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事实而言的历史(history as fact)与就书写记录而言的历史(history as a written record of the tacts)是不同的。显然,在这里我们要用的是后者的概念,因为我们谈的是“阅读”,而事实是无法阅读的。所谓历史书有很多种书写记录的方式。收集特定事件或时期的相关资料,可以称作那个时期或事件的历史。口头采访当事人的口述记录,或是收集这类的口述记录,也可以称作那个事件或那些参与者的历史。另外一些出发点相当不同的作品,像是个人日记或是信件收集,也可以整理成一个时代的历史。历史这两个字可以用在,也真的运用在几乎各种针对某一段时间,或读者感兴趣的事件上所写的读物。
传记有很多种类型。“定案本”(definitive)的传记是对一个人的一生作详尽完整的学术性报告,这个人重要到够得上写这种完结篇的传记。定案本的传记绝不能用来写活着的人。这类型的传记通常是先出现好几本非定案的传记之后,才会写出来。而那些先出的传记当中总会有些不完整之处。在写作这样的传记时,作者要阅读所有的资料及信件,还要查证大批当代的历史。因为这种收集资料的能力,与用来写成一本好书的能力不同,因此“定案本”的传记通常是不太容易阅读的。这是最可惜的一点。一本学术性的书不一定非要呆板难读不可。鲍斯韦尔(Boswell)的《约翰逊传》(Life of Johnson)就是一本伟大的传记,但却精彩绝伦。这确实是一本定案本的传记(虽然之后还出现了其他的约翰逊传记),但是非常独特有趣。
这样的书虽然比不上定案本的传记值得信任,却很适合阅读。如果世上没有了艾萨克·沃顿(Izaak Walton)为他的朋友,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与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所写的《传记》(Lives)〔沃顿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钓客清话》(The Compleat Angler)],或是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为朋友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写的《发明家法拉第》(Faraday the Discoverer),这世界将会逊色不少。
有些传记是教诲式的,含有道德目的。现在很少人写这类传记了,以前却很普遍。(当然,儿童书中还有这样的传记。)普鲁塔克(Plu-tarch)的《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就是这种传记。普鲁塔克告诉人们有关过去希腊、罗马人的事迹,以帮助当代人也能有同样的高贵情操,并帮助他们避免落入过去的伟人所常犯—或确实犯下的错误。这是一本绝妙的作品。虽然书中有许多关于某个人物的叙述,但我们并不把这本书当作收集资料的传记来读,而是一般生活的读物。书中的主角都是有趣的人物,有好有坏,但绝不会平淡无奇。普鲁塔克自己也了解这一点。他说他原本要写的是另一本书,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却发现在“让这些人物一个个进出自己的屋子之后”,却是自己受益最多,受到很大的启发。
因此,所谓正式的(formal)自传并不是什么新的文学形式。从来就没有人能让自己完全摆脱自己的作品。蒙田说过:“并不是我在塑造我的作品,而是我的作品在塑造我。一本书与作者是合而为一的,与自我密切相关,也是整体生活的一部分。”他还说:“任何人都能从我的书中认识我,也从我身上认识我的书。”这不只对蒙田如此,惠特曼谈到他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时说:“这不只是一本书,接触到这本书时,也就是接触到一个生命。”
问过作者想要证明的是什么之后,你就要问作者想要说服的是什么样的人了?这本书是不是写给那些“知道内情的人”(in the know)—你是其中一个吗?那本书是不是写给一小群读过作者的描绘之后能快速采取某种行动的读者,或者,就是为一般人写的?如果你并不属于作者所诉求的对象,可能你就不会有兴趣阅读这样的一本书。
换句话说,我们所强调的是:我们要注意的,不光是一个记者可能会有的偏差。我们最近听到许多“新闻管理”(management of thenews)这样的话题。这样的观念不只对我们这些大众来说非常重要,对那些“知道内情”的记者来说更重要。但是他们未必清楚这一点。一个记者尽管可能抱持着最大的善意,一心想提供读者真实的资料,在一些秘密的行动或协议上仍然可能“知识不足”。他自己可能知道这一点,也可能不知道。当然,如果是后者,对读者来说就非常危险了。
