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三瓶水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219次 旱灾，正在我国西南部肆虐。有这么三瓶水进入笔者的眼帘——
第一瓶水，其实只有半瓶，捧在西南一个女孩的手心里，她说：“要靠它喝整整一天。”
第二瓶水，放在一个大会场的排桌上，只是被拧开喝了一两口，人们就散会了。
第三瓶水，最近陈列在某个名牌饮用水展销会上，750毫升装，售价198元。
女孩手中的那半瓶水，维系着她的生命。这或许是爱心人士千里驰援的瓶装水中的一瓶，她还要与自己的弟弟妹妹分享；这或许是来自她父母不远十几里山路背来的一桶水，除了人喝，还要喂牲畜、浇田地。
会场上的瓶装水，完全属于可喝可不喝之类。眼下还不是酷热天，有多少人会喝得掉整瓶几百毫升的水？又有多少人会把没喝完的水带离会场，回去慢慢喝呢？通常的情形是，会后工作人员就忙着清理会场，节约一点的，检查一下瓶盖，开过的扔掉，不开的留下；不怕浪费的，一股脑儿全扫进垃圾箱。再想想吧，诸如此类的会议每天要开多少，又有多少宝贵的水就这样被“废”掉？
198元一瓶“天价水”的出现，焦点不在于厂家如何选取水源、如何加工包装，也不在于这比油贵的水有谁买、卖给谁，反倒是给我们重重敲了记警钟——如今一瓶不足1元钱的水、贱如废纸的水、还“浪费得起”的水，会不会也终有一日千金难买呢？当气候变化因人类而加剧，当极端气象因人类而频发，“习惯性旱情”地区可能进一步扩大，“水质型缺水”城市可能进一步增多之时，我们又该怎么办？届时，每瓶水标价198元还贵吗？
这三瓶水，并不能在彼此的瓶中流通，但关于水的思考是相通的：有水喝的人，能为没水喝的人做点什么？今天的喝水人，能为明天的喝水人做点什么……
战火中的一尊雕像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158次 巴尔干半岛上的萨拉热窝，往日热闹非凡的街头空无一物，维斯·米斯其纳市场已经没有一块平整的地段了——天空中的大气仍在颤抖、大厦上的玻璃仍在碎裂、酿酒厂的酒浆仍在流淌……战火还没有停息，炮弹在呼啸，坦克在突进，子弹在飞舞，也许就在神不知鬼不觉的那么一瞬间，谁都可能被这个可爱而又可恶的世界抛进地狱。
下午四点，街头上出现了一个人——瘦高个，一头乱发，近乎可笑的八字胡，一副悲伤至极的神情。他穿着正式的音乐会演出服装，右手抱着一把大提琴，左手拎着一个塑料椅，一步一步地朝前走，脚步很沉重、很坚定。他走到维斯·米斯其纳市场中央，把塑料椅放在被迫击炮炸出的一个弹坑旁，然后一动不动地肃立，合上双眼静默一分钟。接下来，他扬起双手，左手握住大提琴的颈部，右手将琴弓搭上琴弦，庄重地开始演奏——音符漫漫飞扬，旋律款款流泻……
在这一时刻，纷纷扬扬的战火声全部消失了，这个世界被音乐统治了。
就在前一天，1992年5月27日下午4点，萨拉热窝围城战役进入最激烈时段，几发迫击炮弹飞过来不偏不倚地落在维斯·米斯其纳市场，顿时，整个市场被大火吞噬了，一群正在排队等面包的普通市民被击中，到处是残肢断臂，到处是鲜血和碎骨，当场22人丧生，70多人受伤。韦德兰·斯梅洛维奇，萨拉热窝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亲眼目睹了发生在窗外的惨剧，在经历了巨大的悲痛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从第二天开始，在事件发生的地点演奏意大利作曲家托马索·阿尔比诺尼的《G小调慢板》——古典音乐中最为悲伤的乐章，每天为一个死去的人演奏，天天演奏，一共22天，以哀悼战火中的罹难者。
面对呼啸的炮弹和横飞的子弹，韦德兰·斯梅洛维奇没有半点退缩，每天下午4点准时来到维斯·米斯其纳市场中央，满怀悲痛泰然自若一丝不苟地演奏《G小调慢板》。大提琴如泣如诉，沉重的音符在留下一个个弹坑的街道上流泻，缓慢的旋律在被战火摧毁的时空中回荡。他要用乐曲呼唤人们，控诉战争的残酷以及罪恶战争对人类文明的摧残；他要用乐曲鼓舞人们，在悲剧时刻保持无畏的勇气，捍卫人性的尊严。他用音乐传达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战争并未毁灭一切，世界并未完全失落，慈悲的花朵在愚蠢的暴行之下依然能够盛开。
萨拉热窝之战是现代战争史上持续最久的城市包围战，战事从1992年4月5日一直持续到1996年2月29日。根据联合国估计，其间每天平均有329颗炮弹击中该城，单日最高纪录是1993年7月22日的3722次炮击，造成11000多人死亡，56000多人受伤。
一天，两天，三天，连续的22天里，韦德兰·斯梅洛维奇天天做着一件事——下午四点，在维斯·米斯其纳市场，或端坐在街道的碎石残砾中、或斜倚在四周冒着黑烟的断墙上，演奏托玛索·阿尔比诺尼的《G小调慢板》，演奏给荒凉无人的街道听，演奏给四分五裂的汽车听，演奏给躲藏在地下室里的普通市民听……在此期间，他不敢确定自己能否活下来，只知道自己必须这样做。幸运的是，尽管炮弹呼啸子弹横飞，他却奇迹般地毫发无损。
这一场景，被一名俄罗斯摄影师捕捉住了，拍摄了一张照片：背景是坍塌的残垣断壁，灰暗的色调中透出一片明亮，韦德兰·斯梅洛维奇穿着演出的燕尾服，左手握着大提琴，右手拉着琴弓，沉浸在忘我的演奏之中。我们仿佛听得见隆隆的炮火声，更听得见炮火中的旋律：那一个个深沉而凝重的音符直逼人心，激发富有正义感的人们重拾人性的尊严与和平的生机。就是这样，在战火中的维斯·米斯其纳市场，一个身影塑成了一座雕像：大提琴手韦德兰·斯梅洛维奇，永远屹立于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萨拉热窝街头。
第56号教室的奇迹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161次 话说26年前，美国洛杉矶的霍伯特小学，来了一名新教师，他叫雷夫·艾斯奎斯，一个很普通的小伙子。面对一间又小又破烂的教室，一群又穷又淘气的孩子，雷夫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25年后，这位老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纽约时报》把雷夫尊称为天才和圣徒，《华盛顿邮报》称他为全美最好的老师。美国总统授予他“国家艺术奖”；英国女王也给他颁发了帝国勋章，媒体天后奥普拉授予他“善待生命奖”……
