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事评——小故事点亮你的智慧人生

为生歌唱

　因为何九叔是入殓师，承担着相当于今天法医的职责，他要对一个非正常死亡的人出具相关证明，并为此负责——至少，武松回来，一定会找到他了解情况。这种责任会让他不得不较真。这正是王婆担心的。
　　
　　但是，西门庆不担心，他只用十两银子就搞定了何九叔。其实，何九叔不是贪十两银子，他是怕西门庆。西门庆只是用这十两银子暗示何九叔：这事是我的事。你要是不明白这个事，你就摊上事了，摊上大事了。
　　
　　为什么何九叔那么怕西门庆呢？两个原因：西门庆是个刁徒，西门庆把持着官府。
　　
　　在封建社会，普通百姓最怕的就是两种人：流氓和贪官。
　　
　　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窦娥碰到的不就是流氓张驴儿和贪官桃杌吗？不就是这两种人把窦娥送上了断头台吗？读《水浒传》，常常让人联想到元杂剧。二者产生于相近的时代，同一个社会。
　　
　　何九叔一验尸就断定：武大郎定是中毒身亡。何九叔大叫一声，往后便倒。王婆便道：“这是中了恶，快将水来！”喷了两口，何九叔渐渐地动转，有些苏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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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他悄悄告诉老婆：“武大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声张起来，却怕他没人做主，恶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蜂剔蝎？待要胡卢提入了棺殓了，武大有个兄弟，便是前日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归来，此事必然要发。”于是，急中生智，假装中邪，昏迷过去。老婆便道：“如今这事有甚难处。只使火家自去殓了，就问他几时出丧。你到临时，只做去送丧，张人错眼，拿了两块骨头，和这十两银子收着，便是个老大证见。他若回来不问时，便罢。却不留了西门庆面皮，做一碗饭却不好？”
　　
　　可怜的武大郎，他的性命就做了何九叔夫妻的一碗饭了！
　　
　　当人们主持正义却要冒砸了饭碗的风险时，人们往往选择饭碗而丢弃正义。对利害的考虑总是压过是非的判断，这是一般人性。
　　
　　像何九叔这样的普通小民，心中是有是非、有良知的，但是，假如他们得不到保护，独自主持正义的成本太高，高到他们无法承受，他们只能选择沉默，并且，在沉默中成为罪行和恶人的同谋。
　　
　　在非公民社会，大多数情况下，普通的芸芸众生既不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更不具备保护他人、维护正义的能力。邪恶肆虐之时，普通人就是鲁迅先生所沉痛揭示的两种人：被糟践的示众材料和沉默不语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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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九叔明明知道武大郎是被毒死的，但是，他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做沉默的看客。
　　
　　假如没有武松，或武松永不回来，或回来后不去威逼他说出实情，他就会永远沉默，让无辜者冤沉大海！
　　
　　其实，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沉默，我们本来无须英雄。我们可以自己救自己。
　　
　　英雄爆发的时候，正是大多数人沉默的时候；英雄挺身而出的时候，正是大众不敢出头的时候。因此，有“水浒”式英雄的时代，一定不是一个好时代。孽生和需要英雄侠客的世道，也一定不是一个好世道。在委屈和凌辱中只会巴望英雄侠客出手的人，一定是个懦夫。
　　
　　问题是：是什么把人民变成了懦夫？
　　
　　答案是：成本核算。当一个人为了主持正义，却不得不付出不该付出的代价时，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就变成了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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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士官学校的尴尬时间:2014-07-01　作者:未详　点击:139次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初级军事学堂）而进入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优秀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了中国。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的比国内所记载的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蚁屋书房出的《陆军士官学校关系者》，里面记载蒋百里是一个日本陆军历史上令他们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第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
　　