这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依序完成所有的实验才能开始阅读这本书。以拉瓦锡(Lavoisier)的《化学原理》(Elements of Chemistry)为例,这本书出版于1789年,到目前已不再被认为是化学界有用的教科书了,一个高中生如果想要通过化学考试,也绝不会笨到来读这本书。不过在当时他所提出来的方法仍是革命性的,他所构思的化学元素大体上我们仍然沿用至今。因此阅读这本书的重点是:你用不着读完所有的细节才能获得启发。譬如他的前言便强调了科学方法的重要,便深具启发性。拉瓦锡说:
让我们以《几何原理》第一册的前五个命题来作说明。(如果你手边有这本书,你该打开来看看。)基本几何学的命题有两种:(1)有关作图问题的叙述。(2)有关几何图形与各相关部分之间的关系的定理。作图的问题必须着手去做,定理的问题就得去证明。在欧几里得作图问题的结尾部分,通常会有Q. E. F. (Quod erat faciendum)的字样,意思是“作图完毕”,而在定理的结尾,你会看到Q. E. D. (Quod eratdemonstrandum)的字样,意思是“证明完毕,,。
亚里士多德的论文所谈论的主题,所运用的各种不同的叙述方式,都表现出他的研究发现,也有助于后来几个世纪中建立起哲学的分科与方法。关于他的作品,一开始是一些所谓很普及的作品—大部分是对话录,传到今天只剩下一些残缺不全的资料。再来是文献的收集,我们知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158个城邦的个别宪法。其中只有雅典的宪法存留下来,那是1890年从一卷纸莎草资料中发现的。最后是他主要的论文,像《物理学》、《形上学》(Metaphysics)、《伦理学》、《政治学》与《诗学》。这些都是纯粹的哲学作品,是一些理论或规范。其中有一本《灵魂论》(On the Soul)则是混合了哲学理论与早期的科学研究。其他一些诸如生物论文的作品,则是自然历史中主要的科学著作。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其他重要的哲学形式了。(像卢克莱修的《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并不是特例,这本书原是以韵文写作,但是风格发展下去,跟其他的哲学论文又差不多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读到的一般都是翻译成散文的版本。)也就是说,所有伟大的哲学作品都不出这五种写作形式,当然,有时哲学家会尝试一种以上的写作方式。不论过去或现在,哲学论文或散文都可能是最普遍的形式,从最高超最困难的作品,像康德的书,到最普遍的哲学论文都包括在其中。对话形式是出了名的难写,而几何形式是既难读又难写。格言形式对哲学家来说是绝对不能满意的。而托马斯形式则是现代较少采用的一种方式。或许这也是现代读者不喜欢的一种方式,只是很可惜这样的方式却有很多的好处。
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中找到其他的例子。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书时,一开始就要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在他所有作品中,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彼此相关的。他在《工具论》(Organon)中详细说明的逻辑基本原则,在《物理学》中却是他的假设。其次,由于部分原因归之于这些论文都是未完成的工作,因此他中心思想的原则也就没法到处都很清楚地说明出来。《伦理学》谈到很多事:幸福、习惯、美德、喜悦等等—可以写上一长串。但是只有最细心的读者才能看出他所领悟的原则是什么。这个领悟就是幸福是善的完整(whole of the good),而不是最高的(highest)善,因为如果是那样,那就只有一种善了。认知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幸福并不是在追求自我完美或自我改进的善,虽然这些在一些部分的善中是最高的。幸福,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是一个完整生命的品质。他所说的“完整”不只是从一时的观点来看,也是从整体生命的所有角度来看的。因而我们现在或许可以说,一个幸福的人,是具现了生命的完整,而且一生都保持这种完整的人。这一点几乎影响到《伦理学》中所有其它想法与观点的中心思想,但是在书中却并没有怎么明白说明。