这雷夫到底做了些什么了不起的事？这56号教室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奇迹？
法则一：“望子成龙”不如“教子成人”
中国的家长们，十之八九属于望子成龙一族。雷夫之所以得到全美教育界的最高荣誉，正是因为他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育才不如育人”。他这样讲：“几乎每年48周，每周6天，每天12个小时，我和五年级的学生都会涌进我们那可怜的狭小的教室里，沉浸在莎士比亚、代数和摇滚的世界里，每年其余的时间，我和孩子们都在旅行。”
最好的教育，不是“望子成龙”而是“教子成人”。对此，第56号教室给出了最好的注解：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知识的摇篮，更是人格的花园。
回想一下，那种“育才不育人”的摇篮，常常是“摇啊摇，摇到奈何桥”。让父母们的爱心流出了鲜血。
卢刚，一位28岁的博士。北京大学物理系高材生。通过李政道博士的出国考试，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因为太出色了，容不得别人超过他，容不得自己不优秀，更容不得老师的偏爱。所以，在一天，开枪杀死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戈尔咨，这是一位爱荷华大学物理系最好的教授；他杀死了自己嫉恨已久的竞争对手山林华博士，中国科技大学高材生；杀死了无辜的副校长安妮等人，然后举枪自杀。所谓：才子一怒，六死一伤。
卢刚们成“才”了吗？可以说是的；可是他们成“人”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在精英导向的教育氛围下，每一年高考，都会引发“状元热”，高考成了一个产业，对智力的提升替代了对人格的培养，许多神童的家长们成了产业链上的牧师，传道者语重心长，闻道者心驰神往……
什么事热得不行，一定是病得不轻！人才人才，核心是人，如果不成人，成才也是一场恶梦。在一个众人皆醉的环境下，雷夫能保持着异乎寻常的清醒，这就是奇迹。你看“在这里，品格得到培养，努力付出得到尊重，谦逊得以发扬”——这就是56号教室的奇迹。
法则二：“小红花”不如明是非
从幼儿园起，老师就用小红花激励我们，到了小学变成红领巾，到了大学变成奖学金，到了职场，变成了红包或奖金。激励就是屡试不爽的魔法。我们没有怀疑过，这样的激励健康吗？在雷夫看来，这在道德行为方面，只是初级阶段。如果道德行为有六个档位的话，小红花只是在第二档上。在第56号教室里，孩子们的水准远远超过了小红花阶段，达到了第六档。那么，雷夫借用了教育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的道德成长路线图：
第一档，我不想惹麻烦——靠惩罚在起作用；
第二档，我想要奖赏——靠贿赂起作用；
第三档，我想取悦于某个人——靠魅力起作用；
第四档，我要遵守规则——靠自律起作用；
第五档，我能体贴人——靠仁爱之心起作用；
第六档，我奉行既定的准则——靠境界起作用；
第六阶段的学生是怎样的？雷夫通过一个学生助人不留名的事例做了诠释：最高的境界不是外在的褒奖，而是内心的愉悦。
法则三：超近路不如走弯路
我们这一代，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让孩子们少走些弯路吧。于是，我们不断地辅导，不断的指正，让孩子们的路走得笔直。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又进入了一个误区。
一次，一群其他学校的老师到56号教室参观，学生们正在安装火箭模型，有一组学生虽然做得很认真，但是他们弄错了飞弹部分的装置，于是来访的老师频频向那一组走去，为孩子们示范正确的安装方法，一个暗藏的错误。雷夫老师果断而有礼貌地阻止了他们，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访客：（很小声地）雷夫，你都不知道啊，他们做错了。
雷夫：我知道啊。
访客：机翼都歪了。
雷夫：是啊，是歪了。
访客：发射架粘得太靠火箭头了。
雷夫：确实如此。
访客：可你就眼睁睁地坐在这里？
雷夫：是啊。
访客：可他们的火箭会飞不起来呀。
雷夫：一会儿肯定会飞不起来……
访客：可是……
雷夫对此早已深思熟虑了：他们接下来就得找出火箭飞不起来的原因，他们得回到教室自己好好想想。我们的科学家们一天到晚在做的事情不就是这个？
失败是由身为教师的我们自行认定的，在第56号教室，飞不起来的火箭不是失败，只有当学生停止解决问题的尝试才算失败。作为父母，我们吃了太多的辛苦，经受了太多的挫折，想让孩子们走得更顺一些。我们让孩子走近路的时候，他们避免了挫折的苦恼，但是也失去了探索的乐趣。所以最佳的教学，不都是老师和家长说个不停，而是像雷夫一样，我不想说，我很清醒。让孩子展开探索的翅膀吧，让他们经历困惑，苦恼、去收获惊喜与领悟。远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这样的孩子将更知道怎样保重自己，这样的接班人将更有挑战力。
法则四：省吃俭用不如能赚会花
孩子们面临的是经济社会，要不要培养孩子们的经济头脑？
第56号教室里，每一个学生开学的第一天就会申请一份工作，雷夫会给出一份职务清单。上面有教室管理员、银行、玩具管理员、办公室信差、店员、警官等职业，上面有工作内容的说明。每一份工作都有不同的薪水。有工作就有月薪，虚拟的薪水可以存在银行。那么储蓄用来做什么？
第一是支付使用课桌椅的费用，在56号教室，座位越靠前排，费用越高。如果存到的金额为租金的3倍，就可以买下座位的产权。如果够多，还可以买下同学的座位，然后每个月收租赚钱。
第二是在班级拍卖会上，购买文具用品。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努力成果。于是：
56号教室的孩子们体会了父母赚钱的辛苦，学会了节俭和爱惜；
56号教室的孩子们体会了什么是所有权和什么是使用权，学会了投资与财务管理。
56号教室的孩子们体会了拍卖会上的冲动和后悔。学会了储蓄克制与延迟享乐，有一天走上社会，最好的东西会留给这些懂得等待的人。
