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能否像艺术天才那样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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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马立新（山东师范大学数字艺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玉青（山东师范大学数字艺术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随着AI（人工智能）工具的大量涌现及不断迭代，艺术创作的门槛大大降低。进入AI艺术创作平台，输入一段简单的提示词，短短几秒钟，便可创作出诗歌、图片、视频等不同类型的作品。不过，观察对比大量的AI作品后会发现，这些作品高度同质化，自然传神、新颖独创的作品非常稀缺——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AI艺术创作有没有可能像人类艺术创作那样迸发出灵感的火花？笔者认为，AI艺术创作要想突破同质化，须从算法创新、模型构建以及用户素养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力。

　　进行算法创新，让AI懂得超越物理真实的艺术真实

　　中国传统画论中有一个至高标准曰“传神”，顾恺之讲“传神写照”，谢赫讲“气韵生动”，这些观点都在强调同一个道理：艺术不是对物理表象的机械复刻，而是对生命内在精神和世界本质的揭示。

　　当下的AI艺术创作，面临的一大困境是擅长“写形”，却不擅长“传神”。要理解这一困境，必须回到艺术创作的逻辑原点。郑板桥曾精辟地将画竹的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眼中之竹”“胸中之竹”“笔中之竹”。“眼中之竹”是艺术家深入生活、体验万物，通过感性认识直观获取的生活真实；“胸中之竹”是艺术家经过审美情感的浸润、过滤、重构与升华形成的审美意象，这里面熔铸了艺术家的爱恨情仇与生命感悟；“笔中之竹”则是通过高超技艺将这种内在的真实外化为作品的艺术真实。不难看出，人类艺术创作的基本逻辑是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其传神意味着对人和事物本质的生动而深刻的揭示。

　　反观目前的AI创作逻辑，其本质是基于对海量既有艺术样本的拆解、标记、概率预测与像素重组，即对人类作品的模仿。AI没有眼睛去观察现实的竹子，没有心灵去孕育情感，它直接从“数据之竹”跳到了“画中之竹”。让AI画一位“忧伤的母亲”，现在的模型可以完美地生成眼角的泪光、脸上的皱纹，甚至背景中萧瑟的落叶。但是，这种“忧伤”往往是程式化的，像一个演员模仿哭泣。因为AI理解的“忧伤”只是无数张“标记为忧伤的图片”的像素平均值，而不是一种痛彻心扉的生命体验。它符合物理逻辑（眼泪是透明的液体），却不符合人性逻辑（真正的悲伤也许欲哭无泪）。这种作品固然能凭借其擅长的艺术形式上的高度真实，刺激我们的感官，却难以达到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事物本质才有的传神境界，这是AI作品难以引起我们共鸣的原因。

　　提升AI艺术的传神性，仅仅靠堆砌参数、增加训练数据、提升像素分辨率远远不够，而需要从源头（算法）上进行重大创新。算法在学习光影和透视之前，首先要学习和掌握人类以人性逻辑为核心的生活法则和以艺术真实为核心的美学法则。这就需要构建一种全新的世界模型。所谓世界模型，就是能够学习和理解真实物理世界，也就是学习和理解人类社会生活与实践逻辑的算法模型。据此，它就能够掌握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理解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内在必然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一种基于样本审美价值尺度的定向强化学习机制。也就是说，在世界模型训练阶段，除了部署以识别样本的“艺术真实”和“艺术虚假”为导向的奖励标准，还应强化以识别样本“传神”或“内容真实”为导向的评分权重。我们甚至需要在世界模型架构中开发专门的“艺术创作模块”。只有当算法懂得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辩证法，懂得了超越物理真实的艺术真实，AI才有可能生成真正具备传神品质的艺术作品。

　　开发更具风格创新能力的模型，引导用户构建自己的艺术风格

　　如果说“传神”关乎作品的灵魂，那么“风格”则关乎作品的个性。浏览各种AI艺术作品，我们总有种似曾相识之感，无论是科幻题材的“赛博朋克风”，还是古典题材的“水墨仙侠风”，看起来都像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造成AI作品风格同质化的原因是双重的。

　　其一源于当前AI模型固有的缺陷。这些模型在训练过程中，的确学习、模仿、掌握了各种风格的艺术作品的图像纹理和结构特征，尤其一些著名艺术家的风格特征，所以让它生成某位具体艺术家风格的作品，非常容易。可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值得商榷，因为模仿得越像，就越加重同质化。真正富有审美价值的艺术风格，往往源于艺术家对既有范式的偏离与背叛。其中，独树一帜和不可替代才是艺术风格的核心特质。鲁迅之于批判现实主义，梵·高之于印象派莫不如此。而目前的AI艺术创作算法，恰恰最擅长复制既有的作品风格，在风格创新和创造方面则存在天然短板。

　　其二源于AI用户风格素养的匮乏。这是一个至关重要却常被忽视的因素。大多数普通用户并非受过专业训练的艺术家，他们缺乏对艺术风格和美学常识的深刻理解，在撰写提示词时，往往只能使用“唯美”“大气”“高清”“宫崎骏风格”等泛化抽象的词语。这种输入的同质化，必然导致输出的同质化。当一百万人都在用类似的关键词召唤AI时，AI只能反刍出一百万张大同小异的“糖水片”。

　　解决同质化问题，需要从算法源头和AI用户两端发力。在算法层面，研发者需要开发更具风格创新能力的模型，大幅强化和提升模型推理端侧和生成端侧的创新参数及其权重。在用户端，AI平台方应开发出功能更加强大的创作智能体，帮助用户构建自己的艺术风格。这不是要求智能体给用户普及黑格尔的美学原理，而是实时将风格提示嵌入人机交互界面，主动引导用户创建自己的艺术风格。比如，当用户在提示词框中输入“风景”时，AI智能体在第一时间提示：“‘特纳式的海上风暴’‘倪瓒式的寒林平远’都是他人的艺术风格，阁下更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比如你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色彩、构图或意象展开想象。这就需要你暂时忘掉别人的风格，独立构思自己的创意。请把阁下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剩下的交给我来做。”通过在人机互动界面端发出这种启发式的创作引导，AI智能体实际上是在为用户持续地普及艺术风格知识。这不仅能带来生成作品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也会逐渐提升用户的审美素养，这才是AI时代艺术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从提示词撰写到作品遴选修改，构建提升作品独创性的机制

