里面没有任何偶然性，在80岁的年龄，他每天还要苦练两个半小时。
像每一个伟大的演奏家一样，他怯场，非常害怕。
经理人说：演出的前两天，他就开始紧张，闭门不出，推掉一切应酬。演出当天，总是很早就起床练习，一直到中午才休息，小睡片刻。演出的这一天，他基本上不吃东西，下午会吃一块饼，喝一杯牛奶。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他紧张得一塌糊涂。到晚上8点钟的时候，他的样子看上去很怕人。然后他缓慢走上舞台，一旦坐下来，他就又会安静下来。
他七十多岁的时候，每年要开一百多场音乐会。76岁那年，还和31岁的太太生了个儿子。
84岁那年，在美国进行了17场巡回演出，并在白宫为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演出。
一个人，在将近80岁的时候，还健康得像头牛，还能满世界开音乐会，事业还在稳步上升中，还能生孩子，还有个漂亮年轻的老婆，幸福的家庭。不，这里我们说的不是另外一个人。
还能指望有比这更美满的人生吗？
1987年6月2日上午，94岁的塞戈维亚像往常一样地练琴。下午二时，他在看电视时平静地离开人世。
大师小事时间:2013-09-28 作者:未详 点击:227次 大师小事
画师小事
20世纪50年代，北京流传着一位国画大师的故事。事情极小，不伤大雅。只因是听来的，还是放下名姓不提。
欧洲两位画家来访，要求会见大师。大师德高望重，两位不好空手前往。翻译陪同上街到了花店，好花俯拾皆是，两位画家一看价钱，都不出声。最后买了一盆冻海棠，连盆三两毛也。海棠品种甚多，这一种瑟缩可怜，经霜不长，因得土名——冻海棠。
翻译心里过意不去，婉转介绍大师不但把虾画活了，更常画花卉，见过名花无数。自家培养，亦多名种。两位画家答道：“这海棠是我们民族的珍贵之物，拿这送老人是最高的敬意。”
翻译自无话好说。
到了大师家里，两位画家奉上盆花，翻译注意到大师正眼也不看。落座交谈，渐渐地欢喜起来。大师从案头一个竹编笸箩里，拣出一把钥匙，起身打开靠墙红漆大橱。橱中又分格子，有小柜，有抽屉。格子上又有一笸箩，大师又拣出钥匙，打开一个小柜。柜中又有—笸箩，盛着花生二三十枚。大师端出来，一—锁上；然后招呼两位画家食用花生。
翻译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
帮着待客道：“请吃花生，这是我们最高的敬意。”我们最高的敬意。”
圆满
北京市文联，成立于开国之初。定制长方横条徽章，镌刻紫铜红字，别在胸前。不久，就不作兴了。也许有什么规定，改用了小本头的工作证。
市文联众副主席中，有表演大师梅兰芳。主席、副主席都是荣誉职，梅兰芳从不到会，到来也无公可办。
约在1954年，在中山公园开第二次文代会。清早，梅兰芳穿灰哔叽中山装，挺括齐整，容光照人。不知怎么想起来，别上横条徽章。他职衔甚多，社会活动也无暇日，是不是日常更换穿戴，务求体统合适？小小市文联的这一枚徽章，又早已不用，如何也还保存着？
小车停在公园门口。梅兰芳雍容地经过长廊，穿草地，走进中山堂会场，坐上主席台，却发现徽章失落了，想是换装时别针没有别牢。他婉言告诉秘书长王亚平，情词恳切，王亚平竟不便回答是废物，回头吩咐找找看。会务组立刻派人做一番大海捞针。
当时刚开过国人皆以为新鲜的全国人代会不久。休息时，梅兰芳细言细语会上选举盛况，到会代表多少多少人，选票多少多少张，一检票，少了两张……
坐在旁边的曹禺“哦”了一声，表示惊讶。
还好，细找一找，夹在票箱缝里了，全票通过。
说着徐徐回头，顾左右，谦谦颔首，说：“差两票，倒也不要紧。可就不这么圆满了。”
“圆满。”曹禺轻轻应声点头，似放下一片心。
其实这事件，早已作为会场花絮登过报，曹禺也是人民代表，是在场投票的人。大师们谦和如此。
圆满。百分之百。全票通过。连弃权也没有。这是梅兰芳当时的诚。
体大心细
20世纪50年代初，新拍了几部戏曲舞台纪录片，在电影局小放映室里试映，应邀来观看的不过二三十人。
快开映时，进来—位胖大男人，面容光洁，导演立刻起立迎接，让其坐头排中间。胖大男人踌躇不前，选择第二排侧边坐下。导演再让再请，胖大男人再辞再谢。只见他笑容可掬，下巴颤颤摇动，间或扭扭圆胖脖子。
