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成功的商业谈判中,双方找出共同的词义,也就是达成共识(coming to terms),通常是最后一个阶段。剩下惟一要做的就是在底线上签字。但是在用分析阅读阅读一本书时,找出共通的词义却是第一个步骤。除非读者与作者能找出共通的词义,否则想要把知识从一方传递到另一方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词义(term)是可供沟通的知识的基本要素。
譬如爱丁顿(A. S. Eddington)的《物理世界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一书出现“阅读”这个字的时候,他谈的是“仪表阅读”(pointer-readings),专门以科学仪器上的指针与仪表为对象的阅读。他在这里所用的“阅读”,是一般常用的意思之一。对他来说那不是特殊的专业用语。他用一般的含义,就可以说明他要告诉读者的意思。就算他在这本书其他地方把“阅读”作为其他不同的意义来用—譬如说,他用了个“阅读本质"(reading nature)的句子—他还是相信读者会注意到在这里一般的“阅读”已经转换为另一个意义了。读者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他就没法跟朋友谈话,也不能过日常生活了。
要说明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定义的例子。定义是许多字组合起来的。如果你不了解其中任何一个字,你就无法了解为这些定义内容而取名的那个字的意思了。“点”是几何学中基本的字汇,你可以认为自己知道这个字的用法(在几何学中),但欧几里得想要确定你只能以惟一的意义来使用这个字。他为了让你明白他的意思,一开始就把接下来要取名为“点”的这个东西详加定义。他说:“点,不含有任何部分。”(A point is that which has no part.)
一般人通常认为,水准普通的读者是不够格评论一本好书的。读者与作者的地位并不相等。在这样的观点中,作者只能接受同辈作家的批评。记得培根曾建议读者说:“阅读时不要反驳或挑毛病;也不要太相信,认为是理所当然;更不要交谈或评论。只要斟酌与考虑。”瓦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要把“阅读时怀疑,或轻蔑作者的人”大加挞伐。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其他作者身上,像柏拉图、康德、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等人—这些人不可能在一本书中将自己所有的思想与知识全部写出来。而那些评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却根本没看过他《实践理性批判》的人;批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却没看过他《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人;或是谈论《共产党宣言》,却没有看过马克思《资本论》的人,他们都是在赞成或反对一些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
在霍布斯的《法律的原理》(Elements of Law)中,他主张所有的物体不过是在运动中的物质数量而已。他说在物体的世界中是没有品质可言的。但是在另一个地方,他主张人本身就不过是个物体,一组在运动中的原子的组合。他一方面承认人有感官品质的存在—颜色、气味、味觉等等—一方面又说这都不过是大脑中原子的运动所造成的。这个结论与前面第一个论点无法呼应,在那个论点中他说的是在运动中的物体是没有品质的。他所说的所有运动中的物体,应该也包括任何一组特殊的物体,大脑的原子运动自然也该在其中才对。
让我们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有关政府形态的分析是不完整的。因为他受时代的限制,以及他错误地接受奴隶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想到,或说构想到,真正的民主架构在人民的普选权。他也没法想像到代议政治与现代的联邦体制。如果有的话,他的分析应该延伸到这些政治现实才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也是叙述不完整。因为欧几里得没想到平行线之间其他的公理。现代几何学提出了其他的假设,补足了这个缺陷。杜威的《如何思考》(How We Think),关于思考的分析是不完整的。因为他没有提到在阅读时产生的思考,在老师指导之下的思考,以及在研究发现时所产生的思考。对相信人类永生的基督徒而言,埃比克泰德(Epictetus)或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有关人类幸福的论述也是不完整的。
当然,工具书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你找不到任何一本工具书,能同时回答在托尔斯泰的《人类的生活)(What Men Live By)中,上帝对天使提出的三个问题:“人类的住所是什么?”、“人类缺乏的是什么?”、“人类何以为生?”你也没法找到托尔斯泰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他的另一个故事的篇名是:“一个人需要多大的空间?”这类问题可说是不胜枚举。只有当你知道一本工具书能回答哪类问题,不能回答哪一类问题时,这本工具书对你才是有用的。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般人所共同认同的事物。在工具书中你只能看到约定俗成的观念,未获得普遍支持的论点不会出现在这种书中,虽然有时候也会悄悄挤进一两则惊人之论。
从这个事实,我们得到另一个否定的指令:在想像文学中,不要去找共识、主旨或论述。那是逻辑的,不是诗的,二者完全不同。诗人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曾经说:“在诗与戏剧中,叙述是让人更模糊的一种媒介。”譬如,你根本就无法在一首抒情诗的任何文句中找到任何他想要“说明”的东西。然而整首诗来看,所有字里行间的关联与彼此的互动,却又陈述了某种完全超越主旨的东西。(然而,想像文学包含的要素也类似共识、主旨、论述,我们待会再讨论。)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推论。一个好读者不会质疑作者所创造出来,然后在他自己心中又重新再创造一遍的世界。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在《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中曾说道:“我们要接纳作者的主题、想法与前提。我们所能批评的只是他所创造出来的结果。”这就是说,我们要感激作者将故事写出来。譬如故事发生在巴黎,就不该坚持说如果发生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市会比较好。但是我们有权利批评他所写的巴黎人与巴黎这个城市。
我们说“严格说起来”,是因为想像文学显然总是会带引读者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比起论说性作品,有时候一个故事更能带动一个观点—在政治、经济、道德上的观点。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庄》(Animal Farm)与《一九八四》都强烈地攻击极权主义。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则激烈地讽刺科技进步下的暴政。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告诉我们许多琐碎、残酷又不人道的苏联官僚政治问题,那比上百种有关事实的研究报告还要惊人。那样的作品在人类历史上被查禁过许多次,原因当然很明显。怀特(E. B. White)曾经说过:“暴君并不怕唠叨的作家宣扬自由的思想—他害怕一个醉酒的诗人说了一个笑话,吸引了全民的注意力。”
大悲剧也是如此。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好人身上,我们眼中的英雄不该承受这样的厄运,但最后也只好理解命运的安排。而我们也非常渴望能与他分享他的领悟。如果我们知道如此—我们也能面对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所要碰上的事了。《我要知道为什么》(I Want to knowWhy)是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所写的一个故事,也可以用作许多故事的标题。那个悲剧英雄确实学到了为什么,当然过程很困难,而且是在生活都被毁了之后才明白的。我们可以分享他的洞察力,却不需要分享他的痛苦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