　　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赋予AI作品独创性，即让作品展现出独一无二的审美想象。这里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独创性不等于风格。风格可能是一种集体特征（如巴洛克风格），而独创性则指向每一个具体文本在形式或内容上的创新性，这是理解艺术独创性的核心尺度。

　　前文已述，目前的AI算法本质上是一个人类艺术作品的超级模仿者。它最擅长的是“重组”，而不是“创造”。它生成的“新”形象，往往是旧元素的重新排列组合。这种基于概率的拼凑，很难产生那种让人拍案叫绝的、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独创性意象。但不要忘记，在AI所构建的人机互动协同创作机制中，人类用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主体，AI模型及创作智能体不过是用户创意的高效执行者。这就意味着，提升AI作品独创性的关键不在于AI，而在于人——作为创作主体的用户。

　　为此，我们必须破除一种迷思——独创性是艺术天才的专利。每一个拥有自由意志和深刻生活体验的普通人，都蕴藏着独创性的火种。只不过，AI工具的便利性往往会诱使我们产生想象惰性和创意惰性，让我们习惯于依赖随机种子去碰运气。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AI作品，我们必须构建一套“独创”机制，它包括三个重要环节：

　　第一，在使用AI创作工具之前，要遵循艺术创作法则，用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走进生活、了解生活，获取充分的生活体验，从中发现生活本质、提炼生活原型、捕捉创作灵感，完成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的个性化主体构建。

　　第二，在提示词构思和撰写阶段，要牢固确立自我主体意识，从线条勾勒、镜头调度、叙事视角等艺术技法，到山水、花鸟、人物等艺术形象，再到主题意蕴传达等各个环节，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孵化出一套带有鲜明自身特色的艺术语言和修辞手法，有意识地规避使用“某某风格”这样的陈词滥调，让自己的审美想象最大程度呈现个性化和陌生化，特别要与那些众所周知的艺术作品主动拉开距离。

　　第三，在作品遴选和迭代修改环节，要恪守独创性尺度。AI每次可以生成四件作品，用户需要做的不是照单全收，而是像一个严苛的编辑一样，剔除那些平庸的、似曾相识的“行活”。只有那些在布局谋篇、形象刻画、意境或意蕴上既前所未见又彰显自身特质的作品，才值得被保留。这个过程就是用户运用自己的独创性尺度，对AI作品进行定向调教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传神、风格和独创性关涉一切艺术创作的成败，只不过它们作为问题在AI艺术生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既然症结和原因已经明确，我们坚信，只要AI科学家与美学家通力合作，致力于研发更加类人、更加智慧的世界模型，只要充分发挥人类在AI艺术创作中的主体地位，AI艺术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4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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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人”，盼望世界好
【鸣镝】

　　作者：曹元龙

　　隆冬时节，多位西方国家领导人密集访华，彰显深化合作、共促发展的强烈意愿。与此同时，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在掀起一股“成为中国人”的风潮。

　　早饭从冷餐换成热粥，煮一壶苹果红枣枸杞水，睡前泡脚驱寒……许多外国网友争相展示这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直言“正处于人生中非常具有‘中国范儿’的阶段”。

　　谁都不曾料到，TikTok上一则略带幽默的宣言——“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会以如此方式掀起“成为中国人（Becoming Chinese）”的文化热潮，相关话题浏览量已达数十亿次。在这场网络空间的文化奇观里，全球网友纷纷“客串中国人”，从饮食习惯到居家细节，从中医养生到日常穿搭，全方位体验中式生活，甚至比拼谁更懂“中国”——

　　“以后在家里不要穿外出的鞋了，要穿拖鞋”“不许再喝冰水，记得喝热水”“午睡一定要盖好肚子，别着凉”“练八段锦让我早晨更清醒”“春节要穿红色衣服，讨个整年好彩头”……

　　当这些个体的文化体验行为突然汇聚成席卷全球的潮流，疑问也随之浮现：这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细节，何以自带流量，又为何在此刻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

　　“成为中国人”看似一句轻松的调侃，其实是在表达对一种值得借鉴的生活方式的关注，是情感共鸣的自然生发。“成为中国人”的走红，恰恰映照出当下跨文化交流的新图景：文明互鉴本就是大势所趋，而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都无关国界、超越种族。

　　这场共鸣的产生，离不开外国民众对中国愈发深入的真切感知。过去，囿于地理阻隔、刻板报道等因素，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常是“见物不见人”，停留在熊猫、长城、功夫等传统标志性符号。随着中外民众线上线下交流的日益频繁，这种信息壁垒正被逐一打破：小红书上，中美网民相聚畅谈生活琐碎、深度“对账”；直播间里，“甲亢哥”等海外网红让世界看见日新月异的中国；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实施，让“中国游（China Travel）”成为潮流。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走出信息茧房，体验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潮中国、酷中国和暖中国；跨越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等差异，看到一个个具体鲜活、热爱生活的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文化才得以“满园春色关不住”，凭借最朴素的“人间烟火气”，悄然走进海外普通人的生活，让文明交流融入无数温暖而真实的瞬间，也让文明互鉴有了更加具象化的展现。有外国网友将八段锦与瑜伽相融，让中式养生有了新表达；也有人在热粥中加入本地香料，让传统饮食焕发新滋味。这才是“地球村”应有的模样：多元文明从来不是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对立项，而是可以相互借鉴、彼此成就的加分项。

　　跳出文化层面，往更深层次探寻，“成为中国人”热潮背后，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重构。当全球网友半开玩笑地说“成为中国人”，其背后不仅是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喜爱，更蕴含着对中国人理念价值的认可。

　　今日中国，开放包容、快速发展而又充满魅力、风情独具，国家形象早已超越了基于传统符号的简单认知，向科技、潮流与生活美学等领域不断拓展。从设计精巧的家居潮品，到领跑全球的电动汽车、高效便捷的数字支付、灵巧智能的机器人，再到风靡海外的电影《哪吒2》、游戏《黑神话：悟空》、潮玩拉布布等文化产品，“中国制造”成为全球网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外国人来华“买买买”，空箱而来、满载而归，“中国购”正成为跨境旅游的新潮流。正如一条爆火视频中博主的诙谐追问：“当你刷着中国App、用着中国手机、穿着中国制造，你难道不已经在‘成为中国人’了吗？”

　　全球网友对中国的这份认同与亲近，背后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逻辑。在充斥单边霸凌、制裁大棒、武力威慑的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风雨飘摇，全球发展陷入不确定性之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始终以世界长期福祉为重，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把开放的大门开得更大，把合作的道路走得更宽，把稳定的信号释放得更充分。