这一位是程砚秋。
片间休息。程砚秋看身旁坐着一位少年，光头，穿藏青学生装，薄底圆口镶皮边青布鞋，是梨园子弟打扮，便问道：“贵——”改口“——你是哪位？”
“李小春。”
“哦！”程砚秋略偏头略扭脖，似领悟，“报上常见你的名字。”这话在新中国成立后已不时兴。
李小春唯唯。随着问了问父兄近况，李小春正坐正色一一回答。
程砚秋也正色打听拍片时，先比画再配唱，还是先唱再比画？还是两样一起完成？
导演听见了，回过身来回答：“还是先拍动作，再配音。特别是小春他们的武打戏，要不，效果不好。”
程砚秋连连称是，胖大脸盘连摇下巴带扭头，说：“要不，不那么圆满了……”
这里，又来了“圆满”。
又说：“……镜头老得转，唱了俩字，转过去了，还唱不唱……”商量道：“还得比画是比画，唱，怕得一气儿唱下来……”
导演说’：“程先生深有体会。”’
原来程砚秋早已拍过纪录片了，李小春倒是头一遭。大师却一路以生手口吻和小辈商量。
程砚秋豪饮的传说不少，好比说别人见他席上不大动杯筷；单找他干杯，他立刻应战，但要小杯换大杯；找他干一杯，他要连干三杯，等等。这豪饮本领，面上看不出来。喜食奶油蛋糕，倒是看得出来的。
理想的下午时间:2013-09-29 作者:未详 点击:73次 理想的下午，当消使在理想的地方，通常这地方是在城市。
幽静田村，风景美极，空气水质好极，却是清晨夜晚都好，下午难免苦长。
理想的下午，有赖理想的下午人。这类人乐意享受外间。乐意暂且搁下手边工作，乐意走出舒适的厅房、关掉柔美的音乐、合上津津有味的书籍，套上鞋往外而去。
也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看看市景，听听人声。穿过马路，登上台阶，时而进入公园，看一眼花草，瞧一眼池鱼。拣一方大石或铁椅坐下，不时侧听邻客高谈时政，嗅着飘来的香烟味，置之一笑。有时翻阅小报，悄然困去。醒来只觉眼前景物的色调略呈灰蓝，像套了滤色镜，不似先前那么光灿了，竟如同众人散场多时只遗自己一个的那股辰光向晚寂寂。然一看表，只过了十五分钟。
理想的城市最好有理想的河岸，令步行者视野清敞；巴黎的塞纳河恁是得天独厚。法国人最懂在河的两岸构建壮观楼宇，供人几百年来远眺景仰叹赞指认，这或许没有一个城市及得上它。塞纳河洵是巴黎最富流畅最显神奇的动脉。即河上的一座座桥梁亦足教人伫足依依。纽约的东河、哈德逊河，柏林的史普利河，台北的淡水河等皆非宜于悦目散步的岸滨。
然而理想的下午，也常发生在未必理想的城区。不是每个城市皆如巴黎。便在喧腾杂沓的自家鄙陋城市，能闹中取静，乱中得幽，亦足弥珍了。
理想的下午，要有理想的街树。这也是城市与田村之不同处。田村若有树，必是成林的作物，已难供人徜徉其间。再怎么壁垒雄奇的古城，也需有扶疏掩映的街树，以柔缓人的眼界，以渐次遮藏它枝叶后的另一股轩昂器宇，予人那份“不尽”之感。然而街树成荫的城市，举世实也不多。旧金山先天是一沙丘，仅公园里有树，路上及人家皆养不出什么树来。高度发展的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则早倾向于权宜之投机，把树集中在大型公园里，美其名为都市之“肺”。倒是开发不那么急切的新奥尔良、斯德哥尔摩等中型城市，树景颇佳。
理想的下午，宜于泛看泛听，浅浅而尝，漫漫而走。不断地更换场景，不断地移动。蜿蜒的胡同、窄深的里巷、商店的橱窗，就像牌楼一样，穿过便是，不须多作停留。博物馆有新的展览，如手杖展、明代桌椅展这类小型展出，或可轻快一看。
走逛一阵，若想凝神专思片刻，见有旧书店，也可进入浏览。一家逛完，再进一家。有时店东正泡茶，相陪一杯，也是甚好。进店看书，则博览群籍，不宜专守一书盯着研读。譬似看人，也宜车上、路旁、亭下、河畔，放眼杂观：如此方可世事洞明而不尽知也。
山野农村所见不着者，正是城市之佳处。却又不宜死眼注看，以免势利狭窄也。两车在路口吵架，情侣在咖啡店斗气，皆目如垂帘隐约见之即可。
理想的下午，要有理想的街头点心。以使这下午不纯是太过清逸。纽约的披萨、热狗显然不够可口；一杯EggCream（巧克力牛奶冰苏打）倒是解渴沁脾。罗马、翡冷翠的甜点蛋糕，鲜润振人心神，口齿留香。台北的葱油饼，员林的肉圆，王功的米糕冰棒，草屯的蚵嗲，北京的烤红薯，也是好的。最要者，是能边走边吃。