再举个例子。康德的成熟思想通常被认为是批判的哲学。他自己将“批判主义”与“教条主义”作了比较,把过去许多哲学家归类为后者。他所谓的“教条主义”,就是认为只要凭着思考,用不着考虑本身的局限性,人类的知性就可以掌握最重要的真理。照康德的看法,人类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严格地检查并评估心智的资源与力量。因此,人类心智的局限就是康德中心思想的原则,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这样说过。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这个概念被清楚地解说出来了。但是在康德主要的美学著作《批判力批判(Critique o f Judgment)中,却没有说明出来,而只是假设如此。然而,不管怎么说,在那本书里,这还是他的中心思想原则。
一旦你找到作者中心思想的原则后,你就会想要看作者怎能将这样的概念在整本书中贯彻到底。遗憾的是,哲学家们,就算是最好的哲学家,通常也做不到这一点。爱默生说过,一贯性“是小智小慧的骗人伎俩"(hobgoblin of little minds)。虽然我们也该记住这个非常轻松的说法,但也不该忘了,哲学家前后不一致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哲学家前后说法不一,你就要判断他所说的两个想法中哪一个才是真的—他在前面说的原则,还是最后没有从原则中导引出来的结论?或许你会决定两者都不可信。
经书的范围不只这些明显的例子。任何一个机构—教会、政党或社会—在其他的功能之外,如果(1)有教育的功能,(2)有一套要教育的课本(a body of doctrine to teach),(3)有一群虔诚又顺服的成员,那么属于这类组织的成员在阅读的时候都会必恭必敬。他们不会—也不能—质疑这些对他们而言就是“经书”的书籍的权威与正确的阅读方法。信仰使得这些信徒根本不会发现“神圣的”经书中的错误,更别提要找出其中道理不通的地方。
社会科学中熟悉的术语及观点,同时也造成了理解上的障碍。许多社会科学家自己很清楚这个问题。他们非常反对在一般新闻报导或其他类型的写作中,任意引用社会科学的术语及观点。譬如国民生产总值(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这个概念,在严肃的经济作品中,这个概念有特定限制的用法。但是,一些社会科学家说,许多记者及专栏作者让这个概念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他们用得太浮滥,却完全不知道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显然,如果在你阅读的作品中,作者将一个自己都不太清楚的词句当作是关键字,那你一定也会跟着摸不着头脑的。
我们在检验这个句子:“与同一个主题相关两本以上的书”时,困难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同一个主题”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主题是单一的历史时期或事件,就很清楚了,但是在其他的领域中,就很难作这样清楚的区分。《飘》与《战争与和平》都是关于伟大战争的小说—但是,两者相似之处也止于此了。司汤达的《帕玛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谈的拿破仑战争,也是托尔斯泰作品中谈的战争。但是这两本书当然都不是在谈这场战争,也不是与一般战争有关的书。在这两个故事中,战争只是提供了一个环境或背景,故事的本身所谈的是人类的生存与挣扎,战争不过是作者想吸引读者注意的手法。我们可能会了解有关这场战役的一些事情—事实上,托尔斯泰就说过,从司汤达所描述的滑铁卢之役中,他学到很多有关这场战役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的主题是要研究战争,就用不着拿这些小说来读了。
因此,你需要的是一本工具书,能告诉你在广泛的资料当中,到哪里去找与你感兴趣的主题相关的章节,而用不着花时间教你如何读这些章节—也就是对这些章节的意义与影响不抱持偏见。譬如,主题工具书(Syntopicon)就是这样的一种工具。出版于1940年,名为《西方世界的经典名著))(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的这套书,包含了三千种话题或主题,就每一个讨论到的主题,你可以按照页码找到相关的参考资料。某些参考资料长达多页,某些则只是几段关键文字。你用不着花太多时间,只需取出其中的某本书,动手翻阅便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