　　这，或许是“成为中国人”热潮背后最核心的吸引力。英国品牌金融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多项软实力指标排名全球第一，全球受众如今将中国视为能提供亲切体验和文化共鸣的国家。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的一项全球民调显示，全球多国受访者普遍认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减弱，中国的全球影响力预期则明显上升。

　　我们相信，这场席卷全球的“成为中国人”热潮，不会是中外交流的终点，而是中国与世界深化理解的新起点。更多双向奔赴的故事将被续写，见证中国与各国携手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4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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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春运”里的亲情和温度
【春运进行时】

　　光明日报记者 訾谦

　　2月3日下午，河南周口东站的候车大厅里暖意融融。68岁的张大爷和身旁的老伴儿正细心整理着装满家乡特产的布包，两人要搭乘G913次列车前往广东广州，和儿子共度春节。“以前都是孩子挤火车回来，今年我们过去，火车票还能打折，5个小时就到。”张大爷的话语里满是期待。

　　不同于传统春运的单向奔赴，如今，老年群体奔赴子女工作地的反向团圆，正借助完善的交通网络，成为2026年春运最动人的风景。数据显示，今年1月“反向春运”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5%，铁路反向客流量持续攀升。

　　“父母进城”实现反向团圆

　　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是“反向春运”兴起的重要支撑。其中，铁路出行中，三、四线城市至一线城市的高铁线路成为反向客流的主力通道，凭借快速直达的优势广受老年群体青睐。

　　3日上午，河北邯郸东站，64岁的赵保国与老伴儿顺利通过老年绿色通道进站，他们要乘坐G1588次列车前往北京，既能和儿子团圆，还能帮经常加班的儿子打扫家里、筹备年货。

　　赵保国告诉记者，他儿子提前在12306App上为他们预约了重点旅客服务，从进站到入座，全程有工作人员引导，细致的服务让老两口的赴京之路格外安心。

　　民航领域，支线城市至一线城市的航班持续加密，有针对性的老年服务让空中旅途更安心。内蒙古赤峰玉龙机场，69岁的李大爷独自前往上海投奔女儿，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

　　“出发前女儿帮我申请了老年旅客服务，从换登机牌、过安检到登机，都有工作人员陪着，还帮我把家乡的土特产办理了托运，特别省心。”李大爷坦言，原本担心独自出行不便，工作人员的全程服务打消了他的顾虑。

　　数据显示，今年春运，春节期间60岁以上旅客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35%，支线城市至一线城市的折扣机票，成为不少老年群体的出行首选。从铁路到民航，团圆不再局限于“子女返乡”，“父母进城”同样能传递满满的亲情温度。

　　适老服务铺就温馨旅途

　　“反向春运”的持续升温，离不开交通部门的精细化服务。针对老年旅客出行特点，铁路、民航部门纷纷推出专属举措，从购票、进站到乘车、落地，构建起全方位的服务体系，让老年旅客的旅途充满暖意。

　　西安北站的服务台前，72岁的王淑兰正握着工作人员的手连连道谢。她独自前往北京看望女儿，因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看座位，一度犯了难。

　　“工作人员不仅引导我找到了座位，还教我用12306敬老版App，字体大、步骤简单，以后自己出门也敢尝试了。”王淑兰说，工作人员还为她打印了纸质乘车提示，清晰标注好到站时间，贴心细节让她倍感安心。

　　为满足老年旅客多样化需求，铁路部门全面升级适老化服务：12306App可一键切换至“敬老版”，适配老年群体使用习惯；60周岁以上常旅客会员可享受3倍积分兑换车票、优先配售卧铺下铺等权益；线下保留人工售票窗口，开通老年购票专属通道，工作人员全程协助选座、答疑，全方位便利老年旅客购票出行。

　　机场与航司也同步发力，精准对接老年旅客需求。北京两大机场为老年旅客提供特色手环和出行提示卡，开设特殊旅客值机通道。国航在多地值机柜台配备银发族专属接待人员，全程提供出行协助与咨询；东航在爱心服务柜台为年长旅客提供专属协助，缩短乘机流程；南航上线“亲情速递”产品，老年旅客购票可享受额外行李额、优先登机、免费变更等权益，多维度提升老年旅客乘机体验。

　　反向客流催生旅游需求

　　“反向春运”的兴起，不仅打破了传统团圆的空间限制、重构了春节团圆模式，更在春运运力保障与文旅消费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往春运，一线城市至三、四线城市的返乡客流高度集中，部分线路运力紧张，而反向线路则存在运力闲置。近年来，反向客流的增长让运力资源得到更合理地利用，同时票价优惠政策持续加码，进一步凸显反向出行的性价比。

　　据悉，铁路部门对热门反向高铁线路实行动态折扣，折扣幅度普遍在20%～50%，短途反向线路票价低至几元钱；民航领域，兰州至北京、赤峰至上海等热门反向航线，往返总价最低仅800元左右。

　　而在文旅联动方面，反向客流也催生了“团圆+旅游”的新消费场景，带动都市旅游、周边游持续升温。以中老年群体为主的反向客流，抵达子女工作地后，既实现了家庭团圆，也催生了庞大的旅游需求。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一线城市周边游预订量同比大增，北京庙会、上海古镇等兼具年味与地域特色的景点，成为热门选择。

　　“‘反向春运’改变了春运客流单向集中的传统格局，提升了整体春运运输效率，为春运保通保畅提供了重要支撑。”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场温暖的“反向奔赴”，既承载着中国人对团圆的不变期许，也彰显着交通服务的升级与消费模式的迭代。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4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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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为思政教育提供了“现实案例”
　【连续报道·来函热议】

　　作者：杨雨帆（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从去年至今，青海“秦刻石”的讨论从专业领域出圈，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我是历史考古领域的外行，但作为一名高校人文社科教师，深感这场争鸣如同一场生动的思想实验，映照出学术激荡下的思想之光。

　　争鸣展现了“多重证据法”的当代实践，可谓一次学术方法的公开展示。面对一方刻石，科技考古分析细微痕迹，证明其刊刻年代；历史学者钩沉历史资料，寻找文献信息；文字学家比对字形含义，论证时代特征……这种自然科学与人文考据的融合，通过媒体生动呈现，让公众看到，重大发现是“多本书”与“实验室数据”的共鸣。这本身即在传播一种重证据、重逻辑、重跨学科的现代科学精神。