　　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难堪，接着宣布第二名，谁知还是中国人。这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将军蔡锷。这样一来，引起的骚动更大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了一下——不幸，这次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代，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为第三名。想想前四名内，日本人不过半数也尴尬，又递补了一个日本学生作为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另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军司令官、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林仙之、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上课，以免同样的场面重演。
　　
　　蒋百里得了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谁知道百里将军说的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顺便说一句，中国人里那个唯一没有中奖的是谁呢？据说此人有过目不忘之才，可是生活优越，读书不如另外三位用功，学习成绩一般，但谈起用兵来可以彻夜不眠。这个人就是孙中山麾下的粤军名将——许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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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倾听时间:2014-07-01　作者:未详　点击:140次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说：“什么时候，你能与一个老人待一个下午，饶有兴趣地听完他精彩或不精彩的人生故事，那说明你已经成熟。”
　　
　　但你有这样一个闲散的下午吗？不是你没有时间，而是你没有耐心。正是因为你没有耐心，所以失去了机会。
　　
　　曾祖母在世时，经常给我讲家族史，说曾祖父如何到上海去做生意……那时我准备高考，没时间听；后来，我奶奶给我讲爷爷在旧政府做事的趣事，讲她与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一起上学的故事……那时我在找工作，也没有时间听。
　　
　　现在，我想收集一些家族资料，为后人留下点文字，但她们都已随风而去。
　　
　　我们正在丧失倾听的姿态、倾听的心态，并且从个人心理泛化到了社会心理。酒桌上的杯来盏去、絮絮叨叨，不会有人倾听；充满了官话的报告会，也不会有人倾听……倾听需要有一种“空杯”的心态，迎接它，容纳它，消化它，记住它。
　　
　　崔永元发起、筹划了一部纪录片——《我的抗战》，他花了10年时间，走遍大江南北，采访了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收集的影音资料长达10万小时。但遗憾的是，他制作出来的纪录片电视台不愿意播，因为这样的片子“无人倾听”。
　　
　　小崔曾经非常愤慨，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的是搞对象的节目，而在日本却是严肃的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那些无厘头的搞笑剧、穿越剧、荒诞剧，却不能“倾听”关于民族的真实故事？
　　
　　这事不能深思，一深思，就会觉得可怕。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中华民族真是奇怪，五千年了，基本上是在混，不过能混五千年真的很伟大，很了不起。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曾来杭州做讲座，说中国人都在混日子。他说混日子不是说现代的中国人混日子，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不混日子的时候。
　　
　　陈寅恪的话，贬中有褒。顾彬的话，就剩下贬了。不要说顾彬先生是愤青，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的思想过于简单，我们想得最多的是生存，而不是生存的质量和尊严。
　　
　　记不起哪位作家，把金庸先生《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视作中国人的典型。韦小宝是一个“生存至上”的人，他非常平庸，不重情，他的“义”是随时可以变通的，只要对自己有利，他就会去干。
　　
　　这就是“混”。
　　
　　人们以“混”为乐，不需要清醒，也不需要反思，当下“混”得好，有酒喝，有饭吃，有房住，有份轻松的工作，一切OK。
　　
　　顾彬说，生活中你可以贫穷，可以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可以买不起房子……但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拥有它、一定要守住它，这就是信仰。
　　
　　但如今又有多少人还拥有信仰？我们所谓的信仰，也许就是赚大钱、住大房、开豪车、娶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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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种生活时间:2014-07-01　作者:未详　点击:85次 　　我曾有一个风流不羁的朋友，他从初中开始早恋，一发不可收拾，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换女朋友。那时的我年少无知，甚是羡慕。一直到20岁时，他仍然如此，他常问我们是怎么做到可以跟一个女孩子相处那么多年。
