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成女工曾遭性骚扰？深圳女工发布性骚扰调研报告

沩水云飞

七成女工曾遭性骚扰？

女工自发调查发布性骚扰调研报告，仅一成求助工会、妇联

下周一，就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反家庭暴力日”了。但女性所遭受的暴力，不仅仅在家庭内，工作场所内的暴力也屡见不鲜。昨日，由来自深圳的女工自发调查的《看见性骚扰！工厂女工被性骚扰公益调研报告》发布。

报告显示，超七成受访女工表示曾有被性骚扰的经历，其中近两成受访女工表示经常遭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有超过六成的性骚扰行为，骚扰者都是被骚扰者的同伴组同事或附近岗位同事。

报告还显示，超过六成半受访者表示曾对性骚扰作不同程度的反抗，但近一半的处理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对于遭受性骚扰，仅有7.3%女工表示会求助工会，5.7%女工表示会求助妇联，两者相加仅一成多。

超九成发生在非工作状态

据了解，调查小组按照《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界定，选出令人讨厌的身体抚摸，令人讨厌的口哨、喊声、色情笑话，令人反感的对身体或外表的评论，眼睛盯着女性的胸部、臀部，收到淫亵电话或黄色信息，要求与其亲吻，要求与其发生性关系等9种被认为是性骚扰的行为方式后，历时一个多月在宝安区、龙岗区及龙华新区对女工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

最终，调查小组在收回的219份有效问卷及大量一手访谈材料基础上，撰写了上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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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72.1%的受访女工表示曾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其中有18.7%的女工表示经常遭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在65.2%的性骚扰行为中，骚扰者都是被骚扰者的同伴组同事或附近岗位同事。

据调查小组成员陈燕娣介绍，女工被骚扰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车间，除此之外厂区里的其他地方也较易被骚扰，32.5%的女工表示曾在车间被性骚扰，“相当于在流水线上上班时，10个女工就有3个人被骚扰。”

不过，性骚扰大多发生在非工作状态，35.9%的女工表示骚扰行为发生在准备工作、上班期间与工间小休的车间里，另有54.9%的女工表示骚扰行为发生在上下班时及下班后在厂房内，两者相加超过九成。

近五成处理结果不了了之

报告还显示，在9种被界定为性骚扰的行为中，令人讨厌的口哨、喊声、色情笑话，眼睛盯着女性的胸部、臀部，令人反感的对身体或外表的评论及令人讨厌的身体抚摸4种行为发生频率最高。53.4%的女工表示曾经遭遇过令人讨厌的口哨、喊声、色情笑话。

但陈燕娣坦言，如果遭受上述四种性骚扰行为，被骚扰者很难留下证据。另一调查数据也对此提供了佐证，虽然有超过六成的受访女工表示会选择反抗，但46%的处理结果都是不了了之。

由于维权很难，受访者只能选择找亲友或者朋友倾诉，但也有10%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告诉他人，主要原因是害怕别人不相信或者害怕被骂不检点。

陈燕娣表示，女工们急切希望能够获得相关的知识及预防举措。在接受调查的219名女工中，仅有39名女工表示不想参加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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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珍月工资的1700元里要寄回去1500元，剩下200元自己用。家里缺钱是因为父亲在外面赌博输钱，而她同样在深圳打工的哥哥弟弟则不用寄钱，父母认为“男孩子用钱的地方很多”。

一位女工，和男友交往多年，想结婚，父母的条件是，“先把家里的房子盖起来”。

一位女工，在按摩场所工作，寄钱回家给哥哥修了小楼娶了媳妇，供弟弟读了大学。27岁那年满怀希望地回家想休息一段，却在几天后憔悴地返回深圳，原来她的家人知道她在按摩场所工作，认为一定是丢了家里的人，新嫂子天天指桑骂槐怕她回来占房子……