　　公众的浓厚兴趣，折射出普遍的文明自信。刻石撬动了人们对两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图景的想象：秦朝的西向探索，基于哪些条件？古老的“昆仑”，究竟蕴含哪些历史文化？秦始皇寻求长生药的过程中，体现出秦代的哪些制度特点？这种热情表明，学术一旦触及本民族的文明叙事，便能引发广泛而深刻的公众共鸣。

　　从我的工作角度说，争鸣为思政教育提供了珍贵的“现实案例”。在我们的思政课堂上，“实证精神”“历史逻辑”等概念，可借此变得可触可感。我们可以与学生探讨：一个历史论断需要怎样的证据链条？学术争议又如何推动认知深入？这块石头成为连接古今、沟通学术与课堂的桥梁，让理论教学扎根于滚烫的实践。

　　我珍视这场争鸣所开启的公共对话空间。专业学术有通向公众的路径，而社会的关注又反哺学术以热忱。“昆仑石刻”学术争鸣中所展现的理性、开放与跨学科的学术精神，已为社会上了一堂深刻而生动的“公共课”，这与考古发现同样珍贵。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4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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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体技巧书写老北京记忆
　　作者：董迎春（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近期，中国杂技团原创剧目、杂技剧场《屋顶上的北平》在北京艺术中心首演。该剧通过魔术师“小胡子”跨时空的探寻，串联起九张老北京照片中那些被定格的各色人物故事，展现出一座城的沧桑变迁。剧目将杂技、戏曲、曲艺等形式融合，充分调动光影特效烘托杂技本体，充满现代感、时尚化的美学气质。

　　该剧时空背景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旧交替中的北平，采用非线性叙事。剧中魔术师“小胡子”的设置十分巧妙，自然连接起九张照片中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物。如在《序·老照片》中，小胡子每拨动一下时钟指针，舞台上就闪现出一张老照片，不同的“时钟”意象、道具、造型穿梭缠绕，将观众带入不同维度的情景之中。小胡子在舞台上“跳进跳出”，既是带领观众穿越历史时空的引路人，也是观众在舞台之上的“代表”。他与老照片中的人物开展“对话”，同时他也是剧中京韵大鼓鼓词中所唱“多年后看到那些老照片，人们仍会肃然起敬”中的每一个“后来人”。

　　杂技是高难、惊险的表演艺术，演员身体的技巧化展示极具娱乐性、观赏性，能够形成一种视觉景观的效果。该剧在景观化、象征化的杂技技巧与戏剧主题交错的场景中，生成差异性、间离性的观看效果。随着九张照片中追风青年、珠帘女子红白玫瑰、“断魂枪”侠客、蛐蛐儿大王、天梯攀高者等人物次第出场，北京中轴线、紫禁城等人文地标逐一出现在舞台，京味满满的同时，也为高难惊险的杂技技巧营造出展示空间。九张照片作为观众观看的“场景”，将集体车技、高空飞荡、对手顶、钻圈、滚环、摇摆爬杆、多维球技、柔术、高椅等多个杂技节目巧妙融入情境审美及剧情推进之中。不同杂技技巧暗示着生命的不同处境与复杂情感。如第一张照片“中轴线”中，高难度的集体车技展现出追风青年们曾经的肆意洒脱，而在演员骑车从地面到空中的惊险变化轨迹中，这一技巧又勾勒出那一时期北平城的整饬、壮观，既交代出时代背景又具有人文意蕴。第九张照片“屋顶上的天梯”中，演员一个人将十余张椅子层层叠加“登高”，最终昂立高空，绝境逢生，将剧情推向了高潮。其中，“屋顶”是地表建筑的制高点，也是情感结构的观察点；“天梯”象征着人生要“脊梁挺直”“不放弃”的主题，也体现着“登高望远”的精神境界。这种处理将身体技巧作为叙述语言的补充与强化，助推了主题的升华。

　　将曲艺、戏曲、哑剧、现代舞等融入杂技舞台，是该剧做出的又一探索。剧中合理运用的京韵大鼓，既充满了老北京的文化记忆，又补足了杂技没有台词的短板，起到突显主题和交代情节的作用。比如，尾声中，刺激惊险的高椅技巧后紧接着一段娓娓道来的讲述——舞台上的人群井然有序地收拾满台椅子，安静的空间中充满肃穆感，京韵大鼓讲述者从乐池升起并唱道：“照片上定住的那一下儿——甭管是顶着风跑的，还是咬着牙活的，那劲儿让你以为他们是个大人物，其实呀，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跟你我一样。”不仅点明剧目主旨，更启发观众观照自身。探戈、独舞、群舞的运用，则营造了丰富、层次化的舞台情境。这些舞段与杂技技巧融合，强化了剧目的情绪表达，引发观众主动去想象那个时代的老北京风情。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杂技发展经历了“标题杂技”“杂技主题晚会”“杂技剧”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其中，杂技剧在2004年诞生时，主要注重实现杂技与戏剧的融合，这一追求在近十年来的红色题材杂技剧中实现了成熟表达。而当代杂技剧场的出现及探索，无疑是杂技剧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与创新形式。它不再过分强调戏剧结构，而是重视杂技本体，更强调观众的“观看”效果，以象征性的表达引导观众对戏剧主题进行多义读解。《屋顶上的北平》的成功上演，标志着当代杂技的又一舞台探索与形式推进，让无论是爱看传统杂技技艺的观众，还是注重观照自己的观众，都能沉浸在作品中有所收获。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4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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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类节目：笑可以轻快 不可以浅空
【舞台艺术众家议】

　　作者：邵玉茹（《曲艺》杂志社编辑）

　　当观众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笑，当某个看似轻松的情节在回味中显露出生活的质地，作品才完成了它更深层的表达。

　　在语言类节目中，“笑”往往被视为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反馈。轻松、解压、获得快乐一直是相声、小品、脱口秀等语言类节目常被期待的功能。只要观众笑了，作品似乎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然而，当“好不好笑”逐渐成为语言类节目几乎唯一的评价标准时，我们关于“笑”的理解是否被简化了？特别是当下，喜剧形态不断丰富，语言类节目所面对的，早已不是如何制造笑点的单一命题，而是如何在观众、作者与演员之间，形成一种能够被共同理解和认可的笑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让笑成立本身就是一项涉及三个方面的系统工程。

　　对观众而言，走进剧场或打开屏幕，本身就是一次主动选择。他们愿意将时间交给演员，期待的是一种区别于日常生活的轻松体验。观众需要从日常中短暂地“跳出来”，还能在笑过之后从生活中找到这种“笑”的深意。这种期待包含着对作品质量的基本判断，不仅在于有没有笑点，还在于这些笑点是否自然、是否可信、是否值得回味。

