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真正流行“为什么呢”
今年春晚节目中,郭达、蔡明的小品《梦幻家园》里有一句“为什么呢”的台词反复出现并引起全场笑声,有媒体记者据此大胆预测:“‘为什么呢’将成为今年流行语。”
好一个“为什么呢”!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人要有三个头脑。从生活中得来的一个头脑,从书本得来的一个头脑,再加一个会思考、会推理的头脑。”我们在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应当常有一种“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求索精神,凡是遇事爱多问几个“为什么呢”,善于在追问中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然而生活中,普遍缺乏“为什么呢”的疑问。做过几天教师,还记忆犹新:学生一入学,就学“答”,而不学“问”——且是统一试题标准“答”案之“答”。长此以往,磨掉了学生的创造性。当他们走上社会就业后,难免出现“问”不起来的尴尬。有这样一个故事:同样是卖稀饭的两个摊主,他们同样准备了鸡蛋,当然价格也是同样的。一个摊主问顾客:“先生,要不要在稀饭里打个鸡蛋?”结果约有一半人说“不要”,一半人说“打一个吧”。而另一个摊主问顾客:“先生,稀饭里要打几个鸡蛋?”结果约有一半人说“打一个”,另一半人中,有一半说“不要”,有一半则说“打两个吧”。这样,两个摊主的营业额就有了很大的差距,无疑是“问”的差距。前一位摊主立足于“未知”,所以征求您意见,要不要鸡蛋。后一位摊主也是征求意见,但是他立足于“已知”,已知您肯定要鸡蛋的(其实这是给您一个暗示),只要问您要几个。这样,两种立足点不同的“问”,当然就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学问学问,首先要学会“问”。我们中国历来有切磋学问的好传统,学而问,才能长而进。连孔子进了太庙,每件事都要发问,都向旁人请教。学问无处不在,以至于三人行,必有吾师也。可如今,这个好传统正在逐渐丢失。也正是应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老话,远道而来的著名美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对此却看得清。他一针见血地问我们一些教育工作者:“我们中国的传统是做‘学问’,你们为什么老是做‘学答’?”由此看来,教改要从让学生学“问”开始。当然,身为人师和人之父母的应做好学“问”的榜样。
譬如最常见的检查作业,“你又没有做作业吧?”这是家长、老师要体现出自己对“屡教不改”者有“先见之明”的“下马威”。问话是立足于“没做作业”,一个“又”字说明“没做作业”早在预料之中。如果孩子果真没做作业,听你这样一问,也许就破罐子破摔。如果孩子恰恰一反常态已经做好作业,这一问,岂不如一盆冷水,将他刚有一点上进的火花浇熄,将他正等待着表扬的一点热情泼灭吗?再如家长布置孩子在家中煮饭,中午回家,你是问“饭是没煮吧?”还是问“饭煮好了吗?”效果就是大不一样。其实,这样的感受大多有过。
不妨可以说,多问几个“为什么呢”是解决问题的钥匙。经验表明,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呢”,会开启人们的思路,引导人们作出准确判断和科学的选择。原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过:“对明天的认识的唯一限度,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怀疑。”世界著名的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就曾经使用过提问创造性思维法来找出问题的最终原因,从而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有一天,丰田汽车公司的一台生产配件的机器在生产期间突然停了。管理者就立即把大家召集起来,通过连续提出诸如机器为什么不转动了、保险丝为什么会断等六个“为什么”,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这说明,在解决问题时,只有多问几个“为什么呢”,做到追根问底,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尽可能消除可能的隐患,获取最大的效率。事实上,科学发现的过程就是一个由好奇、疑虑开始的飞跃。苹果熟了,会自然地落到地上而不是飞向空中,面对这个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现象,牛顿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进行了艰苦的“为什么呢”探索,并从中得出了万有引律定理,从而使世界进入了科学时代。
多问几个“为什么呢”也是提升服务水平的秘诀。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张秉贵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初他站柜台时,见到顾客除了微笑就是问:“同志,请问您买点什么?”有的顾客反问他:“不买东西就不准瞧瞧吗?”不料,有的顾客又和他开玩笑说:“我什么都要,你能给吗?”经过一个个“问什么呢”的反复琢磨,他终于找到了一句适当的问话:“同志,您想看看什么?”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句问话让张秉贵的服务得到“上帝”的赞叹。
再推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破解矛盾和问题的过程。解决问题始于首先发现问题,如果不提出十个问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一个问题,而提出问题则需要“为什么呢”先行。
好一个“为什么呢”!但愿“为什么呢”能够真正在人们日常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流行起来,而不是仅仅说笑而已。(顾盛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