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卡扎菲显然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超级明星。可是他感受到的外部世界，与真实的世界有多大差距？早期曾采访过卡扎菲的一位美国记者发现，卡扎菲当时用一台很小的索尼收音机，收听英国BBC的阿拉伯节目，“这是他能得到不带偏见信息的少数渠道之一”。这位记者观察，利比亚的电台、电视台、报纸和官方新闻机构都向这位领袖极尽谄媚之能事，他们有选择地报道、无限夸大外部对利比亚支持的消息。卡扎菲的外事机构也被革命委员会的狂热分子所控制，外交部的电报喋喋不休地报告来自第三世界领导人和组织的赞美之辞，卡扎菲于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周围为他编织的一幅幻象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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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与荒诞
　　
　　卡扎菲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戒备森严的阿齐齐亚兵营里，这里也成了卡扎菲权力的象征。新华社记者刘顺曾几次到利比亚采访过卡扎菲，得以有机会走近在外界看来神秘十足的阿齐齐亚兵营，因此很熟悉它的防御体系。
　　
　　“这座兵营占地4公顷左右，四周环绕的高墙，足有４米高、半米厚，全部用钢筋水泥块砌成。所以从远处望去，只能看到兵营高大的水泥墙。”刘顺告诉记者。在兵营外的高地上，架着一些法国造的“响尾蛇”防空导弹，以防空袭；主要入口处都立着一堵混凝土护墙，这是阻止自杀性汽车冲入的；每堵护墙后面都部署了一辆巨大的苏式坦克，以阻止来自地面的攻击。围墙上，则配备有传感器、警报器和监视各通道的遥控红外线照相设备。围墙的内侧，装有厚厚的铁丝网，周围有了望塔，各个入口和城墙周围有手持微型冲锋枪的利比亚士兵把守。
　　
　　进入兵营内部就像走进了迷宫，“道路弯弯曲曲，其间还有许多障碍，至少要经过3道门，每道门都有戴着黑色贝雷帽的突击队员和便衣把守，反复检查、盘问”。到了最后一道门，所有来访者都要下车步行，移动电话一律不准带入，因为据说移动电话可能起到定位作用，摄影器材和人分开接受检查。兵营有多个出入口，到访者出入都被要求走不同的大门，所以，即使去过几次的人也很难弄清自己进出的是哪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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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8月23日，反对派武装占领了象征卡扎菲政权的阿齐齐亚兵营。这座号称原子弹都无法摧毁的堡垒在见证了卡扎菲42年的统治之后“轰然倒塌”。外界这才得以窥见阿齐齐亚兵营的真容：卡扎菲办公楼和铜塑的下方铺着一个复杂的地下通道网络，绵延30多公里，反对派发现了三个出口：一个在的黎波里机场，一个在市中心的绿色广场，还有一个在动物园，靠近里克索斯酒店。一旦的黎波里市内出现战事，可以让卡扎菲的军队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交战区，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卡扎菲家人及重要物资。
　　
　　兵营内部到处是帐篷，大帐篷连着小帐篷，全部漆成绿色。卡扎菲喜欢在帐篷中接待贵宾。这大概是卡扎菲早期的沙漠游牧生活给他留下的印迹。不过此时的帐篷与传统的不可同日而语，里面都配有最先进的通讯设备，如电话、传真机等。卡扎菲的帐篷外面经常要拴上两头骆驼，以便能让他听到他最喜欢的骆驼的声音。
　　
　　在卡扎菲的防卫措施当中，最特别的就是他的女保镖了。喜欢出风头的卡扎菲卡无论到哪儿都喜欢带上这些女保镖。卡扎菲身边的这队女保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元首女卫队。她们执行任务时身穿迷彩服，肩挎冲锋枪。不戴首饰，只在胸前别一枚卡扎菲小像章。
　　
　　除了神秘，卡扎菲另一个最“着名”的特点是古怪、荒诞。他时常有心血来潮、出人意料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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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卡扎菲突然想起一件事要去见纳赛尔，当时负责他安全的警卫队正在南部沙漠训练。于是，卡扎菲就在未通知埃及方面的情况下，孤身一人乘坐直升机去了开罗。直到直升机在开罗上空盘旋时，纳赛尔才知道卡扎菲来了。对于卡扎菲不循常理的举动，纳赛尔也忍不住发怒地说道：“难道他——哪怕一次也行——不能在来到之前半小时通知我一下吗？”
　　
　　1988年，他亲自开推土机推倒的黎波里监狱的大墙，放出400名政治犯；这一年，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阿盟首脑会议上，卡扎菲右手戴了一只白手套，说这是为了与“美国走狗”握手时不至脏了自己的手。
　　