有时在广场或车站，见有人群围拢，正在欣赏卖唱的或杂耍的，伫足欣赏，常有惊喜。巴赫的《上帝是全人类的愉悦》以电吉他铿锵流出音符，竟是如此的振你心弦，一波推着一波，教人神往好一片时。流动的卖艺者，一如你我，也是期待一个佳良的下午，一个未知的喜悦。
理想的下午，常这一厢那一厢飘荡着那属于下午的声响；人家墙内的麻将声，划过巷子的“大饼—馒头—豆沙包”叫卖声，修理皮鞋雨伞的“报君知”铁击声等，微微地骚拨午睡人的欲醒又欲依偎，替这缓缓悠悠难作数落的冤家午后不知怎么将息。声响，一如窗外投进的斜光，永远留给下午最深浓地气味。多年后仍旧留存着。声响及光线，也竟然将平白的下午能以时代划分浓淡氛味；四十年前那个时代似就比今天浑郁。
音乐，岂不亦有下午的音乐？萨蒂（ErikSatie，1866－1925）的《我要你》（Jeteveux）像是对美好下午最雀跃的礼赞。
理想的下午，要有理想的阵雨。霎时雷电交加，雨点倾落，人竟然措手不及，不知所是。然理想的阵雨，要有理想的遮棚，可在其下避上一阵。最好是茶棚，趁机喝碗热茶，驱一驱浮汗，抹一抹鼻尖浮油。就近有咖啡馆也好，咖啡上撒些肉桂粉，吃一片橘皮丝蛋糕，催宣身上的潮腻。俄顷雨停，一洗天青，人从檐下走出，何其美好的感觉。若这是自三十年代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走出来，定然是最潇洒的一刻下午。
理想的下午，常伴随着理想的黄昏；是时晚霞泛天，袭人欲醉，似要替这光亮下午渐次地收拢夜幕；这无疑教人不舍。然下午所以理想，或在于其短暂。
一个世故丰蕴的城市，它的下午定然呈现此一刻或彼一刻悠然怡悦的气氛，即使它原本充塞着急急忙忙的工作者与匆匆促促的车阵。
为了无数个这样的下午，你我一径留在城市。然在随时可见的下午却未必见得着太多正在享用的人。
美国人的英雄观时间:2013-09-29 作者:未详 点击:182次 美国一家公司与媒体联手，以“谁是你心中的英雄”为题，对民众进行调查，选出你心中的二十位英雄。评选结果榜上有名的有：耶稣基督、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前总统肯尼迪、林肯、克林顿，其中还有十位“生活中的英雄”，尽管我们不太知其名，但他们的“英雄壮举”很耐人寻味，我们不妨了解一下：
有一个名叫休·汤普森的军人，1967年参军赴越南作战，为了使美军包围圈里的9个越南平民免遭屠杀，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战友：“你们开枪，我也开枪！”他的行为在当时遭到非难并受到官方调查，但后来五角大楼授给了他越战纪念章。他在“生活中的英雄”排行榜中列第二。
再一位也是参加越战的军人，叫约翰·麦凯思，自1967年起他在越南整整呆了6年，但这6年他并不是在战场上厮杀，而是呆在越南人的战俘营里。就是这样一个战俘，回国后不仅受到英雄的礼遇，而且还当上了“干部”（走上了政坛）。他在排行榜中列居第六。
再一位是黑人女士，名叫罗莎·帕克斯。1955年12月1日，帕克斯乘坐拥挤的公共汽车下班，疲惫的她坐在白人专座上并拒绝为一个粗暴的白人男子让座。她因此被送上法庭。后来引发一场全国性的黑人民权运动。她在排行榜中列第九。
必须承认，以上我的列举是有选择的，为美国公民所首肯的也有“烈火中的英雄”和战场上的“孤胆英雄”。可毕竟上述英雄人物也能从千百个英雄中脱颖而出，名列英雄榜中。
在现代文明社会，英雄观应该有很强的人性色彩、人本色彩。上述几位被美国人推崇的英雄就具有这样的特色。年轻的汤普森虽然服从国家的调遣，投入了对越南人的作战，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战争的机器，逞匹夫之勇，而是从人性和人本的角度来审视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和平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命安全，战场上伤害任何一个分期无辜者的生命，都是与战争的目的相违背的。他的思考打破了狭隘的爱国主义，打破了世俗的战争观，富有强烈的精神感召力。