　　早年的观众或许更容易被情节推动、被包袱密集的作品打动，而当下的观众，在经历了大量喜剧内容的“训练”之后，对“套路”的识别能力越来越强，也更容易对重复表达产生疲劳。很多时候，观众产生的笑并不直接来自段子本身，而是来自观演预期被打破的瞬间。当作品中铺垫被巧妙反转，当观众熟悉的生活经验被重新排列，当一句看似平常的话在特定语境中突然“站住”，笑便自然发生了。这种笑是被邀请的，被引导的，而不是被强迫的。这也在提醒创作者，观众的笑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回馈，而是一种建立在期待与信任基础上的情绪回应。

　　对于作者来说，很容易将自己的“表达欲”当作全部的“创作动力”，沉浸于个人经验、个人判断，甚至个人情绪之中，却忽略了作品最终要面对的是具体的观众。真正成熟的创作，往往不是单向输出，而是不断向观众靠近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迎合，而是一种视角上的转换，从“我要表达什么”，转向“观众能否接住”，进而重新审视自己的创意是否成立。

　　一些作品之所以没能在舞台上打响，问题并不在于题材陈旧，而在于表达角度过于自我。作者过于沉浸于个人机智之中，却忽略了观众是否拥有足够的情境支撑，这时笑点便是悬空的，这样的创作没有完成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共谋”。好的语言类作品往往在创作之初就假设观众是“在场的”，创作者会考虑观众的生活经验、认知背景，甚至对某些话题的敏感程度。笑点不是被抛向观众的，而是被一步步引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的自我克制恰恰是作品成熟的标志。当作者愿意放下炫技式的表达，把聪明藏在结构里，把情绪交给人物，把判断留给观众，作品才真正具备了穿透力。

　　如果说作者完成的是作品文本的结构搭建，那么演员要做的则是在现场的立体呈现，演员并不是作者的“执行者”，而是创演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完成者”。演员要通过动作语言、节奏控制和情绪调度，让文本语言在舞台上变得可听、可视、可感。同样题材、相近结构的作品，不同演员呈现出的效果往往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并不完全来自演员个人的表演技巧，更多来自演员对人物关系、情节逻辑的认识和理解。成熟的演员在舞台上往往并不急于“抖包袱”，而是先让人物“站住”，让角色行为在故事逻辑中自然推进，笑点才会随之浮现。与此同时，演员也需要警惕对即时舞台反馈的过度依赖。当表演过于追逐掌声与笑声，演出节奏很容易被打乱，人物塑造也可能被削弱。真正有力量的表演是在感知到观众反应时，依然能够保持对作品整体结构的把控。

　　回到“笑”的本身，它之所以成为语言类节目社会价值的核心元素，并不仅是形式上的需要，更因为它回应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诉求——观众想在现实中获得片刻的松弛与共鸣。然而，当笑被过度工具化，它也可能迅速变得空洞。语言类节目最有力量的时刻，往往发生在笑声渐弱的瞬间。当观众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笑，当某个看似轻松的情节在回味中显露出生活的质地，作品才完成了它更深层的表达。这种笑不是消耗式的，而是具有余温的。它可能来自对现实的轻微刺痛，也可能来自对人性的温和理解。观众在笑声中获得的不只是快乐，还有一种被理解、被陪伴的感受。

　　从这个角度看，讨论如何让“笑”成立，并不是要求语言类节目承担过多的社会功能，而是提醒创作者、演员与观众共同珍惜“笑”的价值，笑可以很轻，但不能很空；可以很快，但不能很浅。当语言类节目能够在这样的共识中不断生长，它的笑声才会真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4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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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悬疑中展现大唐气象
作者：胡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近日播出的电视剧《唐朝诡事录之长安》（以下简称《唐诡3》），延续第一季和第二季扎实的悬疑故事推理以及鲜明的人物塑造，以单元剧的形式复活《酉阳杂俎》等唐代志怪笔记中的奇诡世界，更以鲜活的大唐气象为魂，在案件背后勾勒出文化发展交融的壮美图景。“唐朝诡事录”系列已成为一个凭借扎实内容自下而上赢得观众认可的优质国剧IP。

　　相比其他的古装悬疑剧，《唐诡3》最重要的特质在于“诡”字，一为案情的诡异，二为波谲云诡的朝堂斗争。这二“诡”中，前者占七成，后者占三成。第二个故事《成佛寺的哭声》中，庄严肃穆的佛堂前突闻女性哭声，充盈着诡异的氛围，而叙事的重点则落在长安县内胜业坊面脂店老板赤英和女儿舞阳之间的亲情牵扯上。朝堂争斗隐于亲情故事之后，小人物成为主角。第六个故事《去天尺五》源于历史上真实的“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表现了韦、杜这两个盛唐名门望族为了韦葭的尊严和清白，而不惜知法犯法的悲剧，铺陈开大唐几百年的世家兴衰、阶级矛盾，内涵丰富。

　　近年来，观众对强戏剧、奇情式的内容越来越感兴趣，志怪题材相较仙侠奇幻有着更日常化的场景，会更容易激发观众的共情力。因为志怪叙事中的人物多是普通百姓，遭遇的虽是怪异之事，但发生地点却在街巷市井、田间村落等熟悉空间，观众更易产生代入感。“唐朝诡事录”系列IP充分发挥志怪题材的这一优势，将离奇诡谲的案件置于长安街市、坊间酒肆等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空间，让观众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经历超现实的惊奇。更重要的是，该剧在奇崛想象之外，着力刻画普通人面对命运波折时的挣扎与坚守，在悬疑叙事中融入对世俗生活的温情观照，让观众在一个个百转千回的案件中见大唐、见人物、见精神。

　　相比前两季，《唐诡3》敞开叙事格局，更加强化与当下语境的对话，主动契合观众审美需求。剧集凸显个体独立意识，女性角色刻画语法丰富鲜明：舞阳一心挣脱母亲的控制，追求独立自由；红药隐忍多年，终于为父报仇，惩治了恶人，巾帼不让须眉；长公主渴望效仿女皇，其初心源自治理江山社稷的政治理想。作品并没有对长公主进行扁平化的刻画，而是以一种更为现代的视角塑造人物，正是这种开放性，保留了作品能一直延续下去的世界观。