56号教室的孩子们还能体会财务制度与审计。从开学的第一天，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一个分类账本。页面上会标示日期，交易名称，收入、支出、节余，班上通常有四名学生，担任银行，每个银行管理8名左右学生的账户副本。如果谁的账户有差错，就会查对出来。
我们孩子他、一天到晚在唱，“准备好了吗，时刻地准备着”，其实面对充满诱惑的商品社会，教育者都茫然无知，孩子们哪能准备好？而对从56号教室走出来的孩子们，他们才是时刻地准备着。
教育是一艘巨大的船，承载着无数的梦想，也让无数的梦想葬身海洋。当大多数人争相挤上教育的“泰坦尼克号”的时候，雷夫把56号教室，建成了诺亚方舟。这实属不易：一个大男人，26年如一日，和五年级的小学生打交道，不容易；敢于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成为精英教育洪流的中的砥柱，不容易。如果让思卓书坊颁发一个奖项的话，我想该给56号教室一个“教育诺亚方舟奖”，颁奖词是这样的：
在这里，探索得到扶持，失败得到鼓励。
在这里，信任代替了恐惧，自觉代替了纪律。
在这里，应试教育结束统治，全面成长得到鼓励。
在这里，可以“读万卷书”，可以“行万里路”。
在这里，学生是快乐的，他们找到了心里的家园。
在这里，老师是幸福的，他们播种这知识的春天。
颁奖词的最后一句应该是——“学习雷夫好榜样”！
《弱点》不只是成功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160次 真实的传奇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FootballLeague）举办的2009年选秀大赛第一轮，即有一位身背74号的黑人小伙脱颖而出，但见他身高6英尺4英寸（1。93米），体重足有344磅，约155公斤，虎背熊腰但动作灵活，尤其在防守上，更有过人之处。顺理成章，他被巴尔的摩乌鸦队（BaltimoreRavens）选中，签订5年共1300多万美元合同。
这位冉冉升起的体育新星名叫迈克尔·奥赫（MichaelOher）。荣耀的光环背后，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前途无量的球星却有无比凄苦而又特别动人的人生遭遇。他的妈妈怀他时吸食了可卡因，因毒品侵害，他出生后的智商一度不足80。他兄弟姐妹共12人，父母根本没时间照顾他，连最起码的教育和温暖都没能给他。小奥赫9岁前，一年级和二年级各读两年才勉强过关，竟先后换过11所学校。16岁前，他被父母转送多个寄养家庭，还一度流落街头。
雪上加霜的是，奥赫入高中后，父亲被杀去世，这一生眼看就这样毁了。但是，一名高中橄榄球教练卓有见识地使他摆脱公立教育，进入私立的教会学校。就在这所学校中，一名队友的父母肖恩·陶西和莉·安妮·陶西夫妇收养了奥赫，使他成了一个白人家庭的一员，也助他考上了大学，走进了巴尔的摩球队。
奥赫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被体育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写入纪实作品《弱点：比赛进程》。经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同意并鼓励，导演约翰·李·汉柯克将这位橄榄球新星的传奇故事搬上了银幕。令人意外的是，这部影片竟成为全球2009年最大的黑马影片，上演仅8周，就以约3000万美元成本博得全美2。5亿美元的巨额票房。
盲点的改变
《弱点》影名为TheBlindSide，其实应译为《盲点》才恰切。美国橄榄球比赛中，每支队伍组织进攻时，都有自己的盲点。越优秀的队员，越能攻击对方盲点，使其阵脚大乱，而每一队伍越减少其盲点，越能有出色发挥。
这只是其中一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生，也都有各自的盲点，唯有减少这些盲点，我们也才能走向成功。这是电影取名的深刻内涵所在。
作为一位能出色攻击对方盲点的球员，奥赫的人生原本有着严重的盲点，他家庭出身不好，没有受到任何的家庭教育，童年又留给他那么多痛苦的回忆，上公立学校后缺少督促他、帮助他的好老师，这几乎注定了他在这个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机会。
但他人生的盲点竟被照亮了，几乎不可能被改变的他也被改变了，这恰恰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取决于他之外的很多因素。这正是本片不同于一般励志片之处，也是最让人感动的地方。他改变的关键是什么？电影中，对他后来转入的那间私立学校的校训——“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给了两个寓意深长的特写镜头，算得上是点睛之笔。
当然，最关键的是陶西一家人对奥赫的无私关爱，才使他有此巨变。他们一家毅然决然收留了这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后来又给他们不断制造麻烦的迈克尔·奥赫，陶西太太允许他在沙发上过夜，后又腾出卧室给他，最后竟和丈夫商量收养他为义子。奥赫刚到这个家时，家人们自顾自在那边看电视、吃饭并说笑，奥赫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在桌子上吃饭。陶西太太看到了，立马关掉电视，命令全家坐到桌前，让大家手拉着手一起祷告。陶西家漂亮的大女儿不太情愿把手伸给奥赫，但只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伸给了奥赫，陶西太太闭上眼睛带领大家祷告。这感人的一幕也是美国家庭根基稳固的秘诀。
富人捐点儿钱给穷苦人家的孩子也许不太难，但要接纳穷人家的孩子来自个家住，并收养为自家的孩子，这确是非常不易。陶西全家人最终都能真心接纳奥赫，与美国的宗教文化有关，导演在这方面的观察是很敏锐的，其表现也很到位。没有这样的文化内涵，这部没有性、没有暴力的电影怎么可能大卖？
何为成功
有朋友看了《弱点》后说：“你看人家的宝马车停在穷人身边请他上车，到家里睡觉；我们这边的宝马车是把穷人撞倒，下车一看没撞死就倒车再把人给活活压死，然后扬长而去！”