阿宝说，表面上看起来，女工们是自愿的，可背后却是严重的“道德绑架”。乖女儿是怎样的，好妹妹是怎样的，这些从小被灌输，成为根深蒂固的认识。因此，大部分女工其实并不能像阿莲那样反抗，只是被动地接受着命运。实际上，女工们并不是没有奉献精神，她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希望家人不要认为那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

月经：

无法公开讨论的痛苦

除了所成长家庭的“隐私”之外，女工们觉得最难启齿的话题，是月经造成的麻烦。女工们说，千百年来形成的月经“太丑”、“不好讲”的观念，导致各种歧视和痛苦。

一切从各自家乡的原始禁忌开始：江西说大年初一来月经，一整年都会倒霉；广西说来月经时，早上梳头不能被男人看到，否则男人会倒霉，还不能割韭菜，否则韭菜头全空了；四川说来月经时不能进祠堂更不能烧香，不然会倒大霉；贵州说来月经时不能走大门要走侧门，也不能走别人家的大门；湖南说来月经时不能结婚，否则家破人亡；云南说来月经时不能摘果子，否则来年果子长出来里面都是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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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性骚扰、职业病、工伤 女工那些难以言说的辛酸与困惑


在许多工厂，90%以上的员工都是女工。

“女工”，在过去的两年多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某杂志关于富士康女工的报道，《打工女孩》等关于普通女工的书籍的出版等，都是诱因。

搜索“女工”，性骚扰、强奸、职业病、工伤、讨要工资等新闻出现频率最高。在深圳，女工因为堕胎、妇科病而被黑心诊所、医院坑骗的新闻，几乎成为例牌。

因为自卑或内向，许多女工一度以为许多问题是自己或自己的家庭的特例，羞于告诉他人。但在工友互相的交流中她们逐渐发现，这是许多女工共同的遭遇。晶报记者直接或间接取得的数百女工的访谈记录显示，许多女工认为：十年来，因为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基本工资的提高，底层工人整体境遇有所改善。但就女工所遭遇的特殊辛酸来说，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一些女工意识到，只有让公众明白女工所面对的问题和背后的深层原因，彻底转变一些传统的观念和认识，才能改变女工的境遇。

●阿珍每月挣1700元，自己却只能留200元零花，其余的1500元要寄回家以偿还父亲的赌债。而她同在深圳打工的哥哥和弟弟则不用寄一分钱，父母认为“男孩子用钱的地方很多”……

●阿燕在月经来的时候请不到假，甚至拿不到“离岗证”去上厕所，因为担心被扣钱和贴通告批评，她一直坐在工位上，最终，血水一直往下流，染红了整个凳子……

●一个女工被同事性骚扰，报警，警察却责问她为何不搬家换工作。向厂方反映后，男工遭遇了警告，可事件引发的舆论却对女工不利，她最终被迫辞职……

●女工们讲述的细节有很多让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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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厂的人群就可以看出某些工厂男女比例的悬殊。

家庭：

感受不到应有的温暖

今年20岁的阿莲去年11月到深圳某酒店做服务员，一个月1700元，工作也并不轻松，可阿莲却相当知足，说“这里的生活挺不错”。她今年春节没有回家也不想回家。

阿莲出生在西部某省，有4个兄弟姐妹，因为是女孩，被寄养在外，11岁才回到父母身边，她觉得自己是家里的局外人，感受不到应有的温暖。

阿莲说母亲甚至连买文具的钱也不给她，五年级时母亲说“女孩上学没用”，劝她辍学，最终她坚持到了初一。辍学后，她在家乡工作，母亲要走她所有工资，不给就会遭遇痛骂。为进一步控制她的收入，也怕她自己交男朋友，母亲逼她辞职去亲戚的餐馆上班。餐馆每个月800元工资直接给母亲，母亲给她50元。下班后她还要去姐姐的麻辣烫夜市义务帮忙，帮忙一年后，姐夫一天过意不去给了阿莲50元，母亲知道后大骂她不该拿，阿莲觉得“妈妈从来没有考虑我。都是赤裸裸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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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着换鞋进入车间，开始一天的工作。