　　盛唐无诗，便失却万千气象，诗歌离唐，亦难存风骨精神。对于以唐代为背景的悬疑剧集而言，若能将唐诗巧妙融入叙事肌理，在关键情节处巧妙发力，实现对唐诗的深度注解与艺术呈现，则不仅能为悬疑叙事增添文化厚度，更能让观众在破案探秘中感受盛唐的精神气韵，实现历史质感与当代审美的有机统一。在第三个故事《白泽的踪迹》中，苏无名为劝上官婉儿的养女李奈儿迷途知返，念出长公主为上官婉儿撰写的墓志铭“潇湘水断，宛委山倾，珠沉圆折，玉碎连城……千年万岁，椒花颂声”。这篇墓志铭篇幅精短，但情真意切、文采斐然，深深打动了李奈儿，最终促使她放弃进攻。这段情节交代了唐隆政变的复杂历史背景，为宏大的历史叙事填补了富有人性温度的细节。在这里，文学亦成为一种重要的“证据”，深度参与到叙事进程之中。此外，剧中卢凌风作为一名武将，悟到真正的诗意不应只是华美辞章，还“需爱这天地之辽阔，需拥人间之烟火”，其后与苏无名讨论大唐的特质“横刀与诗”，这更是极为凝练的概括。横刀立马，开疆拓土；诗意盎然，流芳千古。在一部古装悬疑剧中，能用如此大的篇幅表现诗意之美，勾勒出大唐奋进豪迈的时代气韵，正是该剧难能可贵之处。

　　《唐诡3》在创作上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案情的侦破过程缺乏更为合理的逻辑推演，将奇诡的想象转换成戏剧冲突的建构能力稍显弱化，这正是观众反馈剧情精彩程度不够的关键原因，与此同时，部分角色的塑造也未能做到立体鲜明。综合来看，该剧在艺术表达与商业属性之间力求平衡，既坚守故事本体的叙事品质，又精研影像呈现的美学质感，整体仍维持着较高的创作水准，亦能为当下的剧集创作提供诸多可资借鉴的启示。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4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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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中国》：实践叙事与影像表达
　作者：沈策（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近年来，《绿水青山中国答卷》《秘境深处》《逐梦山水》《绿染中国》《行进中的美丽中国》等一批生态题材电视节目和纪录片相继播出，以影像方式记录中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现实进程，为理解中国的“绿色转型”提供了生动而直观的视觉文本。相较于早期以自然风光展示或环保知识普及为主的生态影像，现在的作品更加注重在时代语境中呈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成果。10集特别节目《生态中国》，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创作出来的作品。

　　从单向传播走向复合叙事，从静态呈现走向过程书写，从成果展示走向价值建构，《生态中国》的突出之处，在于跳出了简单罗列成绩与说教式科普的创作窠臼，以“行动”为核心叙事线索，贯通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领域、全过程与多维度。节目不再将生态治理仅仅视作结果性的“被观看对象”，而是通过持续推进中的具体行动，呈现生态文明如何在现实中被一步步塑造、验证与巩固，使行动本身成为具有审美张力的叙事对象。

　　从内容结构看，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关乎长远的系统工程，既需要顶层设计的统筹擘画，也离不开具体实践的精准落地。从长三角“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治理，到福建“陆海统筹”的蓝色生态修复；从肇庆“三绿”并举的系统治理，到新疆沙漠治理中的“锁边合龙”，《生态中国》围绕国土空间规划、海洋生态修复、荒漠治理、国土绿化和“山水工程”五大主题，通过一系列区域性典型案例，清晰呈现规划理念如何转化为现实图景。节目将看似分散于各地的生态探索，整合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治理体系，生动诠释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逻辑，也让“两山”理念在具体行动中不断被验证、被深化，重塑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图景。

　　在宏大的叙事结构中，《生态中国》始终将镜头对准具体的人。节目不仅呈现院士和科研团队深入一线、以专业智慧破解生态修复难题的过程，更着力刻画千千万万普通生态建设者的长期坚守与默默付出。科学家为植被“把脉”，推动陆地生态系统得到系统性保护；“海上环卫队”昼夜巡护，让一度污染严重的近海重现清澈蔚蓝；治沙人年复一年扎根荒漠边缘，一格一格铺设草方格，用双手织就数千公里的“绿色围脖”。这些行动并不喧哗，却在时间的累积中汇聚成3.65亿亩沙化土地治理、超过25%的森林覆盖率、87.9%的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等实实在在的生态成果。节目通过纪实镜头，将宏观数据还原为可感的劳动过程。

　　如果说前述内容强调的是生态治理的制度性与专业性维度，那么《生态中国》的另一重要价值，则在于其对公众参与路径的积极探索。优秀的生态影像不仅在于“展示成效”，更在于激发公众参与的内在动力。节目采取“行摄”也就是“行走中的摄影”的方法，通过“生态walk”“户外会客厅”等体验式设计，引导观众在真实场景中感知生态之美：在肇庆体验“植”此青绿，在福州理解耕海牧渔，在若尔盖倾听高原生灵的回响，在塔克拉玛干荒漠感受人与自然的相互适应。与此同时，节目将“陆海统筹”“蓝色碳汇”“林下经济”等专业概念，拆解为具体、生动的治理故事，使生态文明从宏观战略转化为与个体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选择，推动“了解—认同—行动”的价值转化。

　　《生态中国》所展现的，不只是生态成效本身，更是一种具有现实指向和持续生命力的社会动员机制。因为生态中国的壮美画卷，不是自然的偶然馈赠，而是无数行动者在时间长河中接续奋斗的成果。节目以影像方式记录中国践行“两山”理念的真实历程，也为新时代生态文明主题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具有思想深度与审美价值的范本。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4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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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锐评】技术不能越界 经典不容亵渎
【影视锐评】

　　作者：朱怡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近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AI魔改”视频专项治理行动。这场治理直指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作品进行颠覆性篡改的视频内容。此次行动不仅针对表面上的内容失范，更关注“AI魔改”背后技术生成内容脱离人文内核、背离经典精神的深层价值失范与创作伦理缺失。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在赋予文化创作便捷性的同时，也催生了“魔改”经典的数字乱象。弱柳扶风的林黛玉可轻松“倒拔垂杨柳”，心慈面软的唐僧成了黑帮大佬“唐三葬”，诸葛亮在草船借箭时扭着“篮球舞”吸引曹操注意力。