陶西一家不只是给奥赫买了新衣服、新车，陶西太太还把小儿子托付给他。车祸发生后，陶西太太不但没有怪罪他，还反过来安慰懊恼不已的奥赫。这一切，对奥赫来说都是一种无缘无故的爱。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这就是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我们的词典里有的是“恩怨”，无法理解的是恩典——也就是无缘无故的爱。让很多人为之落泪、弥漫在影片中的温情，其实不是奥赫配得到，也不是他努力赚取来的，而是有人愿意付出，不断地、不求回报地付出。
电影从头到尾，看不到奥赫如何如何拼搏，如何如何苦练，经过奋斗最终成功之类的陈词滥调，而是描述奥赫如何被成全，而不是他自己如何去成功的。
成功说到底又是什么？影片并不认为奥赫进入大学本身就是成功，甚至都没有提到奥赫的选秀成功，更没有所谓的鲜花和掌声。而是安排了奥赫的一次离家出走，最后又让他回到了养父和养母家中。他选择大学也认真考虑家人的需要。其实，鼓励他在球场上奋力拼搏的，正是陶西太太的话：“要团结，要保护好你的家人，记住，你的队友就是你的家人。”奥赫在最紧张的对决中，首先考虑的也是为了亲人的微笑而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拼搏。他在家人提供的爱中找到了自身的尊严和位置，知道了自己是谁，也明白了他自己对于家人意味着什么。明白了这些，他其实已经成功了。
这一对成功的诠释，可以说相当精彩。真正的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发挥自己的天赋。所谓天赋，在电影中人看来，就是上帝赐予的才能，人都有责任来好好保护并积极引导。因此，一旦发现了奥赫的运动天赋，不管是学校的教练、校长，还是陶西一家，抑或是他们请的家庭教师，甚至是社会机构，都保护他成全他，对他大加鼓励，而不是嘲讽、阻挠和打压。因此，奥赫的笨拙就转变为有内秀，木讷就转变为有内涵，愚蠢就转变为有内蕴。尤其陶西太太的大女儿，一开始说奥赫愚蠢，后来在球场上却成为奥赫球队的拉拉队队长，对他也敬重起来。
所以，《弱点》讲的并不是一个麻雀变凤凰、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导演的用意要比这积极得多，他从根本上即认为奥赫本来就是凤凰和天鹅，只不过有着严重的盲点，一旦消除了这些盲点，他就能把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世人看。其实，安徒生的《丑小鸭》并不是在讲鸭子变天鹅，而是说鹅蛋不小心下在了鸭窝中，孵出来的鹅老用鸭的标准判断自己，弄得自己很自卑，后来终于学会了用鹅的标准看自己，才发现自己原本就是一只美丽的天鹅。“丑小鸭”不是因为自信就变成了天鹅，而是发现自己本来就是一只天鹅，只不过身处盲点之中，没发现罢了。
这部电影没有拍成所谓消除种族主义歧视的片子，根本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其立意比这个要高远得多。不是白人应对黑人怜悯和施舍，而是让每个人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善、尊严和价值，这正是《独立宣言》所谓“人人被造而平等”的绝美释义，在中国被误译为“人人生而平等”。
也正因有这些极深的用意，还有真人奥赫的传奇经历，再加上桑德拉·布洛克的精湛演技，这部影片才捕获了美国人的心。有人说这只是好莱坞式的励志影片，其他国家的人未必欣赏。真的吗？谁说中国人就不需要了解无缘无故的爱，不需要团结和温暖，不需要“做最好的自己”呢？
只吃眼前菜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173次 我喜欢历史，是因为历史有趣。有趣之一，在于总有惊人的相似处，却又于相似中见出各自的情怀。就吃饭而言，史上有三位名人极为相似。
一是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有一次，朋友请他吃饭，王安石慨然应允。席间，朋友们高谈阔论，王安石却只顾埋头吃饭，酒足饭饱回家，只当是平常一餐。第二天，朋友送了很多獐脯肉到王家来。夫人王氏很是奇怪，不知所为何来。朋友笑着说，“不知王大人喜欢吃獐脯肉，早说就多送点来了！”
王氏闻言颇惊，说，“我与相公共同生活数十年，怎不知他爱吃獐脯肉？”朋友闻言亦惊，“若大人不喜欢，昨日席间，如何独食尽一盘？”王氏听罢，忽然了悟，问道，“该不是那盘獐脯肉，就搁在他的面前吧？”朋友忙不迭地回答，“那肉，确实正在大人眼前。”
原来，王安石个性极为专一，一心只思国事，生活不拘小节。
另一个“只吃眼前菜”的典型，则是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厨子总是费尽心思做上满满一大桌菜肴，但章太炎只吃着眼前的那一道菜。在章太炎吃完之后，厨子把丰盛且几乎完整的一桌菜肴撤下，可另外赚钱。至于章太炎为什么只吃眼前一道菜，按这位国学大师自己的说法，竟是———他懒得举筷！这，应该算是学者的吃相。
还有一位“只吃眼前菜”的名人，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是个极自律的人，曾自定“日修十二规”的条令，并严格遵照执行。其中最后一条便是“夜晚不出门”。若于当下，就显得很有意义，其意便是“不过夜生活”。所以曾国藩作为江南官员之首，尤其讨厌灯红酒绿。
可凡事总有例外，他于两江总督任上，曾到扬州筹集军饷。此地盐商富甲天下，为把马屁拍足，盐商们特备盛宴，招待名满天下的曾大人。曾国藩无奈赴宴，眼前珍馐美食，却着实让他触目惊心。
眼见这饭不能不吃，却又食之无味，曾国藩一声不吭，皱着眉头，只在眼前的一盘菜上动了几下筷子。
可曾国藩私下里却对人解释说：“一食千金，吾口不忍食，目不忍睹。”曾国藩以理学传人自命，这，大概要算是一代大儒的吃相了。
如今我吃饭时，也常喜吃眼前菜。举箸不劳甚远，亦可专享其味，兼寄古之遐思，竟是别有滋味……
枫树和七颗星星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81次 世界小得像一条街的布景
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