　　
　　他相处过最久的，只有半年，他们分手那天，我陪他坐在楼下。我说：“这个挺好的，而且你们相处得也挺好的，为什么又要分手呢？”他只是目光呆滞地看着天上，过了很久，才若有所思地说：“我感到害怕，害怕和一个人相处那么久，然后再也不分开，一辈子就对着一个人，这样的生活太平淡了。”
　　
　　我也曾想过这个问题，同样无法想象一辈子对着一个人，过着一种生活，看一种风景。后来我告诉朋友们：“以后我结婚了，和妻子生下一个儿子，然后去父母面前跪下磕三个响头，说：‘我是独子，好在如今咱家有后了，再见。’从此一生漂泊，四海为家。”朋友们听了只是觉得好笑，他们举起手中的矿泉水，说：“牛掰，干一个。”
　　
　　回想起十多岁时，我们总是不上课，成群结队地游荡在外。并不知道自己要干吗，对未来也没有打算，只是觉得很自由自在。我们总觉得，每天待在教室，会闷死，觉得生活不会再有变化了：早晨起来去学校，一直到夕阳西沉，然后结束一天。那是我人生里最想变成一只鸟的时期，希望可以飞起来，甩开这钢筋丛林的地方，在天空眺望远方，去我目所能及或者目所不及的美丽的地方。
　　
　　有时坐在长江边，看着对岸，陷入深思：人生就像这河的两岸，游过去游回来，才有截然不同的风景，却从来没有思考过，什么才是自己最想要的风景。
　　
　　年少的不安和躁动，也许是每个人必经的。小时候，我以为我爹是一只没有脚的鸟，永远都在飞，没有办法停顿下来。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难免漂泊。小学时我就已经会说粤语、上海话和重庆话了。后来某年回到老家，去到父辈们生活过的老房子，走进爸爸的房间，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些布票和一本满是灰尘的笔记本。打开笔记本，第一页写着“走尽天下路，看遍天下景”。才明白爸爸年少时有一颗和我一样躁动不安的心。
　　
　　初中毕业后，我不想再上学，但是当舅舅问我“那你打算干吗”时，我一个答案都没有。我只是想与众不同，不想与千万人过同一种生活，却不知道这种与众不同的意义是什么。就像小时候美术课老师要我们画西瓜，全班就我一个画了个黑底绿纹的西瓜。
　　
　　后来我去海口上高中，那是最难熬的三年，孤独而且寂寞。坐在大海边，我忍不住笑自己，现在终于与众不同了，一个人跟曾经所有熟悉的地方和人隔海相望。我才明白，这些全是无知地追求一种虚无的特立独行所付出的代价。开始有淡淡的后悔。
　　
　　在小时候的那堂美术课上，最后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虽然你画的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可是全班也就你一个人没有画出西瓜来啊。”因为追求不同，反而毁了事物的本质，这便是所有追求非主流的人都犯过的错误。
　　
　　后来，我开始变得安分，和所有人一样，静下心来，考上了一所大学。初中时的那些朋友也一样。大二的冬天，那个最风流不羁的好朋友告诉我，他要结婚了。我觉得不可思议，连问了好几个人才确定是真的。我曾以为他永远不会结婚，至少不会是最早结婚的。
　　
　　回到重庆参加他的婚礼那天，看到他站在台上，和新娘四目相对的瞬间，他忍不住流出泪来；说“感谢父母”时，他又流出泪来。那天他和所有人一样，摆起所有结婚的人都会摆的酒席，而身旁牵着的那个平凡姑娘，绝不会是他交往过的那么多女孩子里最特别的一个，但她是唯一一个和他步入婚姻的姑娘。我们站在台上为他唱起张宇的《给你们》，心里感触良多。我们曾最害怕波澜不惊，此刻却真心地为这所有人都会经历的平凡的幸福感动不已。
　　
　　不管我们曾爱过多少人，最后留下来的，一定是那个让你习以为常的人，也只有平凡和平淡才是能让人习以为常的生活。也才突然发现，原来我已经开始理解生活，早已摒弃了以往无知的追逐。
　　
　　正如杨绛先生在《一百岁感言》里写道：“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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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渔者时间:2014-07-01　作者:未详　点击:203次 　　一片宁静的湖泊，面积不大，湖水碧绿，偶尔有鱼儿浮出水面吹个气泡，旋即逃遁了。恰逢三月，湖岸四周的油菜花，芳香四溢。一位老人家坐在湖岸边怡然自得，一根烟抽完收一次网，总能在3至5次的几率中捕获一尾鲫鱼，微微泛黄的鱼背，体态丰盈饱满，鲜活乱蹦。到午后，老人家的鱼篓里已经收获了小半篓的鲫鱼。
　　
　　瞅一眼老人家的捕鱼工具，简单到令人咋舌，五根发黄的竹子，一张缝缝补补千百次的旧渔网。再看老人家捕鱼的方式就是傻瓜式的收网，每次老人家抽完烟，旋即收网，收网的方式就是拉一下系在竹竿一头的绳子。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老人家无意地运用了这一方法，用四根竹子支撑起一张渔网，再用一根竹子做支点，一头插在岸边的土里，另一头系上绳子，稍稍一用力，轻松就拉起了整张网。杠杆原理他不一定懂，但在实际操作中，他却能融会贯通，这就是智慧。
　　
　　夕阳西下的时候，湖岸四周宁静而优雅，令人流连忘返，但凡经过的路人总会随手掀开老人家的鱼篓瞟一眼，然后啧啧称赞，流露出一副艳羡的目光。
　　
　　当天边的残阳退去，只剩几片血红的晚霞时，老人家开始最后一次收网，一尾肥硕的大鲫鱼被网住了，于网中不断地翻身。当最后一尾鲫鱼入篓的时候，鱼篓已经盛满了。老人家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凯旋式的笑，老人家不光钓来满腹的好心情，也钓出了自己的智慧果实。
　　