按照狭隘的英雄观，麦凯思好像也算不上英雄。他既没有舍身炸碉堡，以身堵枪眼，也没有拿一捆手榴弹或爆破筒怀敌人同归于尽，他仅仅是个俘虏兵。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一日当战俘，终生是耻辱，遑论英雄。
比照起来，我更倾向于理性化、人性化的英雄观，而不是动辄就献身、就义、壮烈。尽管献身也不失为英雄，但决不能认为只有献身才是英雄。如果拿生命才能搏得一个英雄称号，那无异于像鲁迅先生说的，教人去送死。
轻轻地告诉你：
英雄是一种人格，而非一种行为。英雄应是思想的、快乐的、幸福的。
如果英雄只有悲壮和惨烈，那无异于崇尚死亡。
英雄应具有多样性标准，职责有限，贡献无限；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在美好的目标面前不居于人后，等等，何尝不是英雄？
我敬佩的两个日本人时间:2013-09-29 作者:未详 点击:120次 村田忠禧是一个日本人。事实上，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我对此人知之甚少。
最近读到了国内媒体关于这名日本学者所出版的《尖阁列岛钓鱼岛争议》一书的报道之后，我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在这部书中，村田忠禧先生通过对大量的事实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得出结论：钓鱼岛在历史上属于中国。
无独有偶，在搜集村田忠禧的资料时，我同时发现了另外一个日本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井上清。在1972年10月日本现代评论社出版的《“尖阁”列岛———钓鱼诸岛的历史的解明》一书中，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先生以《钓鱼诸岛的历史与所有权》一文，阐明钓鱼岛历史上是属于中国的。
对于这两个日本人，我的心里产生了崇高的敬意。
说起来，对这两个人产生如此高的敬意并不仅仅是因为钓鱼岛问题。我是中国人，两位老先生是日本人。日本人通过大量的研究并最终发现钓鱼岛属于中国，这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保护自己的国土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感到高兴。但是我对于两位的崇敬感绝对不仅仅出于中日的钓鱼岛之争，而是出于对两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敬仰。
一个日本人，在涉及国家主权之争的时候，能够站出来为别国说话。这种胆略胸襟，不能不让人佩服。——他们也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同样爱着自己的祖国。不仅如此，他们与我们同样明白，在事关民族利益之类的重大事情上，作为有影响的学者站出来说出真相，在日本国内会受到什么样的指责和敌视。
中国人历来讨厌并憎恨汉奸。在中国的历史上，汉奸帮助敌人欺侮自己的同胞、侵略自己的国土，因此，提到汉奸，不少人咬牙切齿。我想，上述的两位日本人，在日本国内想来也会受到右翼势力诸如“日奸”之类的指责和敌视，而这种敌视，就来自于自己的同胞和身边的亲人与朋友。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佩服两位先生的勇气和人格的力量。他们在面对自己的国家权益和真理较量的时候，毅然选择了后者。