　　中国驻利比亚前任大使王厚立也曾在文章里提及过与卡扎菲有关的两个小故事。有一次，卡扎菲突然来到开罗，说有急事要立即会见穆巴拉克总统。当时中国的国务院领导人正在埃及访问，穆巴拉克只好解释说：他实在拿这位兄弟没办法，只好立即见他，请原谅。几年前，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了班加西附近的一片新住宅楼，可是楼房刚盖好，就被附近许多居民抢占入住。当地主管部门没有办法，只好向上头反映。卡扎菲知道后接见了住户代表，对他们说：“你们是国家的主人，房子就是为你们盖的，住下吧！”于是众人高呼：“卡扎菲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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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3月，喀土穆峰会前夕，外界猜测卡扎菲十有八九不会出席，而他却在峰会开幕前两天就抵达喀土穆，成为最早抵达的阿拉伯国家元首，弄得东道主苏丹措手不及。在卡扎菲座机降落前不到一小时，东道主才知道他要大驾光临，赶紧铺红地毯，还好赶在飞机降落前准备停当。正在参加阿拉伯外长会议的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穆萨得知消息后，赶紧离开会场直奔机场……谁知会议只进行到一半，卡扎菲就提前打道回府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很多情报，都指向卡扎菲的怪诞。有份报告说，他在1985年的马略尔卡岛之行中，化了妆，带着玩具熊，为了安全拒绝睡在旅馆为他准备的床单上。1982年的一份报告说，“据判断，他患了严重的性格变态……在沉重的压力下，当他判断失误时，他常会有荒诞怪异的行为”。还有的报告说，他在过去几年内服用了过多的安眠药，早晨再吃别的药让自己清醒过来；而据另一份报告说，他的抑郁症很严重，以致在阿齐齐亚兵营的走廊里游荡徘徊，“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含糊不清地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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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舞台
　　
　　27岁夺取政权时的卡扎菲，衣着朴素，自言只喜欢住帐篷，对金银珠宝视如粪土。但是，随着统治时间日深，卡扎菲渐渐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2001年“9·11”之后，也许是意识到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打击将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卡扎菲一反常态，强烈谴责恐怖活动，成为当时最早谴责恐怖主义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之一。以此为契机，利比亚与西方的关系有所改善。2003年，利比亚与美英达成对“洛克比空难”的赔偿协议。可是卡扎菲一边与国际社会修好，一边又想让利比亚国民和中东、非洲的盟友们觉得他没有“服软”。
　　
　　2004年，卡扎菲在他的帐篷中会见了前来做破冰之旅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两人席地而坐，卡扎菲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光着的脚伸到布莱尔面前，然后放了一个响屁，令布莱尔非常尴尬。有人评价说，卡扎菲像一个陈年古董，外面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还在采用这些拙劣的表演继续自欺欺人。
　　
　　2009年9月23日，卡扎菲首次出席联大会议，在此之前，他还曾希望在纽约中央公园搭建帐篷，但是遭到居民强烈抗议而作罢。规定15分钟的讲话，卡扎菲用了96分钟，称安全理事会应该改名为“恐怖理事会”。会场中有将近一半的代表都中途离场。无论从相貌还是到“演技”，此时的卡扎菲怎么看都像一个十足蹩脚却又贪恋舞台的小丑，只是历史已经悄然开启了他离开这个舞台的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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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小学毕业的大学教授时间:2014-07-31　作者:未详　点击:116次 　　1939年，湖南大学文学院急需法文教师，到处寻找，没有找到通晓法文的教师。院领导正在着急的时候，英文老师陈世骧推荐：“我有个朋友，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法文水平很高，可以当法文老师。”
　　
　　陈世骧推荐的是金克木。论学历，金克木只是个小学毕业生，但陈世骧说金克木中学里教过英文，从初一到高一四个班的课都由他教，教学效果非常好；他不仅英文好，而且法文水平也好，足以胜任大学教师。
　　
　　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陈世骧拿出北大外籍教授——法国人邵可侣所着的《大学初级法文》，翻开里面的法文序言，序言中赫然写着金克木对此书的贡献。
　　