15岁，母亲逼她去母亲在甘肃的老家相亲，看了好多个，最终没成。母亲带她到新疆做摘棉花等工作，仍然拿走她所有的收入。她一直希望家里帮她申领身份证，但没如愿。

18岁的时候，她终于要领到身份证了，可母亲怕她拿到证后出去打工，要求她在拿到身份证前“不嫁也得嫁”。母亲决定把她嫁给一个据说家里有钱的人，阿莲觉得“这辈子真的就这样毁了”，天天哭，可是没用。

父母收了男方三万五的礼金，还有20颗小粒金子，金子让阿莲自己挑，因为挑的金子小了，父亲又痛骂了她，她结婚的时候心里全是痛苦。阿莲说“男方家周围都是山，好像把人困住了。我吃不下饭，就一直坐着、望着、哭着。”

后来，“那个男的”怀疑阿莲和别人联系，打她，阿莲打电话回家哭诉，妈妈说“男人是天，打也是应该的”。阿莲说自己的心当时死了，她想到母亲也许只是怕退回彩礼，她想到“我该有自己的生活”。她隐瞒了自己怀孕的事情，一个人去做了人流，拖着刚做完人流的身子去了乌鲁木齐，火车上，她想，“我才18岁，就要承担这样的事，我真傻，为什么只会顺从。”家人的电话随后追来，说她自私，没良心，“以后不用回来了，我们就当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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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女工们也希望能够得到来自政府及社会机构的支持，36.6%的受访者希望能够得到心理抚慰，28.5%的受访者希望能够得到警察的帮助。不过，仅有7.3%受访者明确提到工会，仅有5.7%受访者明确提到妇联，二者相加仅一成多。

◎专家观点

建立女工互助支持小组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柯倩婷：

防范职场性侵害是企业的责任，工厂和社区也应提供各种形式的活动，提升工人的意识与防范的能力。鉴于性侵害的普遍性，又难以取证和维权，比较可行的方案是，从赋权做起，增强女工的识别、防范的能力，在工人中形成互助和支持的小组，让她们容易得到支持。这些小组也可能成为敦促企业负起实际责任的一个推动力。

督促企业建性骚扰防治机制

北京瑞凯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溢智：

去年开始实施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规定了用人单位有防止工作场所性骚扰的义务，但如何让企业承担起此项责任？一方面行政部门要督促并帮助企业建立有效的性骚扰防治机制，另一方面要保障救济途径的畅通，一旦女工遭受性骚扰，公安、妇联、工会等部门应该及时并专业地处理。（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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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还关心阿莲的是她的小姨，因为她是“上过学的”，她曾问阿莲缺不缺钱。

一个同龄好友说，“你太软弱，一味逃避忍让才有现在的结果。不能再错下去了。”阿莲于是坚强起来，和朋友一起来了深圳。先进内衣厂，后来进了酒店。她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回不去了。如果有合适我的对象，我会接受。我要主导自己的人生。”

奉献：

家里人觉得“天经地义”

阿艳的经历与阿莲类似，她是家里抱养的孩子，记忆中总是要做很多农活，体重60斤时就要挑60斤的稻谷，腿摔破很多处。后来她出来打工，钱几乎全寄回去。收到钱时，家人会和她通电话，提醒她，她欠父母和这个家庭的。她在深圳有了男友，两年后告诉了家里，可父母却并不祝福她，她夹在爱情和家庭之间不知道如何才好，不管怎样选择都“注定要背负忘恩负义的罪名过一辈子……”

