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然而，德国并没能造出原子弹，它甚至连门都没有入。从1942年起，德国似乎已经放弃整个原子弹计划，而改为研究制造一个能提供能源的原子核反应堆。主要原因是因为1942年6月，海森堡向军备部报告说，铀计划因为技术原因在短时间内难以取得任何实际的结果，在战争期间造出原子弹是不大可能的。军备部将这一情况报告希特勒，当时由于整个战场情况的紧迫，德国的研究计划被迫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方略，也就是不能在短时间（确切地说是6周）内见效的计划都被暂时放在一边。希特勒最后决定，对原子弹不必花太大力气，不过既然在这方面仍然“领先”，也不妨继续拨款研究下去。当时海森堡申请附加的预算只有寥寥35万马克，有它无它都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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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的报告是怎么一回事？海森堡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答案扑朔迷离，历史学家们各执一词，要不是新证据的逐一披露，恐怕人们至今仍然在云里雾中。这就是科学史上有名的“海森堡之谜”。
　　
　　在“海森堡之谜”的核心，有一幕非常神秘，长期为人们争议不休，那就是1941年海森堡对玻尔的访问。当时丹麦已被德国占领，纳粹在全欧洲的攻势势如破竹。海森堡那时意识到了原子弹制造的可能性，他和魏扎克两人急急地假借一个学术会议的名头，跑到哥本哈根去见老师玻尔。这次会见的目的和谈话内容一直不为人所知，玻尔本人对此讳莫如深，绝口不谈。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当时两人闹得很不愉快，玻尔和海森堡之间原本情若父子，但这次见面后，多年的情义一朝了断，只剩下表面上的客气。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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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海森堡去警告玻尔让他注意德国的计划；有人说海森堡试图把玻尔也拉进他们的计划中来；有人说海森堡想探听盟军在这方面的进展；有人说海森堡感到罪孽，要向玻尔这位“教皇”请求宽恕……
　　
　　《海森堡的战争》一书的作者在书中说，海森堡去哥本哈根向玻尔求证盟军在这方面的进展，并试图达成协议，双方一起“破坏”这个可怕的计划。也就是说，任何一方的科学家都不要积极投入到原子弹这个领域中去，这样大家扯平，人类也可以得救。一方面海森堡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服从性，他无法拒绝为德国服务的命令；但海森堡又挣扎于人类的责任感，感受到科学家的道德情怀，而且他又是那样生怕盟军也造出原子弹，给祖国造成永远的伤痕。海森堡面对玻尔，那个伟大的老师玻尔，那个他当做父亲一样看待的玻尔，曾经领导梦幻般哥本哈根派的玻尔，却也是“敌人”的玻尔，视德国为仇敌的玻尔，却又教他如何开口，如何遣词……少年的回忆，物理上的思索，敬爱的师长，现实的政治，祖国的感情，人类的道德责任，战争年代……这些融合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语言和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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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以此诞生了一部轰动一时的话剧《哥本哈根》，第一幕中为海森堡安排了这样的台词：
　　
　　“玻尔，我必须知道（盟军的计划）！我是那个能够作出最后决定的人！如果盟军也在制造炸弹，我正在为我的祖国作出怎样的选择？要是一个人认为，如果祖国做错了，他就不应该爱她，那是错误的。德意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她是我童年时的一张张面孔，是我跌倒时把我扶起的那双大手，是鼓起我的勇气支持我前进的那些声音，是和我内心直接对话的那些灵魂。德国是我孀居的母亲和难缠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知道我正在为她作出怎样的决定！是又一次的失败？又一场噩梦，如同伴随我成长的那个噩梦？玻尔，我在慕尼黑的童年结束在无政府和内战中，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要再一次挨饿，就像我们当年那样？他们是不是要像我那样，在寒冷的冬夜里手脚并用地爬过敌人的封锁线，在黑暗的掩护下于雪地中匍匐前进，只是为了给家里找来一些食物？他们是不是会像我17岁那年时，整个晚上守着惊恐的犯人，长夜里不停地和
　　
　　他们说话，因为他们一早就要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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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弹对海森堡来说，“本质上”是邪恶的，不管它是为希特勒服务，还是为别的什么人服务。战后，在西方科学家中有一种对海森堡的普遍憎恶情绪。当海森堡后来访问洛斯阿拉莫斯时，那里的科学家拒绝同其握手，因为他是“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的人”。这在海森堡看来是天大的委屈，他不敢相信，那些“实际制造了原子弹的人”竟然拒绝与他握手！
　　
　　这种道德观的差异普遍存在于双方阵营之中。
　　
　　德国战败后，海森堡被捕。负责审讯的高德斯密特问他：“你现在愿不愿意到美国和我们一起工作？”
　　
　　海森堡拒绝了。在他看来，这不是政治原因，也不仅仅是爱国。同为量子力学奠基人的玻恩在流亡英国后，海森堡给他写信说，自己之所以拒绝国外那么多诱人的邀请，是因为“我们是为世人托付给我们的科学而活着”。
　　
　　（本刊综合辽宁教育出版社《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中国青年报》2010年12月22日《科学的归科学政治的归政治》部分内容编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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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清致雪霜中时间:2014-08-06　作者:未详　点击:92次 　　1904年，天津，严氏家塾。