　　相信许多路人看过这种简陋的捕鱼工具后，心中都结了这样一张由五根竹子组成的破网，都试图去将它兑换成现实，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现实中得到。因为大家都太忙了，就算神仙来替你编织好那样一张网，你也未必有时间去捕获一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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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上天送来的礼物时间:2014-07-01　作者:未详　点击:188次 　　在1935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7岁的秀兰·邓波儿获奖，同时她从颁奖人那里得到了这样一句评价：“圣诞老人送给人类的最可爱、最可亲的圣诞礼物。”此后多年，这个说法常常在被修改后，用来称赞各种童星，但没有一个童星可以像她那样，完全当得起“上天的礼物”这样一个称号。
　　
　　她的确是个奇迹。在她母亲的回忆中，她出生之后，从来不曾患病，也不会半夜醒来哭闹，3个月大的时候，就拒绝用奶瓶，家人得用汤匙来喂她。她学东西特别快，6个月大的时候学会说话，13个月大的时候会走路，4岁开始拍电影后，这种学习能力又表现在背台词和表演上。她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对待片场里发生的一切，但结果出人意料，她要求母亲在开车时给她念台词，演员比尔·罗宾逊在拍片期间教她舞蹈，这些舞蹈包括一个软鞋舞、一个木鞋华尔兹、三个常规踢踏舞，她只是听着他的脚步，就基本学会了。据说，她的智商达到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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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令人迷惑的是，她在电影里呈现出的性格，也就是她在现实中的性格，早慧、活泼、笑容可掬，孩童身上通常会有的劣行，都没有在她身上出现过。她有点像顾城所评说的薛宝钗，是一个有“空性”的人。作家查尔斯·埃克特也曾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说她“没有本我、自我和超我，她是原欲的具体体现”。别的童星被称作“天使”“精灵”，像是一种超出的赞美，但当人们用这些词语描述秀兰·邓波儿的时候，却没有一点过度的嫌疑。她是空的、透的，却又不像许多有空性的人那样，是冷的、淡的，她是暖的。无论在电影里，还是在现实中，人们都在搜寻有这种品质的人。或许在成年后，她渐渐丧失了这种品质，但至少在她的童年时期，她曾是这种品质的代言人。
　　
　　她的确有一种“上天的礼物”的属性，她所获得的一切，都像是人们给这件礼物的回馈。她获得奥斯卡奖时，颁奖者、制片人、幽默作家欧文·S。科本是这样评价获奖者的：“屹立在电影界的一位伟人……演员中一位卓越的人物，由于她在1934年取得了不朽的、惊人的巨大成就，我们要授予她一项特别奖，获奖者就是秀兰·邓波儿。”随后，还在颁奖时说了那段著名的话，“亲爱的，当圣诞老人把你变成一个芳香、动人、有两个小酒窝、面带笑容的娃娃，从造物烟囱投入人世时，他给人类送来了最可爱、最可亲的圣诞礼物，你使这个疲倦而古老的世界心花怒放，通过你天才的艺术气质和自然的表演，千万个孩子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千万个老人也随之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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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出现在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危机需要她这样的礼物，危机也烘托出了她的美好。
　　
　　关于那场危机，已经有足够多的描述了，失业，减薪，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重的盘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孩子得轮流吃饭，一人一天。也正是在这种危机中，精神上的慰藉变得非常重要，那10年也成为电影的盛世，到了1939年，美国的电影票房是7亿美元，分摊到每个家庭是25美元，这笔钱在当年，可以买到60磅肉。
　　
　　秀兰·邓波儿在经济危机降临前一年出生，在危机中长大，并成为最著名的明星。她提供给观众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欢乐洋溢，还有更深层的抚慰。作家查尔斯·埃克特在他的文章中强调了她的作用：“在所有这些影片中，她主要的作用都是去软化铁石心肠（尤其是富翁的铁石心肠），代表别人去吁请，敦促两个对立社会阶级的成员互相沟通，有时还可获得新生。”他甚至把她的电影称为“诺丁汉花边”（英国19世纪60年代诺丁汉地区，由童工在极其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下生产出的花边），认为她的电影柔化和软化了那个时代，制造了一种沟通的可能性，一种欢乐的幻觉，一种爱的氛围。
　　
　　她在现实中的逸事，是这种能力的延续，为她的神话提供了更多佐证。1936年，罗斯福总统接见她，她朝总统夫人的后背丢小石头，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怀疑她是被人指使。胡佛去跟她谈话，她用手指头在他手心里跳舞，他的心瞬间软化。后来，她甚至跟这个声名不佳、冷酷残忍的家伙成了朋友，或者说，闺密。她退出银幕之后，开始从政。某次，她的住处丢失了珠宝，胡佛在3天之内帮她找回，还奉上这样一段话：“警察的目的是抓小偷，我的目的只是让你笑，所以我能抢在他们前面。”
　　
　　天赋加时势，使她无可替代、无法复制，也让她的去世，引起那么深、那么广的追怀。