省略了所有的往事
省略了问候
也许欢乐只是一个过程
一切都已经结束
可你为什么还带着那块红头巾
看看吧，枫叶装饰的天空
多么晴朗，阳光
已移向最后一扇玻璃窗
巨大的屋顶后面
那七颗星星升起来
不再象一串成熟的葡萄
这是又一个秋天
当然，路灯就要亮了
我多想看看你的微笑
宽恕而冷漠
还有那平静的目光
路灯就要亮了
大唐柳色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161次 渭城在哪儿？唐代的柳色是否还那么清新？
每次送别时，总想陪伴着友人走进客含，像唐代诗人那样叫上一壶酒，点上几碟菜，在四周绿色中间“？1二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可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总也无法如愿以偿。同唐人相比，我们总是少了一份旷达，一份恬淡，一份缠绵。
唐人的神韵，唐人的风范，犹如他们所歌颂的柳色一样，永远那么潇洒，那么清新，那么多情，也永远在唐诗里“？2依旧烟笼十里堤”，让我们这些后来人向往，又让我们无法企及。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今夜，月色宜人，独坐在客舍里，看黄昏的月光给窗户镶上一道金边，一直伸向山的那一边。我的思绪又一次踏着遍地月光，沿着《渭城曲》所铺设的意境，走上了去阳关的古道。
去阳关的道路上，多了驼铃狼烟，多了孤独、寂寞与苍凉。然而，这一切都挡不住唐人哒哒的马蹄。不就是沙漠吗？他们就是为沙漠而来，为“？4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而来，为那“？5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奇美而来，为“？6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自信而来。
于是，唐诗中出现了离别，出现了折柳。
客舍对饮，灞桥折柳，这种习俗不知是否起于唐代，然而却被唐人挥洒得淋漓尽致、情意万千。当他们拉着马缰绳，立在驿道边，折柳相送、依依惜别时，风吹动着他们青色的长衫，飘飘欲飞。
唐代国势强盛，读书士子人人奋袂而起，走出书斋，离家别子，仗剑远游，去河朔，去塞上，去长安，以求博取功名利禄，入世之心极重。可一旦他们发现所求必须以人格付出为筹码时，他们却惶惑了，他们沉默了，他们爆发了，最终选择义无反顾地高唱“？7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长揖而去，拂袖归山，然后再去寻找新的起点。
他们重视功名，但更重视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唐代文人的腰杆同笔杆一样，铁硬。因而，唐诗就显得洒脱，富有个性。而唐代的诗人们却漂泊南北，沦落天涯，饱尝颠沛流离之苦。
别，是经常的；聚，是短暂的。可唐人的感情从没被滚滚红尘所消磨。相反，由于长期漂泊在外，他们更需要友情慰藉，于是，他们更看重友情。倾盖如故，一见倾心，彼此从不因身份、地位与政见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也不因生死而隔离。李白和杜甫京华一见，从此至死不忘。元稹在谪所听说白居易被贬后，重病之中昏夜惊起，绕室彷徨，如同身受。而白居易到了晚年，读到元稹的遗诗犹涕下沾巾，不能自已。
唐人，真是太多情了。在南来北往的路上，送人的，折柳相赠；离去的，接枝挥别。“？8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然而，柳条一年一青，岁月却慢慢老去，唐人衣袂飘飘，迈着潇洒的步子，一步步走入历史的深处，成为一处可望而不可即的风景。
心头一杯冷咖啡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173次 鼓浪屿是厦门人心头的一颗朱砂痣，窗前的一抹明月光，是他们永远还不完的旧。
鼓浪屿被称为“音乐之岛”，一方面是因为小岛诞生了无数音乐大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培育天才的音乐土壤之深厚：面积不足1。87平方公里的地域，竟聚集了500余家钢琴，钢琴密度居全国之最。
500架被人反复提及的钢琴，真正意味着什么？500架钢琴，不是500架神龛。记得80年代初，鼓浪屿人的家里开始买进东芝彩色电视。十八寸的蠢笨身躯，家人定要为她专门定做丝绒外套，天太热不能开，雷雨天要及时关，惟恐使用过度。后来出现拨号盘电话，依旧是罩巾伺候，小心轻放。比起鼓浪屿人对待电器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乐器们却像不时走访的穷朋友，彼此知根知底，礼数就马马虎虎了。这音乐，是如此日常化。它日常化到了“日常化”这样的语词都显得过分庄重：它是贴着生命攀援起伏的藤蔓，它是闽南人见惯不惊的稀粥咸鸭蛋。
我的祖父陈台院在菲律宾独自打拼，每年将侨汇寄返国内养活我父亲兄弟三人。50年代，祖父不惜血本专辟40元购“曼陀铃”一把，寄回家供年轻的父亲消遣。父亲闲暇时，与弹奏手风琴的大伯父、拉小提琴的二伯父与同样拉提琴的邻居叔叔组成四重奏。是否荒腔走板亦未可知，但据说不久疏于练习，乐队星散，“曼陀铃”就此失踪。父亲后来又短暂沉迷口琴与小提琴若干年，不想以此糊口，亦不求技艺精进，那把口琴与提琴最后也不知所踪。
到了我这一代，好乐之风不减，对音乐却无任何形式上的敬畏。小提琴的琴弓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双刃剑。每次授琴，只要老师迟到，琴弓就是男孩子们互相砍杀时手握的十八般兵器；每次老师告状，父亲抓起琴弓一顿臭揍，它又瞬间变成家法。在这些音乐之外的奋力挥动中，马尾做的弓毛一根根地掉落下来，岁月飞逝。
在别的地方，音乐是被供奉起来的；而在这里，音乐是贴肉长的——如《摩诃婆罗多》太阳神之子迦尔纳永远脱不掉的神圣盔甲，已经融为了自身的肌肤。
我常常在想，是什么促成了我们与音乐之间颇为随缘的态度？是岛民耕读传家的保守观念？是相对富足的华侨家庭的慵懒天性？是艺术等级考试的长时间缺席？
音乐从未作为急功近利的谋生手段。几代人的音乐教育，都是无心插柳式的。听天由命，有的最终长成参天巨木，大多数人永远是路边随手捋的一把青草。