　　邵可侣是法国巴黎公社着名人物的后代，法语教学中的权威人士，而《大学初级法文》则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科书。既然邵可侣都认可金克木，金克木又亲自参与了教科书的编订，而湖南大学里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所以最终决定聘任金克木。（金克木：《教师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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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金克木18岁到北平求学时还不懂英语，靠着好奇心和钻劲，凭借几本英语工具书，又找了一位要学费不高的私人老师，便在很短的时间内看懂了英文原版书《少年维特之烦恼》、《阿狄生文报捃华》，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也是同样的方式，金克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世界语。1933年，金克木去北京大学旁听邵可侣的法文课，得到邵的赏识，学习效果非常好。之后，金克木整理并校订邵可侣的讲义成为《大学初级法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邵可侣在法文序中特地提到了金克木的贡献。金克木没想到，这便是他当大学老师的敲门砖。
　　
　　金克木也参与到邵可侣组织的“法语圈”的交际活动中，并在一次聚会中认识了着名教授吴宓，相互间很谈得来。
　　
　　金克木的这些经历，陈世骧虽然有个大概的了解，但无论如何，让一位只上过小学而半路出家学法语的年轻人去大学教法语，毕竟很不寻常。
　　
　　紧接着，当陈世骧得知教学课本并不是邵可侣编的那本，而是用英文讲法文的外国书时，便更加紧张。
　　
　　陈世骧生怕自己推荐的人无法称职，所以，在金克木上第一堂课时，他在外面听了半天。金克木一点也不知道，他只是顺顺利利地教好一堂又一堂课，其教学质量得到学校的认可和学生们的欢迎。这应该很富传奇色彩吧。就像金克木所说：“恐怕暗中听我的课的不止他一个。谁能相信一个没出过国的年轻人竟能对大学生用英语教法语做中国话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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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到1946年，金克木在印度工作和学习。他虽然没去哪个大学进修，但有缘到天竺释迦佛“初转法轮”处的鹿野苑，住香客房间，与僧徒为伍，在寺庙中饱读佛教典籍。他再一次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对梵文和佛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因此四处求学，最终得到已归隐的法喜老居士的真传。法喜老居士曾在印度的大学教书，后又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他因为不适应严寒气候而回到印度。许多人慕名而来，向他学巴利语、学佛教，但从没有人找他学梵文。金克木是他的唯一的梵文学生，他倾全力将自己的学问传给了金克木。金克木曾在《父与子》一文中提到当时的教学：“熟悉了以后，白天也让我去，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他很少戴上老花眼镜查书。先是我念、我讲、我问，他接下去，随口背诵，讲解，引证，提出疑难，最后互相讨论。”在这样的学习中，金克木精通了梵文和佛典。当他1946年回国时，他其实已成为中国某些领域中的“稀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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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克木一到上海，郑振铎就说推荐他到大学教梵文，但没能如愿。也许是因为金克木的低学历吧。
　　
　　紧接着，曹未风告诉金克木，说吴宓先生在武汉，可跟他联系。金克木与吴宓很熟悉，吴宓很看重金克木，马上向武汉大学推荐。
　　
　　吴宓当时是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又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其学问及人品则是学界普遍推崇的，所以，他的举荐是很有分量的。但吴宓也没想到，他推荐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而文学院长刘永济却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
　　
　　原因跟金克木第一次当大学老师一样。当时武汉大学也找不到教印度哲学的合适人选，而这门课程又是必修课，金克木正好填补这一空缺。
　　
　　推荐人吴宓不放心了。他十分认真地对金克木说：“你教语言文学，我有信心。到哲学系去，我不放心。”金克木回答：“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直接资料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度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以为有把握。”（金克木：《教师应考》）
　　
　　吴宓仍不放心，于是也像陈世骧一样，在教室外听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课。
　　
　　从此，金克木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从武汉大学到北京大学，跻身中国最优秀的教授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