女工丁丁说，女工中有被送养经历的人不少，自己接触过4个。女工阿宝说，虽然阿艳和阿莲的经历比较特别，但80%乃至90%的女工都有类似的感受，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阿宝曾和一个女工友聊天，谈到自己的旅游计划要花多少钱，工友却突然毫无征兆地哭了，说“为什么我哥结婚要花我的钱，他老婆生孩子要花我的钱，家里修房子又要我出钱，房子还没有我的分。”原来她的哥哥，没过门的嫂子，还有她都在深圳打工，哥哥嫂子却不用寄钱回家，她却一定要。后来她就反抗说，哥哥不寄她也不寄，结果妈妈就和哥哥联合起来骗她说哥哥也寄了，可最后她发现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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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阿东说 ，因为这些没有任何科学道理的荒唐禁忌的熏陶，加上与性有关，月经成为话题禁忌，人们一般用 “那个”、“大姨妈”、“倒霉”、“亲戚”、 “例假”等来替代。

因为不能谈论，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在“制度上”得到解决。最新的《女职工特殊保护条例》取消了“痛经”假，代之以不得安排从事某些特殊岗位工作的规定，可现实中，普通岗位上的苦恼是广泛存在的。

比如站立作业的问题，很多岗位站立唯一的好处是让人处于紧张状态，让动作更快。平时女工站12个小时脚会肿，月经期间站12个小时更受不了，曾有女工在来月经期间站着站着就晕倒了，被送往医院抢救。平时痛经痛到不能忍受，在床上打滚的女工大有人在，可上班时也只能坚持。

白班和夜班颠倒，女工们因此经期严重紊乱，“最开始知道不正常，后来就认为正常了，大家都是这样”。

许多工厂会控制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没有拿到“离岗证”去厕所，会遭遇严厉处罚。流水线上工作量很大，即使可以去厕所，回来后也会“被埋在货堆里”。所以，女工们尽量不上厕所，带来妇科病等很多问题，来月经的时候没办法换卫生巾则更痛苦。

阿燕曾进过一家小厂，七八十人只有三个厕位，上厕所要排队等离岗证，没有离岗证去上厕所则要罚款还会被贴通告批评。因为等不到离岗证，阿燕来月经了也不敢动，一直坐在凳子上，血往下流，染红了整个凳子……阿燕尴尬至极，第二天上班时一度不敢进车间……因为昼夜颠倒且站着上班，阿燕的月经出现紊乱，最后甚至觉得子宫在往下掉……离开那家厂半年后，阿燕才逐渐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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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月经假，而如果自行休假就只能请病假，一天的工资失去外，还要被扣掉全勤奖，损失几百块才能换来一天的休息。

没有制度支持，在月经问题上，个体的努力往往并不能起到好作用。曾经有一个女工痛经，鼓起勇气说了出来，主管也通情达理，让女工拿个板凳坐在旁边不用工作，这样也不算请病假和旷工。但是忙碌的流水线上，坐在旁边，还是因为月经的原因，其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觉醒：

她们开始用脚投票

各种辛酸之外，女工们也有坚强的一面。

有一个厂的女工，宿舍里没有地方给手机充电，而在充电房充电则经常被偷。后来她们团结起来给厂方写了联名信，最终迫使厂方在宿舍安装了插座。

女工阿梅最初根本不懂劳动法，通过学习后她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连打几场劳动官司并且都获得了胜利。

阿东说，其实最有自我意识的是年轻的90后女工们，她们“用脚投票”，非常坚决地离开不好的工作环境，影响很大。最典型的事情，是某工厂为了留下年轻的90后女工，竟然专门给90后女工设置了一个有空调、装修条件的车间，而工龄较长的女工们则继续被安排在条件不好的车间里。

阿宝说，社会观念的改变还是最重要的。目前社会评价一个女孩，标准经常是：是否处女、胸是否大、皮肤是否白、是否温柔等，而评价男人则大多用事业成就，这本身就很不公平。还有一些商业宣传则近于无耻，比如某医院宣传 “三分钟无痛人流”，把人流形容得仿佛没有任何伤害，“上个厕所似的”，负面效应也不小。只有社会对女性的观念变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工的境遇。

(本文中所涉及的女工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