教会曾经承担了音乐在岛上的撒播任务。非要引经据典的话，《黄河》钢琴曲改编者殷承宗当年踏上音乐之路颇为偶然。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他，替父亲的大太太刷皮鞋、整理房间，赚到了两美元。一美元买了琴谱，另一美元则用来跟外国牧师太太学习识谱。许斐平音乐天赋的展露，源于教堂司琴手的母亲张秀峦某次因故缺席。当时才5岁的他手脚并用爬上琴凳，竟无需翻看琴谱，将所有圣诗无误演奏至终场。歌唱家兼医生的林俊卿，祖父林温人是厦门竹树脚礼拜堂的创办人，母亲廖翠绸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本人5岁就能演唱整部《闽南圣诗》，担任儿童唱诗班的领唱。即使是我读过基督教小学的祖母，在接近九十高龄依然可以眯着白内障的眼睛，翻看歌谱。不用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基督教家庭、教堂、礼拜与圣诗，就是上一代岛民的音乐必修课。
我们这一代人的音乐教育，离不开鼓浪屿的那所音乐学校。其旧址是荒凉的鸡山路上一座旧教堂。
20世纪90年代，音乐学校的学生们每周有一次音乐欣赏课和合唱课，再大一点的学生要修基本乐理，还参加弦乐合奏队。当时条件看似简陋，其实遭际却颇离奇。我们的“音乐欣赏”课是在殷承宗、殷承典兄弟的祖宅（准确的说是客厅地板）进行的。当时厦门音乐学校校长是殷承典先生。他是著名音乐家殷承宗的二哥，也是这一音乐脉络在岛上的留守男士。鸡山路上，有他的殷家祖屋，全部闽南花岗岩石条砌成，冬暖夏凉，卓妍异色，有幽森的门户、阁楼与狭窄望不到尽头的木梯。如果你黄昏跑步经过，倒可见到一个高大独身帅气的老男人，在海边散步。尤记当初，校长打开名贵音响，塞进录像带或唱片，给一众孩子讲解《动物狂欢节》、《天鹅湖》、《胡桃夹子》等名曲名剧。他激情澎湃，我们都坐在地上，或玩，或打瞌睡。
如果10年前朋友们到鼓浪屿旅游，我可以设计出一条音乐不绝于耳的别致路线：
晚上七点钟从轮渡码头上岸，抵达音乐厅，听听爱乐乐团或厦门歌舞团的音乐会（那里面有我一票同学，分散坐在各声部的最后一排）；经过中华路时候放慢脚步，“babycat’s”咖啡店老板（我的邻居）可能愿意在晚饭后耍一耍钢琴；“褚家园”曾经有一位优秀的提琴手，再往前走是我初恋女友的旧宅，她的音准一向糟糕；到中华路47号，是我舅公们在弹爵士，大年初四的话，还有一场包括手风琴、钢琴在内的家庭音乐会；走进安海路，我另一位初恋女友可能刚洗完澡，她的提琴拉得木讷呆板，泛音永远不对味；鸡山路上卓姓师弟的大提琴喑哑忧伤，如今已经功力大成，他的沉默与执着灌满了每张唱片。走进内厝澳，从龙山洞穿出，抵达三丘田码头，一路伴随你的则是寒假回家的上海音乐学院杨姓师妹，她总在反复练习枯燥的音阶与琶音，一板一眼，如天风海涛，亘古不变。
这是封存了提琴的我对童年的追忆，还是对曾经生我养我的海岛的最后一点致敬？可惜，我知道这一心愿永远不会落实。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这座岛屿被迅速卷入了厦门的整体发展战略。历任政府，总有一些莫名的政策，以鼓浪屿作为招徕资本的金字招牌。十年后的今天，鼓浪屿每天接待越来越多的陌生游人，彻底变成了四仰八叉摊着的老妓女，迎来送往间，再也没有以往的风情。对于本土居民来说，老房子年久失修，加上医院搬迁，人口老化，学校因为收不到足够的学生而一间间撤销。小岛越发不适合居住，同学、师长纷纷搬走。喧嚣，压倒了琴声。终于有一天，厦门人开始纷纷抱怨：“鼓浪屿不再像当年的鼓浪屿了。”
音乐正在从岛上全面退潮。以此为代表的鼓浪屿黄金时代的衰败，已然无法挽回。无论厦门人承认与否，现在的鼓浪屿只是我们心头的一杯冷咖啡，韵味不再，即便你在回忆里，把它热了又热。
消逝的放学路上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217次 “小呀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说我懒呀，没有学问我无脸见爹娘。”
30年前的儿歌倏然苏醒，当我经过一所小学的时候。
下午4点半，方才还空荡荡的小街，像迅速充胀的救生圈，被各式私车和眼巴巴的家长塞满了。
开闸了，小人儿鱼贯而出，大人们蜂拥而上。一瞬间，无数的昵称像蝉鸣般绽放，在空中结成一团热云。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只能用“失物招领”来形容。
就在这时，那首歌突然跃出了记忆，一字不差。
我觉得像被什么拍了下肩，它就在耳畔奏响了。
这支叫《读书郎》的儿歌，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和红领巾季节。那会儿，它几乎是我每天上学路上的喉咙伴奏，或叫脑海音乐罢。偏爱有个理由：它不像其他歌那么“正”，念书不是为“四个现代化”或“革命接班人”，而是“先生”和“爹娘”……我觉得新鲜，莫名的亲切。哼唱时，我觉得自己就是歌里的小儿郎。甚至想，要是老师变成“先生”该多好啊。好在哪，不知道。
那个黄昏，当它突然奏响时，我感觉后背爬上了一只书包，情不自禁，竟有股蹦蹦跳跳的念头……
从前，上学或放学路上的孩子，就是一群没纪律的麻雀。
无人护驾，无人押送，叽叽喳喳，兴高采烈，玩透了、玩饿了再回家。
回头想，童年最大的快乐就是在路上，尤其放学路上。
那是三教九流、七行八作、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大戏台，那是面孔、语言、腔调、扮相、故事的孵化器，那是一个孩子独闯世界的第一步，乃其精神发育的露天课堂、人生历练的风雨操场……我孩提时代几乎所有的趣人趣事趣闻，都是放学路上邂逅的。那是个最值得想象和期待的空间，每天充满新奇与陌生，充满未知的可能性，我作文里那些真实或瞎编的“一件有意义的事”，皆上演在其中。它的每一条巷子和拐角，每一只流浪狗和墙头猫，那烧饼铺、裁缝店、竹器行、小磨坊，那打锡壶的小炉灶、卖冰糖葫芦的吆喝、爆米花的香味、弹棉弓的铮铮响，还有谁家出墙的杏子最甜、谁家树上新筑了鸟窝……都会在某一时分与我发生联系。
对成长来说，这是最肥沃的土壤。
很难想象，若抽掉“放学路上”这个页码，童年还剩下什么呢？
于我而言，啥都没了，连日记都不会写了。
那个黄昏，我突然替眼前的孩子惋惜——他们不会再有“放学路上”了。