　　从生产机制深入剖析，“AI魔改”的泛滥揭示了技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AI魔改”并非凭空出现，其本质上是“改编”这一文本转译行为，在AI技术催化下走向极端异化的产物，其根本症结在于混淆了“生成”与“创作”的界限。传统意义上的改编，无论是以电视剧《西游记》为代表的还原式改编，还是以电影《大话西游》、游戏《黑神话：悟空》为代表的创新性解构与延伸，其核心始终是“人的表达”，即创作者对原著精神内核的深刻理解与有意重构。即便《大话西游》对孙悟空形象进行了颠覆性改写，创作者也是在深刻把握《西游记》“求取真经”这一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现代人对宿命与自由的追问。这种改编保留了与原典的精神对话，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化阐释。而“AI魔改”的本质是“生成”，人类仅需提供初始指令，AI便可完成全部内容的生成，它将改编的门槛降至近乎为零，为乱象的泛滥提供了技术条件。AI本身并无意识与情感，它无法理解《水浒传》中的“义”与“愤”，《红楼梦》中的“悲”与“情”。在缺乏价值引导的情况下，极易将这些深厚的文化符号简单降维。创作不以“理解”作为前提，生成完全绕过意义的把握，文化生产便进入了一种“去人文化”的自动运转状态。

　　“AI魔改”引发的，是一种文化符号系统的解构危机。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代代相传，正是因为人们对其中的核心符号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形成了深刻而稳固的共识。这份共识，是民族文化记忆得以传承的基础。然而，“AI魔改”通过技术手段对经典形象进行无限重组，制造出大量“意义失控”的文化变体。例如，“林黛玉”这个原本与“悲剧美学”“诗性人格”紧密相连的经典形象，在被强行赋予“暴力美学”“力量崇拜”等完全相悖的内涵时，其符号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文化意涵就遭到了侵蚀与扭曲。当前算法推荐机制天然偏好能够制造反差、带来感官刺激的内容，而“AI魔改”恰恰符合这一流量逻辑。在这种机制驱动下，这些变异的经典符号，能以远超原著的传播速度和覆盖广度，渗透进公众视野。对于数字原生代而言，他们与经典的“首次相遇”，很可能已不再是原著文本，而是这些被魔改、变形的AI视频。这无疑冲击着文化传承的原有路径与共识基础。

　　在心理学中有一种说法，即人类对某一对象的首次认知经验，会形成持久的心理图式，后续接收的信息往往会被用于强化这一初始印象，而非对其进行修正。这一效应在文化传承语境中具有特殊意义。如果受众在不了解经典的情况下消费魔改内容并获得娱乐满足，这种满足反过来消解了深入理解原典的动力，就会形成“浅层魔改—快速消费—降低期待—更浅魔改”的恶性循环。一旦魔改内容成为一代人对经典的首次认知和主导印象，经典所承载的价值内核、审美理想、精神气质在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就会被架空，文化传承在这一代人身上可能发生结构断裂。

　　这一植根于技术结构的文化乱象，若仅删除违规视频、处罚违规账号，尚无法动摇其生成与传播的逻辑根基。因而，治理路径还要超越短期净化，转向构建以“人”为主导、以价值为引领的长效数字文化生态。这需要从技术规制、平台责任、价值引领与培养公众数字素养等多维度协同推进。更深层次上，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承命题。经典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固化保存，而在于不断被重新阐释、赋予当代意义。但如何阐释，赋予何种当代意义，不能仅由技术逻辑和流量法则决定，而必须锚定文化价值的底线与文明传承的方向。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应当建立在对经典精神内核的尊重与理解之上，而非对其符号系统的肆意解构。广电总局的专项治理行动正当其时，它有利于引导社会在技术浪潮中重建人的文化主体性，构建技术向善、平台尽责、公众自觉的数字文化生态，让经典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生，让数字技术在价值约束下释放正向势能。唯有如此，技术真正成为延续文脉、激发创新的赋能者，文明的薪火方能在数智时代得以安然传递、生生不息。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4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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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艺术电影的破局之道
【文艺观潮】

　　作者：武建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艺术电影承载着电影作为艺术的本质追求，在电影文化生态中充当着美学探索与思想表达的重要角色。然而近年来，中国艺术电影创作传播呈现低迷态势。除了《地久天长》《小小的我》《河边的错误》等少数作品，或凭借国际电影节获奖赢得声量，或借助明星执导、出演的话题效应破圈而出，其他大多数艺术电影陷入“叫好不叫座”甚至“鲜为人知”的困境。艺术电影目前显现出来的问题，迫切呼唤我们在创作、推广的全链条上进行新的思考与实践。

【文艺观潮】探索中国艺术电影的破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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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观潮】探索中国艺术电影的破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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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观潮】探索中国艺术电影的破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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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电影的接受困境源于其“作者性”本质与大众审美习惯的固有张力

　　“艺术电影”是20世纪初法国人为了对抗以美国好莱坞为主的商业电影而提出的概念，通常是指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艺术追求以及人文关怀的电影，往往带有创作者鲜明独特的个人风格和情感，而且不以票房收益为最高目的。可见，从这个概念诞生之时起，就与大众接受存在着微妙的张力。观众常常对艺术电影给出“内容晦涩”“节奏迟缓”的评价，这一现象在短视频浪潮深度影响大众审美习惯的当下愈发凸显。

　　面对这一困境，一种简单化的归因方式是将之归结为“观众品位退化论”，认为这是大众在碎片化阅读和即时满足文化侵蚀下的审美能力衰退。这一论点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它低估了观众在多样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新的审美需求。事实上，当代观众并非丧失了深度审美的能力，而是在媒介环境的变迁中形成了不同的注意力结构与接受习惯。因此，要真正理解并解决艺术电影与当代观众之间的对话难题，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观众品位退化论”，转而从更宏观的文化变迁与媒介演化视角，深入思考其中蕴藏的结构性矛盾。

　　艺术电影的本质，并非在于其“晦涩”或“缓慢”的表象，而在于其秉持的“作者性”核心。它通常被视为导演作为“作者”个人世界观、美学观念与哲学思考的载体。与商业类型电影遵循既定类型惯例、以满足观众对特定故事范式的期待为核心不同，艺术电影的基本使命恰恰在于打破这些成规，转而探索生活的潜流、情绪的涟漪、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人性与社会的复杂面向，从而引发深层的心理体验与理性思考。艺术电影不致力于给出答案，而是精心构筑一个场域，旨在提出深刻的质询，邀请观众进入一场关于意义本身的沉思之旅。它的价值实现高度依赖于观众主动的、深度的参与和情感投射，是一个需要导演与观众共同完成的“半成品”。