　　
　　她十岁，在城西的严氏女塾念书，喜欢穿素净的长棉袍和厚厚的毛坎肩，把一头长发盘进帽子里，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
　　
　　女塾设在严家的偏院酒坊院中，念书的都是严家的女子，也有几个亲友家的孩子，比如她，就是严家世交好友家的女儿。
　　
　　女塾和男塾各居院子的一侧，中间的操场是轮流使用的。女孩子们在操场上体育课的时候，就会把通往男生院子的门关上。
　　
　　这是典型的中国少女的做派，严氏家塾虽开了女性教育的先河，在这儿念书的少女，却仍是羞涩而腼腆，她们小心翼翼地紧闭那扇通往异性的门，同中国几千年来的少女殊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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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她那时只有十岁，没有什么可以挡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透过门上的窗，她看到了另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与她熟悉的女性世界完全两样。
　　
　　她喜欢看他们跑步，读书，高谈阔论，他们中有一个清瘦的男孩子，沉默寡言，毫不起眼，可渐渐地，她留意到，其实他才是最不容忽略的那个。当少年们因为某个问题而争执不下时，大家会征询他的意见，只有他的话能平息两方争端，他天生有一种沉稳气度，能叫人信服。
　　
　　后来，她便知道了，他叫梅贻琦。他是天津本地人，那年十四岁，家中有九姊妹，三年前，他父亲失业了，还染上了鸦片，一家人生活无依，就连玉米面也只能吃到半饥半饱，家境极度清苦。
　　
　　她的家境要好许多，她的祖上曾在天津开设天成号商行，经营近海运输。曾祖父和祖父均是京官，父亲也有候补道的官职。
　　
　　他在那样艰难的境况里讨着生活，却能成为严氏家塾里成绩最优良的学生，让她感到惊讶，换作是她，也许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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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留意了他半年。这年底，男塾迁入天津南开区的新校址，从此，严氏家塾正式定名为了南开学堂。
　　
　　来年年初的时候，严氏女塾也改为严氏女学，设高小、初小两级，并设置国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史地、音乐、图画各课，这是天津最早的女子小学堂，也是全国最早的女学之一。
　　
　　之后的四年，她念了幼师，而他在南开学堂继续求学，他的成绩仍是那样好，四年后，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到了保定高等学堂。
　　
　　也就是在这一年，美国开始把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于是，他又以第六名的成绩考取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准备去美国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
　　
　　又过了四年，他从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和他同船回来的还有严范孙先生，大家都去大沽口码头迎接他们，她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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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她已从幼师毕业，留在了严氏幼儿园和朝阳观幼儿园工作，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关门的小丫头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而他也长高了些，却比以前更瘦了。
　　
　　她听说，他父亲仍然失业，他在美期间把本来就很少的补贴节省下来，接济拮据的家，她还听说，他本来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却因为要赡养父母弟妹，决然回了国，可是，当她仰望他的脸，却看不到任何苦难怨恨。
　　
　　1914年，在大沽口码头的海风里，她站在迎接的人群里踮起脚尖看他，他沉默地微笑，一口洁白的牙齿在阳光下闪烁出美好的光泽，她的心被轻轻撞了一下。
　　
　　他回国后，去了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任干事，而她业余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他们终于正式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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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他去了清华学堂任教，担任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作为系主任，他很年轻，甚至许多他的学生都比他年长，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的男人，他已属大龄，早该结婚生子。于是，许多热心的人开始为他保媒说亲，却被他一一拒绝了，直到年近三十，他终于同意了一桩亲事，介绍人是严范孙先生，对象便是她。
　　
　　这听起来好像很浪漫：他一直不肯娶，直到有人来介绍她，就好像他是为了她才等待了许多年，可惜并不是，他只是为着他的“孝”，他的兄弟说：“他显然是为了顾虑全家大局而把自我牺牲了”，他一直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供养着整个家庭，没有精力也没有钱再供养另一个家，直到他的弟弟也工作了，家中的困窘得到缓解，他才终于将自己的婚事提上了日程。
　　
　　可是她呢，她一直到二十六岁都没有嫁。在那个年代，二十六岁实在不是什么青春年纪了，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一直在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