他们被装进一只只豪华笼子，直接运回了家，像贵重行李。
为何会丢失“放学路上”呢？
我以为，除城市膨胀让路程变遥远、为脚力所不及外，更重要的是“路途”变了，此路已非彼路。具体说，即“传统街区”的消逝——那温暖而有趣的沿途，那细节充沛、滋养脚步的空间，消逝了。
何谓传统街区？它是怎样的情形呢？
“城市应是孩子嬉戏玩耍的小街，是拐角处开到半夜的点心店，是列成一排的锁匠鞋匠，是二楼窗口探出头凝视远方的白发老奶奶……街道要短，要很容易出现拐角。”这是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话，我以为是对传统街区最传神的描述。
这样的街区生趣盎然、信息肥沃、故事量大，能为童年生长提供最充分的乐趣、最周到的服务和养分，而且它是安全的，家长和教育者放心。为何现在保险箱里的儿童、其事故风险却高于自由放养的年代？雅各布斯在这部伟大的书里，回忆了多年前的一个下午——
“从2楼的窗户望去，街上正发生的一幕引起她的注意：一个男人试图让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跟自己走，他一边极力哄劝，一边装出凶恶的样子；小女孩靠在墙上，很固执，就像孩子抵抗时的那种模样……我心里正盘算着如何干预，但很快发现没必要。从肉店里出来一位妇女，站在离男人不远的地方，叉着胳膊，脸上露出坚定的神色。同时，旁边店里的科尔纳基亚和女婿也走了出来，稳稳站在另一边……锁匠、水果店主、洗衣店老板都出来了，楼上很多窗户也打开了。男人并未留意到这些，但他已被包围了，没人会让他把小女孩弄走……结果，大家感到很抱歉，小女孩是那个男人的女儿。”
这就是老街的能量和涵义，这就是它的神奇和美感。
在表面的松散与杂乱之下，它有一种无形的篦梳秩序和维护系统，凭借它，生活是温情、安定和慈祥的。它并不过多搜索别人的隐私，但当疑点和危机出现时，所有眼睛都倏然睁开，所有脚步都会及时赶到。
其实，这很像中国人的一个词，一个生态关键词：“街坊”。
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孩子独自上学或放学，需要被忧虑吗？
自由，源于安全与信赖。若整个社区都给人以“家”的亲切和熟悉，那一个孩子，无论怎样穿梭和游走，结果都是快乐地、收获颇丰地回到家里。而路上所有的插曲，包括挨骂的那些顽皮、冒险和出格，都是世界给他的礼物，都是对成长的奖励和爱抚。
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人彼此之间最深刻的关系，“莫过于共享一个地理位置。”她反对仅把公共设施和住房作为衡量生活的指标，认为一个理想社区应丰富人与人间的交流、促进公共关系的繁育，而非把生活一块块切开、以“独立”和“私人”的名义封闭化、决裂化。
这个视角，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精神意义。顺着她的思路往下走，你很快即发现：我们通常讲的“家园”“故乡”——这些饱含体温与感情的地点词汇，其全部基础皆在于某种良好的人际关系、熟悉的街区内容、有安全感的共同生活……所谓“家园”，并非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和地点联手的精神概念，代表一群人对生活属地的集体认同和相互依赖。
单纯的个体是没有“故乡”的，单纯的门户是无“家”可言的。
就像水，孤独的一滴构不成“水”之含义，它只能叫“液体”。
我越来越觉得如今孩子——尤其大城市孩子，正面临一个危险：失去“家”、“故乡”这些精神地点。
有位朋友，儿子6岁时搬了次家，10岁时又搬了次家，原因很简单，又购置了更大的房子。我问，儿子还记不记得从前的家？带之回去过吗？他主动要求过吗？没有，朋友摇头，他就像住宾馆一样，哪儿都行，既不恋旧，也不喜新……我明白了，在“家”的转移上，孩子无动于衷，感情上没有缠绵，无须仪式和交接。
想不想从前的小朋友？我问。不想，哪儿都有小朋友，哪儿小朋友都一样。或许儿子眼里，小朋友是种“现象”，一种“配套设施”，一种日光下随你移动的影子，不记名的影子，而不是一个谁、又一个谁……朋友尴尬地说。
我无语了。这是没有“发小”的一代，没有老街生活的一代，没有街坊和故园的一代。他们会不停地搬，但不是“搬家”。“搬家”意味着记忆和情感地点的移动，意味着朋友的告别和人群的刷新，而他们，只是随父母财富的变化，从一个物理空间转到另一物理空间。城市是个巨大的商品，住宅也是个商品，都是物，只是物，孩子只是骑在这头物上飞来飞去。
我问过一位初中语文老师，她说，现在的作文题很少再涉及“故乡”，因为孩子会茫然，不知所措。
是啊，你能把偌大北京当故乡吗？你能把朝阳、海淀或某个商品房小区当故乡吗？你会发现根本不熟悉它，从未在这个地点发生过深刻的感情和行为，也从未和该地点的人有过重要的精神联系。
是啊，故乡不是一个地址，不是写在信封和邮件上的那种。故乡是一部生活史，一部留有体温、指纹、足迹——由旧物、细节、各种难忘的人和事构成的生活档案。
还是上面那位朋友，我曾提议：为何不搞个聚会，让儿子和从前同院的伙伴们重逢一次，合个影什么的？这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能让一个孩子从变化了的对方身上觉察到自己的成长……朋友怔了怔，羞涩地笑笑：其实儿子只熟悉隔壁的孩子，同楼的都认不全，偶尔，他会想起某只丢失或弄坏的玩具，很少和人有关，他的快乐是游戏机、动画片、成堆的玩具们给的。该我自嘲了，一个多么不恰当的浪漫！
这个时代有一种切割的力量，它把生活切成一个个的单间：成人和宠物在一起，孩子和玩具在一起。我曾在一小区租住了4年，天天穿行其中，却对它一无所知。搬离的那天，我有一点失落，我很想去和谁道一声别，说点什么，却想不出那人是谁。
那天，忽收一条短信：“王开岭，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
我楞了，以为恶作剧。可很快，我对它亲热起来，30年前，类似的唤声曾无数次在一个个傍晚响起，飘过一条条小巷，飘进我东躲西藏的耳朵里。
传统老街上，一个贪玩的孩子每天都会遭遇这样的通缉，除了家长的嗓门，街坊邻居和小伙伴也会帮着喊。
感动之余，我把这条短信的主语换成朋友们的名字，发了出去。当然，我只选了同龄人，有过老街童年的一代。