　　面对媒介变迁，艺术电影应在语言革新中坚守其深度沉思的精神内核

　　弄清楚艺术电影的本质定位，我们会发现，艺术电影所倡导的意义追问，与当下时代人们对精神世界的深刻探索并不相悖，二者共享着对表象世界的超越性渴望。然而，艺术电影在形式上的“慢”与“涩”，却与当代主流的媒介消费习惯产生了对立。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短视频时代所催生的碎片化、快速切换的思维模式，其本身能否被吸纳，进而成为一种新的“艺术电影”语言？

　　答案是复杂的。这种模式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媒介特征，它能够敏锐地捕捉当代人的注意力状态与时空焦虑。一些影像实践者确实在尝试将这种碎片化、高强度的视听语法纳入创作，并以此审思当下的社会现象。比如，《好东西》运用碎片化叙事手法，生动呈现当代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并通过快速切换的多场景结构，拼贴出一幅丰富的都市生活图景。铁梅与女儿、邻居小叶的关键对话，分别在餐桌、酒吧等不同场所展开，每个场景都承载着特定的情感表达功能。餐桌前的聊天围绕着家庭责任与代际理解，在碗筷交错间流淌出亲情关系的温度与张力；酒吧里的交流触及婚姻困境与个人欲望，于杯光酒影中折射出现代女性的内心波澜。这些场景既是自成一格的叙事单元，又通过情感逻辑彼此呼应、层层推进，最终拼贴出一幅生动的都市生活图景。

　　然而，若将碎片化、高强度视听语法背后的内核，即追求即时满足、拒绝深度沉淀的消费逻辑奉为普遍准则，则与艺术电影鼓励沉思、追求多重解读的“作者性”本质构成了根本性的对立。因此，我们或许不必急于重新定义“艺术电影”的概念，而是需要重新确认和捍卫其作为一种深度精神活动的独特价值。它在媒介生态中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制衡者”角色，为人类复杂而深刻的情感保留一块栖息地。

　　精准传播，构建对话桥梁，是艺术电影吸引观众的关键路径

　　要弥合艺术电影与当代观众之间的距离，我们需要的不是削足适履的妥协，而是搭建一座让两者相遇沟通的桥梁。这座桥梁的构建，呼唤着传播理念的深刻变革与电影文化的长期涵养。

　　在信息过载的时代，艺术电影的传播应实现从“广撒网”到“精织网”的转向。商业电影惯用的高投入、全覆盖式宣传，对预算有限的艺术电影而言不仅是沉重负担，更可能因受众错配而引发口碑反噬。《燃冬》与《永安镇故事集》的宣发困境，正是这一矛盾的鲜明注脚。前者试图用程式化的爱情片营销话术包装作者电影，比如售票平台上醒目的“七夕必看”标签、刻意营造的互动提示，与影片冷静疏离的气质形成对立，不仅未能吸引目标观众，反而消解了作品本身的独特魅力。后者则以“好笑得不像文艺片”为卖点，却未意识到戏中戏结构的行业幽默本就是一种更高的欣赏门槛。当普通观众怀着观看通俗喜剧的期待走入影院，面对的却是需要电影从业者的知识背景才能心领神会的专业梗与反讽，口碑不佳便在所难免。这些案例印证了一个核心命题：艺术电影的传播本质上是寻找知音的过程。生硬套用商业类型片的营销范式，或试图通过模糊定位来扩大受众，往往适得其反。真正的智慧在于精准识别作品的美学特质，找到与之共鸣的核心受众。比如《河边的错误》以“有门槛的文艺片”自我定位，通过高校路演对接潜在观众；《好东西》紧扣“她视角”展开主题营销，在特定群体中引发深度共鸣。这些成功实践表明，如果传播策略与作品气质能同频共振，艺术电影就可以在喧嚣的市场中，找到那些愿意与之深度对话的知音。

　　“美学翻译”引导观众从片刻的审美触动走向完整的观影沉浸

　　如果说精准传播为艺术电影找到了对的观众，那么“美学翻译”则要为这些观众打开理解的大门。我们不应期待人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能轻松融入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美学世界。为此，我们需要通过映前导赏理清作品脉络，借助导演阐述揭示创作初心，在主题对谈中激发多维思考。这些努力都是在为观众绘制一张张个性化的“美学地图”，指引他们找到进入作品的路径，引导他们从片刻的审美触动走向完整的观影沉浸。这种通过教育引导培育观众的方式，在艺术电影发展史上有着深厚的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就形成了以电影俱乐部、艺术影院、专业杂志为核心的“另类电影网络”体制。电影先驱德吕克、理论家卡努杜、影评家泰迪斯柯等人通过创办杂志、组建电影俱乐部、举办艺术沙龙等一系列实践，构建起艺术电影传播与教育体系。而在今天，这样的体系依然是我们需要的。而且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这套模式也有新的表现形式。电影节展、电影资料馆、电影博物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等组织机构已经成为持续构建艺术电影沉浸式观影的环境，成为艺术电影日常放映的阵地；自媒体的兴起为电影评论者、创作者、观众搭建了跨时空的交流平台，网络成为艺术电影社群阵地，让散落各处的艺术电影爱好者找到了精神共鸣的天地。可以看出，艺术电影推广核心不在于让艺术电影变得“通俗”，而在于培养能欣赏“不通俗”的电影的观众。

　　在媒介环境快速变迁的今天，传统影院观影模式尤其是商业院线的运营逻辑正面临挑战。虚拟现实电影院、流媒体点播平台、短视频碎片化观看、家庭影院系统，层出不穷。越是如此，艺术电影或许越能成为未来影院存续的重要路径。因为当娱乐消遣类的观影需求可以通过各种便捷渠道得到满足时，影院需要重新定义自身价值，从单纯的放映场所转向提供独特审美体验的空间。艺术电影恰恰需要影院所能提供的沉浸式环境、大银幕呈现和集体观影的仪式感，其精心设计的影像质感、声音层次和节奏控制，在小屏幕和碎片化观看中难以完整传达。同时，艺术电影的核心观众群体往往具有较强的影院观影意愿和文化消费能力，他们追求的不仅是“看电影”，更是一种审美体验和文化参与。艺术电影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可能最终会成为一场广泛的双向奔赴：艺术电影在坚守精神内核的同时，也需以更开放的姿态寻找与时代的接口；观众则在被影像启发、被审美引导的过程中，重新发现那片超越喧嚣日常、可供心灵沉潜的广阔空间。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