真理永远高于团体的利益。哪怕这个团体是以国家或民族的形式存在的。真理应该永远高居于小集体的利益之上，这应该是每个知识分子心头所树立的一把标尺。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尊严，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的成就。反之，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权力和个人的利益牵扯，如果不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那么他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就会迷惑大众，他所说出的话语和研究的所谓结果就会成为可耻的谣言和后世的笑柄。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媒体上关于知识分子操守的问题已经争论了不少。在诸如关于产权改革和通过税收的手段“杀富济贫”还是“杀贫济富”的问题上，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和普通民众之间已经展开了争论。这种争论，应该被理解为当前知识分子群体面对学术良心以及学术人格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回归。——的确，当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或者学者面对自己良心和个人利益空口说白话的时候，当一个具有学术权威称誉的知识分子面对传媒顾左右言他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对其动机进行研究。这是因为，面对学术良心和个人乃至小圈子利益的对决，何去何从，这是考验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人格魅力的关键之所在。
基于此，我愿意对两位日本学者表示我诚挚的敬意。
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笔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146次 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政治辩论，历经多次看似难以化解的国会僵局，奥巴马总统终于在2010年的3月23日签署了医保改革法案。
一支笔、两支笔……奥巴马整整用了22支笔签下了这件极具划时代意义的文件—————9380亿美元的医保账单。不过，让人纳闷的是，奥巴马总统患有强迫症吗？还是白宫的笔质量不好，让他一换再换？
实际上，总统大人在沿袭华盛顿一项不成文的传统。用不同的笔签文件是为了展示立法的威严性，这样的做法最早可追溯到罗斯福时代。道理很简单，签署重要文件的笔本身就是“文物”，白宫可以把其当作礼物送给该法案的支持者。总统用的笔越多，他送出的“礼物”就越多。1964年，当林登·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时，据说他用了75支笔。其中一支赠给了马丁·路德·金。
但是，同时用很多笔签一个名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字迹不连贯、字体倾斜等等。奥巴马在一次采访中开玩笑地说：“我曾经练了很多遍。如何慢慢地写出自己的名字还是项技术活呢！”
那么，这些笔的命运又如何呢？一些会陈列在博物馆中，一些受赠人会骄傲地将其摆放在家中或办公室里。有些笔甚至还会重新派上用场：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竞选人约翰·麦凯恩发誓用里根总统曾经用过的笔来签署削减联邦预算的文件。
不是每位总统都能学会以不同的笔同时签名。比如，布什总统就喜欢用一支笔签署法令，然后把几支根本没碰过的笔作为纪念品送给别人。就连意义非凡的《国土安全法》也不能让布什总统屈尊降贵。民间传闻称，法令签署后，布什总统将那支笔偷偷揣进了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