后来，才知这短信源于一起著名的网络事件，某天，有人发了个帖子：“贾君鹏，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短短几日，跟帖竟高达几十万，大家纷纷以各自腔调催促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快回家，别让妈妈等急了，别让饭菜凉了，别挨一顿骂或一顿揍。
声嘶力竭之际，有人揭穿了谜底，这个响彻神州的伟大名字竟是虚拟的，乃某网站精心策划。我一点不沮丧，甚至感动于阴谋者的情怀细致。
一个贾君鹏沉默，千万个贾君鹏应声。
我们都竖起耳朵，聆听从远处飘来的蒲公英般的声音……
某某某，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
我暗暗为自己的童年庆幸。如果说贾君鹏的一代尚可叫作露天童年、旷野童年、老街童年，那如今的孩子，则是温室童年、会所童年、玩具童年了。
面对现代街区和路途，父母不敢再把孩子轻易交出去了，不允许童年有任何闪失。
就像风筝，从天空撤下，把绳剪掉，挂在墙上。
再不用担心被风吹跑，被树刮住了。翅膀，就此成为传说和纪念。
萨马兰奇，西班牙气质，毕加索传人时间:2013-09-27 作者:未详 点击:95次 “人类有5种通用语言，金钱、战争、艺术、性和体育。”萨马兰奇生前曾这样说，热爱艺术、充满热情，和蔼的面孔之下，这位老人有着西班牙人的鲜明特点，也许在天堂里，他可以和老乡毕加索促膝长谈。
萨马兰奇4月21日去世后，当地媒体称他是西班牙近50年来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人物。说到有影响的西班牙人，毕加索的大名恐怕无人不知，这位20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和萨马兰奇有着共同的回忆—巴塞罗那。
叛逆的艺术青年
西班牙巴塞罗那是举世闻名的艺术之都。这个城市崇尚自由和创造，滋养天才和灵感，孕育了毕加索、米罗、达利等现代派艺术领袖，成为名实相符的世界前卫艺术圣城，毕加索还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九年。在这样的城市中，也培养出了优雅而充满艺术气质的萨马兰奇。
作为西班牙纺织业首富佛朗西斯科家的大儿子，萨马兰奇从小生活富足。后来他回忆自己的家是如此表述的，“那幢房子简直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宫殿，中世纪建筑结构、中国古式客厅，还有一个小书房，藏书非常丰富，其中介绍英国古典艺术家的专著，尤其令我如痴如醉。”在这幢房子里，小萨马兰奇和5个兄弟姐妹幸福地生活着。孩子们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还自己掌握开支。
父亲对儿女们的生活没有制定严格的要求，为的是让他们从小就培养出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中学时候，萨马兰奇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热衷各种体育运动，足球、拳击、曲棍球能达到准专业的水准。他是学校足球队的边锋，还是获得巴塞罗那皇家音乐学院证书的小提琴手，最爱德彪西和柴科夫斯基的音乐。
18岁出头时，由于西班牙爆发内战，学校全面停课。萨马兰奇第一次知道了这世界并不是美好得如同童话世界。正值青春期而又无所事事的他选择用叛逆来发泄心头的无助和百无聊赖。萨马兰奇和一些纨绔子弟迷上了一项只有富人才能问津的运动———飙车。没有尽头的柏油路飞快向自己扑来，茂盛的林木箭一般向后射去。驾着戈迪亚牌跑车飞驰的萨马兰奇，尝到一种疯狂的潇洒和速度的魔力。迷狂、刺激、失重、征服的快感充盈着这个年轻人的心房。他觉得自己飘然欲仙，似在腾云驾雾。巴塞罗那至马德里700公里的路途，他3小时30分就能跑完全程。
某天，萨马兰奇驾驶跑车飞驰，从后视镜里他看到好友塞瓦洛斯追上来了，那辆性能良好的法拉利像一团红云追上了他。塞瓦洛斯在掠过他的瞬间摆了摆手，甩过一个飞吻，又像被大风驱赶那样向前飘去，这时，迎面来了一辆大卡车，后面突然又冒出一辆吉普车，司机万万没有想到对面的法拉利能有这般神奇的速度，眨眼之间一团红光扑面而来。吉普车司机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叫，就生生撞了上去。
目睹了整个事故过程的萨马兰奇魂飞魄散，在一堆扭曲的金属缝隙中，夹着好朋友塞瓦洛斯血肉模糊的尸体。而就在一分钟前，塞瓦洛斯还送给他一个飞吻。鲜血从塞瓦洛斯渐渐失去热量的身体中流出来，落在黑色的柏油路面上，像是在提醒他：“赶快离开这块死亡跳板，快离开！”
从那以后，萨马兰奇放弃了这项死亡运动，开始出入于巴塞罗那各个名流组成的社交中心。追求时髦，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从巴塞罗那研究生院毕业后进入了父亲的纺织公司工作，萨马兰奇显示出在商业上的惊人天赋。他最擅长的就是谈判，别人谈不成的生意，他却能够在短时间内谈妥。他牢牢地掌握住分寸，坚持一个永远不变又永远在变的原则———灵活。他善于在最合适的时间，最恰当的地点，最自然的场合，说出对方最想听到的话，既让对方感到既没有迎合之意，也没有恭维之嫌，更没有突兀之烦。当不需要说话时，他的眼睛则显露出心灵的另一面，那双眼睛既真诚而又意味深长地直视着对方，那里没有犹疑彷徨，只有热情坦荡。
他从屡试不爽的成功中生出一种自信，这种对于年轻人来说十分宝贵的自信，又给他增添了新的魅力。但他没有满足，而是运用在研究生院所学到的商业知识，以旺盛的生命活力调动青春的思维，把目光拓展到萨马兰奇公司经营范围以外的成衣领域。从招聘设计师到购买原材料，萨马兰奇事必躬亲。终于在3个月后，他的团队根据加泰罗尼亚民族的传统，汲取欧洲现代流行的风格，再结合巴塞罗那特有的海洋性气候特征，设计出了一款质地考究，款式新颖的风衣。萨马兰奇亲自为这款风衣取名为“TOP（顶尖）”。此后，持续一个月的西伯利亚寒流席卷了伊比利亚半岛。巴塞罗那人在各大商场的柜台上抢购可以保暖样式又很时尚的TOP风衣。在瑟瑟的寒风中，巴塞罗那的市民们把自己的身躯紧紧地裹在颜色迥异的风衣里，感受着来自萨马兰奇纺织公司的温暖。
谁能想到，20多岁的萨翁还是时尚前沿的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